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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学中作家文学思想的价值意义

2019/07/17 阅读:

摘要:作家文学思想是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现有文学概论的教学中却是边缘化的存在。将作家文学思想引入文学概论教学,对提升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大有裨益。首先,有利于完善所讲授的文学理论构成,丰富教学内容;其次,有利于恢复理论问题的言说语境,焕发理论的生机;最后,有利于沟通文学史类课程,促进学科的融合。

关键词:文学概论;作家文学思想;价值;意义

文学概论课程是中国语言文学系少有的几门理论课程之一。如何使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兼顾理论的系统深入及文学的鲜活灵动?面对这一问题,目前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解决思路:一是更新教学理念,如王一川引入孔子的“从游”之说并进行现代转换,认为“让小鱼在大鱼的引导下借助中鱼传感而成长为自己想象的大鱼,是现代大学从游式教育的核心精神之所在”[1]。二是探索合理有效的教学方法,既有新模式的引入,如尹传兰提出“合作式教学模式”,主张“以多元交流,平等对话的方式组织教学”[2];也有注重落实传统教学方法的努力,如齐小刚就认为,应该从“教学准备环节、教学实施环节、教学考评环节三个方面下足功夫”[3],才能真正实现有效教学。三是教学内容的改革创新,如曹顺庆就主张“重写文学概论”,从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系统中选择一些原命题,“恢复中国文论话语的阐释能力”[4],重建中国文论。但上述探讨均未将作家文学思想纳入视野。作家文学思想具有自身的特质,将之引入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中,对于解决文学概论教学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完善理论构成,丰富教学内容

无论是在现有的文学概论的教材上还是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中,作家文学思想都是被忽视的存在,多是在创作论部分会有所涉及。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的马工程教材《文学理论》第五章“文学创作”中,虽然引用了包括韩愈、曹雪芹、宗白华等作家诗人的部分言论,但细察之会发现,引用的内容更多只是对自身创作过程的复述,而对文艺创作的深层机制却少有言说。该教材在论述何为谓创作冲动时,引用了宗白华《我和诗》中所记述的他创作《流动小诗》的心情:“一颗战栗不寐的心兴奋着,静寂中感觉到窗外横躺着的大城在喘息,在一种停均的节奏中喘息,仿佛一座平波微动的大海,一轮冷月俯临这动极而静的世界,不禁有许多遥远的思想来袭我的心,似惆怅,又似喜悦;似觉悟,又似恍惚。”[5]130而对于宗白华对创作冲动的更多深入的思考———比如“似乎这微渺的心和那遥远的自然,和那茫茫的广大的人类,打通了一道地下的深沉的神秘的暗道,在绝对的静寂里获得自然人生最亲密的接触”[6]155———却并没有涉及。换言之,“理论”还是交给了“理论家”,作家的言说只是作为具体的例证存在,作家对于文学问题的理论思考被悬置了。但事实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作家的文学思想都是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吴元迈所言:“凡是那些卓越的作家与诗人,他们在创作文学作品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对文学的本质和特点发表了深沉的思考,也概括和总结了自己文学创作的丰富经验。”[7]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论小说与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以及马尔克斯的《番石榴飘香》,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地图上,可以找到它们的位置。不仅是专著,大量的《莎士比亚论文学》《巴尔扎克论文学》等作家零散文学思想汇编的存在更表明了作家文学思想的理论价值。至于中国古代,翻开任何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或文论史,庄子、扬雄、曹丕、曹植、左思、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元好问、王世贞、方苞、姚鼐等人的文学思想如璀璨星辰,照亮了当时及以后一代代作家的文学之路。到了现代中国,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钱钟书的《谈艺录》以及更多的单篇论文,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茅盾的《文学与人生》、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丁玲的《我们需要杂文》等更是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学理论研究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不仅是在外国,也不仅是在古代和现代中国,中国新时期作家的文学思想也较为丰富。中国文学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虽然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但总体而言成果丰硕,不仅涌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也出现了一批成熟作家。这些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对文学问题也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他们在创作谈、访谈录、作品研讨会、演讲中表达着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分享着创作的体会。他们的文学思想虽然表达方式较为感性,却是与当今现实和创作最贴近的文学思考。作家对文学经典和同时代作家作品的评论也传达出他们对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不仅如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出版了专著,用更为理性的方式探索文学之奥秘,比如阿城的《闲话闲说》、王安忆的《小说家的十三堂课》、莫言的《小说的气味》、贾平凹的《关于小说》、格非的《小说叙事研究》、阎连科的《发现小说》、马原的《虚构之刀》、张炜的《行者的迷宫》等。作家们的文学思想是丰富的,涉及了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所谓的创作心得和写作体会。将作家文学思想较多地引入文学概论课程,有利于完善文学理论概论的教学内容,丰富理论话语资源,使学生明确理论话语形态多样性的特点。

二、恢复言说语境,焕发理论生机

文学理论因为以文学普遍规律和基本概念范畴为研究对象,因此,现有的文学概论教材多将理论处理为“知识点”———即具体的结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也多以归纳性、概括性的表述为主。而对于结论的论证,也多是散点式论证,找一些关系并不紧密的文学作品或创作实例加以简单说明即完成了“论证”。这样一种稍显简单的处理,大大拉开了理论和文学之间的距离,使理论脱离了生动文学活动的源头活水。而作家在表达对文学问题的理解时则不然,他们对理论问题的论述大多不是从宏观入手,而是习惯从具体实在的“小”问题出发,从自身创作中面对的具体问题出发,具有鲜活的现场感和历史感。文学语言问题是文学概论中的一种重要问题。教材和教师一般的处理方式均是归纳出一些“要点”,比如马工程教材概括的是“塑造生动的生命形式”“表意的含蓄和丰富性”[5]158-159,然后找到了包括苏珊•朗格、胡仔、卡西尔、刘熙载、汪曾祺、苏轼在内的各种论述“论证”之。虽然他们的观点均是对教材总结的文学语言特点的证明,却因零散而显得抽象。而作家在谈论语言问题时,往往有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相对系统的思考,将之引入,可以有效地弥补教材“知识点”式处理的零散和抽象的不足。比如汪曾祺在1987年曾以“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为题在耶鲁和哈佛演讲,同题文章发表于1988年1月16日的《文艺报》。《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是汪曾祺对作为文学语言的汉语认识的一次较为集中的表达。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中,汪曾祺谈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语言的内容性、语言的文化性、语言的暗示性和语言的流动性。前半部分语言的内容性和文化性侧重于对文学语言普遍规律的论述,后半部分语言的暗示性和流动性则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当代阐释。这四个问题均有很强的针对性———如何认识中国文学语言,尤其是中国当代的文学语言,进而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他的论述始终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8],这是他演讲第二部分的论点。这个观点和第一个观点一样,几乎算是一个中外文学理论都承认的“普世”原理。汪曾祺的着力点显然不在提出这个命题,而是着力于对汉语的“文化”特性的论述。他认为,汉语的文化积淀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一个是“书面文化”,他举的例子是毛泽东写给柳亚子的诗,其中的“落花时节又逢君”是对杜甫诗《江南逢李龟年》的借用。他以毛泽东这样一位对旧文化态度无比绝决的革命家为例,恰好说明了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文化积淀的另一个层面就是民间的、口头的文化。具体到文学语言,则是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他以赵树理、李季、孙犁三位中国当代作家为例说明民间文学的重要价值。特别是赵树理,他是这样表述的———“赵树理是一个农村才子,他能在庙会上一个人唱一台戏———唱、表演、用嘴奏‘过门’,念‘锣经’,一样不误”[8]。和西方主流精英文学相较而言,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工农兵文学”,这类文学是否有价值?相较于西方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主流作家,工农兵作家无疑是一种另类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值得质疑的存在,他们如何创作得出文学?汪曾祺在此将民间文化纳入到“文化”中来,并表明工农兵文学以此为文化资源进行文学创作。他从语言切入,曲折地肯定了十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农兵文学的价值。为了使自己的论点更有说服力,汪曾祺还补充了两个实例。一个是写插秧的湖南民歌,分析了其中“退步原来是向前”的哲理性。另一个民间文学的例子是一段求子祷告词,表明民间语言的生机和其中存在的精巧押韵。汪曾祺对语言文化性的论述以“向民间学习”作结,再次强调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特殊的文化资源。可见,汪曾祺对文学语言的思考较之教材的“普遍”归纳,更多了当代中国文学的鲜活和灵动。总之,由于作家的理论表达更贴近文学活动的实际,他们涉及的问题多是从具体的创作实际出发。因而将作家文学思想引入文学概论教学,有利于恢复文学理论的言说语境,增加理论的生动性和具体性,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实现启发教学,实现“情境针对性、主动探究性、审美游戏性和伦理道德性”[9]的统一。不仅如此,作家的贴近创作实践的理论阐述,于学生而言,无论是对具体作品的理解还是对他们的文学写作,都极具指导价值和意义。

三、沟通文学史,促进学科融合

将作家文学思想引入文学概论教学,不仅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大有裨益,也有利于其他课程特别是文学史类课程的学习。在目前高校应用型转型的大趋势下,很多高校的理论课时大幅缩减,汉语言文学专业也不例外。以笔者所在的高校为例,在新版的人才培养方案中,文学理论和其他文学史课程的课时均减少了四分之一。因此,如何有效利用课堂的问题更加突出,而沟通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教学,跨界合作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现以文学概论和中国当代文学为例说明之。由于课时所限,目前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中,讲授一般止于1990年代,而我们进入新世纪已近二十年。也就是说,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是较多地滞后于文学现实的。而在文学概论的教学中,如果能较多引入当代作家最新的文学思想,那么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文学的真实性问题是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教学的重点。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讲授时,笔者采用的方法是重点引入余华的“真实论”。先锋时期的余华对于文学真实认识的基本命题是“虚伪的形式”,即文学真实是一种形式的真实。但从《活着》到《兄弟》再到《第七天》,余华越来越走向了现实,一种“见山是山”的表层现实。表层现实通向何处?与表层现实相连的是表层真实还是深层真实?《兄弟》出版后,余华较为集中地表达了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对于外界对他《兄弟》与《活着》阶段的差异,余华的回答是:“不是我而是这个时代越来越庸俗了,我写的小说是要和时代紧密相关的———文学不是空中楼阁。”[10]他首先强调的不是庸俗的好坏,而是庸俗的“事实”。这个事实首先作为社会事实存在,其次才是文学事实。在余华的看来,“真实”首先就是社会真实。在后面的访谈中,他所有的举例都在证明这个观点。对于《兄弟》写法的怪诞———悲剧与喜剧的混杂,他不再将原因归到对卡夫卡的学习或是受巴赫金的启发,而是直接指出是“时代”的原因。之所以在《兄弟》里,他把惨烈的悲剧和狂欢的喜剧熔于一炉,是因为他自己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这样的认识并不是仅对《兄弟》有效的“个别经验”,而是余华对“写法”的基本认识。不同于1980年代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技术”认识,此时的余华深切地认为是“现实本身”对“写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于是,他重拾经典现实主义作家的写法,他将之称为“强度叙述”,“伟大作家的作品都是一种强度的叙述。……他们是直来直去的,正面展开的,而这是最需要功力的。当叙述的每个细部都写得很充分的时候,肯定也会带来更加强烈的阅读感受。”[11]可以看到,曾经的先锋作家余华仍然是从“技艺”层面去把握现实主义,将之理解为“对细部的充分叙述”。在余华看来,现实细部是到达历史真实的有效路径。因为现实本身高度复杂,所以余华就不再愿意“拐弯”了,不再采用1980年代的“虚伪形式”,而是直接正面写现实。他认为,生活本身就是最深层的真实,最高的象征,生活比文学要宽广得多。出于对现实本身力量的肯定,在访谈中余华着力强调的正是《兄弟》的情节“源于生活”,符合生活真实。他最为得意的“垃圾西装”情节,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那里获得了共鸣,教授指出当时中国富豪榜上的首富在80年代就是回收废纸的。“垃圾西装”也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共同记忆”。李光头这个形象也是高度“真实”的,余华清华大学EMBA的朋友告诉他,他们班上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就是“李光头”。《兄弟》是一部符合“生活真实”的小说,种种“超现实”正是“现实”。通过引入余华的真实观,较好地实现文学概论和中国当代文学两门课程的沟通,优化了教学效果。首先,使学生能结合具体的作品更为直观地理解何谓文学真实,不仅仅是抽象的“内蕴的真实、假定的真实、主观的真实、诗艺的真实”罗列,更是具体存在于实实在在的作品以及作品形象中;其次,余华的真实观有一个从早期先锋真实观到后期写实真实观的演变。以他为例,可以使学生把握文学真实的复杂性;最后,在此过程中,也勾连起了余华从1980年代到今天的文学创作,弥补了当代文学史对之讲解的不足。

四、结语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歌德的无奈深深地存在于文学概论的教学过程中。如何焕发理论的活力?作家文学思想以其贴近文学现场、面对具体文学问题以及生动活泼的话语为优长,为抽象的玄思注入了鲜活的生机。将之引入文学概论的教学,是提升课程教学质量和效果的手段之一。当然,如何兼顾文学理论诗性与理性的双重特质,进一步同时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思辨能力是需要在教学中继续探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一川.教师之乐在于从游[J].艺术百家,2014(4):25-32.

[2]尹传兰.文学概论课合作式教学的三个转向[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1):176-177.

[3]齐小刚.《文学概论》“有效教学”刍议:以内江师范学院为例[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6(7):112-117.

[4]曹顺庆.重写文学概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3):72-76.

[5]《文学理论》编写组.文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6]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7]熊元义.追求中外文学的共同“文心”:文艺理论家吴元迈访谈[N],文艺报,2012-12-07.

[8]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N].文艺报,1988-01-16.

[9]陈尚达,林晓莉.从《论语》看孔子启发教学中对话之道[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6(11):123-127.

[10]余华,张清华.“混乱”与我们时代的美学[J].上海文学,2007(3):83-89

[11]余华.对历史现实发起正面强攻[N].南方都市报,2005-07-025.

作者:郭芳丽 单位: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教学中作家文学思想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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