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文学对革命话语贡献范文

1对无产阶级革命合理性的探求与论证

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讲，无产阶级革命是要以强制性的方式实现占国民人口大多数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社会理想。然而问题不仅是按照政治生活的习性变革社会体制、确立的一个基本政治秩序那样简单，在革命政权建立的初期，为了摆脱国家的疲弱状态，往往需要在在一个具有行动力和执行力的政党的领导下，采取统一、有效的行动，对付一切阶级敌人。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是要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在行动上，要以阶级为分野，将无产阶级以外的阶级一扫而光。那么，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社会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华民族受帝国主义几十年的剥削，已经切实感受到殖民地化的况味：“家族农业经济破产，旧社会组织失了他的根据地，于是社会问题更复杂了。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有”变“的要求，就突然爆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激刺。”瞿秋白引用克鲁泡特金的话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①显然，这种“变”的要求是依托于一定的社会状况的，要进行社会变革乃至社会革命，“肯定革命的合理性”的这种价值判断需要寻找其社会历史依据，对中国社会基本阶级关系的论断将导向人们对制度正义的追求。二十世纪初，旧的社会关系已经无法维持，新的稳定的社会关系尚未产生，如何在旁流杂出的社会思潮中确立新的社会理想呢？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对国外的异己理念仅是隔着纱窗看晓雾，我国与他国缺乏共同的社会土壤，那些西欧已经在重新估定的所谓的“德谟克拉西”（民主思想）或者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等等，虽然荡开了国人的视野，但难免泥沙俱下，让人“飘流震荡于这种狂涛骇浪之中。”①为“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瞿秋白成为前往俄国取经者中的一员。中国是悲惨惨的生活、乌沉沉的社会，而经过冰雪之区，就可到“自由”之国。中国与俄国同是传统因袭很重的国家，但是俄国却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国家，虽然当时有种种扭曲变形的关于新俄的传言，但也让探索中的中国人看到了希望，瞿秋白前往俄国带着两个疑问：其一，“非现代的”经济生活里，如西伯利亚，如哈尔滨，怎样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其二，“殖民地的”剥削政策下之经济，依社会主义的原则，应当怎么样整顿呢？①如果能认识真实的新俄，就为中国的新的社会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最佳范本。瞿秋白在俄国发现了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社会图景，“熏陶于几千年的古文化”的“东方稚儿”到了饿乡，“受一切种种新影新响”，将俄国所观察到的社会实际生活以及参观游谈、读书心得、冥想感会等汇集为“心理的记录的底稿”，形成“社会的画稿”。--在他所描摹的俄国社会里，俄国正在实行所谓“军事的共产主义”，即特殊时期“无物不集中”的高度集权制；在乡村，贫苦农民多分得土地，生活还象私有者。--物质水平发展的滞后与社会制度的优越依然暂处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之中，但是这种全新的分配关系已经初显了建立在社会财富公有的基础上的政治权力关系的合理性。建立新的与无产阶级专政相适应的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要求呼之欲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具有合法合理的正当性由此成为一种基本的价值判断。

2“心语”与“新语”的交替演进

与疾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相呼应，无产阶级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文学以及新文化，因此在无产阶级的文学中充满了一种群众式的狂欢。所以说，三十年代中国左翼革命文学的话语形式其来有自，它是以社会政治的需求为内容依据以及价值导向的。瞿秋白将记录“心史”的“杂记体”与研究俄国历史和社会制度的社会科学论文的体裁区别开来，自觉选择了一种可以展示作者个性的纪实性文体，以纪实文学的形式来记录在新俄的所见所想，追求坦诚、自然的论述风格。

2.1自我体认：时代风潮下的多余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历史唯物主义考察方法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和发展过程中的人。现实的人的政治存在方式是阶级。瞿秋白在两个文本中记述了形形色色的从属各个阶层的人，上至俄共的最高领袖、政府机关不同部门的机要人物以及外交人员、记者，下至社会底层的小职员、劳工、农民等等，他们在各自的位置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瞿秋白也在寻找着自己的历史定位，在《赤都心史•我》中，我们看到瞿秋白对自我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虽来自破产的士的阶层，但是，“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自是小卒，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①可在追求个性解放、勇猛激进的同时，他对动荡不安的现实社会又有一种无助感，他感叹内在生命的“心智不调”，内心现实与浪漫相敌，现实的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处在一种“不助”个性发展的湍洵相激中，个体生命无从循着或传统或现代的任何一条路脚踏实地、实练明察地发展，这样，在“欧华文化”冲突中变成了既非传统也非现代的多余的人。所以说，瞿秋白在这两部纪实文学作品中并不是以全然的革命者的姿态出现，他是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去体察时代与世情。从文学与文化的角度来看，因其跳脱传统的写作程式、没有既定概念的规约和束缚，以及采用了别开生面的“心史”与“纪程”的形式，这两部作品中透露出的作者个人的生活姿态与品位执着与他的一线新闻报道一样，在保留原生态的鲜活的同时也能带有一种可贵的客观，对社会场景与人物心理与行动的描绘都别具特色、颇有兴味。比如他描写在莫斯科听列宁演讲的一段：安德莱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①他在俄苏见到了列宁，赞其有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感叹“政治生活的莫斯科这次才第一次与我以一深切的感想”，而这个场景对此时的瞿秋白来说，是“新奇的”、“特异的”，他是带着新鲜的观感来描述这一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开展的现实场景的。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热火喧腾的红色场景是引起了瞿秋白内心怎样的变化、让他最终从革命运动的旁观者进入革命的主流，并最终擎起引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大旗。

2.2历史参与：学理与性情兼具的个性化演绎瞿秋白在赤塔阅读了赤塔共产党委员会送来的书刊杂志，如《俄罗斯共产主义党纲》、《共产国际》、《社会主义史》等，已经粗略知道俄共产党的理论。到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后，更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多有研究。所以当他介入对新俄社会历史的考察时，能在保持独立审慎态度的前提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思考社会变迁的哲理。《赤都心史•三〇》描述十月革命胜利4周年纪念会盛况。再次写到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的光辉形象与卓越才华：“工人群众的眼光，万箭一心，都注射在列宁身上。大家用心尽力听着演说，一字不肯放过。列宁说时，用极明显的比喻，证明苏维埃政府之为劳动者自己的政府，在劳工群众之心中，这层意义一天比一天增胜，一天比一夭明缭。”在对新俄革命形势发展热情描绘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及精神精准把握的同时，他也关注大的历史进程下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精神创伤。比如《赤都心史•二三•心灵之感受》某村的村苏维埃的秘书所叙述的农民被迫从军的触目惊心的苦情，以及他屡经困厄的遭际但是他却通过忘却小我的“为人服务”将烦闷的心绪转为舒泰①--主人公身上的善良、豁达和无私等美好品质和人性的光辉在瞿秋白的笔下是那么深厚与真挚。这既是心灵的纪实，更是政治生活中最生动的场景。瞿秋白用主人公的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现身说法侧面印证了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的合理性。人生的温情乐意在俄国由家庭的范围拓展到社会，进一步说，赤俄革命后的社会生活，“混相异的社会为一”，如在《赤都心史•三十七•离别》中描述的场景那样，女仆和博士两个不同阶层的人在新年到来之际可以携手同歌。不仅是家庭，在更大的社会的范围内，人们也可以部分阶层地过一种“亲切高尚优美”的精神生活。①而现实的中国，相对的平等喜乐局限于家庭之内，家庭外则不外乎是麻雀牌桌与烧酒壶底，更不用说相当于俄国女役的中国“老妈子”与上层的高级知识分子欢歌畅舞了。瞿秋白不只一次地记述了新政下的俄罗斯人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在物质条件匮乏，每天只有一点黑面包的情况下，依然载歌载舞，不改对文学与艺术执着的热情。其中，这种对普罗大众的精神生活的由衷赞誉其实隐含着对中下层劳动人民的历史主体性地位的确认，这种价值判断随着革命的继续向前推进，逐渐演变为革命文学中走向模式化的修辞策略以及政治要求。

2.3话语构建：形象与意象的空间拓展在瞿秋白对新的政权体制由感官认识到逐步深入的过程中，体现在文本中，就呈现出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并在叙事中生成了一种新的修辞品格。尤其是他对比喻、象征、对比等修辞手法的娴熟运用，建立了语词与革命间的新的联系，并初步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革命话语体系。首先，他用晨曦、光明、红色等象征革命的力量，用阴影、夜余、黑暗等象征衰朽的力量。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强化两者的对比，突出先进力量必然最终取缔落后保守势力的历史必然性。在《饿乡纪程•绪言》中，他描绘的中国的现实是“阴沉沉，黑魅魅，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所在”，中国有识知识分子无法忽视这“阴影”的存在，但是“微细的光明”会给人带来希望。“灿烂庄严，光明鲜艳，向来没有看见的阳光，居然露出一线，那‘阴影’跟随着他，领导着我。一线的光明!一线的光明，血也似的红，就此一线便照遍了大千世界。遍地的红花染着战血，就放出晚霞朝雾似的红光，自鲜艳艳地耀着。①此时仍因袭着传统士的阶层的色彩的瞿秋白尚未踏入俄苏的土地，也就无法全盘肯定这”红“的色彩的意义。”红“既是阳光的颜色，也是战血的颜色，暴力革命式的社会变革让他多少有些不适应，但他也不容置疑地肯定了这”红“的色彩尽管让骤见光明的人觉得不适应，但比黑暗的”黑“多少总含些生意。革命的进程是充满了曲折和艰险的，在对革命形势保持乐观展望的同时，他也用具有鲜明色彩特征的形象化的语言表达了他对暴力革命某种程度的怀疑：“光明的究竟，我想决不是纯粹红光。他必定会渐渐的转过来，结果总得恢复我们视觉本能所能见的色彩。--这也许是疯话。”①将这“疯话”和后来具有“左”倾色彩的革命文学联系起来看，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红色”排他性地茁壮成长，“唯我最革”是备受推崇的价值取向，直到提出“百花齐放”，其他“色彩”才在革命话语体系中具备的合法性地位才被认可。瞿秋白的“疯话”可谓是对未来的一种理想化的期许，同时也是一种充满睿智的预见和警示。其次，纪实文学本身是一种叙事艺术，但因为瞿秋白对内心感受的捕捉与摄录，文本具有一种灵动的气韵，从而创建了一个具有浪漫的诗化色彩的艺术空间。在两个文本中，进步青年对革命的向往，不仅是外在的政治要求，同时是生命内力的张扬的需要。“心史”与“纪程”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性化人物的心灵写照与成长历程，这种关注个人内心感受的对自我的叙写，真实再现了“新青年”到“革命者”的历史性转变的一个断面。女作家丁玲曾以瞿秋白为原型创作了革命恋爱小说《韦护》，男主人公韦护是瞿秋白的笔名，女主人公丽嘉以瞿秋白第一任妻子王剑虹为原型，小说描写的是韦护因革命）信仰而放弃浪漫个性与爱情的悲情故事。小说中的韦护在革命工作与私人情感间始终存在难解的矛盾，文学史上将这种早期的普罗小说概括为“革命+恋爱”的模式。其实，在两部纪实性文本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自在心性与社会责任间的某种程度的对抗。一方面，目睹“倒悬待解”（《无涯》）的民众，油然而生一种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心上又常常“念念不已，悲凉感慨，不知怎样觉得人生孤寂得很。”①奋力脱离“过去的留恋”，而留恋却是随着自性与生俱来似的。虽然后来革命文学中的那种僵化模式为后人所诟病，但是在瞿秋白那里，所有的孤独感、空幻感都是鲜活而真诚的。另外，瞿秋白以辩证唯物论为认识基础的对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的揭示也为后来的革命文学奠定了基础。他认为“社会现象吞没了个性，好一似洪炉大冶，熔化锻炼千万钧的金锡，又好象长江大河，滚滚而下，旁流齐汇，泥沙毕集，任你鱼龙变化，也逃不出这河流域以外。”①他常常用明喻或者暗喻的修辞方法揭露社会的弊病。例如，他这样记述国人的无知蒙昧：“中国的社会生活，好象朦胧晓梦，模糊得很。人人只知道‘时乖命蹇’，那知生活的帐子里有巨大的毒虫以至于蚊纳，争相吸取他们的精血呢?“①--在痛惜社会力量孱弱与不觉醒的同时，也爱憎分明地将社会黑暗势力比喻为吸血的蚊虫，具有一种力透纸背的情感力量。

3结语

在这两部纪实文学作品中，瞿秋白以亲身经历记述了发生在新俄十月革命后的盛况，他兼具诗人的气质与政治家的卓识。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更加重视瞿秋白在三十年代对左翼文学运动的直接领导，而实际上，他对中国革命文学的影响不是一语能道尽的。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他坚守对历史真诚的同时，难得可贵地保持着对自我的真诚。在学理与性情之间，在历史体验与自我体认之间，彰显了一个具有真情实性的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无论从政治思想史的维度或是革命文学史的维度来看，这两个在纪实品质中包蕴着新鲜的文学质素的文本，对中国革命文学话语的启迪与构建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