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北宋确有二位刘牧之新证据；两刘牧之辨所涉及问题的商榷；应当为彭城刘牧在“宋明理学史”中存留一席之地；对北宋刘牧进行阐述，其中主要包括：杨亿《武夷新集》之证、宋王应麟《玉海》卷一百二十七“官制”记之证、彭城刘牧没有得到河洛图书之传承、彭城刘牧并不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图（或洛书）而画、彭城刘牧原为太常博士的左职文官，于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以智畧易右职当邉寄”。此时三衢刘牧16岁，八年后方上进士榜，等。具体材料详见：
提要：在笔者以前考证的基础上，又以读书所得新证据对北宋两刘牧的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考证。并以考证结果为根据，对诸多已成“事实”进行了商榷，指出：三衢刘牧无任何易学著作存世；朱震等有关“河洛”图书的传承代次，全是瞎说，不可再引以为据；“河洛”图书内容出于彭城刘牧著一卷本《易数钩隐图》之后，很可能是其弟子窜入；范谔昌的“象学”并不讲“河洛”图书，以此溯及陈抟之“象学”亦非“河洛”内容；范氏晚于彭城刘牧，并非其师等。最后指出：彭城刘牧讲太极大道，理应在“宋明理学”的研究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笔者曾在《周易研究》上发表《易数钩隐图作者等问题辨》一文，指出三衢刘牧（1011—1064，字先之，尚书屯田郎中）之前还有一位彭城刘牧（字长民，太常博士），并考定《中兴书目》所记《易数钩隠图》一卷，为前刘牧所撰。近来读书又得新证，兹详考之并商榷一些有关问题。
一北宋确有二位刘牧之新证据
证据之一：杨亿《武夷新集》之证
景徳二年三月试草泽刘牧策二道（奉圣旨撰）
问化成之道，儒术为先，故大学之兴存于周礼，博士之设始于秦官，厯代相沿旧章咸在，国家盛胶庠之制，崇俊造之科，镂版以广圣言，祭菜以严祀典，传经请益必选硕儒，讲肄胄筵咸稽古训，而公卿之子弟，鲜隶籍于成，均州里之俊髦，率登名于乡老，岂劝诱之未至，将沿袭之或殊，何以复杏坛槐市之规，遵小成大成之制，弦歌不辍，诞扬洙泗之风，生徒寖多，克追唐汉之盛，愿闻嘉话，用洽永图。
按《宋史》列传记，杨亿字大年，浦城人，太平兴国八年（983癸未）十一月为秘书省正字，淳化中命试翰林，赐进士第，天禧中官至工部侍郎、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卒谥曰文。杨亿与寇准、王旦、毕士安等相友善，王禹偁、陈彭年皆其门人。景德四年（1007）八月，奉诏与王旦、钱若水等修《太祖太宗实录》。考景徳二年（1005）杨亿奉圣旨撰试草泽刘牧策二道之事可知，彭城刘牧当于是年致仕为官，而是年恰是澶渊之盟后第一年，故《宋史》记“景德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讲和，大赦天下”。而三衢刘牧作《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时当庆厯四年（1044），恰是澶渊之盟后四十年，故文中有“我国家以仁策驯有北四十年矣”语。按《浙江通志》所记，景佑元年甲戌（1034，宋仁宗在位）进士张唐卿榜上有三衢刘牧名，为官屯田员外郎。这就是说，彭城刘牧早在三衢刘牧前三十年就已为官。
证据之二：宋王应麟《玉海》卷一百二十七“官制”记之证
嘉佑定横行员数
唐开元中始置诸使，后増诸司使，以内侍或将军兼，天佑后用外廷臣卿监将军及刺史以上领之，国朝定内客省使，至合门使曰横班，皇城使以下凡二十曰东班，宫苑使以下凡二十曰西班，初犹有正官，后但以检校官为之。嘉佑三年八月，诏立定横行员数，客省引进四方馆使各一员，东西上合门使共二员，合门引进客省副使共六员，合门副使通事舍人共八员（又诏并増二员）。神宗建文阶而武选未易，政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易横行新官，通侍大夫至右武郎十二阶，皇城使已下为武功，至武翼大夫八阶，副使以下为武功，至武翼郎八阶，六年十一月己未増为十三阶，亲卫至正侍大夫（郎亦如之，不置正侍，宣和官滥，横行至百十有八人）。宋朝文武无轻重之偏，有武臣以文学授文资者，若兴国三年王操，淳化二年和辠（音最，左加山字），咸平三年钱惟演。有文臣以智畧易右职当邉寄者，若雍熙四年栁开，祥符九年髙志宁，天圣元年刘平、四年刘牧，庆厯七年杨畋，皇佑四年苏缄，治平二年种诊谔，三年种古及张亢、刘几、李丕谅之属。熙宁五年三月戊戌，立文武换官法。
按此记，彭城刘牧原为太常博士的左职文官，于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以智畧易右职当邉寄”。此时三衢刘牧16岁，八年后方上进士榜。
依据上面两条证据，我们可了解彭城刘牧的大概情况：宋真宗景德二年致仕，官至太常博士，至宋仁宗天圣四年，以有智略而易右职，赴边疆任武官。
根据有关资料，我们可以把两位刘牧的活动情况排作下表：
宋真宗（998—1022在位）
景德元年（1004），北宋与契丹于澶渊立盟讲和。
景德二年（1005）春正月，大赦天下，三月，杨亿奉圣旨拟试《草泽彭城刘牧策》二道。（见杨亿《武夷新集》）彭城刘牧于是年为官。
天禧中（1019），毗陵从事建溪范谔昌撰《易证坠简》一卷，《大易源流图》一卷，自谓其学出于溢浦李处约，李得之庐山许坚。（见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
宋仁宗（1023—1063在位）
天圣四年（1026），彭城刘牧以文臣有智畧，易右职赴边疆为武官。（见王应麟《玉海》）
景佑元年（1034），张唐卿榜（进士）有刘牧，三衢人，官屯田员外郎。(见《浙江通志》)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有《送三衢刘牧推官之兖州》诗作。（见范仲淹《范文正集》）
康定元年（1040年），宋咸作《王刘易辨》，自序中有“近世刘牧既为《钩隐图》以画象数”语。（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又记：《易辨》凡二十篇，刘牧之学大抵求异先儒，穿凿破碎，故李、宋或删之或辨之）宋咸所谓“近世刘牧”，乃指彭城刘牧言。
康定元年（1040）七月十八日，石介作《泰山书院记》，有“今先生游，从之贵者，故王沂公、蔡二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经畧……门人之髙弟者，石介、刘牧”语。（见石介《徂徕集》巻十四）又石介《上杜副枢书》中有“泰山孙明复先生其人矣，先生道至大，尝随举子于科名……执弟子礼而事者，石介、刘牧”语。此皆指三衢刘牧而言。
庆厯初（1041），彭城刘牧二传弟子呉秘献《易数钩隐图》等书于朝，优诏奬之，田况为之序。（见冯椅《厚斋易学》所引《中兴书目》，有“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语）
庆厯三年（1043）十一月甲申，以泰山处士孙复为国子监直讲。（见《宋史》）
庆厯四年（1044），三衢刘牧作《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有“我国家以仁策驯有北四十年矣”语。（见《宋文鉴》，又叶适《习学记言》曰:栁开、穆修、张景、刘牧，当时号能古文。又曰：与契丹和，前四十年刘牧送张损之，后四十年苏洵送石扬休。）
庆厯四年（1044）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奏三衢刘牧掌机宜文字。十二月富弼罢出，刘牧赴建州。（见《宋史》，又梅尧臣《宛陵集》有诗：刘牧殿丞通判建州）
庆厯七年丁亥(1047)，李觏，三十九岁，是年作《删定刘牧易图序》。（见李觏《旴江集》）
嘉佑七年（1062），三衢刘牧除广南西路转运判官。（见《广西通志》卷五十一，秩官：宋广南西路转运使刘牧）
宋英宗（1064—1067在位）
治平元年（1064）四月，三衢刘牧移荆湖北路，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牧，年五十四以官卒。（见王安石《临川文集》：《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
治平中（1066），叶昌龄撰《治平周易圗义书目》二卷，以《易数钩隐圗》之失，遂著此书，凡四十五门。（见王应麟《玉海》）
二两刘牧之辨所涉及问题的商榷
宋晁说之曰：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圗南，以《易》授终南种征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阳穆参军修伯长，而武功蘓舜钦子美亦尝从伯长学，伯长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节先生雍尧夫……有庐江范谔昌者亦尝受《易》于种征君，谔昌授彭城刘牧，而聱隅先生黄晞及陈纯臣之徒，皆由范氏知名者也。（《景迂生集》）
宋王称曰：初华山陈抟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修授之才，之才授雍，以象学授种放，放授许坚，坚授范谔昌云，坚卢江人也。（《东都事略》）
宋朱震曰：国家龙兴,异人间出,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漑，漑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上周易表》）
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三卷，题“三衢刘牧撰”。
黄宗羲《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谓刘牧，字先之，号长民，著《易数钩隐图》。
四库馆臣《易数钩隐图》提要曰：“易数钩隠图三卷，附遗论九事一卷，宋刘牧撰。牧字长民，其墓志作字先之，未详孰是，或有两字也。彭城人，官至太常博士。”
《浙江通志》卷一百七十七，衢州府志记：刘牧，西安人，字牧之，登进士，终屯田员外郎，授易数于穆修，著《易解》与《易象钩隐图》，王安石志其墓。
以上数说，可谓无一说得准确无误，究其本因就是对北宋有两刘牧之事没有加考证。南宋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记：“《易数钩隐图》二卷，太常博士刘牧长民撰，黄黎献为之序，又为《畧例图》，亦黎献所序。又有三衢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者，有欧阳公序，文浅俚，决非公作。其书三卷，与前本大同小异。案敏士序称伯祖屯田郎中，临川先生志其墓，今观志文所述，但言学《春秋》于孙复而已。当庆厯时，其易学盛行，不应畧无一语及之，且黎献之序称字长民，而志称字先之，其果一人耶，抑二人耶？”这就是说，自南宋陈振孙提出“其果一人耶，抑二人耶”的疑问之后，至今并没有人对这一问题详加考证并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在许多易学及宋明理学的著述中，凡涉及刘牧者，皆多引朱震之传承说，或多引黄宗羲之学案说。于是，诸如“黑白点河图、洛书的传承始于陈抟”、“刘牧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图而画”、“范谔昌为刘牧之师”、“《易数钩隐图》为三衢刘牧撰”等等，都成了铁定的“事实”。然而，我们考定北宋有两刘牧之后，这些问题都很值得商榷。
1、彭城刘牧没有得到河洛图书之传承
按《宋史》所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癸未）冬十月甲申，赐华山隠士陈抟号希夷先生。按《东都事略》所记，陈抟于端拱二年（989）秋七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莲花峯下张超谷中。彭城刘牧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致仕，其时陈抟已仙逝17年。按宋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所记，毗陵从事建溪范谔昌，天禧中人(1019)，著《易证坠简》一卷，序言称任职毗陵，因事退闲，又言得于湓浦李处约，李得于庐山许坚。按邵伯温《易学辨惑》所记，明逸亦传陈抟象学，明逸授庐江许坚，坚授范谔，由此一枝传于南方也。既然范氏自言得于湓浦李处约，这就是说并非直接得于庐山许坚，而“由此一枝传于南方”，则不知传于何人。《宋史》记，范谔昌著《大易源流图》一巻，今见《道藏·周易图》中有范氏《四象生八卦图》，其图列《说卦》八卦方位，四正卦上（离）、下（坎）、左（震）、右（兑），各标有“火”、“水”、“木”、“金”字，并各有五空心圆点为数，中为一“中”字，坎数
一、六，离数
二、七，震数
三、八，兑数
四、九。图左的文字为：“范氏谔昌曰，四象者，以形言之则水、火、木、金；以数言之则老阳、老阴、少阳、少阴，
九、
六、
七、八。惟土无形，四象各以中央土配之，则是为辰、戌、丑、未之成数也。水数六，故以三画成坎，余三画布于亥上为乾；金数九，除三画成兑，余六画布于未上为坤；火数七，除三画成离，余四画布于巳上为巽；木数八，除三画成震，余五画布于寅上为艮，此四象生八卦也。”此图反映出范谔昌“象学”的内容，既然所谓“大易源流图”中有“四象生八卦图”，那么就是本《易传·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节之义而演绎，除此之外还应该有“两仪生四象图”及“太极生两仪图”。这就是说，范氏所推“大易源流”，是说八卦由太极步步生来的，而不是说八卦源于“河图”或“洛书”。既然范氏有如此主张，那么他所传的“象学”就不会是“河图”与“洛书”之内容，以此溯及陈抟所传的象学，也并非“河洛”图书之内容；既然范氏之学传于南方，而范氏晚出，那么就不会传给其前之彭城刘牧。由此可知，范谔昌不可能为彭城刘牧之师，彭城刘牧并没有得到什么“河洛”图书之传承。
2、彭城刘牧并不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图（或洛书）而画
我们本《中兴书目》所记，考定彭城刘牧原著《易数钩隐图》为一卷本，按其自序（见
于《道藏·易数钩隐图》卷首，胡渭《易图明辨》、朱彝尊《经义考》亦引用之），有“原其本，则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其数则无以见四象所由之宗”、“两仪变易而生四象，四象变易而生八卦”、“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圗，于逐圗下各释其义”等说，依此可知，彭城刘牧主张八卦是由太极步步生出来的。以自序对照今见《易数钩隐图》前二卷，其所“钩隐”之图则是从“太极第一”至“七日来复第四十六”，其中并没有涉及黑白点“河图”与“洛书”。就此四十六图之前数图及其图说看，是下面的叙说过程：
《数钩隠图》卷上：
太极第一（一○图圆周边五白点五黑点，表示1、2、3、4之和10）
图说：太极无数与象，今以二仪之气混而为一以画之，盖欲明二仪所从而生也。
太极生两仪第二（黑白点图，上一下二左四右三，天一天三为天仪，地二地四为地仪。卷下之《河图天地数第五十》即此图。）
图说：经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一气所判是曰两仪。《易》不云乎天地而云两仪者，何也？盖以两仪则二气始分，天地则形象斯著，以其始分两体之仪，故谓之两仪也。何以明其然？略试论之。夫气之上者轻清，气之下者重浊，轻清而圆者天之象也，重浊而方者地之象也，兹乃上下未交之时，但分其仪象耳。若二气交，则天一下而生水，地二上而生火，此则形之始也。五行既备而生动植焉，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则知两仪乃天地之象，天地乃两仪之体尔。今画天左旋者，取天一天三之位也，画地右动者，取地二地四之位也。分而各其处者，盖明上下未交之象也。
两仪生四象第九（黑白点图，上七，下六，左八，右九。卷下《河图四象第五十一》即此图。）
图说：经曰“两仪生四象”，孔氏疏谓金木水火，禀天地而有，故云两仪生四象，土则分王四季，又地中之别，惟云四象也。且金木水火，有形之物，安得为象哉？孔氏失之逺矣。又云“易有四象，所以示”者，庄氏云四象，谓六十四卦之中有实象，有假象，有义象，有用象也。今于释卦之处，已破之矣。何氏谓，天生神物，圣人则之，一也；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二也；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三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四也。今谓此四事，圣人《易》外别有其功，非専《易》内之物。称“易有四象”，且又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然则象与辞相对之物，辞既爻卦之下辞，象谓爻卦之象也，上“两仪生四象”，
七、
八、
九、六之谓也。诸儒有谓
七、
八、
九、六，今则从以为义也。且疏家以
七、
八、
九、六之四象为“所以示之”四象，则驳杂之甚也，何哉？夫
七、
八、
九、六乃少阴、少阳、老阴、老阳之位，生八卦之四象，非易之所以示四象也，略试论之。且夫四象者，其义有二，一者谓两仪所生之四象，二者谓易有四象所以示之四象。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所以兼天五之变化，上下交易，四象备其成数而后能生八卦矣。于是乎坎离震兊居四象之正位，不云五象者，以五无定位，举其四则五可知矣。夫五上驾天一而下生地六，下驾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驾天三而左生地八，左驾地四而右生天九，斯则二仪所生之四象。
四象生八卦第十（十黑白点图，八卦本《说卦》所言方位而布置，四正个各三点，四隅乾三点、坤六点、巽四点、艮五点。卷下《河图八卦第五十二》即此图。）
图说：五行成数者，水数六，金数九，火数七，木数八也。水居坎而生乾，金居兊而生坤，火居离而生巽，木居震而生艮，已居四正而生瑁乾、坤、艮、巽，共成八卦也。
这一叙说过程充分说明，一卷本《易数钩隐图》的作者是本《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而阐明其“象由数设”意图的。特别是谓“河出图，洛出书”为“圣人《易》外别有其功，非専《易》内之物”之一语，道破彭城刘牧并不主张八卦之画与“河出图，洛出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彭城刘牧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出图，洛出书”而画，那就是说“河出图，洛出书”应该为《易》内之物，他便不会有如此相反之说。
从《易数钩隐图》前两卷的文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后人把有关“河图”、“洛书”、“龙图”等词窜入其中的痕迹。如《两仪生四象第九》之图说曰：“夫五上驾天一而下生地六，下驾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驾天三而左生地八，左驾地四而右生天九，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斯则二仪所生之四象。”其中“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十字，显然为后人窜入的文字。“斯则”所指为
六、
七、
八、九四象数，合之为三十，与“四十有五之数”毫不相干。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彭城刘牧说“河出图，洛出书”非《易》内之物，并不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图”（或“洛书”）而画，而是主张八卦是由太极步步生出来的。
3、今见三卷本《易数钩隐图》并非全出于彭城刘牧之手
《中兴书目》言“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易数钩隠图》一卷，吴秘表进，田况序。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所谓“言数者皆宗之”，并非谓“言河出图者皆宗之”。从今见《易数钩隐图》卷上的内容看，彭城刘牧主张“象由数设”，自太极生两仪至四象生八卦，皆以天地生成之数“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的确在当时自成一家之言，庆厯初（1041）呉秘献其书于朝，优诏奬之之后，言数者皆宗之也是情理中事。以倪天隠述其师胡瑗《周易口义》为例，仁宗时之胡瑗释《易传·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时，则曰：“義曰，按此河圗，是天之大瑞也。”于此可见胡氏并没有宗《易数钩隐图》下卷之说，以黑白点数之图释“河出图，洛出书”。至释“兩儀生四象”时则曰：“義曰，言天地之道隂陽之氣，自然而然生成四象，四象者，即木金水火是也。故上文謂天一下配地六生水，地二上配天七生火，如此之類，是天地隂陽自然相配，生成金木水火之象。然此止言四象而不言土者，蓋天地既判生為五行，然二氣既分，則自然生而為木金氷火，則地之道本於土而成，但言四象則土從可知矣。”及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则曰：“義曰，按此四象有二說，一說以謂天地自然相配，水火金木以為之象，所以示也；又一說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言大易之道有此四象，所以示人之吉凶。疏荘氏謂，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則非也。又何氏以為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圗洛出書聖人則之，亦非也。”于此我们却从中见到胡氏“宗之”《易数钩隐图》卷上之说的痕迹。
康定元年（1040年），宋咸作《王刘易辨》，自序中有“近世刘牧既为《钩隐图》以画
象数，尽刋王文，直以己意代之”语。此“近世刘牧”当指彭城刘牧而言，而三衢刘牧时当30岁，仍健在，宋咸不会针对三衢刘牧而有是语。又宋咸所辨是针对“《钩隐图》以画象数”，并没有辨什么“河洛”图书。以此推之，宋咸所见《易数钩隐图》，似当为彭城刘牧著之一卷本，书中并没有“河洛”图书的内容。一年之后，庆厯初（1041）黄黎献弟子呉秘献《易数钩隐图》等书于朝，此时已经是彭城刘牧赴边任武官15年之后（彭城刘牧是否健在，不可得而知之，以其再传弟子上其书于朝推断之，似乎有变）。为吴秘所献书制序之田况，字符均，其先冀州信都人，举进士甲科。赵元昊反，夏竦经畧陜西，辟为判官。按《宋史》，元昊反于仁宗宝元元年（1038），田况制序当在宝元与庆历间。又历六年，庆厯七年丁亥(1047)，李觏作《删定刘牧易图序》，存其易图者三：河图（“九宫数”戴九履一图）、洛书（合生数、成数二图为一）、八卦图（《说卦》所言方位）。由此可见，吴秘所进《易数钩隐图》不再是一卷本，其中已有今见三卷本卷下之“河洛”诸图。这就是说，此时彭城刘牧原一卷本之《易数钩隐图》已经“颇增多诞谩”（李觏言，所见五十五图的《易数钩隐图》有两种版本，并谓有黄黎献序者“颇增多诞谩”）。如此，我们可以推断，彭城刘牧原本《易数钩隐图》只是有“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的易图四十六幅的一卷本，其中并无“河图”、“洛书”等图，而今见三卷本之卷下之“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等图，诚如李觏所言，的确是“观之则甚复重”：“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既是卷上之“天地数十有五第四”；“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既是卷上之“两仪生四象第九”；“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既是卷上“四象生八卦第十”；“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既是卷上“二仪得十成变化第十一”。至谓“颇增多诞谩”，则“河图第四十九”、“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三图乃是不合于一卷本作者自序本意之图。从文字上看，卷下有“河图、洛书出于牺皇之世”、“龙图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韫。且其图纵横皆合天地自然之数，则非后人能假伪而设之也。夫龙图呈卦，非圣人不能画之”、“河图相传于前代，其数自一至九，包四象、八卦之义，而兼五行之数，洛书则惟五行生成数也，然牺皇但画卦以垂教，则五行之数未显，故禹更陈五行而显九类也”等说，显然有悖于卷上原作者自序之初衷。
是何人增多彭城刘牧原一卷本之《易数钩隐图》，并加入所谓“河图”与“洛书”之图与图说？以彭城刘牧弟子黄黎献著有《续钩隐图》一卷的情况来看，似乎吴秘所进之书为合彭城刘牧原著与黄黎献之续著为一书。倘若如此，则“河图”与“洛书”（有“洛书五行生数”与“洛书五行成数”两幅图）的始作俑者，就是黄黎献无疑了。无论如何，“河图”与“洛书”诸图不出自彭城刘牧之书，这是毫无疑问的。
4、三衢刘牧并没有易学著作存世
三衢刘牧（1011—1064）于景佑元年（1034）登进士榜，累官至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王安石所作墓志铭谓其“学《春秋》于孙复，与石介为友”，叶适谓其“当时号能古文”。今见其遗文有《待月亭记》、《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以上见《宋文鉴》）、五言排律《仙李洞》（见《廣西通志》）。虽三衢刘牧于《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中有“在《易·复·象》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释者谓四夷为中国之阴，王者必却而外之。先王闭关而却外，所以拟其象也。必至日者，果阳长阴消之际，设备务速，明不可后时也。商旅不行，小人喻于利，亦防奸之谓也”之“易说”，然却没有专门易学著作存留于世。因而南宋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针对三衢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前有欧阳公序之《易数钩隐图》提出了疑问，曰：“其书三卷，与前本大同小异。案，敏士序称伯祖屯田郎中，临川先生志其墓。今观志文所述，但言学《春秋》于孙复而已，当庆厯时，其易学盛行，不应畧无一语及之。”如果三衢刘牧果真著有“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颇有影响之《易数钩隐图》，那么深明易学之王安石怎么会作墓志时“无一语及之”呢？事实上，恰是从王安石所作《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中看出，《易数钩隐图》一书本不出自三衢刘牧之手。南渡后三衢刘敏士重刻三卷本《易数钩隐图》，并明注为其伯祖三衢刘牧撰，又伪造欧阳修之“序”，遂使见此书者误将三衢刘牧当做彭城刘牧，此则刘敏士之徒，实是引起后世之疑的肇事者。前此《中兴书目》早已明言“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易数钩隠图》一卷……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至南宋陈振孙始见刘敏士之刻本，因而《直斋书录解题》方有如此之疑问。
此误之传，愈传愈真，愈传愈广。至明道士白云霁撰《道藏目録详注》，除谓《易数钩隐图》三卷，《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一卷，皆为“三衢刘牧撰”而外，又谓《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亦“三衢刘牧撰”。实则此三书皆非“三衢刘牧撰”。《易数钩隐图》一卷本为彭城刘牧撰，《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原名《先儒遗事》，南宋郑樵《通志》记或谓陈纯臣撰，是书中有《易数钩隐图》中数幅图，刘牧岂能自称“先儒”？“大易象数钩深图”为《六经图》中之《易经》图总名（其它五经亦各有总名，分别是：尚书轨范撮要图，毛诗正变指南图，周礼文物大全图，礼记制度示掌图，春秋笔削发微图），是书即不是三衢刘牧撰，也不是元张理撰，本为南宋杨甲撰，毛邦翰增补，叶仲堪重编之《易经》图版本。至清初，黄宗羲著《宋元学案》，于《泰山学案》中谓泰山孙复弟子三衢刘牧著有《易数钩隐图》及《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乾隆间四库馆臣亦深然白云霁之“详注”，《四库全书》提要中照样谓《易数钩隐图》与《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二书，皆为“三衢刘牧撰”，而又误考白云霁之注，谓《大易象数钩深图》为元张理撰。
凡此数个历史之误会，皆会因北宋两刘牧之考定而有所澄清：三衢刘牧与一卷本及三卷本《易数钩隐图》毫无关系；朱震等所言“河洛”图书的传承代次，多是瞎说，不可再引以为据；华山陈抟及范谔昌所传“象学”，并非“河洛”图书之内容；黑白点“河图”与“洛书”出现于彭城刘牧著一卷本《易数钩隐图》之后，很可能是其弟子所为。
三应当为彭城刘牧在“宋明理学史”中存留一席之地
元托克托修《宋史》，列传中立“道学传”，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尹焞、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張栻、黄干、李燔、张洽、陈淳、李方子、黄灏等均为立传。“道学”（后称之为“理学”）一词先见于《大学》第三章：
“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托克托序曰：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徳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讃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三五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舜逺矣。孔子没，曽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论人性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徳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真真)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其于世代之污隆，气化之荣悴，有所闗系也。甚大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徳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邵雍髙明英悟，程氏实推重之，旧史列之隐逸未当，今置张载后。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其它程、朱门人，考其源委，各以类从，作道学传。
周敦颐之所以被尊之为“理学开新晨
山”，是因其著有《太极图易说》与《易通》，于“宇宙论”及“体用论”等方面均有论述，而最终归结为义理之学与性命之学。其说以太极为万物化生之本源，“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以诚善为本，约之为大道。北宋五子皆讲“道”与“太极”（或“太虚”），或曰“道为太极”，或曰“太极一气”，或曰“自无极而为太极”，或曰“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或曰“一气分而两仪判”，或曰“道即性也”，或曰“道无真无假”等等。彭城刘牧有“太极无数与象”、“两仪之气混而为一”、“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一气所判是曰两仪”、“两仪乃天地之象，天地乃两仪之体”等论说，亦是典型的宇宙生成论，并且早在周敦颐之前就已有是说。如此，我们梳理“宋明理学”时，就应当有彭城刘牧的一席之地，以彰显其先于“理学开山”周敦颐的启蒙作用。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当然包括“性与天道”。天道、地道、人道终归入太极大道。今存宋代易学著作中，是彭城刘牧首言“太极”并有一○之图（先于周敦颐一○太极之图），堪称有宋道学的先驱，我们讲“宋明理学”，理应从彭城刘牧始。
通过我们的考证得知，彭城刘牧不是先把“河洛”图书纳入书中的始作俑者，而是有宋首先申明“太极一气”，分而为两仪（天地之体），进而生成四象、八卦的道学家。为此，在“宋明理学”的研究领域中，的确应该为彭城刘牧存留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