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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化翻译

2015/12/01 阅读:

一、引言

史学界多数历史学家一般将公元1500年视为世界历史的分水岭,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就持此观点[1],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将该书内容分为公元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公元1500年以后的世界两部分来论述[2]。虽然这些从事世界史学者的观点从国别而言无疑具有西方中心论的嫌疑,但从全球公元1500年前后的世界发展格局比较而言是不无道理。对公元1500年前后的西方世界,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欧洲历经1000年中世纪的结束。兴起于意大利14世纪末的文艺复兴运动,在15世纪、16世纪波及西欧各国。而在16世纪初,随着马丁•路德开启了德国宗教改革的先声,英国安里甘宗和瑞士加尔文宗等新教不断涌现。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时期希腊罗马世俗文化的译介还是宗教改革时期对宗教经典《圣经》的诠释和解译,无不通过文化翻译实践来实现。文化翻译实践在继承古典文化因子和改革与创新基督教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文化翻译实践置于公元1500年左右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西方社会文化语境下,对文化翻译实践和此时社会文化语境形成的互动效应做以追述和评价。

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化翻译实践及其文化效应

(一)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基督教作为欧洲中世纪唯一和至高无上的精神形态,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呈现出的种种社会矛盾都集中在基督教本身。要改变中世纪晚期欧洲政治上分散、经济上落后和文化上凋敝的社会局面和改变基督教内在的矛盾(基督教冰清玉洁的唯灵主义理想与中世纪晚期教会的虚伪形成了尖锐的二元对立),只有对基督教本身进行改革才能改变西欧社会总体状况。面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堕落和虚伪,以阿尔卑斯山为分界,南北欧洲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和应对方式。南部欧洲以意大利为代表,主张给基督教中禁欲主义注入人性的因子,开始学习和借鉴古典时期希腊罗马感性主义文化。1453年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大批逃亡西欧的博学之士开始译介希腊罗马文化,另外意大利人本身具有的艺术天赋和创造才能,使西欧开始摆脱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只讲神性而禁止人性的做法。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在思想传统上仍然摆脱不了基督教本身,但对《圣经》的诠释和世俗文学作品的翻译更强调个人的艺术天赋和创造才能,对宗教经典的翻译注入了更多人性的成分。刘军平认为:“在过去的岁月里,翻译家是依附于神的仆人,现在已经由神转移到以译者个人为中心,个人的发展成为人生的目标和价值。”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翻译实践及其文化效应勒欧纳多•布鲁尼(LeonardoBuruni)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影响较大的文化翻译实践者,也是西方翻译史上人文主义翻译者的最早代表之一。布鲁尼翻译了希腊鼎盛时期的哲学作品,主要以翻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而出名。布鲁尼主张译者应该尊重原作者的风格进行翻译,同时译者只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就能进行有效的翻译。德西德利乌•伊拉斯谟(DesideriusErasmus)被称为“人文主义巨匠”,同时也是一位文艺复兴时期贡献较大的翻译实践者,翻译过古希腊修辞学家里巴尼乌和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文学作品,并翻译和刊行拉丁语的《圣经•新约》及其所做的评注。“这部《新约》对照本的问世轰动了整个西欧学术界,对后世的《圣经》研究和翻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4]伊拉斯谟在翻译《圣经》时注入了人文主义思想,认为翻译《圣经》不应该受制于教会的权威,而应该尊重《圣经》本身,以《圣经》的原本为最终标准。“在伊拉斯谟的倡导下,人文主义者采用客观的对照原文的方法,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译文中的错误,引向那些经院神学赖以为基础的错误。这就推翻了那种把中世纪《圣经》诠释法当做权威诠释法的传统观点。”[5]在法国,翻译实践领域以雅克•阿米欧(JacquesAmyot)为代表,翻译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部分作品。阿米欧翻译了古叙利亚作家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os)的《埃塞俄比亚传奇》、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鲁•西库鲁(DiodorusSiculus)的《历史丛书》和普鲁塔克(Ploutarchos)的《道德论说文集》与《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并以翻译后者而成名。阿米欧的文化翻译实践得到了国王的支持,其译作给后世的作家提供了创作素材。“同时代法国作家蒙田曾高度评价过阿米欧的功绩,认为没有他的译作,法国人谁也不会懂得写作。他说:‘如果不是这本书把我们从泥潭里拔出来,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就完了。’”

阿米欧从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借用和创造了许多科学、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词汇,丰富了法语的表现力。面对中世纪晚期基督教神职人员的虚伪,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翻译实践同时也得到了教会的默许和赞助,人文主义者只是做了教会神职人员想做而碍于职位不能做的事(一方面教会神职人员要遵守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教规,但同时教会的神职人员由于受人性情欲的折磨,私底下做一些蝇营狗苟男女之欢)。正是通过这些人文主义者的文化翻译实践,使西欧开始了解和熟悉中世纪失散多年的古典文化。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时期世俗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宗教经典的人性化改造,使得感性主义和人性得到了复苏。文化翻译实践带来的思想开化进而推动了西欧社会艺术方面的全面复兴。绘画领域开始摆脱中世纪僵硬的宗教题材画作,出现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文艺复兴三杰”,这些艺术作品选材除宗教题材外更多来源于希腊罗马神话,既使是宗教题材中的人物也更具有人性,而不像中世纪只具有神性。

三、宗教改革时期西方文化翻译实践及其文化效应

(一)宗教改革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面对中世纪晚期基督教自身二元对立的矛盾,北部欧洲以德国为代表做出了与南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相反的应对模式。北部欧洲主张应该恢复和纯洁基督教本身,改变中世纪晚期基督教虚伪的做法。如果说人文主义者主张我怎么做的我就怎么说,那么宗教改革者主张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人文主义者主张给基督教注入人性的因子,给基督教禁欲主义中更多人性的因素,而宗教改革者主张应该革除中世纪晚期教会中与基督教教义教规不相符的成分。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阳春白雪的上层饱学之士的改革运动,那么宗教改革则是一场平民运动,德国、英国、法国和瑞士等北欧国家进行了自下而上纯洁教会的宗教改革运动。

(二)宗教改革时期的文化翻译实践及其文化效应在德国,马丁•路德(MartinLuther)开创了宗教改革的先河。“自从马丁•路德在铁板一块的罗马教会的大堤上凿开了第一个缺口之后,各个新教派别就如洪水一般决堤而出,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日耳曼世界都淹没在宗教改革的滔天洪流之中。”[7]作为宗教改革的领袖,创立了新教的一支路德宗或信义宗,提出了“因信称义”的主张。路德最早的翻译文化实践始于1522年出版的用希腊语翻译的《新约》。后来又于1534年出版了译自希伯来语的《旧约》。除此以外,路德还翻译了极具文学价值的《伊索寓言》。无论是对《圣经》民族化的改造还是对世俗文学作品的翻译,都是服务于其倡导的“因信称义”信义宗的宗教改革需要。“正如恩格斯所赞许的那样:‘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写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

路德通过民众的语言翻译《圣经》对德语的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中世纪的德国是四分五裂的,在当时德国的土地上大约有300多个封建王侯的领地。这使得德国境内的德语五花八门,很难形成统一的语言。路德翻译的《圣经》为德语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使得采用民众的语言得到了进一步普及,为后来德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奠定了基础,统一的书面语开始形成。英国文化翻译实践鼎盛期出现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出于加强王权的政治需要,亨利八世由一桩离婚案掀起了宗教改革。亨利八世及其继位者(除爱德华六世和“血腥玛丽”主张复辟罗马天主教权威)伊丽莎白女王为加强世俗王权,发展民族国家和自己的国家宗教,支持英国本土的文化翻译实践。加文•道格拉斯(GavinDoug⁃las)翻译了维吉尔的史诗《伊尼特》,约翰•奇克(JohnCheke)用撒克逊语翻译了多部希腊作品和《圣经》。在宗教改革时期英国文化翻译实践领域最富盛名的当属托马斯•诺思(ThmoasNorth)和费尔蒙•荷兰德(PhilemonHolland)。诺思用英语散文体转译了阿米欧的法译本《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其译作成为莎士比亚创作希腊、罗马悲剧时的重要取材来源。荷兰德被称为伊丽莎白时代的总翻译家,荷兰德直接通过希腊语和拉丁语原本翻译了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罗马史》、普利尼的《博物学》等作品。宗教改革时期,尤其是伊丽莎白的文化翻译实践为英国认识和传承古典时期希腊罗马文化作品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荷兰德和诺思认为翻译古典时期普鲁塔克和李维等历史学家的作品能对女王有指导和借鉴作用。“翻译家们抱着为国效劳的目的,通过自己的译作把古人的聪明才智介绍给英国,不仅给女王和政治家提供了严肃的教益,而且给戏剧家和读者提供了故事情节和素材。”[9]希腊罗马历史和文学作品的翻译为英国形成君主专制政体提供了重要的史学资料和新的思想资源,促成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并使英国较早走上了近代民族化国家的发展之路。

四、结语

如前所述,公元1500年前后发生在西欧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场思想解放运动对欧洲,尤其是西欧社会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而文化翻译实践在这两场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桥梁和中介作用。文化翻译实践与社会文化语境形成了积极的互动效应,一方面时代需要翻译实践来满足当时的社会改革需求;另一方面,文化翻译实践又给当时西欧社会带来了积极的文化效应。

作者:王崧珍 单位:昌吉学院外语系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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