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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短篇小说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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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国海外殖民地为背景,描写在海外的形形色色的英国人,是毛姆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毛姆之前,英国作家约•拉•吉卜林曾写过以印度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吉姆》(1901)和不少短篇小说,但他颂扬的是为大英帝国争光的“英雄”,弱者得不到同情。而在毛姆笔下,英国在海外殖民地的行政长官、传教士、法官、种植园主、军官、资本家等则都是嘲讽、揭露的对象。他们或是伪君子,或是势利之徒,或是刽子手,或是诈骗者,或是懦夫。同时,毛姆还揭示了海外英国人的空虚的精神生活,以及他们之间既相互利用又勾心斗角的微妙关系。“在英国文学中,以奚落,揶揄,讽刺的态度勾画殖民者的形象,毛姆的短篇小说开创了一个先例”③。

《大班》、《雨》、《信》、《迫于环境》等都是表现这一主题的优秀篇章。《大班》写一个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发迹以及他必然灭亡的命运。一个英国小职员来到中国后,飞黄腾达,不仅发了横财,还爬上了洋行分行经理的宝座,觊觎着总公司董事长的位子。然而,他那骄横不可一世,志满意得只不过是外表而已,内心却充满了恐惧。中国的义和团反帝运动,中国的苦力、乞丐,甚至中国的街道庙宇都使他胆颤心惊,坐卧不宁。他预感到自己的灭亡,惊慌万状,最后,死在中国的土地上。《雨》则是毛姆对宗教的否定和讽刺。戴维森是个海外传教士,一个典型的宗教狂。他依靠教会和当权者的势力,迫使土著居民信教。如果不从,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关进监狱。小说着重描写戴维森企图使一个妓女汤普森改邪归正,皈依上帝,灵魂得救。然而就在妓女灵魂“获救”时,这位所谓的上帝的使者却兽性大暴露,结果身败名裂,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戴维森的可悲结局揭示了宗教的伪善和虚无,是束缚人性的枷锁。中篇小说《信》揭露出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性。主人公橡胶园主罗伯特•克罗斯比的妻子莱斯利因涉及一桩凶杀案而被捕。莱斯利的辩护律师乔伊斯在明知莱斯利是杀人凶手的情况,却处心积虑地为她辩护,收买证据,从而使莱斯利无罪释放。整个开庭审讯不过是个走过场,助理检查官只敷衍地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陪审员用了不到五分钟便提出了“大快人心”的裁决。更为讽刺的是,这样一个杀人凶手居然成了“英雄”,在法庭上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描写英法两国的社会生活,揭露上流社会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道德堕落,讽刺有闲阶级的荒唐行径是毛姆的另一重要主题。毛姆通过对达官要人、名门闺秀、乡绅阔佬等一系列人物的刻画,揭示了资本主义上流社会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实质。《蒙德拉古勋爵》、《宝贝》、《外表与事实》、《露水姻缘》、《上校夫人》等都是表现这一主题的名篇佳作。

《蒙德拉古勋爵》通过外交大臣蒙德拉古与工党议员格里菲思之间的矛盾的描写,讽刺了一个傲慢自负、自私势利,门第观念根深蒂固的英国贵族。这位自诩为“诚实、正直、正派的人”,“为维护国家的强盛和强大,从不背离自己的职责”,却用卑劣手段毁掉了工党议员格里菲思的政治前程,只因他可能要威胁到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做着赤身裸体参加宴会,在下流场所与妓女交合的无耻之梦。蒙德拉古勋爵是英国上流社会权贵们的一个典型代表。《宝贝》中的哈林,《露水姻缘》中的卡斯特兰夫人等都是一些道德败坏,轻浮虚伪的“上流人士”,却披着仁慈、多情的外衣。毛姆指出:对这些人来说,一旦揭下了他们在社会上为人处世的假面具,你就不仅会看到他们的内心是骇人听闻的反常,还可以看到他们有极端的奢望,不可思议的怪念头。毛姆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传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现实社会的政治、宗教、法律、道德诸方面进行了大胆揭露和批判,不断地抠挖着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疮疤。用冷峻的笔锋,刻画了本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人物的嘴脸,描绘了一幅光怪陆离的社会画面,成为本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直言不讳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流露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绝望情绪,这正是毛姆的短篇小说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尽管毛姆的短篇小说曲折动人,但作家的立足点仍然是塑造各式各样的人物。毛姆塑造了许多典型人物形象,如宗教狂戴维森教士,无所不知的“万事通”,自私势利的外交大臣蒙德拉古,虚伪堕落的内政部长苏尔(《外表与事实》)、贪得无厌的女食客(《午餐》)、阴险毒辣的伯顿(《患难之交》)和坚贞不屈的安妮特(《不屈服的女人》)等等,无不性格鲜明,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毛姆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从人物外表、语言、对照、情节等方面对人物进行精工细雕,刻画描述。极少直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或憎,而是通过客观具体的事实,淋漓尽致、独具匠心的艺术描写,让读者去体会他对人物含蓄而又深刻的褒贬。通过人物某些外表的特点来揭示其内在的性格特征,这也是作家们常运用的手法。但毛姆却以其对生活的敏锐观察,深刻了解和高度概括的艺术技巧,把这一手法运用得犹如雕刻大师手中的雕刻刀。抓住人物的某一表面特征,只消几笔,就使一个人物从外表到灵魂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如《雨》中的戴维森,“他沉默寡语,甚至有些阴郁,你会感到,他那和蔼可亲的态度是他作为基督教徒不得不表现出来的。

他秉性冷淡,甚至有些乖戾。他的长相也很特别,身材又瘦又高,颀长的四肢松松散散地连接在身上,两颊凹陷,颧骨高得出奇。他看起来死气沉沉,可是当你注意到他那丰满而富有性感的双唇时,你会大吃一惊。他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身上有一种被抑制住的欲火。这种欲火使你觉得深刻难忘而且又隐隐约约地感到它会招惹是非。”这段描写,把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传教士形象刻画得维妙维肖。戴维森想做上帝的使者,竭力克制作为凡人的欲望,成为不食烟火的神。但他毕竟是人,有着七情六欲,宗教教义的束缚和人的本能欲望构成了极大的矛盾冲突,使他走向了极端:他身上那股抑制不住的欲火终于喷涌而出,结果落得个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戴维森本人也是宗教桎梏下的牺牲品,他的结局说明宗教的虚妄,是束缚人性的枷锁。“在这部不长的小说中,戴维森形象的艺术魅力,可以同雨果《巴黎圣母院》中克洛德•孚洛诺相媲美。”④毛姆还善于运用语言刻画人物性格。

在《午餐》中,作者用不长的篇幅,通过人物的语言塑造了一个自私、虚伪、贪婪的女食客形象和爱面子的穷作家。女食客一边三番五次故作姿态声明她“午餐只吃一样东西”,“从不多吃”,一边点着一道道昂贵的的菜肴;一面作势地说午餐从不喝酒,一面却津津有味地品尝着香槟酒。明明是她想要吃某道菜,偏能说成是主人执意要她吃,盛情难却,不得不从。更为荒唐的是,她自己在享受美酒佳肴,大吃大喝之时,却对作家吃的那一小块可怜的羊排大发议论,横加指责。她一本正经,喋喋不休地责备作家吃得太多,太油腻,伤了胃口,“吃了羊排这种油腻腻的东西后还怎么工作”。年青作家涉世不深,热衷于受捧,结果自讨苦吃,处境窘迫。本以为一顿便饭十五个法郎就足够了,谁知竟耗去他当月的全部生活费,致使生活没有着落,还落得个吝啬鬼的下场。毛姆通过人物的语言一方面把穷作家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窘境描写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维妙维肖地刻画出一个贪婪自私,一心只想满足自己欲望不顾他人死活的虚伪的资产阶级妇人的丑陋形象。毛姆常采用对照的手法在同一作品里塑造完全不同的人物,使他们通过对比把各自的特点反衬得更加鲜明。

《舞男与舞女》描写了一对贫困的艺人斯特拉和科特曼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萧条时期,走投无路被迫玩命的故事。毛姆把人物和事件安排在一个相当典型的环境里,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富婆阔佬们穷奢极欲,为了寻求刺激找乐子,用小人物的生命进行赌搏;一方面是穷苦的舞女斯特拉冒着摔死的危险,被迫在夜总会做着从六十高台跳入燃着熊熊火焰的五英尺深水池中的表演以维持生计,两者形成了强烈对比。下层人民之间的关系和爱情是那么诚挚、纯真,充满了美好的感情;而这反衬出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冷酷无情和毫无人性。毛姆的短篇小说情节曲折动人,但作者并不是为了使情节曲折而编造情节,而是为了让情节更好地塑造人物,展现人物的性格。《万事通》塑造了一个低级庸俗而天良未泯的商人形象,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小说情节的核心是一串珍珠项链的真伪。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作者从旧金山乘船去横滨,同舱人就是小说的主人公柯拉达。作者抛开旅游的描写,而是花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来描写这位无处不在而且无时不在、无所不知的家伙。首先作者用几个极平常的生活细节,刻画出柯拉达的不识高低、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死皮赖脸、诡谲奸滑的个性特点,突出他俗不可耐的商人本质。然后通过描写柯拉达先生在船上的行为举止,进一步反复渲染他通万事的架势。

接下来作者很自然地安排了“万事通”与兰赛先生为一串珍珠项链的真假打赌这一典型情节,一下子把人物置身于矛盾的旋涡中,推到了灵魂的检验台。“万事通”认定戴在兰赛太太脖子上的珍珠项链价值15000美元,并用放大镜辨认出它确实是真货。可是当他看到兰赛太太“面色煞白”,“眼神送出来的是一个绝望哀求”时,知道如果他说出真话,兰赛太太就可能身败名裂。在这突如其来的关键时刻,“万事通”展现出他性格中的另一面。为了兰赛太太的名誉他忍受众人的奚落,甘愿认输,颤抖着手“取出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默默地递给兰赛”。当然,故事并没有结束,第二天早晨,万事通输掉的一百美元被悄悄送了回来。万事通含蓄地揭开谜底“我要是有那么个年青漂亮的小媳妇,我绝不会让她一个人在纽约住上一年自己却留在神户”。这样,小说通过一系列曲折的情节成功地塑造出“万事通”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商人形象。

“一般公认,在英国,按照莫泊桑的路子写作的是毛姆;而契诃夫式小说的代表是生在新西兰的女作家凯塞琳•曼斯菲尔德。这两位作家代表了短篇小说的两大类型”⑤。毛姆在取材和艺术手法上师承莫泊桑,他的短篇小说也确实为他赢得了“英国莫泊桑”的声誉。不过,毛姆在创作风格上并不是一味模仿莫泊桑,他在对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的精华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吸取了东方文学的养分,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那就是真实、曲折、简洁、幽默及讽刺。以真实的人物为原型创作小说,在毛姆是很典型的。毛姆曾说:“我竭力做一个诚实的人,作家的职业最重要的准则是谨防伪善之言”⑥。他在创作中始终坚持了这一准则。他一方面承认想象和虚构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他更重视对生活事实的把握。他认为“没有一个作家能凭空创作出一个角色,他必须有一个模特儿作为出发点;然后他的想象力就开始起作用”⑦。他创作的作品大都以第一手材料为基础,以真人真事为素材。

毛姆本人在从事战争的情报工作及周游世界的过程中,具体、深入地了解到许多真人真事及各地的风土人情,“莫泊桑将他的小说故事的背景几乎全部安在法国,毛姆则周游世界,寻找可以描写的地方:国外的游历刺激着他讲故事的官能。几乎所有他访问过的国家都至少为他产生过一个故事,而有些国家则远远不止一个”⑧。毛姆一生中,不仅注意到英国发生的事件,而且也注意到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事件。他一贯主张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因而他的短篇小说贴近现实,拥抱人生。正是因为毛姆的短篇小说大都以生活事实为依据,题材新颖,内容丰富,而不是面壁虚构,因而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这也是他短篇小说艺术魅力长存的一个重要原因。情节曲折多变是毛姆短篇小说的一大艺术特色。毛姆善于在情节上下功夫,抓住读者的好奇心,引导读者一页一页地往下看。反对短篇小说创作“随意开头,结尾无尾。”他要求情节紧凑,有逻辑性,有生动的一致性,“应当象亚理士多德谈的悲剧,有头,有尾,有身体”⑨,认为作家应给读者一个完整、紧凑、戏剧性的故事,因为“人们渴望听故事,就如同财产观念一样,是根深蒂固于人的本性之中”10。毛姆的短篇小说情节曲折,多彩多姿,有悬念,有高潮,有余波,引人入胜,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带伤疤的人》、《万事通》就颇有代表性。在《带伤疤的人》中,作者一落笔就写到主人公的伤疤,“正是由于那条伤疤的缘故,我一开始便注意到他。他那条月牙形的伤疤又宽又红,从太阳穴一直延伸到下巴。那伤疤必定是重伤所致,我看不是刀砍的就是炮弹崩的。”小说起势突兀,一下子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再通过“我”与朋友的交谈,使读者得知这个带伤疤的人原来是尼加拉瓜的反政府军的将领,于是读者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这伤疤是怎么回事?这带伤疤的人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会落到这般光景?作者运用“悬念”手法抓住读者兴趣,然后扔下伤疤的问题去写这个人的经历。带伤疤的人是尼加拉瓜革命军将领,与政府军作战失败被捕入狱并定为死罪。如果作者按小说情节的自然发展,把主人公同其他死囚一起处死,故事就此完结,读者一定会兴味索然。可是,作者把笔一转,使“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带伤疤的人要求见妻子一面。会面时他竟突然抽刀戳死了自己的爱妻。情节发展到此,带伤疤的人似乎必死无疑了。

然而,情节再次逆转,执刑官不仅没有处死他,还对他表示敬佩,并用他的汽车送带伤疤的人出境,这些情节曲折多变而又合乎情理。故事到此又回到伤疤上,原来是开啤酒瓶时瓶子突然爆炸造成的后果。伤疤只不过是引起读者兴趣的线索,它造成小说的悬念,而后进入正题,把读者引向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读来耐人寻味。毛姆的作品的语言不仅丰富,通俗易懂,而且诙谐、幽默,富于表现力,并以简洁、明晰为其特色,他在揉合英语、法语这两种语言特点的基础上,形成了犹如“金钢刀切割”一般利落的文风,令人惊叹不已。毛姆在《总结》(TheSummingUp)(1938)中,把自己的作文标准概括成三个字:lucidity,simplicity,euphony(明晰、简洁、悦耳)。他小说的语言明白畅达,无着意雕琢之感,句式简短,读来上口,不流于复杂堆砌,用笔简括,着墨经济。不管是叙述还是对话,都很有口语化的色彩。我们试看《不屈服的女人》中的最后一段:“你上哪儿去了?我可怜的孩子,你都湿透了,真是疯了!”安妮特把母亲推开,正视着汉斯。“你来得正好,你!”“孩子在哪里?”皮利埃大娘叫道。“我必须马上干了这事。我真怕要是再等一等,我就没有勇气干了。”“安妮特,你干了什么?”“我干了我该干的事。

我把孩子抱到小溪,把他揿在水里溺死了!”汉斯大叫一声,活象一头受了伤的动物死前的惨叫。这短短的几句话就使一个坚贞不屈服的女性出现在读者面前。为了向德国法西斯复仇——他们侵占了她美丽的国家,残害她的同胞,还杀了她的未婚夫。安妮特决心杀死亲生儿子——德国鬼子强奸她留下的,但作为母亲,她又必须忍受内心巨大的痛苦。毛姆没有用大量篇幅来描叙安妮特心中强烈的痛苦,而是用一句“我必须马上干了这事”和“安妮特倒在椅子上,用她的双手支撑着前额,突然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将安妮特作为女性和母亲那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态描画出来。毛姆的作品还有幽默和讽刺的一面。“毛姆的摧毁性武器不是讥讽蔑视而是幽默”10。他长于运用幽默的笔调描写生活,刻画人物。其幽默总是在不知不觉的叙述中形成,不动声色。看完整个小说或某个场面后,将人物的言或行经过比较后,方能发出会心的微笑。而毛姆正是在不动声色中传达出自己的看法。《午餐》无论是叙述还是人物对话,都生动自然,幽默俏皮。口口声声“午餐只吃一道菜”的女食客,以其言行的极其不符形成了极大的幽默讽刺。实际上只吃一道菜的正是主人公自己。而女食客与主人公分手时,还要求主人公学她的样“中饭千万只吃一道菜”。

读后令人忍俊不禁。《销声匿迹的丈夫》里靠杜撰的传奇西部经历打入英国上流社会(坐上社交界第一把交椅)的一位美国无名之辈巴纳比夫人,将她的丈夫吹嘘成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西部牛仔,神枪麦克(实际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医生),“能一拳撂倒一头小公牛”,曾“一枪打死过两个人”(其实一辈子也没打过枪)。为了使她的弥天大谎不致露馅,她的丈夫巴纳比先生只得隐姓埋名象个逃犯似的躲着。小说以幽默诙谐的笔调讽刺了英国上流社会人士的精神空虚和猎奇心理,及为了打入上流社会贵族圈子而不择手段的美国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典型代表巴纳比夫人。《外表与事实》中的内政部长苏尔占有了年轻美貌的时装模特李塞特姑娘后,为了长期占有姑娘而又能保住他的名誉,便同意李塞特和推销员的婚姻。这位有老婆孩子的达官贵人竟然毫不羞愧地对李塞特说:“我要进行一些调查,要是那人不规矩,缺乏道德,我绝不答应你嫁给他。”内政部长的每一句话就等于给他自己一记耳光。小说结尾更具讽刺,主持婚礼的市长对内政部长作为证婚人出席婚礼而大加称颂:“一位工业巨子和杰出的政治家”屈尊前来参加婚礼,为普通老百姓服务,说明部长“心地高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婚礼刚完,新娘便和“心地高尚”的内政部长约好下次幽会的时间,市长的话和内政部长的行为刚好形成两个对立面。主持人吹捧的越高,内政部长的行为显得越卑劣可笑,幽默感极强。

毛姆短篇小说特色责任编辑:陈老师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