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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沈宝基对法国文学的翻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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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宝基的译事活动横跨了法国中世纪文学作品到20世纪法国诗选,涉及到了不同文学流派和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为中国翻译文学增添了许多当时鲜有人知的瑰宝。沈宝基因其诗人的身份,他专注于法国诗歌的汉译,着重译介了象征主义诗歌、巴黎公社诗歌和雨果的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原则是沈宝基译诗的主要特点。沈宝基的译事资料对我国翻译史的书写、翻译文学的建构以及对我们分析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特点和影响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

关键词:沈宝基;法国诗歌;翻译

沈宝基(1908-2002)是我国20世纪二十年代留学法国的归国学子,后成为我国翻译介绍法国文学的先驱之一,翻译了许多法国文学作品,有诗歌、小说、戏剧等十二余种文本,其中以诗歌最多,约700首,译介所涉及的法国诗人达百余人。沈宝基的译事活动横跨了法国中世纪文学作品到20世纪法国诗选,涉及到了不同文学流派和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文学均有所译介,为中国翻译文学增添了许多当时鲜有人知的瑰宝。1925年起,沈宝基一边入北平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学习法文,一边着手翻译自己喜欢的法国作家作品。1931年,他的译作首先在《中法大学月刊》上见刊,继而一发不可收拾地陆续出现在各种刊物上,共计四十余种刊物。沈宝基的译事活动跨年代较长,翻译的作家、作品较多,反映了其译事活动的活跃性和丰富性。沈宝基的译事资料对我国翻译史的书写、翻译文学的建构以及对我们分析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特点和影响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

一、沈宝基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译介

20世纪三十年代,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国内对外国文学的翻译进入了一个较为活跃的时期。沈宝基精通法语,又正值青春年华,满腔报国热情,不遗余力地介绍了众多的法国作家、作品,最早的译事活动是对象征主义诗歌的译介。在中法大学学习期间,沈宝基因个人兴趣试译了一些象征派诗歌,尤其喜欢波特莱尔的作品。他是马拉美、兰波、魏尔伦、瓦雷里等诗人的忠实的读者,并翻译了许多象征主义诗歌,如《魏尔伦诗选》《醉舟》等。沈宝基是我国译介圣琼·佩斯诗歌的第一人[1],最早的译诗见1943年的《法文研究》杂志,刊有他翻译的组诗《致克罗索的像(8首)》。1960年佩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大奖,这些译诗成为学界研究这位大家的珍贵的文学研究资料。除了翻译象征主义诗歌外,沈宝基对象征主义诗人及其作品作了深入研究,发表了许多评论性文章,是我国传播象征主义文学的先行者。他撰写的长篇译述《波特莱尔的爱情生活》(1933)曾经在《中法大学月刊》连续四期合刊。该文长达35000余字,首次介绍波特莱尔的生平经历与创作活动,尤其对《恶之花》的创作背景作了详细的论述,揭示了诗人与犹太妓女萨拉、女演员“黑维纳斯”若瑟·杜伐、贵族沙龙女主人莎百蒂埃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2]390。该文“无论以历史还是以现实的眼光看,都称得上‘波特莱尔在中国’的力作”[3]75。沈宝基也是较早关注纪德作品的学者,尤其是纪德早期的带有象征主义色彩的作品,如《窄门》、《沼泽》、《地上的粮食》等,他发表于《中法大学月刊》第1期的学术论文《纪德》(1936)全面介绍了纪德的33部著作,颇有见地地论述了纪德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及艺术行为,是四十年代中国“纪德热”的“导火索”之一,为国内学界研究这位“转世歌德”、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早期的创作历程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资料。1939年,沈宝基撰写的《韩波》一文刊于《法文研究》第1期。该文长达15000字,共31页,详细论述了法国象征主义主将兰波及其代表作《醉舟》与《母音》的创作动机与情感,“他对兰波的那样大规模的译介至今看来也是罕见的”[4]5。

二、沈宝基与法国革命诗歌的译介

因本国国情和民族的实际需要,沈宝基在六七十年代的法国文学译品多为革命诗歌,如巴黎公社文学。1951到1964年,这期间沈宝基主要译介了鲍狄埃和贝朗瑞这两位革命诗人的作品,如鲍狄埃作的《巴黎公社诗选》(lesPoèmesdelaCommune),并于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从而使“巴黎公社文学”这段特殊的历史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为国人熟知,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许多大学纷纷将巴黎公社文学编入法国文学史教程,丰富了国内的法国文学史教研内容。该译著中的《国际歌》译文,在当时被广泛视为“权威版”,沈宝基也被认为是“萧三之后,最为重要的《国际歌》汉译者”[5]37。萧三译第一段第二句的原译文是“起来,全世界的罪人!”1962年在重新修订《国际歌》的译词时,与会者均认为“罪人”一词不妥,后经与会者共同商议,根据沈宝基的《国际歌》中的译文“起来!全世界受罪的人!”,决定对歌词译文进一步修改,确定为“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沈宝基的这一改动得到了周总理的首肯,被誉为‘重大贡献’”[6]。后来,众口传颂的中文《国际歌》的谱曲,创作者也是根据沈宝基的翻译的《巴黎公社诗选》中的《国际歌》译文所加的译注进行谱写的[7]85。沈宝基对待翻译的态度可以用严复的“一名之立,旬日踟蹰”来形容,向来是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个译词。为了翻译《国际歌》中“parti”一词,他反复研究了1951年瓦尔鲁编的《巴黎公社诗选》的前言,最后确认该词是“政党”的意思[8]2。对于1962年修订版《国际歌》,沈宝基仍然是反复推敲每个词句,如第五句“Dupasséefairetablerase(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译文,沈宝基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这句译文与法文原意并不符合,建议按照法文原意将其翻译为“旧世界我们要彻底摧毁”较为合适。原诗中的“fairetablerase”,其所指意义即为“彻底摧毁”,“是概念,不是形象”。在沈宝基看来,“落花流水”和“彻底摧毁”是两个程度不同的概念,因为“落花流水”只意味着旧世界的“大败”、“惨败”,而革命的目的是要使旧世界被彻底“消灭”,迎接新生。[9]即使他的译品已经出版,他对译品也会斟酌再三、精益求精,一旦发现错误,敢于承认和更正。例如,他发现所译的《雨果传》出现了一些翻译错误,如该译著第28页法国古文学学者洛蒙的著作名《圣史简编》被误译为《诗简》,《名人传》被错译为《历史》,他立即发文检讨并修正[10]141。

三、沈宝基与雨果诗歌的译介

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进程中,浪漫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大作家雨果的作品是较早被介绍到中国的,如鲁迅1903年翻译的《哀尘》。雨果的许多名著如《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等因其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在中国赢得了称赞。雨果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最早是他的小说和戏剧,“雨果诗歌则‘怀才不遇’多时,姗姗来迟于四十年代”……“雨果诗歌在中国的译介过程较慢,穆木天译的《穷苦的人们》是第一首中译文雨果的诗,该诗刊于1941年12月15号的《文艺生活》。50年代程抱一和闻家驷两先生才慢慢补充了一些雨果诗的翻译。”[11]142事实上沈宝基也是我国较早关注雨果及其作品的学者之一。1935年,为纪念雨果逝世五十周年,《中法大学月刊》第2期专门创建了“雨果专号”栏目,刊发了沈宝基翻译的《雨果诗选》。沈宝基还撰写了《可怜人研究》,并编著了《雨果学书目抄》,统计了雨果公开出版的著作和英法学界的雨果研究论文,为既后的雨果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奠定了基础。1952年,为纪念雨果诞辰一百五十周年,沈宝基翻译了7首《雨果诗钞》,被《人民文学》分期刊载,为中国的翻译文学添砖加瓦。1978年至20世纪末,文字出版迈入正常轨道并走向欣欣向荣,此时沈宝基的翻译活动已不再是个人行为,出版社及文学学术团体有组织地翻译工作使得他能系统地翻译法国作家作品,这时期他翻译出版了雨果的多部诗集。1985年,为纪念雨果逝世一百周年,沈宝基翻译出版了《雨果诗选》,该译著收录了雨果1820至1853年间写的七个诗集:《颂歌与民谣》《东方吟》《秋叶集》《晨夕之歌》《心声集》《光与影》和《惩罚集》,共九十九首,还译有雨果的总序一篇,各集小序七篇,因而译著得到了作家未央的高度称赞。1986年,沈宝基翻译出版了《雨果抒情诗选》,共有雨果诗歌123首。沈宝基是名副其实的较早、较全译介雨果诗歌的翻译家。

四、结语

沈宝基因其诗人的身份,他专注于法国诗歌的汉译,着重译介了象征主义诗歌、巴黎公社诗歌和雨果的诗歌。其翻译动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喜好。沈宝基对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作品情有独钟,他在未出版的诗稿《沉舟》中写道:“那时候还不太理解象征派,只觉得好,合我胃口,我就译了”。他认为,翻译家选择翻译的文本是很重要的,只有原语文本切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心气相同”,译者方能正确地理解原作的“神形”而准确地将原风貌传达给译入语读者。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沈宝基创作了多部象征主义诗歌,如《西游记》《邀梦曲》《哭城》等等,使得他能更好地理解和翻译象征主义诗歌,从而保证了翻译质量。

二是翻译的目的和功用。他认为翻译家的翻译活动离不开时代的需要,归根结底,翻译是一项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翻译活动犹如文学创作活动,是以“改良”或者“建设”国计民生为旨归的。因此,在乌云压境的“文革”前夕,沈宝基敏锐地意识到了“革命”的到来,翻译了巴黎公社诗歌,希冀给中国革命以启迪。在长期的翻译实践活动中,沈宝基积累了许多翻译经验和心得,提出了诗歌翻译的阐释性翻译观点,即“得意忘言”式译诗观,“在把握原诗内容和意境的前提下,有时是可以进行得意忘言式的创造的”[12]281,他认为译诗不能仅局限于字词的直译,还要把握诗歌的“意象与情趣”、字里行间的“显意识与潜意识”,[13]160因此译者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发挥主功能动性,创造性地选择翻译策略和译语,才能再现原诗的“形象思维形式”和“隐喻”,使译入语读者既能饱览原作的异域风情,又能身心愉悦地展开阅读。翻译的“创造性”原则是沈宝基译诗的主要特点。当然,“过犹不及”,译者的“创造性”活动在翻译中是有一定限度的,沈宝基在译诗过程中严格把握了“创造性”的度,在合理的范围内对诗歌进行阐释性翻译,保证了译品的翻译质量,许多译文成为各类诗选和文学教程的范文。

作者:梁海军 单位: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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