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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篆刻艺术分析范文

时间:2022-03-07 04:04:14

文人篆刻艺术分析

第一,文。作为近代篆刻艺术的源头之一的鉴藏印,可以说是引发文人对印章发生兴趣的一个主要方面。鉴藏印是印章中最早与书画联姻的,也是最早与古代实用印章的功用分野的(商周秦汉魏晋时代的印章,是不具备鉴藏或收藏功能的)。最早的鉴藏印章,可以上溯到东晋时期用于鉴藏性质的“周颇”白文小印。稍后有梁朝徐僧权的“徐”字鉴藏印(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以后还有唐太宗的“贞观”连珠印,唐玄宗的“开元”、“弘文之印”,宋徽宗的“双龙”图印(铃于书法)、“双龙”方印(铃画)、“内府图书之印”,宋高宗的“绍兴”连珠印,苏氏四代的“许国后裔”、“四代相印”、“配六相印之裔”,等等,不胜枚举(张应文《叙书画印识》)。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印章不但其功用已经改变,而且,印章文字也较古代实用印章有所发展,被斌予了文人的雅玩情趣,基本具备了后世篆刻艺术中的鉴藏、收藏、考藏印的特征。印文的另一个转变是别号印和斋号印的出现。别号斋号是文人述怀遣兴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文人篆刻中,继鉴藏印之后出现的一个重要内容。像李泌的“端居室”、欧阳修的“六一居士”、苏东坡的“东坡居士”、赵孟顺的“松雪堂”、吾丘衍的“布衣道士”、王冕的“会稽外史”、“煮石山农”、“梅花屋主”等等。别号斋号印之后,就是词句闲章的大量出现,这标志着文人篆刻艺术的诞生。

第二,材。石质印章是文人从事篆刻艺术的物质基础。其始用是在唐宋时期。甘肠说:“石质,古不为印,唐宋私用始用之,不耐久,故不传。”(《印章集说》)宋代杜给在《云林石谱》中也有石质可以刻印的记载。20世纪60年代,上海肇嘉洪地区朱氏墓葬内出土两方青田石印,据孙慰祖先生考证,此墓地宫早在明正统十年(1445年)已封闭,比文彭出生还早53年,距其“发现”灯光冻石要早近80年。可见,在文彭之前,民间用青天石治印已是相当普及的了。这在今天仍是篆刻家们的首选印材。

第三,制。一方印章的制作,要有篆和刻两个过程。篆是指篆写印稿,用笔;刻是指刻制印文,用刀。宋史记载:宋英宗曾钦命欧阳修(1007一1072)篆写“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因此。有理由相信他的自用印,有可能出自他自己的手笔。米带(1051一1107),身为朝廷的书画学博士,当然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不但进行了篆刻艺术的实践,而且,还注意到了书画铃印(主要是鉴藏印自身的审美功能和鉴藏印)与书画作品的对应关系。‘’闲卧四印奇古,失病所在”(《东坡续集》卷四),是米莆刻印的一个重要的例证。赵孟顺(1254一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浙江吴兴人。元初官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尸)是大书法家、大画家。其所篆印文纯用小篆,朱文细笔圆转,姿态柔美,对后世影响极大,今日之元(圆)朱文实由赵孟顺滥筋(沙孟海《印学史》)。吾丘衍(1272一1311)字子行,又作吾衍,号竹房、贞白居士,浙江衙州人。其所作《学古篇》中的《三十五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研究印学的理论著作。前十七举论篆书,后十八举论刻印,具体论及创作经验,最早提出印学复古思想。

晚年赵孟顺的还向小他18岁的吾丘衍学习,可见其影响之大之深。王冕(?一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饭牛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元末浙江诸暨人。幼贫苦学,晚年归隐九华山,卖画为生,刘绩《霏雪集》记载:“初无人以花药石治印,自山农始。山农用汉制刻图书印,甚古。江右熊巾筒所蓄颇黔,然文皆陋俗,见山农印大叹服,且曰‘天马一出,万马皆暗’,于是尽弃所有。”可以确证,王冕不但刻石质印章,而且水平还不低。其印作不但参用汉人之法,还别出新意,尝试用楷隶书人印,成就非凡。早于文彭80多年的金提(明早期浙江郸县人,字本清,号太瘦生、朽木居士,明正统六年举人,以擅书法授太仆寺垂。1465年授一品官服,出使朝鲜),也曾从事过篆刻艺术创作,却长期不为人所知,其篆刻家的地位也不为承认(叶一苇《中国篆刻史》)。唐宋时期,古玺印的出土和集古印谱的编纂,使得文人篆印有了可供借鉴的范本,因而,文人书画家们在篆印的时候,自觉地走向了以古雅清丽的趣诣为归,使印风归于平正。文人篆印(写印稿),尤其是书画艺术家篆写的印稿,在其中注入了艺术成份。

他们在篆印刻印实践的同时,又高举起了印学复古的大旗,为明代文人篆刻流派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文人篆印是文人篆刻的前奏和必要的准备阶段,通过印稿的篆写和铃于书画的鉴藏的实践,建立了文人独有的审美趣诣和标准。文人篆印是文人进行篆刻创作的初生形态,是篆刻艺术发展史上所迈出的重要的一步。通过对印稿的篆写,日益感觉到由自己篆写、交由工匠制作的方式以及印章材质(铜、玉或木等,宋代低级官员有用木印的)已无法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亲自参与到刻制中和寻找新的印材,就显得非常需要了。这个时候,本已存在的各种石材,就成了唯一可取的,也是最好的材料。从而彻底地实现了文人篆刻艺术与实用印章的分野,最终在元代初步发展起来,并在日后成为一种新的独立的艺术种类。宋元时期注重的是篆而不是刻,对篆刻的研究也仅仅限于对篆法、章法、历代印章典制。米带对篆刻的认识也是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的,其所求也只是“与唐印相似”而已;赵孟顺提出“复汉印”,自己却并没有这样去做,而去追求小篆人印(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不刻印的缘故吧);吾丘衍提倡印学复古,也只是做了初步的尝试;王冕则于汉印之外,另有所求。明代中叶,文人篆刻乖谬叠出,篆法式微,日益颓废,“国初名人印章,皆极芜杂可笑”(李流芳《题汪果叔印谱》)。

此时的篆刻面临抉择关口:一方面是前人的实践将要付之东流,一方面书画艺术的发展需要篆刻。文彭(1498一1573)字寿承,号三桥,江苏苏州人,文征明长子,明代两京国子监博士。家学渊源,身份地位显赫。他清醒地看到了当时篆刻艺术弊病之所在,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影响,振臂高呼“力矫元人之失”,恢复汉印传统;高举赵、吾恢复汉印质朴的旗帜,与何震(约1541-1607)共同提出“篆刻应以六书为准则”的理论主张;并广收门徒,身体力行,积极实践。最终,形成了近代篆刻艺术史上最早的篆刻艺术流派。由此可见,近代文人篆刻艺术的起源,是一个多源头的渐进的过程。隋唐时期印制的改变,印章功用的拓展,文人篆写印稿,都是其发展的源头。近代文人篆刻艺术的历史,在无法确认有更早的自篆自刻者之前,应该从米带开始算起(其源头当然可以上溯得更远)。米带不仅自篆自刻印章,还积极的、自觉的初步建立了印学审美标准。尽管米带的印章与后世的篆刻艺术还不能相提并论,但其拉开文人用印与官印的距离的观念是明确的。这对篆刻艺术的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米带可以说是近代文人篆刻艺术的第一代篆刻家,这样算来,篆刻艺术已经有了近千年的历史,而不是目前所说的五百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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