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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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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用对话方式进行交流的趋势。在“激烈对抗的二元性”中,《饶舌者》勾勒出加拿大社会现实中的多重对话关系: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的比照,在自然田园画面中的人物和象征与工业机械化中被异化后的人物和象征构成鲜明对比;老旧的自然农业习语和神话与一种崭新的经济、商业、社会政治话语的交锋,并与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神话/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强烈摩擦;更为重要的对话交锋是“新秩序”即社会主义理想向着“旧秩序”(“oldgrooves”)即资本主义现状发出的谴责和挑战。在小说中,加拿大传统的农村/草原田园神话、现代资本主义城市化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理念形成一种对比与对话。在小说的开头,德尔金就暗示现代人应该具有创造新世界和新历史的理念,不是要在农村建造一个由农民掌控的历史舞台,而是要在城市建立由工人为领导力量的理想世界。德尔金暗示了这种社会主义理想可以为城市带来美好的未来。男主人公克雷格•福斯特是一个农民,在参战之前,他离开农村来到了城市温尼伯,成了温尼伯谷类交易所的代理商,金钱和地位也随之而来。典型人物从农村走向城市暗示着加拿大社会从农村/草原转向城市工业化的进程。与克雷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流社会商人克劳德•查恩利。从表面上看,克雷格与同事克劳德似乎追求着共同的商业利益,但是克雷格提倡公平交易而且不自私,而克劳德则操控市场不择手段地牟取利润。在克雷格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投身于社会主义战线后,克雷格的品德表现得更加明显。从战场归来,克雷格又回到从前的工作岗位,这并不仅因为温尼伯谷类交易所在加拿大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因为在那里通过经营粮食买卖,他可以为祖国甚至整个欧洲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当克雷格积极投身政治运动时,他的商界朋友正忙着获取更多暴利,他们所谓的共同利益和目标此时已经完全瓦解。他们形成的对比在某种程度上隐含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

政治思想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发展,也成为意识形态对话的中心因素。德尔金巧妙地把社会主义思想注入与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对话性关系中,构建了贯穿整部小说线索的关键点,即社会主义政治力量与资本主义政治力量的对话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激烈对抗。可以说,巴赫金所指的社会主义“理想”是一个全新的独立思想体系,也是小说的意识形态对话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小说向人们展示了工人阶级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旧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也描写了处于萌芽发展阶段的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并在多个层面上予以展现。在社会层面上,从国外回来的“一战”退伍军人给加拿大带回许多关于革命的新思想,还有他们在苏联亲眼所见的战争之后的新生活和新世界;在组织机构层面上,德尔金认为工人阶级是主要的社会政治力量,通过对温尼伯大罢工历史事件的艺术化再现而让这一设想成为现实;在政治层面上,德尔金在加拿大小说史上第一次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表现在文学作品中。《饶舌者》充满了对立阶级之间的政治对话和暴力斗争。德尔金在马克思主义范畴中定义阶级。一方面,他看到了现代社会中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的强大政治力量。温尼伯大罢工就是加拿大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汇合的集体力量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它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在马克思主义范畴中,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代表着社会主义力量。在小说中,社会主义力量主要由在战争中做出贡献的退伍军人,在前苏联目睹了社会主义现实的人,以及拥护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联合组成。而资本主义力量则由那些富裕的、地位显赫的、有特权的,并运用一切手段守住其地位的人们组成。面对寻求根本性变化的新兴政治力量———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和宗教势力也开始打压各种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小说人物也处于阶级的对立状态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阶级归类和阶层归属,都是在为他/她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或阶级地位而奋斗,因此每个人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阶级斗争的影响。小说通过人物塑造来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主义范畴中的阶级。我们看到,克雷格在积极地为无产阶级做贡献,而拉斯克•布朗特和乔治•宾利则捍卫着资产阶级和宗教势力。根据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历程,德尔金认为,历史将在加拿大重演: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之后,社会主义思想曾一度困扰着欧洲一样,在加拿大本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实践也必然会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同盟的恐慌。米歇尔•福柯指出,残暴的资本主义政权企图把反叛者称为疯子。

小说中的资产阶级统治者把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看成是疯狂的、失去理智的想法,并以暴力对此进行镇压。暴力斗争在克雷格发疯、阿米尔被捕遭驱逐出境、资本家拉斯克•布朗特精心策划暴力镇压等事件中体现得尤为激烈。阿米尔从工会运动的发源地英格兰来到加拿大,由于加拿大奉行英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并且极度排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因此阿米尔最终被加拿大政府无情逮捕并驱逐出境。犹如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偷取火种一样,克雷格也为加拿大无产阶级带回了火焰———社会主义,但是他被逼疯了。对此,阿米尔大声揭露:“那些活着回来的并讲述了他们所见所闻的人们,都受到那些政治家的怒斥。”“或者用圣歌打压下去!”克雷格说。“他们被称作疯子。他们的梦想让他们疯狂!我疯了。你———珍妮特已经告诉我关于你的情况———你疯了,福斯特,疯了!”德尔金着意把克雷格塑造成一个赋有革命精神的疯人形象,旨在表现对当时政治和意识形态现状的不满与反叛,展示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及其对其他政治和意识形态体系的排外和镇压。然而,疯子和革命者的反抗和斗争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体现了他们对社会主义信仰的坚定与执著,体现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虚假自由、不公平和不平等的有力反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真实对话和对抗。人们真的需要思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宗教“打压”中,工人阶级、劳动大众、革命者这样的“底层人可以说话吗?”

社会主义思想使《饶舌者》充满张力。在当时盛行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大背景下,小说通过人物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将其展现出来。这不仅增强了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小说理论的复杂性和文本张力,还为小说的社会政治表征和戏剧化增添了活力。社会主义思想、阶级归属、宗教信仰交织在一起,不断冲击和影响着小说的主要人物,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视角中的经济、社会、政治、阶级有了一个更好的了解。首先,小说主要人物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和立场,完全符合巴赫金式的公式,即“两种思想塑造了两种不同的人”[8]。在思想对比鲜明的几组人物关系中,如珍妮特和戴尔对克雷格的引导,克雷格和玛丽恩婚姻的决裂,资产阶级女性玛丽恩和无产阶级女性玛莎的对照,克雷格和克劳德的反差,我们看到两种思想的对立和博弈。在具有坚定社会主义思想的珍妮特的引导下,克雷格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事业中,憧憬着光明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的到来。尽管克雷格和玛丽恩的短暂婚姻是富裕的,但克雷格始终找不到生活的真正意义。最终,他放弃了这段婚姻,回到了战士的队伍中继续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奋斗。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婚姻和个人利益。相比之下,克劳德则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根本没有克雷格的广阔胸襟和进步思想。结合圣经典故“旷野的呐喊”(“voicecryinginthewilderness”,《新约•马太福音》第3章)和列宁主义,德尔金把克雷格塑造成一个既有虔诚信仰的基督徒又有革命精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像耶稣拯救穷人和下层人民,克雷格带着新思想从战场归来,好像救世主从远方给加拿大带来了新的希望,坚信无产阶级可以改变人们的命运,以此建立起精神救赎与政治解放之间的桥梁。克雷格代表着当时处于社会下层的工人阶级,将要引起一场社会变革,支持反对资本主义现状的革命事业,并促进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

其次,小说的张力还在于德尔金开创性地塑造了巴赫金的“临界点人物”(“thresholdfig-ure”)。巴赫金认为,“临界点人物”是指那些在政治、意识形态以及道德层面上表现出双重性的人。克雷格也具有双重性格,曾经游移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抉择之间,通过参战、参与政治运动和工人罢工运动三个阶段才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最终又回归了田园生活。正是这种彷徨和困惑,小说情节才得以生动和延续,并蕴含着巨大的张力。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资本家吉尔伯特•纳森也是一个例证。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悲惨的境况以及不平等待遇,善良的工厂主纳森开始左右为难,想通过再分配他的财富来安抚那些罢工工人,但这一举动却招致其他资本家的敌意。他想创办一个小型社会主义工厂,却得不到无产阶级的信任与理解。他短暂的社会主义思想迎来的却是失望和沮丧,让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不等于进步,最终他退回到资本家的立场。这些角色也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结束存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意识形态对抗局面,然而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在小说中,一切调和阶级矛盾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个人、社会、历史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是不可分离的三个要素。人物形象的鲜明对比表明个人、社会、政治、宗教等几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裂痕不可愈合,所有的价值观都是基于个人的政治理想、阶级属性、宗教信仰而形成的。

最后,《饶舌者》对20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女性、家庭与政治关系的描写体现了德尔金的阶级和意识形态观。尽管当时的加拿大并没有出现十分杰出的女性革命者,德尔金还是沿着阶级和意识形态主线精心塑造了令人佩服的女性政治人物形象。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并面临着重大抉择。工人或者农民的女儿们大都倾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资本家的女儿们则恰恰相反,认为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是邪恶的。从克雷格和玛丽恩的婚姻就可以反衬出资产阶级女性的特点:克雷格热衷于社会运动和政治事业,而玛丽恩却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同情心;克雷格勤俭节约,并珍惜劳动成果,而玛丽恩对铺张浪费习以为常;克雷格对爱情忠贞不渝,他诚实稳重,忠于传统;而玛丽恩则倡导爱情自由,崇尚金钱和地位;克雷格无法忍受玛丽恩与克劳德的婚外情,而玛丽恩则以炫耀这种不正当关系来羞辱克雷格;尽管玛丽恩声称自己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她却指控克雷格是破坏资产阶级利益的罪魁祸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者,她无法原谅克雷格对资产阶级的发怒和斥责,克雷格愤怒地对他们大打出手。克雷格逐渐认识到他和玛丽恩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人”,他对资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道德败坏和腐朽的寄生方式极度厌恶和失望。后来,克雷格和工人阶级女性玛莎的结合更加证实了他第一段婚姻的错误。玛莎勤俭节约(如盒子的事情),具备劳动人民的道德品格(不投机取巧)。这种品质恰好与克雷格不谋而合,正是工人阶级的价值之所在。由此看出,相同的阶级归属和政治意识形态是女性婚姻和家庭幸福的重要条件之一。阶级之间的鸿沟是无法跨越和妥协的,个人的利益抉择最终必须符合并服务于本阶级的利益。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指出,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及封建主义制度下的女性带来了新希望。

德尔金打破传统,让女性跳出家庭范畴,将自身命运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走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沿。珍妮特•鲍登就是这样一个热血激昂、新颖真实的政治女性角色。珍妮特与代尔夫人有着同样的命运,在战争中都失去了深爱的丈夫。因此,颠覆传统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政治体制成为她们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促使她们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与代尔夫人相比,珍妮特受到更好的教育,阶级意识更为强烈,更敢于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她组织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一起讨论军事、社会和意识形态问题。珍妮特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强调个人与政治永远分不开。她向克雷格灌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阻止他掉入婚姻和个人主义的深渊,鼓励克雷格走上革命道路去寻求社会变革。德尔金塑造的政治型女性往往走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沿。加拿大文学评论家约翰•莫斯形容这样的女性角色是“女权主义者”。这种具备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思想的女性角色颇具典型性,在加拿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德尔金笔下的女性绝不会被传统的家庭和社会所束缚。在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驱使下,她们大声宣扬社会制度的变革和革命,并联合对抗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结合无疑构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和文学力量,也促使休•加纳、艾琳•贝尔德、厄尔•伯尼和菲利普•格罗夫等加拿大左翼现实主义作家不断塑造此类政治型女性角色。

社会主义话语是《饶舌者》显著的左翼特征之一,也是德尔金的文学创作从草原现实主义转向城市现实主义的标志之一。德尔金把朴实、简单的日常生活语言与正式、复杂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话语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城市生活语言。这种语言表现为多样化和多层次的特点:小说中出现大量与工业和生产相关的行话。谷物交易所使用的商业词汇如“卖出”、“短缺”,新的政治和经济术语如“利润”、“罢工”、“机器”、“分配”、“大罢工”等频繁使用。这些词汇明显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模式可以为少数人创造利润,而社会主义生产模式则为大多数人谋取利益;“机器”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中的关键点;罢工和游行示威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利润分配不均的斗争方式。因此,这些词汇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政治角度,大都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词汇。德尔金给传统加拿大小说注入了新的词汇、新的血液、新的思想,促使人们对工业化和异化进行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启迪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加拿大左翼小说家格罗夫和卡特的文学创作。《饶舌者》的人物是通过不断学习,才能用现代社会主义词汇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观。克雷格起初只是隐约感受到潜藏着的社会主义思想,但说不出到底是什么;当他真正察觉到的时候,他也只是用一些模仿性的词语含糊其辞地表达了而已,就像是一个“饶舌头的人”;当他接触到政治上和思想上激进的珍妮特和戴尔斯这两个人物时,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步形成,开始选用一些精确词汇,如“理想”、“布尔什维克”等等。社会主义话语增强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让他不再瞠目饶舌,不再彷徨苦闷,并赋予他跟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挑战的勇气。尤其在小说的第二部,克雷格能够用强有力的社会主义话语,慷慨激昂地陈述他的左翼思想,使得他的岳父内森先生大为惊讶地问道:“你没有变成社会主义者吧,克雷格?”社会主义词汇的运用让克雷格具备了敏锐的政治思维和雄辩的语言能力,与之前大不相同,一向“饶着舌头”沉默寡言的克雷格如今变得能言善辩,令其政治对手本特利先生对之都畏惧三分。克雷格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社会主义激进思想,从一个平凡的士兵变成了社会主义拥护者。

小说中的其他角色也展现了不同阶级发出的不同声音。对于德尔金来说,小说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做出的特殊举动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具有丰富的含义。他们每一个人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也代表着他的所属阶级或千千万万个与他有着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的群体。他们每个人都拥护自己所倾向的意识形态。一部分人试图改变,改革,甚至发动革命;而另一部分人却试图阻止这一切;还有一部分人试图打破两种力量之间的平衡,或不愿意与任何势力进行妥协。但是,即使是这最后一类人也难免受到时代的影响,每个人都卷入了社会政治浪潮中。换言之,由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同时存在并相互斗争,所有的人物,在巴赫金看来,就成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和追随者,在特大历史事件中,他们通过语言和行动表明自己的立场。巴赫金认为,“小说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当时各种人物的声音”。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民主提倡的自由与公平都是虚假的,权力通常掌握在反对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手中,代表上层阶级的人物总是要坚决压制那些小人物、边缘人物、底层人物发出的声音。例如克雷格曾被他的资产阶级妻子和岳父剥夺了发声的权利,珍妮特则被富人阶级剥夺了发声的权利。然而,社会主义话语也让底层人和被压迫者具备了发声和辩驳的语言力量。小说通过人物的日常性讨论、政治性辩论、公共场合的发言,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人物要为自己发声、为本阶级发声的愿望。当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重新点燃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他们就必须进行讨论和辩论,尤其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这样的创作手法也容易让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到这种讨论和辩论的情境中,产生文学的社会效应和意义。总之,在德尔金之前,加拿大似乎没有一部小说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给读者带来如此巨大的挑战。《饶舌者》以最为丰富和多样化的语言表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着力凸显了代表着社会主义或工人阶级的声音,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在加拿大文学中的地位,成为加拿大左翼小说的先锋。

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整体性特征期待文学作品能够对整个社会发展提出一种预见或是开创一幅蓝图。《饶舌者》对加拿大社会现实问题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实际反映出了社会主义乌托邦与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矛盾。虽然《饶舌者》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取代资本主义,并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方式,但是面对田园神话与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两种选择,德尔金最终选择了前者。在小说为主人公定位人生和政治立场时,我们看到,面对强大而残酷的资本主义势力,克雷格的政治理想破灭了,回归到小说最初批判的浪漫田园生活。小说结尾,克雷格伤势好转,在清晨的阳光下耕种小麦,身后留下一道道“笔直延伸的犁沟”。这个场景看起来似乎有些浪漫伤感和理想化,克雷格和玛莎在这里远离了纷繁的社会政治斗争,唯有他们在田间的幸福生活。从政治意义上来看,德尔金还处在对未来社会模式的探索之中,其政治观点似乎也有些倒退,又回归到传统的浪漫式书写。根据格奥尔格•卢卡奇的观点,这样的小说只能归属于“浪漫的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们不能找到解决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和矛盾的途径,而是趋向于悲观的结论,或是归结于信仰个人英雄式的行动,抑或是归结于信仰的一种理想化怀旧式的前工业化时代的田园世界观,缺乏像后来发展起来的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义务。

可以理解的是,处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人们做出任何选择都是很艰难的。当时的加拿大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主义运动还在萌芽阶段,整个社会出现多种意识形态的交织和碰撞,多样化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特点,特别是一些政治和社会活动家认为基督教社会福音和社会主义思想可以相为互补。如果考察个人成长经历的话,德尔金自幼受到基督教福音精神的熏陶,母亲曾想让他去中国当一名传教士;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喜欢社会活动,深受社会主义理想的感染,其文学创作立场的归属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教养和加拿大的社会背景。德尔金选择传统田园模式也许在政治意义上是一种温和的缓冲,因为当读者对小说结尾感到遗憾和伤感的时候,小说反而膨胀出一个巨大深邃的想象空间,也留给读者和其他作家一个深深的思考:是参与政治活动还是退出政治活动?值得肯定的是,《饶舌者》憧憬和描绘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对加拿大左翼作家和左翼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乌托邦的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中阐明,乌托邦理想是在改变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进程中照亮人们前行道路的灯塔。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道路上,德尔金笔下的人物具有高瞻远瞩、洞悉未来的气概。在小说中,阿米尔精确地预测:……在未来的五年,英国将掌控世界的石油。美国已经占有世界的黄金,还将以国家贷款的方式购买世界上每一个小国的灵魂。为一场大规模贸易战争而进行的所有准备,终将激起另一场大屠杀……20世纪和21世纪见证了《饶舌者》对世界石油战争和贸易战争的预言。当人们看到美国和英国为抢占石油而发动的两次伊拉克战争,以及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危机,我们不得不赞叹德尔金在金融、经济和社会、政治领域的精明与远见。在这个意义上,德尔金应当被誉为加拿大左翼小说的奠基人,列入20世纪最杰出的加拿大小说家之一。

作者:魏莉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新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论文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