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存在价值范文

“歌咏所兴，宜自生民之始也”。文学的产生几乎和人类的产生一样古老。“文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的确，这正如我们问“什么是人”“活着为了什么”一样费力而不讨好一样。随着21世纪的到来，经济、技术迅猛发展，文学艺术商品化以及影视传媒网络对文学的冲击使文学作品沦为边缘化，使大众审美趣味平庸化、娱乐化。在这样一个当代语境下，我们需要思索的不是“文学是什么”、也不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而应该是“文学在当今存在的价值”，以及文学如何面对当今的挑战、寻求发展、捍卫它应有的价值和地位。

对文学是否存在合理性这一命题的拷问古以有之，那就是古希腊时期有名的“诗哲之争”，柏拉图不无调侃的说“诗与哲学的关系已经打了很久了”。的却，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最终从根基上动摇了柏拉图的“模仿”理论，把柏拉图驱逐的诗人又找了回来，肯定了文学艺术存在的合理性。

柏拉图在认为现实是对理念的模仿，而诗是对现实的模仿，那么，诗就是对真理模仿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从而宣称诗不能反映真理，诗人连木匠都不如，要把诗人驱逐出理想国。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承认“诗是对现实世界模仿”的基础上认为真理就存在与现实世界的本身，而不可能存在抽象的现实彼岸，从而认定“自然物的存在不是对理念的模访，是可以揭示真理”，他又进一步提出：“诗比历史更真实”的论断肯定文学高于现实。

那么在当今语境下，在大众娱乐化、文学商品化、边缘化尴尬的境遇下，文学可以揭示真理这一论断远远不够回答文学在当今社会存在的价值，本文试图从“”文学与娱乐”、“文学与教育”，“文学与精神”三个方面阐释文学在当今社会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

一、闲暇的游戏：文学与娱乐

在当今人类的生存方式中，娱乐成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娱乐产生于剩余劳动时间这一历史事实，在现代社会，资本在利益的驱使下，对人的娱乐需要开始了不遗余力的开掘，娱乐的满足方式五花八门，文学仅仅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已，作为大众休闲消遣的娱乐文学类型在不断的花样翻新，艳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惊险小说、此起彼伏，更迭不休。

文学的娱乐功能被柏拉图发现从而被指责又伤风败俗的腐蚀大众的作用。于严肃的诗相比，新兴的诗乐失去了庄严与肃穆，以鼓动人的感性，满足人的功能为主的娱乐特征，让柏拉图认为这是文学存在的最大的危险性之所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墨子亦然，“认为进行音乐演奏与欣赏活动，必将“亏夺民衣食之财”，对人民有害而无利。”《墨子“非乐论”新评》

无论是西方柏拉图还是中国的墨子，他们对文学艺术的否定恰恰从侧面承认了文艺的娱乐作用，他们的否定只是个人主观的态度，文学的娱乐性不会因他们的否定而消失，娱乐从古至今都是人类发展的需要，在当今，这架开动起来的机器更是疯狂的运转，欲罢不能！

科林伍德认为,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娱乐对人的情感有一种释放作用。他把人的情感过程分为负荷阶段(兴奋阶段)和释放阶段,认为情感一旦兴奋,就必须释放。人在娱乐艺术中所产生的情感就在娱乐艺术所创造的虚拟情境中得到了释放,因此,“娱乐是以不干预实际生活的方式释放情感的一种方法”。⑥对于娱乐文学,比如他认为,恐怖小说的出现,是因为人有一种体验恐怖的强烈需要;侦探小说是满足人们体验恐怖需要、崇尚力量的需要、解决疑难时理智兴奋的需要和对冒险的需要。“把这些从虚拟情境中唤起的情感又在虚拟情境中释放出来,从而使它们不大可能到实际生活中去自行释放,这是合乎自然情理的”。{(英)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王至元､陈华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第89页｡}

无需多言，在当今这样一个以消费为主的生活结凑快、工作压力大、放松时间少的当今社会，娱乐艺术的发展承受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个方面来自于资本,一个方面来自于大众。资本喊着要获得利润,大众喊着要获得快感。资本利润是一个不见底的深渊,大众的快感更是个无底洞。

二、布道的牧师：文学与教化

正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文学的教化作用正是在潜移默化中给读者以教育和启发的。好的文学作品能为读者呈现一个想象中的真的世界、美的世界、善的世界。因此可以培养人的想象能力、感受能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以及向真、向善、向美的健康心理。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也已怨”，他强调《诗经》对人的“风教”作用，进而提出：“兴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主张。柳中原说“文以明道”，韩愈说“文以载到”，杜甫的《三吏》、《三别》是教化世人的典范，从他写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中去感受他对封建社会的控诉和对苦难人民深刻的同情。西方的贺拉斯在他的《诗艺》中提出了“寓教于乐”说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实现文学教育功能的途径。

近代以来，文学对于社会观念、社会文化的建构愈来愈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或许正是意识到文学在社会观念建构上能够起到重大作用，梁启超才写出了那篇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在文中说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之所以如此推重在当时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看中了当时小说作为草根艺术所特有的大众化、通俗化特点。因为要传达新的观念，所以，传达观念所用的载体必须是大众的，是能够为大多数群众所乐意接受的。这样，原本属于草根艺术的小说在这时突然就承担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使命。而之后的历史也确如梁启超所言，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小说的确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独有偶，美国学者安德森在作了系统地研究后甚至说文学对于深刻影响当下世界格局的现代民族观念的形成与建构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36页）。

中国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特别重视文学的国度。魏晋之际，作为皇帝的曹丕就曾经发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评价。所以，在中国，在建构一个时期的文化观念、社会风尚的时候，文学往往能够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十七年”时期，一批红色经典曾经对共和国的历史进行了合理化建构，为建构当时的社会主义文化理念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果没有文学的推波助澜，我们很难想象改革开放政策会在中国顺利地进行。考察既往时期文学在社会观念建构上起到的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当下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在当下我国和谐文化的构造过程中，文学应该起到重要的作用。换言之，在当代中国，要建构出符合时代特色的和谐文化，要让更多的公众接受、理解和谐文化的理念，最好的方法就是寻找一个良好的文化载体，借助这个文化载体，向所有的受众传达和谐文化的理念，从而最终达到和谐文化建构的目的。

三、“存在之澄明”：文学与精神

“存在之澄明”是当代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他的著作《…人，诗意地栖居…》中提到的。其意义可以阐释为：“艺术把人们的日常生活带到了诗意的状态之中，在此诗意状态中作品建立世界，展现大地，进入了生活的无蔽和敞开的境界，进入诗意的澄明。”

他认为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劳绩，不仅培育大地上的植物，而且还用各种工业手段生产出人类需要的物质财富，可谓充满了劳绩，人类也因此而自豪。但这并不是海德格尔所理解的生存的本质。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类无论有多少劳绩，还只是一种有限的世界，而人类却应该冲出这有限的世界，达于无限。诗意的栖居，不是让每个人都去写诗，每个人都去幻想。这样的理解是表面的。海德格尔认为，诗创造持存，诗言说无。无，不是没有，无是无限。无限是什么？无限就是对有限超越中的一种自由状态，而这种自由只能存在于精神世界。从劳绩到诗意，实际是从物质到精神，进而也就是从有限到无限。海德格尔看到了近代以来，人类无节制地发展物质一维，而精神却失去了根基。

“海德格尔诗学的意义在于把一般理解上的外在的文学，还原于生命的状态。这样，文学的真正意义也就上升为生命与存在的意义，人类的本真生存方式总是要寻求诗意的栖居，伟大的文学家总是通过作品揭示出世界的意义。通过艺术的世界，揭示大地，展现天空，大地变得宽阔而宁静，天空充满无限的神性，人在此间是如此的澄明而生动。这样，问题就变成了不是我们是不是需要文学，而是生命必定要诗化，必定要文学化，生存的道路只能是诗意的道路”。《文学是什么》傅道彬、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

是的“人充满劳绩，却仍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文学便是精神栖居的家园，是“去避”“澄明”“诗意”的家园，文学是人学，是关注人、研究人、研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精神生产。古往今来，文学布满对人类和社会的爱，歌颂也罢，批判也罢，都是为了追求人类与社会更美好的前程。自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以来，文学似乎表现对人类、社会绝望的成分多，但正如阿多诺所言，人们正是从卡夫卡式的绝望之中看到了希望，得到了拯救。从批判中得到拯救，从绝望中获得希望，这正是文学的人文关怀。用佛家语说这是大慈悲。文学与文化研究之所以相通，是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渗透着批判精神，布满着对人类社会的拯救关怀。这种人文关怀精神在21世纪不会过时，往后恐怕也不会过时，除非文学不再是由人来创作。人文关怀在各个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21世纪文学及其文学研究只要坚持批判、拯救，并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大方向就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