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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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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地转型,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话语转型,而其集中表现,则是近代文学“国家”话语向现代文学“人”的话语的转型。对这一转型从发生、完成的文学史过程,特别是从其内在话语逻辑看,与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之说,有着直接而深刻的联系。

中国文学进入到近代后,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获得生命力以承担开发民智使命,其意义诉求、结构关系、存在方式等作了巨大地调整、变革,表现出与传统文学绝然不同的诸多特征。例如“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新文体(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7页;关于新文体的形成、特点及意义,可参见方长安的《晚清文体革命与日本启蒙文学》,《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5-47页。)、小说的未来完成式叙述方式。(注:参见王德威的《想像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1页。)等等。然而,这种变革是在强烈的政治意识作用下进行的,变革虽落实在文学领域,表现为小说革命、诗界革命、文体革命等,但旨归在“国家”想象与叙事上,所以文学中“人”的觉醒主题被“国家”意识所遮蔽,文学成为宣讲“国家”话语的重要方式,“国家”话语成为文学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也就是文学的中心话语。

并不是近代知识者没有意识到个体对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性。章太炎、严复,特别是梁启超,都发表了关于个性独立的种种见解,但是,当时的主流话语是民族独立、国家权利,“今日欲救我国,当以输入国家思想为第一义”(注:转引自叶易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而非个人主义。这种国家意识构成了近代文学变革的动力:“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1),中华书局1989年版。),“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注:王无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国近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文学具有关乎一国命运的重要性,文学也自然以表现“国家”为重要内容,如《新中国未来记》《中国兴亡梦》《梦平倭奴记》等,以至于是否具有“国家”思想成为评论小说的重要标准:“今日通行妇女社会之小说书籍……可谓妇女之教科书;然因无国家思想一要点,则处处皆非也。”(注:转引自叶易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0页。)所以,近代文学是一种以“国家”话语为出发点与目的的文学,或者说,“国家”话语是近代文学的中心话语。

这种文学中,作为个我的广大社会成员被漠视,或者完全粘附于国家叙事。“个”被抽空,其结果是国家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也就是说,在无视具体的个人的同时,国家叙事沦为一句空话。这样近代文学无论怎样变革,变革到何种程度,都无法实现自己开发民智、匡正国家的政治理想。走出“国家”文学话语误区,使文学转而立足于人,以具体的人作为话语言说中心,无疑成为后来文学发展的一大课题。

从后来文学嬗变史实看,“国家”文学话语向“人”的文学话语转型的情形极为复杂,而促成这种转型的原因,从不同角度理解,更是多种多样的;但如果从日本文学影响角度切入考察,则不难发现白桦派理论的启示、影响,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也许是最直接的理论推动力。

白桦派因1910年(明治43年)创刊的同人杂志《白桦》而得名,其代表作家是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长与善郎等。他们高举人道主义大旗,尊重个性与生命创造力,力图将人从各种束缚中救出,重新调整人与他者尤其是与“人类”的关系。

武者小路在《<白桦>的运动》中指出:“白桦运动是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的运动。……为了人类的成长,首先需要个人的成长。为了使个人成长,每个人就要做自己应当做的事,就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工作尽力做好。……为了人类成长,个人必须彻底进步,必须做彻底发挥良心的工作,白桦的人们就具有所需要的东西。……使我们进行创作的是人类的意志。因此,我们是抱着使自己的血和精神渗入和传遍全人类的愿望而执笔的。”(注:转引自西乡信纲等:《日本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23—324页。)个人与人类的关系在这里是互动的,而其出发点则是个人而非人类,即通过个人或者个性作用于人类,使人类健康成长,个人在这种关系结构中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地位与意义。

这种思想引起了周作人极大地兴趣。早在《白桦》创刊之初,他就曾前往购买《白桦》的“罗丹专号”;而1912到1915年则定期购读;1918年阅读了《一个青年的梦》,并与其作者武者小路实笃交往密切;曾专程前往参观日本新村。以至于20年代初就有人认为周作人“底思想似乎很受这一派影响”(注:鸣田:《维新后之日本小说界述概》,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3号、14号,民国10年7月10日发行。)。他于1918年12月15日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6号上的《人的文学》,可谓是中国近代以“国家”话语为出发点与归宿的文学,向现代以“人”为话语中心的文学转型的理论标志与宣言书,它界说了“人”的话语在新文学中的基本内涵、存在方式与言说途径,也就是为新文学规约了“人”的文学的发展方向。而此文正是周作人对白桦派极感兴趣的时候写作的。它对于人道主义、人与人类关系的界说,例如“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其基本含义来自上述白桦派观点。沿着这一思想逻辑,接下来他对人道主义作了如此定义:“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是一种白桦派式的人道主义,即如中村新太郎所指出的,白桦派人道主义“坚定地相信充分发展个性就可以对人类作出贡献”,相信“个人代表着人类的意志。”(注:[日]中村新太郎:《日本近代文学史话》,卞立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页。)周作人在文中还直言了他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一人道主义定义的两条理由:“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由此可知,他的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石主要是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的理论,由于这种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个人,所以周作人进而称自己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注:周作人:《人的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10页。)

人类虽是一个比国家更为广大的集合性概念,但白桦派想象、倡导的个人与人类的新关系,无疑是对近代人与国家关系的一种反动,有助于拆除近代抑制“个人”话语的“国家”话语壁垒。“个人”话语的自觉与独立性,显然是对“国家”中心话语的颠覆,人不再仅是某种抽象概念的附庸,它获得了自主性,人不是单向地决定于“人类”,完全受“人类”支配、左右,而是在独立前提下,同样决定了“人类”的发展。由于以个人与人类这一新的关系取代了近代个人依附于国家的关系,这样,人自然地从“国家”话语束缚中解放出来了。在此基础上,周作人认为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为本,对于人生,尤其是对于这种具有“个我”特性的“人”的记录研究的文学,便是“人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仅要求以文学为人生取代近代以降的文学为政治的倾向,而且应以个人与人类的新关系置换近代文学中“国家”话语决定“个人”话语的陈旧模式,从而与近代以“国家”话语为中心的文学完全区别开来,在理论上宣告了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的开始。

五四时期,周作人反复言说、倡导文学上这种个人与人类的新关系,例如“个人既然是人类的一分子,个人的生活即是人生的河流的一滴,个人的感情当然没有与人类不共同的地方。”(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文艺的统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又如“我始终承认文学是个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所以我又说即是人类的。”(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诗的效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通过他,白桦派的影响不断扩大,波及整个五四文坛。

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刊出他的《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文中写道:“在我们看来,在日本思想评论界里,人道主义的倾向在日益抬头。我认为这是最值得庆贺的事。虽然现在是极少数,并且被那些多数的国家主义者所妨碍,尚处在不得发展的状态,但是将来是大有希望的。”周作人从白桦派那里意识到了人道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矛盾。鲁迅看了该文后,“也搜求了一本将他看完,很受些感动”(注:鲁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深感该剧本“很可以医许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注:鲁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这一认识,使他自1919年8月2日开始翻译《一个青年的梦》。该剧将战争之根源归结为国家、国家主义——“从国家主义生出战争,是必然的结果”;而与国家主义相对立的是“人类的意志”。如何消灭战争?剧本认为“就是我们不用国家的立脚地看事物,却用人类的立脚地看事物”,因为“从蔑视人类的意志的地方,起了战争的。”所以,应发挥人类的意志,而不是国家意识或国家主义,“人类要将国家主义这一个大病,使个人知道。照这样下去,在人类是可怕的,在人类是可怕的事,不消说在个人自然也可怕。”(注: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鲁迅译,《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这表明,在武者小路实笃那里,国家主义不仅与人类相对立,而且是个人的大敌,而“人类”与个人则是统一的。鲁迅正是认同于此,才翻译《一个青年的梦》,他说“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注:鲁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鲁迅从“人”的建设出发,由《一个青年的梦》,认识到了国家、国家主义与“人类”的矛盾,与个性自由发展间的矛盾,也就是意识到了,以白桦派倡言的个人与人类的新关系,取代中国近代的个人依附于国家的旧关系的可能性与重要性。王富仁等曾指出鲁迅的《自题小像》、《斯巴达之魂》、《中国地质略论》等体现出了一种国家主义思想(注:王富仁、查子安:《鲁迅与梁启超——立于两个不同的历史层面和思想层面上》,收入龙泉明、张小东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比较分析》,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如果是这样,那么白桦派关于个人与人类关系之说,则是鲁迅五四时期走出国家主义的重要的理论背景,而以鲁迅在五四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看,他的这种变化,无疑意味着中国文学朝着走出近代以“国家”为中心话语的政治文学,并向现代“人”的文学转变,迈出了一大步。胡适那时虽对新村运动的归隐倾向、泛劳动主义存有异议,但仍认为改造社会必须从这个人、那个人的改造做起,也就是改造社会须从改造个人做起,这一观点与周作人所宣讲的白桦派观点是一致的(注:参阅周作人的《新村运动的解说——对于胡适之先生的演说》,收入陈子善等编《周作人集外文·上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318-320页。)。胡适坚信:“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典,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注: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4卷6号。)以胡适与周作人的亲密关系而言,从胡适对白桦新村的了解来看,这种关于个人与社会、国家关系的观点,显然与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之说相关。郁达夫受白桦派影响,于1923年在《艺术与国家》中写道:“我们生来个个都是自由的,国家偏要造出监狱来幽囚我们”,“国家主义与艺术的理想取两极端的地位”,“现代的国家是和艺术势不能两立的”,“地球上的国家倒毁得干干净净,大同世界成立的时候,便是艺术的理想实现的日子。”(注:郁达夫:《艺术与国家》,《创造周报》第7号,1923年6月23日。)

与白桦派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相关,对国家、国家主义地批判,对个性自由地呼唤,成为五四前后文学的一种潮流——一种反叛近代以“国家”话语为中心的政治文学,以催生五四以“人”为中心话语的文学的潮流。

上述论析表明,对国家主义地反动与对人地呼唤在五四时期是同时进行的,表现在文学上则为:对近代以“国家”为中心话语的文学地批判、超越,与对“人”的文学地倡导、建构,呈现为一体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合二为一的文学进程。而将这种进程统一起来的话语基石,则主要是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之说。

这样,来自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相统一的观点,弥漫于五四文坛,成为五四文学言说的基本话语之一。对这一现象,刘纳曾作过精辟的概括:“五四作者的思考,则不但突破了置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强大的中间层次——家族,而且突破了置于人类与个人之间的更为强大的中间层次——国家。他们不常提起自己是四万万中的一个,却牢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注: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页。)。她是在谈论五四文学的人类意识时写下这段话的,虽然切入角度不是比较文学研究,且尚未完全意识到日本白桦派的影响问题,但她从现象中归纳出的“牢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却极为准确地言说出了白桦派关于个人与人类相统一的观念对于五四作家、五四文学地影响。

打开五四文学窗口,我们能检索出大量的表现个人话语与人类话语相统一的作品,如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冰心的《超人》《国旗》《悟》、叶圣陶的《萌芽》、刘纲的《两个乞丐》、刘大白的《国庆》,等等。俞平伯说过,五四作家“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注:俞平伯:《<冬夜>自序》,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我”行走于同“个人”相统一的“人类”中间,而非与“个人”相冲突的“国家”里。应修人表示:“每个人,我深深觉得都可爱。”(《春的歌集·欢愉引》);刘纲写道:“他们是人,——是与享受过分的人类一样的人。”(《两个乞丐》);郭沫若以那一时代最炽烈的个性意识咏叹:“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的是你的孝子,那田地里的农人,他们是全人类的褓母,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地球,我的母亲》)。以地球为母亲,是一种广泛的人类意识的表现,所以羡慕农人也只因他们是全人类的褓母,抒情主人公“我”不只是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个”的意识,而且有一种深厚的“人类”情怀,二者是统一的。正如刘纳所言,作家们在作品中淡化“国家”观念,以“人”的概念将个体生命与最大的“群”——人类,直接联系起来了(注: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页。)。个体“人”与群体“人类”直接对话、联合,“个我”是人类中的一员,“人类”是由具有个体特性的单个人构成的。对人类的改造落实在“个我”身上,即从“个我”做起,而“个我”又承担着“人类”的责任。这种主题倾向,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白桦派关于个人与人类关系的话语原则在中国的一种文学性的再书写。

不过,这种再书写是在中国五四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并且是由一批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作者完成的,因而这种再书写,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意义上的改写,一种再创造。

个人与“人类”相调和、统一,在白桦派那里,主要停留于一种理论上的表述与“新村”实践,创作上虽也作了一些探索,如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人类万岁》《一个青年的梦》,表现的便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爱,是个人话语与国家主义的对立、与“人类”的统一,但尚未能将这种理念化为生动的形象。白桦派作家是一群家境优裕、毕业于贵族学校的青年,过着特权、安逸的生活,不知人间疾苦,而且他们生活在日本资本主义飞跃发展、走出了民族危机的时期;文学上日本启蒙文学早已过去,近代文学得到了较充分地发展,所以他们从事文学主要是为了扩张自我,白桦运动是探讨个人应如何发挥自己的运动,他们缺少的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责任感,没有一种发自内在的启蒙意识与责任心。

与之相比,五四作家有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自觉地承担民族话语转型期“人”的启蒙重任,白桦派关于个人与“人类”统一的学说,使他们意识到了“人”的启蒙的现实可能性与重要性,启蒙决定了他们对白桦派的认同。然而,人类意识、人类爱毕竟太抽象,它们虽能刺激作家们的理性思索,许多作家在创作中也确实表现出了这种理性思索倾向,但更多的作家不愿停留于人类爱的抽象思辨上,而是从具体的启蒙出发,将这种抽象的人类爱,转换为对构成人类的普通民众(主要是下层民众)的关注与同情,于是表现、同情下层人民疾苦的作品成为五四文学中最亮丽的风景,如鲁迅的《孔已己》《明天》《故乡》、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刘半农的《学徒苦》,等等。农人、车夫、女工、丫头,无家可归的孩子、乞丐等,成为作家们发抒人类爱的对象。作家们将他们视为人类中的一员,对他们的同情与爱,也就意味着对人类的同情与爱。这样,白桦派抽象的人类意志、人类爱,被五四作家改造成了一种具体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人道主义情怀,一种对个体“他者”的同情与尊重。

因而,五四文学对人类意志、人类爱的抒写,实际上就是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表现。个人与人类在具体创作中统一起来了,正如周作人所言:“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我即是人类”,“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注: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1页。)这便是周作人所向往的文学。这种文学基本上避免了白桦派文学中那种生硬地图解个人与人类关系原则的现象,抽象的原则、观念被五四作家转换成了对具体的人、具体的社会人生的描写。这就是五四文学从中国现实语境出发,对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之说的一种改写,一种再创造。这种改写与再创造赋予了五四文学较之于日本白桦派文学更为丰富、深刻的现代人学内涵。中国文学也由此真正实现了话语的转型,即“国家”话语向“人”的话语的转型。

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责任编辑:小胥老师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