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文学史研究现代性难题范文

“现代性”概念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与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现代性”是西方话语，人们在借用这个概念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先见看法或者主观目的，这种现象在文学史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现代性”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它与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学史的关系是异常复杂的，然而在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中，人们在使用“现代性”这个概念时，表现了明显的单向度性质。为了实现一定的主观目的，现代性不是被误读了，而是被遮蔽了。

一、融合与裂隙：现代性与现代中国文学

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伊夫·瓦岱把现代性追溯到1l世纪，然而其历史也许更加久远。经历近千年的历史发展，哲学、社会学各领域对现代性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建构和阐释，然而，现代性概念本身存在的矛盾与悖论使现代性概念的内涵仍然十分模糊。同时，现代性的二重性加剧了这个概念的模糊性，从而使现代性成为至今仍争论不休的古老话题。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西方建构了深厚的现代性理性大厦，在建构的同时也孕育了对现代性理性的批判，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现代性拯救方案，因此，现代性的二重性是相生相成的。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对人生来说，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他试图建构“一种激烈的倾向于审美的相反理论”，以表达他对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理性传统的不满。审美拯救现代性的方案在尼采以后的哲学中有了延续，如马尔库塞、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理性的批判。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对于现代性的阐释具有独特的意义，他一贯强调现代性的理性批判和自我反思性，以揭示人与制度面临的现代困境。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下，作为秩序保证的传统和习惯并没有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代替。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的特征，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性维度”。他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中揭示了批判理性在现代具有的普遍性特征，他认为在现代晚期，工具理性的负面后果暴露得日益明显，从而引发了对“存在性问题”的压制，这种压制成为现代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和道德难题。他认为：“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自我反思性”在现代性制度中具有结构性特征，现代人通过自我反思成为自我动员的实体。艾森斯塔特在《反思现代性》一书中力主“多元现代性”，认为多元现代性的一个共同核心是“高度的反思性”。因此，在西方知识建构的过程中，模糊性、二重性及反思性是“现代性”概念的内在机制。

作为一个后发现代性的国家，中国的现代性具有自已的特征。从社会学和历史学上来看，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的建立，也就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中国追求现代性的历程。吉登斯认为“现代性产生明显不同的社会形式，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民族一国家”。新中国成立应该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标志性事件。

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分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美国的由费正清开创的‘挑战一回应’模式为代表的历史叙述中，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立场将鸦片战争以降发生的变化解释为中华帝国向民族国家(亦即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历史过程”，“鸦片战争作为中国遭遇西方文明挑战的象征性事件而被这两个学派视为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分期标志”㈣。张法等人提出“在中国语境中，它(现代性)则有了新的独特含义：主要指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这种概括明显受到了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观点的影响。然而把中国现代性概括为“启蒙与救亡”，一方面压缩了中国现代性的时问范围，另一方面则缩减了中国现代性的成果。这种独特理解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潜藏的关于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和焦虑。现代性在西方经历了近千年的发展，中国的“启蒙与救亡工程”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就已经终结，但中国现代性非但没有终结，反而发展得更加复杂。

现代中国文学是在现代性宏大历史语境中产生发展的，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决定了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在分析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时，如何理解“现代性”是关键点，发先生曾经对此提出了忧虑：“在现代性一语的使用日益频繁、语义日益驳杂的当下语境，尤其是人们戏言现代性争论最为激烈的当代中国，它不仅成为一种泛理论形态，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强势话语，而且作为一种话语权力、日益成为重新规划和构造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实践的某种先在性框架和图式。”现代性概念泛化必然抽空它存在的意义，现代性成为先在性概念也必然掩盖现代中国文学运动发展的复杂性。现代性可以阐释现代中国文学近百年的运动和发展的历史总体性，然而对于“红色经典”、“样板戏”等具体文学现象并不具有充分的表征性。

奥克达维沃·帕兹曾经讨论过“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吗?”这个话题，然而他的结论令人吃惊：“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很含糊。”，他认为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存在着冲突，也就是说文学与现代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文学与现代性甚至存在冲突。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们的生成深受《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即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概念的生成具有十分强烈的意识形态含义。与现代文学相比，当代文学发展所受到的“规训”力量无疑更强大，当代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当代文学的运动与发展也充分体现了这—特点。现代性作为元话语对历史总体性的建构无疑是清晰的，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现代性宏大叙事，现代中国文学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如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五四文学以改造国民性而表现出启蒙精神。现代中国文学自我批判和反思意识的匮乏是明显的，巴金晚年的《随想录》之所以珍贵其原因也就在此。另外由于意识形态的规训，现代中国文学实现的是“齿轮”与“螺丝钉”功效，使文学自我批判和反思机制的丧失更加突出，这些与现代性的固有机制存在着一定的悖谬，如新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表现出激烈的反传统精神，强调文学的启蒙功效，然而高扬启蒙精神必然忽略《狂人日记》张扬的仇恨意识。因此把现代中国文学纳入到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历史进程中，本应要敞开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性之间客观存在的裂隙，然而这种裂隙在文学研究中被人为地遗忘和遮蔽了。

二、转折与反思：现性代与文学史观

1922年3月，胡适为上海《申报》创办五十周年纪念而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从进化论角度看待新文学的形成，以进化的思想建构文学史，在文学史观念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二三十年写作作的诸多文学史，都自觉不自觉地认同胡适这篇文章所描绘的新旧文学转型的图景”。1935年，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出版，以其鲜明的“阶级论”文学史观区别于已有的文学史著作。不久，“阶级论”文学史观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主导思想。1939年，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也是以“阶级论”文学史观治史，在文学评价中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新民主主义论》面世以后，“阶级论”文学史观更加重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从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等，直到唐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都坚持了“阶级论”文学史观。“阶级论”文学史观在文学史研究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是因为特定时代环境要求文学史家主动向“阶级论”靠近，另一方面是因为意识形态的规训力量。众所周知，“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概念在各历史时期所负载的意识形态意义对文学的发展和文学史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如洪子诚在考察“中国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是“如何被构造的”以后，明确指出：“当代文学概念的生成，不仅是文学史家对文学现象的‘事后’归纳，而且是文学路线的策划、推动者‘当时’的‘设计’。”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长期受到意识形态的规训也是必然的，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直到1980年前后，唐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一批文学史著作仍未能在文学史观上实现实质性的改变。

1985年，黄子平等3人发表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带来了两个方面的转变：以20世纪文学的整体观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区分，以现代性文学史观引发文学史研究方法论的转变。这种现代性文学史观强调2O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获得“现代性”的过程，它包括多个方面价值体系：“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其中“改造民族的灵魂”高度突出现代性的启蒙理性精神，是最为根本的价值范畴，“作为‘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其所特具的思想启蒙性质，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特征，它不但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基本面貌，而且引发出现代文学的基本矛盾”。现代性文学史观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文学史研究的新局面，如钱理群等人的高调的启蒙现代性立场在1987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就有了鲜明的体现。朱栋霖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也认同“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O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现代性文学史观在当代文学史写作中也得到了体现，董之林认为：“我们已经从现代性叙事与被叙事的历史的关系当中，窥见到讲述历史的多种可能性”，陈晓明提出：“‘现代性’这个概念是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最为有效的理论视点。”繁华和程光炜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试图以现代性语境和现代性话语来叙述当代文学史，为以现代性文学史观建构当代文学史作出了重要的探索工作，孟繁华等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的年代，已经遭遇到了现代性问题，”当代文学发展的不确定性特征“都是新的现代性焦虑的反映”。更为重要的是，孟繁华等人是从现代性角度建构价值评估体系，“现代性追求”成为选取史实的重要标准，如在第五章中，他们认为共和国初期文学的现代性表现了文学的实验性质，认为《我们夫妇之间》的文学史价值是最初揭示了新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肤浅的“颂歌”和《保卫延安》则为文学的现代性实验积累了经验。

然而，现代性的模糊性、二重性及反思性机制，决定了现代性文学史观建构的价值评估体系必然遭遇广泛的置疑。现代性的模糊性决定了对现代性理解的复杂多样，如杨春时、宋剑华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就“把现代性等同于现代主义”，程光炜等也承认“现代化或现代性是个内涵繁复的概念”。现代性的二重性使文学现代性的研究也出现了分化，与钱理群等人强调启蒙现代性不同，李欧梵、王德威等人重视文学的审美现代性。李欧梵把中国现代性时间观念的产生追溯到晚清的粱启超，他在《追求现代性(1895~l927)》一文中，运用马丁·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的观点论述了美学现代性，指出了中国人对现代性的理解“偏重当代”、充满“新的”内容，阐释了“五四”文学的现代性的二重性：“当五四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美学中的现代主义那种艺术上的反抗意识声气相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抛弃自己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的信仰。”09et2363李欧梵的另一篇文章《漫谈中国现代文学的“颓废”》也借用了《现代性的五幅面孔》观点，认为“颓废”也是一种现代性美学，把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边缘角色”、“被史家针砭”、“反面教材”的“颓废”与现代性紧密联系起来Rote42)。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也强调了现代性的二重性，“如果‘五四’文学以启蒙、革命、情感与理性对话，以及写实主义的表述实践为特征，其实晚清小说已经先驰得点，而且其激进处，可为‘五四’典律添加另一向度”。王德威从4个方面论述了“被压抑的现代性”，即启蒙与颓废、革命与“回转”、理性与滥情以及模仿与戏谑。“五四”典律强调的是启蒙、革命、情感与理性的社会现代性，而颓废、“回转”、滥情、戏谑体现的是美学现代性，正是这种美学现代性为“五四”典律添加了另一向度。李欧梵和王德威把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时间前移到晚清，对文学审美现代性的重视，无疑挑战了“五四”启蒙文学的霸权地位，也启发了研究界对文学现代性的重新思考。1998年，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面世，修订版对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重新作了论述，提出现代文学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钱理群在《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一文中表达了对现代性文学史观的反思和追问圈，当现代性被论述为一个宽泛的时间概念时，无疑消解了“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突出启蒙现代性所引发的紧张气氛。修订版另一个重大改变是增加了通俗小说，并且独立成章地进行描述，通俗文学进入文学史，无疑挑战了“五四”启蒙文学在文学史中的霸主地位。修订版作出的这些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文学史研究中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对立。以现代性文学史观建构当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孟繁华等人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表现了文学史家建构现代性文学史叙述框架的主观努力，但是客观上现代性并不能全面地表征当代文学的历史。一方面，历史合目的性(现代性)在该史中的明显体现遮蔽了历史真实，中国当代文学大部分时问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表意，因此“现代性实验”文学与“红色文学”并不具有同等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一元历史发展观压抑了现代性的二重性，该史试图为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正名，现代性的二重性和反思性在当代文学史写作中成为被忽视的问题。

以现代性文学史观建构文学史需要探索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首先，现代性作为一种世界化的理论思潮是否具有普遍的合法性，尤其是在文学史叙述中，这是文学史叙述应该解决的理论基础。其次，文学史叙述应该处理现代性真实与现代性表象的关系问题，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性的裂隙是客观存在的，文学发展的历史真实与表象并不一致。第三，文学史叙述应该处理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表现出了现代内容与现代形式以及现代语境，但现代性更多是想象层面的，体现出思想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