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英译本与西方文化的融合范文

《围城》是一部在语言的运用上登峰造极的小说，它是由作者在生活中经历的琐碎的故事和经历组成的琐碎的章节。它描写了抗战大环境下国内知识分子的迷惘和彷徨，喜剧性的讽刺口吻将这一切刻画的淋漓尽致，描写了当时中国的世态人情与追求心目中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文字符号组成了《围城》的字字句句，这些颇具民族特色的言语蕴涵深刻的文化内涵，其英译本中翻译水准的优劣直接影响读者的理解与接受情况。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巨大差异，英文译者在翻译《围城》中颇具中国传统特色的语句和词语时，只能将两国文化进行融合，选取能被英国读者更易于认知的字句进行翻译。笔者以我国学者茅国权和美国学者珍妮凯利合作完成的版本为基础，以跨文化视角作为基础进行分析。

一、《围城》英译本具体分析

文化交流的表现手段有许多种，翻译是其中一种，它是相伴随文化之间的交流而产生的。翻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的一种渠道，也是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读者能接受的表达。但是两种迥然不同的语言的差异性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又使得翻译者不能做到字词相对、一字对一字的标准转换，这就使得翻译者在进行文化作品的译制时，需要将原有的语言系统转化成另外一种语言系统。在这种文化背景差异巨大的文化交流情况下，翻译者常常会使用三种手段使文章在读者的接受视野之中：一种是将整句话都变成本民族习惯的语言表达；一种是取于两者又基于两者，不仅有原文的中传统的语言习惯表达，也有本民族习惯的语言表述；最后一种是，保留原文中传统语句的表达含义，但将语言包装成本民族习惯的使用方式。笔者认为，在翻译中，我们需要秉持“归化为辅，异化为主”的原则。在《围城》英译本中，译者最大限度的保留了钱钟书钱老语言的犀利、幽默，又最大可能性的联系到英国的本土文化，本文从以下四个角度进行分析说明：

首先，文化注释的角度来说，《围城》是作为一部经典著作，其中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这些带有文化信息的内容单纯只翻译字面意思，很难传达出作品的精髓。且这部著作背后具有当时的文化背景，不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只看小说表面意思就显得内容空泛很多。在译本中，翻译人员特意将设计到文化背景和文化信息的部分做了注释，几乎每个章节段落设计到文化的部分都在正文之后加入了注释部分。这样的翻译形式可以帮助国外的读者了解故事的同时，对中国的文化有所关注，也将小说所处的社会背景了解清楚。例如在《围城》译本中对粽子、麻将等词汇加入包含相关文化的注释，来看完内容的同时，了解了民族相关文化。另如，见面礼、聘金等词汇的注释也将中国的民族礼仪和风俗习惯等内容加以注释。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父亲是前清举人。”关于举人这个词汇，在西方是完全陌生的概念，如果不加以注释，国外的读者很难了解这个词汇的具体称谓是什么，当翻译人员对举人进行系统注释后，读者便会清楚的了解，书中所说的父亲是前清举人的意思是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称呼，这样一来便于西方读者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理解“父亲”的身份。

其次，带有中国风格的比喻修辞手法。读过《围城》原著的读者都知道，这本书中带有浓重的幽默风格，作者奇思妙想于一身，将自己幽默风趣的语言体现在作品中。这也是为什么《围城》能够风靡至海外的原因，它的语言风格随处散发着文学的魅力。有学者曾经对《围城》中所用的比喻手法作了统计，文中大概有700多处都运用了大胆而新颖的比喻手法，其中不乏很多奇特而生动的比喻，让读者看后过目不忘。很多贯穿于小说中的比喻，看似两者间没有关联，但是细细体会便能发现其中的神奇之处，翻译人员将《围城》中的比喻看成是较为深层次的比喻过程，需要仔细研读方能找到本体和喻体间的相似之处。比如《围城》中有这样一个比喻，作者将撒谎比喻成玻璃，这两者看似毫无关联，但是细细想来，撒谎就如同玻璃一般，具有不堪一击的相似之处，并且一旦破碎就无法复原。只要读者稍加思考，就能发现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这样的比喻用起来非常巧妙，也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用一种全新的体验让读者感受阅读带来的快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下，很多比喻是带有文化色彩的，如果不是出于这样的语境中，可能很难理解其中的精髓。作者在书中运用的比喻很多是为了达到一种既幽默又讽刺的效果，而且比喻的两者间都是由文化内涵充斥下的效果。翻译人员在处理这类情况时，如果只是直译文中的内容，很难让国外的读者看懂其中深层次的含义，如果此时也加入很多文化背景，又难免加重读者理解时的负担，使整个阅读的过程都充斥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上，而失去了对书籍本身内容的阅读快感。因此，这时的翻译应当作相似意象替代的手法，也就是说，翻译者了解这是一种怎样的比喻，可以用西方语境中类似的说法来替代，这样可能会导致一些文化信息的缺失，但是不影响对整部作品的把握，也能通过这样的比喻让读者了解到原作者的文风如何。在不同语境下也运用了幽默的语言风格，灵活的翻译方式，让《围城》的幽默语言得以再现，也让更多读者所认可。

第三，译本中加入对原作者的序跋。很多译本都会将原作者的简介及作品情节的介绍作为书中的序跋，很多情况下，序跋中还包括对作品本身的分析，以及国外译本的版本情况等相关资料进行介绍，这是为了方便读者在阅读作品本身时，对作品周边的信息有所掌握，有利于理解作品本身的价值，也让读者明了翻译本身的意义和文学价值。《围城》的译本中，不少译者在正文之前加入了序言和译者导言等内容，介绍了小说曾经获得的文学成就及奖项，以及翻译人员之所以会选择这部作品的目的和文学价值何在。有的翻译人员还在序言之后，正文之前，加入了关于了英文导言，对原作者的生平简介做了详细的介绍，并对著作本身的概况详细进行解读，还将国际文学界中对《围城》的评论研究一一列举，将小说本身的艺术风格和整部小说的结构布局等进行了分析解读。读者在了解了《围城》相关的一切信息后，更有助于对小说本身内容的理解，在阅读前就已经在认识了这部作品对文学界的意义，认识到小说在国际文学界所处的地位及文学价值，将小说本身的魅力体现在正文之前，让每位读者更珍惜接下来阅读小说正文的体验。有的译本中在导言部分加入了对具体章节的摘引分析，方便读者读到具体内容时对其中深层含义的理解，有的导言部分篇幅多达正文一个章节的长度，这样的方式可以增强《围城》的学术性简介，使文章布局及文学艺术风格更加明朗化。也有翻译人员将文艺批评的内容也加入其中，帮助读者从不同角度认识原著，而非停留在小说故事情节的浅显层次。这样的翻译手法可以为读者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将这部小说不单纯看做是小说，而是作为一种学术领域的研究性文章，更加深入的了解小说背后的故事，这才是读者看完《围城》之后能够体会到的可贵之处。

第四，多语言翻译手法的运用。所谓多语言翻译手法，其实就是在翻译时不仅仅局限于一种语言特点，而是杂糅了多种语言成分的词汇。有翻译人员对《围城》中运用的多语言翻译手法进行了统计，全文大约有140多处用了这种方法，不只是用了英语，有的运用了拉丁语、法语等外语，甚至有些翻译将地方的方言也加入进去。这种用法多出现在人物的对话中，有的是对环境的描写中，有的是对故事情节的叙述时，几乎贯穿全文都有这种用法的存在。《围城》中的人物大体分为几种类型，有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的是留洋的学生，有的是买办阶层。人物的身份不同，知识层次不同，所处的社会地位也不同，因此所说的语言特征也就不同，翻译人员将不同的人物性格特征按照不同的语言风格区分对待，除了实现讽刺意味以外，更重要的是给予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语言风格，将他们的人物形象都深刻的刻画出来。翻译人员在用多种语言翻译时，也针对不同的语言风格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例如有时翻译用的是拉丁语，这类非英语的语言会在正文之外加入注释，保留了外语原文的同时，帮助读者理解内容。在翻译过程中，尽管用到了多种翻译手法，但是原文的文化背景及文化内涵会或多或少的有所差异。因此在处理文化意象时还应该采用加入注释的方式，给读者提供文化背景知识，这样可以让读者认识内容的同时了解了文化背景，也是译文的延伸。但是，在处理具体翻译问题时，文化信息难免被变形，有所可能对文化背景的注释也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这种情况下翻译人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做灵活调整。

二、结论

本文通过对《围城》英语译本研究，提出译者一方面需要忠实于原著，采取直译异化的方式保持原著的原文风貌，另一方面，译者需要以译文读者为重，采用意译归化的方式传递原著的精神实质。《围城》的英译本没有拘泥于宏观与微观上的诸多局限，依然为传递语言、文化因素做足了功课。他们在局限内的自由空间里，在中西两种语言文化中穿梭，好比带着镣铐的舞者，他们的译文在整体上成功取得了源文本期望达到的效果。这种文学作品译本融合了西方文化的手段借鉴与推广。

作者：冯小巍 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应用英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