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中的海洋认识论述范文

一、先锋与日常：现代海洋意识的内在向度

作为一个开端的五四文学，其在现代中国的多重意义已多经阐发，不过由于晚清视野的引入，“五四”在诸多方面独领的开创性意义似显模糊。然而，如果审视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海洋书写，犹可感到五四时期一种突变的新质所袭裹而来的冲击。应该说晚清以降，一种建基于新的物理时空和世界版图之上的海洋认识已为国人所习得，由《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勾勒的世界形势，由“只身东海挟风雷”（秋瑾）、“茫茫烟水着浮生”（苏曼殊）的人生志途带来的海洋行历，由“太平洋舟中望月”带来的“一舟而外无寸地，上者青天下黑水”（黄遵宪）的浑茫感受，这些均非五四的新见。但，中国人对于生存其间的空间体认方式的剧烈变迁，引发心理、文化和历史体验的全面变更，“海洋”所象征的一个新的时空敞开了，它激烈重组中国人关于“世界”的想象和体认，这却是五四典型的思维特征。这在五四的海洋书写中，则不仅体现为“海洋”意象的大量涌入，更在于这个“海洋”承载着崭新的现代意识、文化气质和生命觉悟，以及五四通过赋予“海洋”内在价值和大写的意义，而建构起新的价值秩序和不可逆的向度。

五四文学中最具冲撞力的海洋书写无疑来自郭沫若，他笔下的大海激情迸射地传达了新生体验：“青沉沉的大海，波涛汹涌着，潮向东方／光芒万丈地，将要出现了哟———新生的太阳。”（《太阳礼赞》）；充满了迥异于日常经验的力与美的自由想象：“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带来了狂热的颠覆力和无限的生命感受：“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万籁共鸣的symphony。”（《笔立山头展望》）。在郭沫若笔下出现的大海，颠覆了天地俱足、纯宁归化的古典感受，却接续了西方浪漫主义以来拜伦、海涅、普希金等建构的那个激涌叛逆的大海。同时，在徐志摩的《海韵》和庐隐的《海滨故人》里，向往自由的新女郎徘徊在海边，“对着海浪低吟，对着海潮高歌”（《海滨故人》），大海象征着自由的远景，带来新生活的气息。而冰心诉说的大海，纯净、深美、宽博，是爱的哲学的化身：“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春水•一○五》）。

郭沫若连同徐志摩、冰心、庐隐等人，这五四一代将新生萌现的自我表达与热情充沛的海洋书写融合，建构了一个象征着新生、自由、浪漫、爱与美等现想的“大海”，一个承载着簇新的文化精神和生命意识的新自然。于是，“大海”成为了具有深度内涵和理想意义的符号，成为召唤生命朝向和价值信念的文化密码。它生发了中国人对大海所象征的广阔世界的全新想象，形塑了向外憧憬、希翼探寻的现代中国新的海洋意识。从此，面向海洋、仰赞大海与追求新生、理想、爱、自由与美一样成为某种不可逆的现代意识，成为具有潜在的自我规范性的生命向度，逐渐于意识和无意识之中成为某种“应当如此”的现代中国人的价值信条和人生模式。断裂传统、对抗现实、以激进的情绪破坏旧的文化秩序、以挑战性的姿态张扬新的价值意念，这是五四文学突出的精神特征，其中内蕴着强烈的先锋意识。这种对过去的激进批评，以及对变化和未来价值的无限推崇具有强烈的现代性特征，它与西方现代自浪漫主义以后崛起的“先锋派”具有内在相通的精神气质。西方的“先锋”起源于军事术语，以激烈挺进的军事前锋的形象标榜自身的特征，“强烈的战斗意识、对不遵从主义的颂扬、勇往直前的探索，以及对于时间与内在性必然战胜传统的深信不疑”。

这一先锋派起源于启蒙主义的知识先锋，在浪漫派处获得了情感和想象的支持以挑战世俗，随后广泛渗透在政治和美学领域，并衍化为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激进的美学实验。先锋意识的基础是时间和进步的观念，突破自身所属的时代，反抗现存凝固的制度，为未来奋斗，以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抵近精神目标。对于五四文学来说，其对海洋理解和书写就内蕴着强烈的先锋气质。将海洋的空间性存在化为时间性的意识，对空间做时间化的理解，赋予其发现和产诞的意义，是五四海洋书写的特征。一个标志是“海上日出”的景象获得大力的书写，如郭沫若的《太阳礼赞》：“青沉沉的大海，波涛汹涌着，潮向东方／光芒万丈地，将要出现了哟———新生的太阳。”在那一刻，诗人体验到“时间开始了”的瞬间，拥有崭新意义的世界景观突然爆现的狂喜。富有五四精神的青年巴金，也这样描述海上日出“太阳慢慢透出重围，出现在天空，把一片片云染成紫色或者红色。这时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这不是伟大的奇观么？”

在新生主体充满自信的视景中，混沌的海洋霎那间内爆出一种光明的新景观，这世界和自我更新的激越体验宣告了时间进步的起点。先锋意识要求摧毁静态凝固的秩序，崇拜“动”的精神。在五四以后的海洋书写中，波涛、海浪、潮头这些动感形态，往往被激情地呈现。郭沫若的《凤凰更生歌》中开场即咏叹“昕潮涨了，昕潮涨了，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春潮涨了，春潮涨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这是“动”的精神的赞歌，动的潮流载来了光明和更生，“把一切的存在看做动的实在之表现”，宇宙万物由此体现出了生发不息的自由意志。这种对海洋之“动”的精神的抒写，弥漫在此后的各个时期，艾青曾这么写道：“你也爱那白浪么———／它会啮啃岩石／更会残忍地折断船橹／撕碎布帆／没有一刻静止”（《浪》）；蔡其矫亦写到“永无止息地运动，／应是大自然有形的呼吸，／一切都因你而生动，／波浪啊！没有你，天空和大海多么单调／……我英勇的、自由的心啊／谁敢在你上面建立他的统治？”（《波浪》）；舒婷也这么说：“大海变幻的生活／生活汹涌的海洋”（《致大海》）。从20世纪30年代的艾青到20世纪60年代的蔡其矫直至20世纪80年代的舒婷，从涌动不息的海洋中发见常变常新的运动意志和激情自由的进步力量，在不可遏制的激情中呈现了勇往直前的先锋性。

这种海洋意识中的先锋性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化有着深刻影响，塑造理想大海的激情书写并没有因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革命化所中断，却因为高尔基的《海燕》和苏联民歌如“从前在我少年时，朝思暮想去航海”等的流传而更增激越动人的情调。当然，又一次面向海洋、咏赞大海的热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这与后摆脱文化禁锢、重新探求自我价值的思潮密切相关。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郭小川的《致大海》与朦胧诗人舒婷的《致大海》之间，却不难发现深度象征模式背后那种希翼探寻的精神相通，那种不平静的内心对理想价值的渴望，从“啊，大海／我真想张开双手／纵身跳入你的波涛中／但不是死亡／而是永生”（郭小川）到“一早我就奔向你啊，大海／把我的心紧紧贴上你胸膛的风波”（舒婷《海滨晨曲》），可以看到充满意志的主体之不可逆的生命向度，大海正标志着那个内在的方向。如此也就不难理解，王蒙复出后的小说《海的梦》里那个年届五旬的翻译家，经历了谬不可言的人生，耽误了青春和事业之后，依然如此执着热切地奔向大海，“大海我终于见到你了，经过半个世纪的思恋和磨难，你我都白了头发———浪花！”

在日常人生中灌注强烈的理想精神，在不可遏止的内在激情中不断奔向精神目标，探索、冲突、叛逆，建立一种有意志有向度的生活。这原本属于少数前驱者的孤独奋激的人生样态，却几乎贯穿20世纪现代中国，成为启蒙———革命浪潮中的主流。于是，理想之余、激情之外，生活在日常感性经验中，以现实欲求之解决为依归的人生反而在文学书写中、在文化表达中处于隐匿、潜行、失声的状态。有的学者即将晚清以来的文学分为日常与先锋两个态势，“一种是依循社会生活发展变化而自然演变的文学主流，一种是以超前的社会理想和激进的断裂态度实行激变的先锋文学。”

以海洋书写而言，晚清描写侨民下洋生涯的小说《黄金世界》、《侨民泪》等，其中的海外想象多是“闻南洋爪哇岛多金属矿及金刚石，以我国丝茶易彼土货，获利倍蓰，不觉毅然挟货附舟行”（《侨民泪》）。20世纪40年代黄谷柳的《虾球传》中描写的海上生活也充满着黑帮、飘泊、码头爆仓等杂秽的人生百态。在现实生计功利驱推下随流逐波的生涯，是不会给海洋涂抹上浪漫瑰丽的理想色的，它凸显出海洋平凡却切近人生的一面。在五四时期杨振声的《渔家》《玉君》等小说，即以对滨海渔家的写实性描述著称，从中可见晨昏雨雪中的海上风景，以及种海网钓的劳作细节，这提供了海洋的一付现实主义面影。此后众多小说中的海洋叙写也一直延续着刻画海的现实面影。但，真正以裸露的生命扎进海涛，被它烧烤又冷却，在海潮、急流、暗礁、漩涡之中摸索大海隐秘的脾性，从而真切刻骨又激情迸射地展现大海深邃的真实，这是邓刚的《迷人的海》的贡献。作为曾把生命抛进大海碰运气的海碰子，邓刚熟稔那片拼命的海，他的身体记忆中存刻着海的亲热和威力，他所揭开的大海是奇绚的力与美、感恩的宽博和严峻的凶狠的混一，因而迷人。经过血肉绞搏，以生命真实抵近海洋复杂的内蕴，呈现它真实不可测的生存本相，由是邓刚的海充满了生命直感和现实深度。

然而，从日常中祛除诗意，从现实中消除象征，解散大海形象的魅力感召，切断大写的海的建构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这个翻转。第三代诗人韩东的《你见过大海》以“见”和“想象”的对立，裂现出两种认识大海的方式。“你见过大海／你想象过／大海”，在亲见大海之前通过想象赋予其崇高和浪漫，在韩东看来这是虚幻的，真实的是“你不是／一个水手……你不情愿／让海水给淹死”，人们面对大海畅想时，却熟视无睹一个日常真实。韩东说“就是这样……顶多是这样……人人都这样”，你以为自己能实现超越，最终还是要回到世俗中来。在消除层叠的诗意建构以后，日常的海不过那个蹩脚的形象，“大海把身子扭来扭去／大海从来不是一个好的舞蹈家／但很爱表演”（孟浪《反世界印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日常名义出现的解构性话语，不应仅仅看做审美趣味的转向，它以高度凝缩的方式涵摄了现代中国进程的变化；从“大海”回到日常的海，不仅是观照海洋的意识变化，它以反象征的方式高度象征地解散了大海所蕴含的理想、意志和向度。一种祛除了理想的日常，一种毋需意志和向度的内在建构的人生，这实则是当代中国恣肆的新意识。以深刻断裂的方式暴露理想与日常的鸿沟，以日常名义长驱直进地推行功利理性，在短暂的20世纪80年代过后，这种意识如此顽固地盘踞下来，似乎已宣告了激进的先锋意识的终结，标志了以意念力量推进现实的现代中国启蒙———革命精神的中断，标志了解除精神负载以后世俗情绪恣意狂欢的来临。纵观现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迁变，先锋和日常所标示的内在向度虽有所分野，但更多时二者亦是相激相生的，先锋理想气质的书写赋予海洋魅力的感召，召唤人们以进取的姿态朝向新自然，但往往疏于丰富质实的日常感觉。在日常经验的范围内书写海洋，通常能带来更多的自然细节和芜杂的生命感受，但在现代中国先锋意识的笼罩下，日常感觉里往往渗入了诗性理念，无视那建构性的精神感召和价值询唤，只需一个转身的姿态就可轻易走出现代中国的精神传统亦是虚薄的假想，正如一首诗所说的“从此海就在我身后／不管我怎样转身／它总是在我的身后／哗哗作响”（邹进《钟声》）。

二、通洋与望乡：陆与海的纠葛

“市喧山贼破、金贱海船来”、“海人无家海里住，采珠役象为岁赋”，向海洋中讨生活，或是以通海之便舶贩财货，或是耕海采渔以养生计，是传统中国习见的生活方式。而自明清已降，泛海离乡遥迁异域的“下南洋”等移民活动，进入现代以后规模更大，目的地不仅有南洋台湾还有更为遥阻的美洲新大陆，于是出海下洋在晚清以后的小说中大量出现，诸如《黄金世界》《侨民泪》《猪仔还国记》等。这类小说反映了一些近海省民的新的海洋化生存心态，或是“时汽轮初通，华民皆炫于海外多宝窟……如梦得黄金世界”，或是“少有远志，每思破浪乘风，遨游海外”，流露出面对海洋、面对莫名的海外机会浮躁、兴奋而又徘徊的心态，海洋给原先静止的人生带来多少沉浮升降、生死悲欢的变化。在现代的出洋经历中，还充满了异质的西方科技文明带来的震惊和迷惘，西洋火轮船“楫转而为帆、帆转而为轮，瀛海茫茫，只知咫尺”（《黑籍冤魂》）的快捷进化，太平洋上“一舟而外无寸地，上者青天下黑水”的浑茫，以及“九州脚底大球背，天胡置我于此中”的时空错置感（黄遵宪《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同时，西方文明跨洋而来造成急剧冲击“洋布洋纱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6］，在沪粤等通商口岸，“在洋行写字楼办事”，靠为洋人趋奉周转“发一注洋财”的买办职员阶层兴起，也传播了挟洋自重、崇洋媚外的心态。当然，海洋势力的侵入，资本、货物、教会、军火杂沓而至，易于引起近乎自发的抗拒心态，茅盾小说《春蚕》中的老通宝，看着茧厂的小轮船来满脸恨意，“向来仇恨小轮船这类洋鬼子的东西……常常想铜钿都被洋鬼子骗取了。”对于海洋陌生的疑忌与本能的利益自卫相搅缠，在文化表征上往往就表现为陆与海的对峙。

“走异乡、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向海外寻求新知，经过西方去寻找民族自救的新路，这是现代中国青年飘洋越海的又一意愿。无论“只身东海挟风雷”（秋瑾）还是“难酬蹈海亦英雄”（），对于向外求索的现代青年，海洋是一条人生必经的茫茫志途。以大海喻新知，以航船喻进程，在欧风美雨沐刷下，在狂风急浪的淘洗中，走向新生走向未来，这一条海上的去国归国路，曾激动多少学子，巴金激情赞美的印度洋日出，即是一代青年的情志写照。而钱钟书对一班庸碌学人的辛辣讽刺，也是从归国海途开始，“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看这船上的乱糟糟，这船倚仗人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围城》），碌碌世态掩过了家国情怀，匆匆一条海上归国路拥挤着多少纷呈的世象。然而，对于海外失意的游子来说，海则是家园的阻隔，是欲归不得的异路，甚至是葬生之所，郁达夫《沉沦》中抑郁的零余者最终走到海边，“他在海边上走了一回，看看远岸的渔灯，同鬼火似的在那里招引他……他忽想跳入海里去死了。”在蹈海之前回望故乡，“那一颗摇摇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他发出的家国呼告，刺穿了海的遥隔，成为沉痛的警声“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大陆乡关对于海外游子所具的磁吸力，因为重土怀乡的顽强的乡土精神，因为难舍神州的深沉的家国意识，而更显强韧。这对于现代中国因为政治分裂而悬隔在台海对岸的迁客漂人来说，更是一种撕扯心肠的长久隐痛。面对大海，他们发出乡关何处的哀叹，难断天涯飘零的情思，感怀亲情慰贴的桑梓故园。“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余光中《乡愁》）；“当故国的鸥啼转悲，死去／当船首切开陌生的波峰和浪……值更水手如果是歌者／他应高唱‘春江花月夜’／使远远的姐妹诸邦／感觉到中国。”（痖弦《远洋感觉》）；“黄昏时，港在流着薄雾的眼泪／那幽幽的眼色，那幽幽的焦急之心／多象我那忧戚的白了期待之发的母亲！”（辛郁《黄昏的港》）海洋，因其浑阔浩瀚，曾激励人的远志，巍巍而远行，又因其浩渺苍茫，倍添人的离愁，伫望乡园忧怀家国。出走与望乡、异域与故土、海洋与大陆，现代中国多少人踌躇徘徊、焦虑忧困于这两种情怀的交激冲撞之间。对于几千年以大陆文明为主体的民族，海洋意识的每一延伸，难免会从相反维度里触发回应，这种回应往往是深层无意识的，或者思乡、或者恋土、或者嗟零身世、或者感怀家国，由隐在的大陆情怀弥散出千百种心肠思绪，搅拌着扭结着缠绕着回旋着，构成陆与海之间无言无声但难解难分的纠葛。

一种深厚的大陆意识，在现代中国的海洋书写中还表露为“近海”性的特征，与欧美文学比较，现代中国的海洋文学明显缺乏远航、历险、漂流、海外垦拓和孤岛生活等主题，主要的小说题材为近海民众（渔民、岛民等）的生产生活，大多表现为沿海采渔、涉海近泛，或者滨海警戒、向着海外不时投以警惕注视的眼光（如《海岛女民兵》）。五四作家杨振声可视为开现代海洋小说之风气的人，其作品《渔家》《玉君》等主要描写滨海渔家生活，展现的海上景观也是滨海外望之风景。解放后的一些叙事类作品如《海的女儿》《西沙儿女》《海盗》等也主要讲述近海故事，邓刚笔下的海碰子也是赤身搏海的近海捕捞者。值得注意的是张炜的海洋小说所展现的比较宽阔的维度，他的小说《黑鲨洋》《海边的风》《古船》等表现了难以割舍的大海情结。《黑鲨洋》里的曹奔是一个充满闯劲与大海勇敢搏斗的硬汉，《海边的风》中老筋头则把梦境伸向海底世界，想象“在这个粉丹丹的鲜花一样晶莹的世界里”，人类与大海完美融合。而最具浪漫不羁的漂泊精神的是《古船》中的隋不召，他有着郑和式传奇生涯，大半辈子在海上过着“独与天地相往来的”逍遥生活。晚年回到故土，仍反复宣读《航海针经》、念念不忘远航的精彩，在放浪形骸的生命之中充满自由开拓的海洋气质。但同时张炜又通过隋不召与搁浅村口的古船的命运合一，预示陆地对海洋精神的束缚，表现海洋的绝对流动精神最终摆脱不了大地羁绊的悲剧宿命，这也是现代中国陆与海的纠葛的深刻隐喻。

三、镜像与愿景：现代主体的自我认同与想象

在传统中国，中土神州与茫茫四海在天地秩序中的位置是确定的，海洋被想象为环绕中土的边缘他者，中国人习惯以中心的视点外望四海，海的苍茫混沌、恢诡奇谲，映现了中州大地的稳定和安实。然而，现代中国的动荡彻底颠覆了这种稳定的秩序观，在海上激涌而来的西方强势文明面前，传统中国的自我认同与想象崩解了，中心与边缘的位置发生痛苦的移换，从新的海外视点看来，中国反成了距西方主导文明遥远的他者，身份模糊、形象尴尬甚至污秽。当留美的闻一多“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归来时，他发现中国成了陌生者，成了噩梦，他这样惊呼：“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发现》）。对于现代中国，在现代性的世界逻辑中，重新确立自我认同，建构新的现代主体，以此实现民族国家的更生，就成为了必然的使命。

雅克－拉康用“镜像”理论来说明“我们在精神分析中所感觉到的标志主体身份的‘我’的形成过程”，他认为人从外界的映射物（镜子或水面）中获取自我镜像，凭借这种映像，人才能确立自我形象，将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进而实现自我认证。对于现代中国而言，海洋就是这一个外在的映射物（镜），百年以来的中国人无疑从其中看到了某种中国的形象，从海上的舟楫纵横、船坚炮利看到自己的固步自封、落后闭塞；从海外文明的强势挺进、步步紧逼看到自己的积贫积弱；从万国通航、环瀛无疆的世界海洋空间看到自己亚洲之东的地理角色，从蔚蓝色生机起伏的海洋看（想象）到自己黄色文明的基因。就这样，从海洋的镜像中现代中国人看（或是想象）到关于文明与落后、强势与弱势、中心与边缘等一系列现代性概念。

正如刘再复在1980年代所表达的“大海！我在你身上体验到自由和伟力，体验到丰富和渊深，也体验到我的愚昧、贫乏和弱小”（《读沧海》），将大海与陆地相映照，从海的镜像中辨认自我，这是现代中国人实现自我认识的一种途径。无论这一幅镜像是否变形或者单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映照，现代中国由此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进而面向着海洋完成现代主体的建构。在海洋这一他者面前，现代中国怎样凝聚和建构起自身的主体意识？一种比较本能的反应是，将自我与他者区隔开来，通过区分强化自我认同，以建构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在解放以后的一些海洋小说中，渲染着对于海洋的高度警惕和戒备的意识，如《海岛女民兵》《海盗》《西沙儿女》等，海洋是敌特出没的渊薮，是保卫和平家园的前哨，时刻警惕的沿海军民总是英勇地挫败威胁和破坏，保卫身后祖国大陆的安全。在这些充满战斗意识的叙述中，强化了陆与海之间的异在感，通过自我保卫意识的渲染，凝聚起大陆人民的共同体认同。然而，将海洋设想为异在的他者，以自我与他者的区隔来加强主体认同，这并不是主要的。

面对海洋，现代中国通过激发一种进取的姿态，向着海洋所代表的陌生的异域、兴奋的未来挺近，以自我动员的方式凝聚意志、建构新的主体意识，这是一种更积极的姿态。对于现代中国人而言，当他们察觉到天下之大变的时候，几乎就激起了重新进入世界格局，以自身介入去扭转它的强烈愿望。从五四时期的“春潮涨了，春潮涨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郭沫若）到革命年代的“啊，大海／我真想张开双手／纵身跳入你的波涛中”（郭小川）到1980年代的“一早我就奔向你啊，大海”（舒婷），他们以新生的姿态、饱满的意志奔向大海，在挣脱传统追求理想的进程中，以一种不可逆的先锋意识实现积极的动员。于是，大海这个异在的他者，转化成了主体的向度和目标，实现了自我与他者之间深层的互动。值得注意的是，相对封闭与主动开放地应对海洋这一他者的两种意识，在现代中国也经常是相融互激的，如通常被视为一段自我封闭时期，但在敌我意识高涨，对海洋充满疑忌的同时，一种现代主体的自我动员也达到高峰，整个新生的民族国家被想象成前进的航船，在伟大舵手的导引下，经历大风大浪的考验，排除万难驶向未来，驶向远方。

在对海洋的关注和凝望之中，包涵了现代中国自身的强烈意愿，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意志专注于其本身，也即专注于它所意愿的东西，这种专注乃是强力的力量运作”。正是强烈的意愿，使得海洋不再是蒙着迷蒙面幕的陌生他者，而成为现代中国主体意识的投射，成为一片积极的愿景。作为新世界的表征，现代中国关于海洋的理想自然包涵对于未来世界秩序的想象，梁启超即热情诚达地表现了中国人的新世界愿景，他的《新中国未来记》开篇描述了一个大博览会，想象在上海举行维新成功的祝典，列强泛海而来，“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开联合大会是谓大同。”这样在屈辱的世纪初的想象远景中，大海翻转了方向，向中国围拢来，它不再是障限或威胁，而成为新中国展现自己的舞台，又发自中国向全世界播散着大同的理想。虽然历经坎坷，但大同作为现代中国所能成就的最热烈的想象，一直深隐在中国人意识之中。张炜在《海边的风》里勾画了一个梦中的海底世界，“在这个粉丹丹的鲜花一样晶莹的世界里，生命是最有光彩、最有力量、最受尊重的……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植物、男人与女人互相之间不可说谎、不可背弃、不可欺骗、不可侵犯。”在海洋的最深处，人与海终于实现了融合的大同，这是一幅包涵了生态、伦理和普世道义的深广愿景。只有了解到现代中国所遭受到的来自海上的威胁、侵害和侮辱，了解到19世纪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地位错置和心理挫折与海洋的关系，才能够理解中国人面对海洋展开的大同远景所蕴含的力量，这种愿景超越了以征服易征服、以伤怨对不幸、以利益补所失的常态心理，而以宽阔的理想、平等的追求还诸大海、投诸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现代中国精神之核，它沟通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古老理想，正如痖弦的诗中所言：“值更水手如果是歌者／他应高唱‘春江花月夜’／使远远的姐妹诸邦／感觉到中国。”（《远洋感觉》），这是中国“在场”的大海，是中国精神浸润的大海，不是异己和物理性的海，而是充溢着审美性和道义性的海。

作者：彭松单位：南通大学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