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刘震云小说的思想特质范文

早期刘震云的小说如《一地鸡毛》，通过对小林等青年功利的追求物质的现实表达不满，从精神深处追溯根源，并使用反讽手法来对传统崇高的追求消解，已初步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深深忧虑，并期望达到拯救的目的。在小说《手机》中，作者着力塑造了严守一和费墨两个知识分子典型。与小林相比，他们世俗化趋向更为明显，在市场经济时代，他们已没有了小林当初的被动与无奈，而是积极地融入，并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来满足欲望。知识分子的责任在欲望的冲击下已荡然无存。两人有着主持人和大学教授的身份，可是滋长的欲望却使他们丢失了精神信仰，变成了欲望的阶下囚。作为主持人的严守一公共场合对于形象的维护与个人空间穿梭于女人之间的谎言形成了强烈的反讽，凸显了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道德修养的危机。

小说中，尽管严守一处处小心，但是还是被于文娟发现了问题，面对于文娟的质问，严守一非常惶恐，费尽心思周旋，却又无法找到对策，小说生动地把他的尴尬比作吃苦瓜和含喉片:“晚饭吃了苦瓜，或是下午为了保护嗓子含了喉片，但它们都不是这苦法。”在费墨帮他圆谎后，他又说:“今天是我不对。晚上我没跟费墨在一起。是一赞助商请我吃饭。吃过饭，又去洗桑拿。还有……还有小姐按摩。我想总不是好事，没敢告诉你。”故作懊悔的辩解好不容易解决了问题，武月的一条短信又使事情真相大白。剧情各种偶然性因素的介入使故事高潮迭起，各种谎言的层递出现，小说人物心理、动作的不断变化，在谎言和真相之间，严守一丑陋、虚伪的灵魂跃然纸上，充分展现了刘震云的语言魅力。而在对人物的嘲讽过程之中，也隐含着作家对于知识分子在欲望面前的卑鄙行径的强烈批判。

与严守一相比，费墨的故事则更发人深省，在所有人眼中，费墨都是被尊敬的形象:“严守一初见到他，马上想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派知识分子。”［1］他不仅因为大学教师的身份具有很高的社会影响力，而且平时的做人、做事又获得了家人、同事、朋友的高度评价。小说费墨面对金钱诱惑，仍然拒绝严守一的邀请，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人的高贵操守。但是当他与女研究生幽会的事被严守一无意撞见时，尽管他一再解释，但是在事实面前，他苦心营造的美好形象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猥琐的伪君子形象，而他的名言“做人要厚道”，在形象发生变化后，就更凸显了人物的道德虚伪性。知识分子具有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坚持自我不媚俗，崇高的精神追求在严守一和费墨身上出现了变异，主人公身上的欲望、庸俗、圆滑、卑鄙在作者反讽手法之中被无限的放大。对于这种选择，李建军认为，“他怀着一种近乎诅咒的恶意嘲弄一切，他通过对他者的嘲弄，体验一种消极的快感”［2］。这种理解是值得商榷的，刘震云肯定不仅仅是一种嘲弄，或是体验快感，也不是简单的表现对知识分子崇高的消解，而是在表达“五四”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通过喜剧方式去展示他深沉的思考。正如学者摩罗所说:“如果不这样，他就不能表达他对这种日常生活及晦暗不明的人类存在的痛切。只有这样写他才能获得最好的发泄。就像卓别林的电影一样，用极度的夸张去嘲讽，却让你在笑声中体会生活的艰辛。”［3］

众所周知，在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后，知识分子人文传统精神遭受到世俗的严重冲击，传统知识分子一直致力于表现的崇高逐渐被戏弄、消解，如何坚守崇高，拒绝世俗成为今天知识分子苦苦思索的难题。刘震云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并没有逃避，而是勇敢的挑战，希望作品能够唤起知识分子的觉醒，通过社会的关注和自救来疗伤，重塑当代知识分子阶层的价值体系。恰如学者贺绍俊的观点，“今天的知识分子，从社会担当来说，不仅必须是一名拯救者，而且必须是一名自救者，甚至首先必须达成心灵的自我拯救才能去拯救别人。”［4］

“五四”时期，国民性是鲁迅先生最早在小说中展示并被众多作家所关注的问题，作品对历史变革期国人在政治意识、自我意识、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强烈的揭示和批判，希望通过知识阶层的启蒙达到疗救的目的。在当代作家中，刘震云是为数不多的始终关注国民性问题的作家之一，并对当代社会国人的心理和性格有着深沉的思考。从《新兵连》开始，其历史小说和新写实小说都在延续着前人的这种努力，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本相，愚昧、麻木、孱弱、丧失自我仍然是其小说重点表达的内容，通过对于国人无意识的对于权力的臣服和追求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当代社会“奴隶的痛苦与耻辱”。进入社会转型期后，国民性存在背景发生转化，对于经济和物质的追求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小说《我叫刘跃进》中，刘震云通过对欲望的描写展示了现代人阴暗的人性，建构起新的国民性批判体系。在小说中，作者围绕刘跃进把人物设置成了狼和羊的生物关系，无论是高官、商人，还是窃贼、流浪汉，各种各样的人和组织都被拉入这个关系网中。作品中的U盘象征着物欲，人性的阴暗在所有人物的争夺之中着重被凸显、放大，国人的种种劣根性表现在现代社会又一次重演，刘跃进被描写成了当下社会的“阿Q”。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塑造“阿Q”形象，刘震云的表现与鲁迅和作家前期创作存在着明显的变化。

对于主人公刘跃进的塑造，刘震云有意抹去了其阶级属性。传统小说以阶级来表现和深化主题，阶级的介入使得人物具有典型性，表达的更多是阶级共性。而在弱化权利意识，重点展示欲望的描写中，刘跃进的故事仅仅是属于其个人，是民工阵营的个体，不具有阶级共性。这样，小说的批判指向不会集中在社会矛盾上，主人公生存中遇到的困境才会成为人们思考的重点，进而去反思人性中存在的种种弊病。虽然小说在讲述刘跃进的故事时仅仅把它当作一个个体，但是他的性格却具有普遍性。考察他故事中的每一个情节就会发现，其性格并没有因为社会的进化而改变，仍然和鲁迅笔下的“阿Q”保持着一致。小说中的刘跃进勤劳、善良、吃苦耐劳，尽管遭遇到妻子的背叛，但对生活仍然充满了信心，相信日子会一天天好转。忍辱负重带大孩子，对待马曼丽的问题上，尽管心存非分之想，更多的却是同情和爱护。作者无意对这种美德进行渲染，而是着重表现、揭示和批判刘跃进性格中的劣根性，如:自私狭隘、目光短浅、愚昧麻木、爱慕虚荣、占小便宜等。妻子背叛之后的懊悔自责和得到6万元欠条的狂喜得意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他看来，这种交换是赚钱的买卖，进而不知羞愧地向儿子炫耀，这和阿Q的自我欺骗，自我安慰没什么不同。平时精打细算，采购蔬菜占小便宜、不愿意给儿子学费故意拖延，但没想到调戏吴老三的媳妇却赔3600元。作为一个小人物，生活中从来没有人重视过他，于是就愚昧地和卖唱乞丐比身份，认为自己要高“半头”，进而就如“阿Q”对待“小D”一般，让卖唱乞丐为他唱《王二姐思夫》，临走前还要喊上一句“看见没有?那栋楼，就是我盖的!”可以说，在展示刘跃进这些性格特征时，刘震云的写作是和鲁迅先生相通的，只是人物出现的场景不同而已。

当然，刘跃进和“阿Q”被异化的因素是不同的，“阿Q”是传统社会普遍热衷的权力，而刘跃进是物欲，是金钱。作品中，夫妻关系、父子关系、朋友关系都是靠金钱来维持。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钩心斗角、相互欺骗。面对儿子，虽然完成了抚养其长大成人的义务，可当儿子提出要钱交学费时，居然怀疑儿子是欺骗自己，父子之情在这里荡然无存，凸显的是其自私、狭隘的性格特征。而在对待U盘的事情上，从一个受害者最终转变为勒索者，面对金钱的诱惑表现得极为勇敢，让读者看到了他贪婪的本性。小说中大量偶然性情节的设置，使得小说结局出人意料，“狼”吃“羊”的生物链条被倒置，伴随着“狼”的死亡、被捕，“羊”大获全胜。这种喜剧的结尾方式是社会道义的胜利，也符合大多数读者的愿望。但是故事仅仅是一个载体，作者重点给我们呈现的是现代人的普遍金钱欲望，人性的变异、国民性的弊端在跌宕起伏的剧情中发人深省，以期达到自我拯救和社会关注的目的，这是刘震云通过小说重点传达给国人的。

作为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作家，刘震云与鲁迅一样，在世俗化时代继承并发展了鲁迅对国民性的关注和表现，以当代文化来考察乡村文化的问题，继而把批判扩展到现代都市，对人性的异化进行无情的鞭挞。当很多作家受到影视的吸引发生转向，为了市场和世俗选择转型时，尽管刘震云在形式上也有着蒙太奇、空间化的借鉴和探索，但小说的精神追求仍建立在意义的追寻上，具有深沉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追求，表现了其独特的艺术个性。（本文作者：王坤单位：新乡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