浅谈沙飞纪实摄影中的现实主义审美范文

摘要：《晋察冀画报》的抗战纪实摄影真实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印痕。画报社负责人沙飞以战地摄影家视野聚焦抗战时期的社会现实。他的摄影作品，纪实性、批判性和朴素美多维度对立统一，呈现出特殊历史语境中存在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内在关系，其以浓郁的人文情感和高亢的家国情怀照进心灵，表达出沙飞为追求人间正道的人生理想而艰难求索的奋斗历程，凸显了太行山红色文化独特的时代气质。

关键词：《晋察冀画报》；抗战纪实摄影；现实主义批判性；人文关怀

冀中平原土地肥沃、良田遍布，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太行山形势险峻，是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分界线，也是连接东西、由西北挺进中原的咽喉要塞，历来被视为兵要之地。1937年11月中旬，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遵照党中央、主席的指示，聂荣臻司令员带领八路军115师部分人员留驻五台山地区，建立了晋察冀边区地方党组织，领导各抗日阶层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民主政权建设、军事斗争和发展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均取得辉煌成就，被中共中央和主席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1940年初，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发展成为包括晋察冀边区、冀中、冀热察三个战略区的华北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民主政权建设史上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文出版的重地上海、香港被日军全面占领，大批爱国文人撤向西南后方，全国的出版业处于停滞、瘫痪状态，国家遭受着空前的劫难。战地摄影记者沙飞和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在聂荣臻等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在日军一次次的扫荡且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办了《晋察冀画报》，当时被国内外称为“奇迹”，成为抗战中中国形象的标志。《晋察冀画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发行的第一份以刊登照片为主的综合性画报。画报以军事新闻摄影纪实为主要内容，同时也编入一些文学和美术作品，真实记录了八路军的“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等战斗情况和晋察冀边区的军民生活。

一、晋察冀画报社的建立及其在抗日战

争中的作用1939年2月，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成立了摄影科，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正式摄影组织。1941年7月，晋察冀军区在河北平山陈家院举办摄影训练班，沙飞担任教员，赵烈任队长。之后，在平山县蛟潭庄，沙飞组织并举办了第一次摄影展，社会反响热烈，沙飞因此受到启发，提议成立画报社组织。1942年5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正式成立，沙飞任主任，赵烈任政治指导员。画报社下设编校、出版、印刷、总务四股。沙飞兼任编校股的股长，章文龙、赵启贤担任文学编辑，唐炎担任美术编辑，杨国治、张进学、白连生等担任摄影记者，裴植、李遇寅分别任总务股正、副股长，刘博芳、王秉中分别任出版股正、副股长，张一川担任印刷股的股长，何重生担任制版、印刷总技师，鼎盛时期全社共计200余人。1942年7月1日，在河北平山县碾盘沟村，《晋察冀画报》正式创刊（印制一册）。画报朴素、美观。画报创刊号主要由沙飞编辑，章文龙、赵启贤等负责照片说明、文字和美术编辑工作，所有稿子由聂荣臻、朱良才、潘自力等亲自审阅。创刊号使用中英两种文字，由刘柯、李伦译成英文，请班威廉、林迈可等国际友人帮助校正，封面彩色套版印刷，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名义出版，画报社形成相对完整的采编、印刷、发行机构。7月7日，第一次印刷1000本，发送到各军区、边区、军分区、专区党政机关和有关部门，还寄到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其他根据地等，此外，还在重庆等地传播，甚至委托外宾带到国外，同时还在晋察冀边区和延安的新华书店以及全国各大书局销售，由不同途径传至苏联、美国等20多个国家。这本画报还直接影响到《冀热辽画报》《人民画报》《山东画报》的创建和发行。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阶段，《晋察冀画报》的现实主义审美与时代精神影响深远，在抗日宣传和群众动员工作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社会作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画报社在1942年5月至1948年5月的六年时间内共出版了《晋察冀画报》13期，印刷约32000份，与此同时还编辑印刷了《近影集》《解放画刊》《时事专刊》《晋察冀画刊》等同类书刊18种，其中《晋察冀画刊》从1946年12月30日至1948年5月，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共计出版44期，平均12天1期，共发行44万份。1944年12月至1945年7月，阜平洞子沟和沟外不远的坊里村连续举办了3期摄影训练班，培养专业学员60多人。画报社先后培养了专业类干部140余名，对外发稿5万多篇，举办图片展览300多次，其对解放区新闻摄影和画报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晋察冀画报社是抗战时期以军事新闻为主的摄影人才的聚集地，被称为中国革命摄影的摇篮。《晋察冀画报》以文献纪实为主，真实形象地报道了晋察冀边区军民团结一致英勇抗击日寇、建设根据地等实地情况，集中宣传了八路军在反扫荡斗争中和在反攻阶段攻城夺垒、歼灭敌人的辉煌战绩，对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激发群众支援抗日的热情、瓦解敌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史上居于重要地位。

二、沙飞现实主义纪实摄影风格的形成

沙飞（1912－1950），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人，“沙飞”意为“飞向自由的沙子”，少年时受司徒家族的影响，司徒美堂帮助过孙中山，司徒慧敏参加过大革命和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司徒乔画过鲁迅。1936年沙飞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最初因一张题为“奥匈帝国菲迪南大公被刺杀”的照片受到启发，沙飞的摄影转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其爱憎分明，具有社会担当意识。沙飞喜欢文学，崇拜鲁迅，读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诸多著作，接受了进步思想。他思想活跃、敏锐，是富有浪漫主义气质的理想主义者。鲁迅是新兴木刻运动的导师，1936年10月8日，沙飞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次全国木刻展览会”期间见到鲁迅先生，并为之拍摄组照《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在一起》，作品真实地记录下鲁迅和蔼地与青年木刻家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亲切交流的情态［1］。这组照片在新闻界引起巨大反响，在刊登发表时，他严谨地备注“沙飞密拍”。1936年10月，沙飞拍摄并发表了鲁迅最后的留影和关于葬礼的系列作品，这些照片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沙飞崇拜鲁迅先生，视鲁迅为精神导师，深受鲁迅思想的影响和左翼文化的启发。“鲁迅精神”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他的政治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微，看得远”；二是“他的斗争精神”，“他看清了政治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绝不中途投降妥协”；三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2］鲁迅的文章文风犀利，批判性强，具有一定的洞察力、辨别力和批评力，是历史文化的重要建构。他立足于民族主义的批判性，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分析鞭辟如里，爱憎分明，个性鲜明，睿智犀利，入木三分。沙飞早年与鲁迅先生接触过，鲁迅精神作为一种无形的内在力量成为沙飞革命现实主义摄影的思想指引。抗战时期，沙飞的摄影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根据地生活和战事情况，旗帜鲜明，政治立场明确，既有现实主义内涵，也有人文主义关怀。他作品的历史指向性直接影响到晋察冀画报社工作的开展和发展。1936年12月，沙飞在广州举办个人影展，1937年6月在桂林再次举办影展。1937年11月15日，沙飞在《广西日报》发表文章《摄影与救亡》，写道：以摄影为战斗武器“唤醒国人”“鼓舞士气”“抵御外族侵略”，他认为，艺术的任务就是帮助人类，去理解自己、改造社会、恢复自己。抗战爆发后，沙飞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在平型关大捷时，认识了时任八路军115师政委的聂荣臻，1941年，他在晋察冀根据地蛟潭庄村举办街头摄影展，社会反响热烈。他受到启发后产生了创办画报社的想法，1942年5月创办晋察冀画报社。画报社得到了聂荣臻、吕正操等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在物资极度紧缺的困难时期，甚至动用金条、烟土，冒着生命危险翻越日军封锁线到国统区购买胶卷、摄影器材和印刷设备等。《晋察冀画报》的摄影资料涵盖了八路军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包括政权建设、国际友人、边区生活、生产自救、民众支前、优待俘虏等大量的历史纪实摄影资料。沙飞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思想和情感指向，他的镜头留下了当时真实而珍贵的情景。在设备简陋、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作品体现出艺术家对于摄影事业所倾注的激情和意志。沙飞作为战地摄影记者和抗战军人中的宣传干部，他将照相机视为对敌作战的有力武器，他为此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不顾个人安危，全身心地投身到画报社的发展事业中，表现出了极大的革命热忱和严谨认真的敬业态度。他的摄影在艺术美学上呈现出纪实摄影独到的艺术审美特质，作品暗示出历史深处珍贵的岁月光影。

三、抗战时期沙飞纪实摄影的审美内涵

1942年5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了当时文艺创作的历史使命和创作定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倡导根植于农民生活和红色革命事业，对文艺创作的立场和方向提出新的要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革命文艺的中心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来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3］。延安文艺座谈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是沙飞初到华北抗日前线第一次成功的摄影系列作品之一，也是他以摄影记者（全民通讯社记者）身份拍摄的摄影佳作。1937年10月，经聂荣臻介绍，沙飞赴杨成武部队采访，部队连克灵丘、涞源、易县、蔚县、繁峙、紫荆关等城镇，沙飞随部队挺进敌后，辗转于太行山各地。在随部队到达河北涞源时，沙飞拍下了这组以长城为主题的系列作品，包括《塞上风云，向长城内外进军的杨成武支队》（1937年秋）、《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1938年春）、《插箭岭战斗，八路军指挥所》（1937年秋）、《八路军在古长城上欢呼胜利》（1938年春）等。《塞上风云》刊发在《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封面上，《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刊发在《晋察冀画报》第4期（1943年9月），沙飞因此被誉为“长城影像史上第一个有意识利用长城的象征意义来表达摄影人思想、感情的摄影师”。作品以长城为背景，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中表达出中国人民奋力抵制外来入侵者的坚强决心。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成为中日战争中残酷战斗的实际战场，这些以长城为背景的纪实摄影，体现出朴素的历史意义、忘我的精神情怀和爱国主义思想，呈现出红色革命精神的重要内涵。此外，以抗战纪实摄影为题材的，还有《沙原铁骑》《八路军攻克平型关》《百团大战前夕》《保卫祖国，保卫家乡》等历史纪实性珍贵照片。沙飞的摄影作品富有人文主义情怀。1938年5月，沙飞由于身体原因，在山西五台县耿镇河北村军区卫生部调养。6月，由白求恩率领的医疗队从延安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五台县金刚库。由此，沙飞与白求恩认识并开始交往，沙飞为白求恩同志拍摄了关于生活和工作的系列作品，如《白求恩在山西五台松岩口模范病室动手术》《白求恩与自卫队队员》《白求恩在享受日光浴》等。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去世。白求恩去世后，沙飞拍摄了《白求恩遗容》《安葬白求恩》等系列作品。这组作品在艺术处理思路上，与鲁迅先生的主题组照相近。1942年7月7日，沙飞精心编辑了一组“纪念国际反法西斯伟大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博士”的专题摄影作品刊发在《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上，它们是《白求恩大夫在前线施手术》《为伤员输血救济》《白求恩在工作之余给农村小女孩递樱桃》《白求恩博士遗像》等［4］（P90－91），表达出中国军民对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缅怀之情和他对战地友人的深切怀念，讴歌了白求恩博士无私的奉献精神、极端热诚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1940年9月14日的《抗敌报》上刊发了一篇介绍解救和送还日本小姑娘美穗子全过程的文章，并配发了沙飞的摄影照片《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文章中录入了聂荣臻将军致日军的信：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1940年8月）是沙飞所拍摄的“将军与幼儿”组照之一，刊发于《晋察冀画报》创刊号的系列组图还有《聂氏爱之，给予哺食》《委托村民送回敌方》等［4］（P63），这些作品叙述了“百团大战”期间，聂荣臻照顾日本小女孩美穗子姐妹的情景及委托当地老百姓封奇书把日本小女孩送到日军驻地，也成为抗战时期人文主义精神的历史见证，体现出聂荣臻元帅宽容大度、博大胸怀的高尚品质，同时也体现出现实主义摄影朴素的人文情怀和平凡意义上的史学价值，具有朴素美和批判性特征。

四、结束语

聂荣臻在《晋察冀画报》的创刊号题词中写道：“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的画刊里。”威廉教授说：“《晋察冀画报》就是要向世界昭示八路军在边区所做的工作———这也是我积极支持的，我认为与边区部队所取得的成就相比，画报内容是公正的，甚至是低调的。”［4］（卷首语）《晋察冀画报》真实地记录下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历史，表现出特定历史语境中对于社会现实和人民生存状况的关注，也体现出人文主义的关怀和对民族解放事业的真实记录。《晋察冀画报》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岁月里发生在太行山红色抗日根据地的光辉事迹，而且对唤醒民众团结抗日、增强民众争取抗战斗争胜利的信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沙飞被称为“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先驱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摄影史上划时代的人物”［5］，他的抗战纪实性摄影作品倾注着关于时代的人文关怀，其现实主义创作思路的纪实性、批判性和朴素美的定位，使得抗战摄影作品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气质，其时代印迹和人文纪实性也成为红色影像最为突出的特征，诠释出特定历史时期“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存在状态，体现出摄影家沙飞至真的艺术追求和崇高的人生理想。

参考文献：

［1］中国摄影家协会．穿越历史的回声：中国战地摄影师（1937－1949）［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4．

［2］．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石志民．晋察冀画报（第1－13期）［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

［5］沙飞摄影：最真实的抗战［EB／OL］．

作者：封振国 刘国胜 单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