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剧文学评论发展足迹范文

起始于“”之后的中国莎剧文学评论至今已历一世纪有余，其间，成果丰硕，星辉灿烂，老一辈莎学专家学者留下了大量翔实的文评资料以及宝贵的精神财富。但由于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侧重点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且与政治因素有着太多的纠葛，以至于招致国外学界对中国莎学的政治功利性非议不断，误解否定“具有中国特色的莎学理论体系”。为使中国莎评得到世界全面、客观、公正的认识，有必要对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影响主导因素进行深入探析，以期把微观研究与宏观分析有效交织起来，深层次地揭示国人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视角下对莎氏认知方面的限度和拓展。

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名字首次在中国被提及是在鸦片战争期间，当时出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组织人才翻译外国书籍，以求“师夷长技以制夷”，其任务中心在于引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至于莎氏的戏剧绝不在此之列。虽说其后莎氏的名字多次出现在清末外国传教士的著述译作或具有民主进步人士的言论之中，但都是些只言片语，没有针对任何一部剧作进行学术探究，中国莎评尚处边缘地位。而国人还莎氏本来真面目还是在田汉1921年成功以话剧形式翻译了《哈姆雷特》之后。故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莎剧文学评论始于20世纪20年代。

一、20世纪20、30年代西方莎评的译介

莎士比亚作为西方最著名的文学巨匠是世界文学中评论最多的作家之一，西方莎评始于17世纪，迄今300余年，评论内容丰富全面，且逐渐形成了系统清晰的批评理论和脉络。相对西方国家的莎学研究来说，中国对莎士比亚的认识、接受与评论起步较晚，故在还没有初步形成系统批评理论前提下，学习和借鉴国外成熟的莎论来发展中国的莎学研究成为一种必需。

在对西方莎评的译介过程中，西方学界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也理所当然地传到了莎学评论刚刚起步的中国。《文艺月刊》第2、3期连续刊发了译文《托尔斯泰论莎士比亚》，转述了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不屑一顾和完全否定。在他看来，莎氏简直就是个微不足道肤浅的作家，缺乏思想，有着最低下最庸俗的世界观，对社会、宗教问题没有一丁点的兴趣，作品里到处都是些矫揉造作，玩弄文字的游戏。但这个谩骂诋毁莎氏的态度很快就遭到了学界同行的不满与反对。两个月后，同家杂志又译发了《小泉八云论莎士比亚》，表明日本莎学家对莎士比亚是推崇的，甚至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

实际上，在中国赞同托尔斯泰贬斥莎氏的大有人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中国文人大多对莎士比亚持有否定态度，认为他只是个宫廷御用文人，凭着他对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的奉迎而成为贵族阶级的玩偶。左联旗手之一的茅盾，对莎氏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转变过程。起始曾持反对态度“：莎士比亚的剧本人人视同拱璧，然而彻底讲来，莎老先生若不是得着女士的喜欢，贵族的趋奉，能到这个地位么？”[1]P450之后从文本本体的审美情趣鉴赏角度，茅盾得出了人性是莎氏剧目的主题结论。在1930年出版的《西洋文学通论》中认为：哈姆莱特是人性的一种典型的描写。“他永久厌倦这世界，但又永久恋着不舍得死；他以个人为本位，但是他对自己也是怀疑的；他永久想履行应尽的本分，却又永久没有勇气，于是又在永久的自己谴责。”[2]P255

1934年茅盾在《文史》杂志发表了《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转述了狄纳摩夫评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莎士比亚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是第一个引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莎士比亚评论的，并介绍了马克思“莎士比亚化”这一重要观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莎评自此开始走上了中国莎评的舞台，为以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莎评研究基调起到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20世纪50、60年代甚至达到了顶峰。

此后，茅盾将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价值和意义发挥到了极至。究其态度转变的原因，用茅盾自己的一句话可以说明，“莎士比亚这位心理学家，用他深刻的观察和犀利的笔尖，剥落了他那时代的一切虚伪者的面具”，而“剥落这一切的面具，还是现代的文艺战士的任务，这又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什么对于我们是亲切的原因了”。[3]P470-471

从中不难看出，他是从爱国文人、文艺战士的政治使命的视角来解读莎氏的，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功利性使然。当时日本已占领东三省，狼顾中原，而国民政府腐败、软弱，作为爱国文人、左翼战士的茅盾有着救国图存的历史使命感，急切听到能唤起国民自觉性、革命性的号角，而这来自社会主义阵营中枢的声音正是他所向往和趋同的。在今天看来，茅盾的点评虽然就莎学全面性而言有失偏颇，但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历史大潮的冲击下，出于爱国使命感为推动民族的解放与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故应求其真，而少薄其失。“在30年代鲁迅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文化派别斗争的过程中，中国文化战线上的这场斗争波及到了莎士比亚批评这个领域。”[4]P228

五四之后的中国倡导新文学、新文化，积极主张引进西方文学以改变中国传统文学概念，但在处理外来文化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鲁迅做为最活跃的左联旗手是自始至终“坚持了文学阶级性的观点，肯定群众历史作用的观点和借鉴外国文学的正确方针，他主张老老实实地从外国文化、外国文学中吸收对中国社会有益处的东西。”[4]P15-16

针对杜衡1934年在《文艺风景》杂志上的《<凯撒传>里所体现的群众》里提到的群众“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读这个剧，我们在到处都会无可奈何地得到一种群众老是在受欺骗的感觉”，鲁迅先生书写了《“以眼还眼”》给予了猛烈的抨击，驳斥杜衡的群众盲目性，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以此来唤醒民众意识，推动历史进步。施蛰存在否定鲁迅作品“有宣传作用而缺乏艺术价值的东西”的同时又否定苏联莎评“……这种政治方案运用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对于施批评的无知，鲁迅嘲弄道：“苏俄将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可见丑态，而马克思谈莎士比亚，当然错误”[4]P18，从而肯定了苏联莎学。梁实秋不仅是中国第一位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而且是这个时期撰写莎评最多的学者，主张文学的人性论，但“就其主体来看还是评介性的，主要是介绍西方莎评各派的观点”[4]P231。

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留美学者梁实秋对莎士比亚持有“中庸路线”的评判，但着重强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殊情形，但是主要的人性是大致不变的”。这个观点遭到了鲁迅先生的异议：“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4]P16-17

从文学鉴赏学术立场来说，梁氏的人性观不无道理。但其人性论与当时鲁迅先生“文学阶级性”至上的观点格格不入是二人论战的导火线。鲁迅先生的反对具有积极意义，是符合“文以载道”的特质的。反言之，梁先生的这样另类的声音完全出于维护文学艺术价值以纯文学的视角来对待外来文学文化，“没有让学术研究态度迁就于现实政治的直接需要，力求客观全面表现出了可贵的求真务实的精神……也为后来中国莎评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5]P216当然，在围绕译介西方莎评是否要服务于社会阶级性的热闹纷争之外，也有另外的微弱声音———单纯地从艺术学角度去解析莎士比亚的。这个时期那些有着良好英文基础或在英、日国家直接接受莎士比亚研究熏陶的学者对莎氏的经典剧目进行了解读和阐释。袁昌英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荣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的女性，曾于爱丁堡大学研习英国文学，回国后先后在北平、上海讲授英国文学。1935年她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发表了《沙斯比亚的幽默》，就莎氏戏剧中典型人物的幽默性格进行了挖掘剖析。

二、20世纪40年代抗战莎评

20世纪40年代中国莎评着重凸现人民大众是民族解放的决定性因素和主导力量。张天翼1942年在《文艺杂志》发表了《谈哈姆雷特——一封信》。在文中，他就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人物性格进行了对比探讨，特别主张哈姆雷特的怀疑否定精神，认为那是当时中国所急需的，以此来激泄国民压抑许久的不满情绪，愤然反叛国民党的独裁。“惟大勇者才敢去发掘一切真相，他竟敢去怀疑，总要比任何独断都来得进步、可贵”。[4]P241从表面看来，莎评一直以来所遵循五四时期主张文学要发扬“解放人”的人文主义精神已被传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所取代，民族性增强而世界性却淡薄了。然而从深层解读，方知这是一种错觉，中国当时的战争环境在这个变化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逐步进入相持阶段。沦陷区大学也纷纷内迁至西南一隅，还时常遭到日本飞机空袭，不少学者作家的“象牙塔”被侵略者的飞机大炮粉碎，不再沉浸于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莎评的论说，不再幻想莎学的世界化。血与火的战争开阔了他们狭窄的视域和胸怀，从文学观念到文本创作上对“世界化”与“民族化”二者关系的理解和实践都更加辨证、深入了。他们重新站立在一个新的制高点上来认识世界与民族、审美与功利、借鉴与继承等之间的辨证关系。1942年，著名导演焦菊隐在后方物质条件匮乏的抗战环境下，就地取材，利用四川江安一座孔子大殿上演了《哈姆雷特》。同时发表文章《关于<哈姆雷特>》，表明哈姆雷特王子反抗命运支配、反抗专制压迫的革命进取精神“对于生活在抗战中的我们，是一面镜子，一个教训”。国民要学习哈姆雷特那种争取摆脱和解放的反抗精神，力争齐心协力，一致对外：“抗战的胜利系于全国人民的和谐行动，更系于毫不犹豫地马上去行动。”[4]P241-242

正是对这些张力关系有了新的理解，中国莎学研究者才把抗战时期国内莎氏文学评论的世界化与民族化推上一个新的美学境界，对民族和世界关系的理解更加真实也更为全面了。由于中国民众的奋起抗战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在这种世界性战争背景下创作的“抗战莎评”充分发挥了莎学外延功能，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再次为世界莎学圈添加了一道与中国社会政治环境密不可分的靓丽风景线。文学作品本身的意识内涵和艺术价值是永远追求和探究不完的。中国伟大莎剧翻译家朱生豪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评估莎士比亚的卓越与不朽：“盖莎翁笔下之人物，虽多为古代之贵族阶级，然彼所发掘者，实为古今中外贵贱贫富人所具之人性。故虽经三百余年之后，不仅其书为全世界文学之士所耽读，其剧本且在各国舞台与银幕上历久搬演而弗衰，盖由其作品中具有永久性与普遍性，故能深入人心如此耳。”[6]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莎学翻译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梁实秋和朱生豪先生都是从舞台文本本身出发来探讨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内涵魅力，强调莎剧中的人性论观点。

三、20世纪50、60年代效仿苏联莎评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中国莎评出现了第一个高潮。”[4]P31单就1956年一年之间，卞之琳的《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和《莎士比亚的悲剧<奥瑟罗>》，李赋宁的《论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与陈嘉的《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所流露的政治见解》分别运用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莎剧悲剧、喜剧和历史剧创作的社会背景，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问题以及人民性，着重揭示莎氏对封建势力及资产阶级的批判。

以移植传播西方莎评为主的中国莎学研究在这一阶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苏联莎学者的马克思主义莎评在中国掀起了影响的高峰。“是否以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作为研究方针和方法，成为衡量论文标准和研究者立场的惟一原则。”[7]P35920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为巩固新生政权，进行了一系列以政治运动为主的社会统合，其思想核心是“阶级论”。1951年在全国范围内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形成建国后第一次思想战线的重大斗争。

以1953年为界，之前，在建国初进行了急风暴雨般的“镇反”和“”运动，；之后，社会统合向纵深发展，波及面扩大，特别是“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传统的思想及制度资源、革命年代的经验与苏联因素融为一体，都被运用其中，被用来统合社会大众的意识。政治思想领域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也理所当然地波及到了莎学研究。由于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导向、1951年要求知识分子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及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得人人自危，一言不慎即被打为右派，受到迫害。此阶段的莎学批评研究呈现出清一色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的风格，阶级之间对立成为研究的重点，继续挖掘莎学的外延功能，将莎氏作品现实主义功用进一步向纵深拓展。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作家自身改造问题的宗旨在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实践得到了更好的阐释。由于革命形势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作家的阶级隶属便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方针指引下，赵澧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旗帜的另一主要代表人物。在《试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和人物塑造》中，他大量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莎氏的肯定，进而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运用在对莎氏作品人物的分析上，指出：“这些作品的中心思想是资产阶级人文主义。”[8]针对中国的莎学研究，赵澧建议要进行全面和深入的探讨，“因为只有努力掌握并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做到真正科学的估价，才能谈到借鉴和继承，才能在理论上和实际上与资产阶级观点划清界线。”[9]由此可以看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莎氏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政治标准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标准。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导致了对莎士比亚的封杀。

1964年4月，当全世界隆重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却对英国纪念莎士比亚活动给予了批判。看到这个政治的风向标，莎学人士多感觉到形势的紧张，个别冒着极大的风险悄悄地发表了几篇论文，郭斌和在《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莎士比亚与希腊拉丁文学》中明确提出，“我们今天纪念莎士比亚生辰四百周年”，实是勇气可嘉，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而此后十余年里，连说这句话的机会也没有了。在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反对“名”、“洋”、“古”的文艺路线指导下，别说莎剧，就连本土的传统戏曲也统统被封杀光，清一色的样板戏在全国城市乡村搞得如火如荼，莎士比亚在中国官方的媒体只能成为资产阶级腐败落后的代名词了。

四、20世纪8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莎评

这一阶段我国莎评研究进入丰产期，据不完全统计“，从五四前后到去年年底（1985年），国内发表的有关莎士比亚的文章总数约为九百四十篇，其中1975年以前发表的有三百五十三篇，1976年以后发表的有五百八十七篇，占总数的60%以上”。[10]P27其中原因，一方面开放的舆论环境为研究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是莎学者水平的提高，在沉寂的学术背后中国莎学者从未放弃他们的追求，而是默默地耕耘，这个现象是厚积薄发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莎评的社会政治语境是很复杂的，粉碎“”后学术界扬眉吐气，欲畅所欲言，但“左”的思潮并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学术界最关注的文学的方向性问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争论空前剧烈，出现了多种学说，其中刘再复提出了“文学主体性”。陈涌、程代熙、敏泽、郑伯农、姚雪垠等对刘文的相关论断提出学术方面的尖锐批评。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莎评依然延续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惯性剖析莎氏剧目。孙家和孟宪强分别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与莎士比亚的戏剧》与《马克思恩格斯与莎士比亚》，再次突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莎氏的肯定以及著作中对他的大量引用。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在审议国家七五科研课题时认为,首先有必要通过对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一些近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个案剖析———他们对莎学均有涉猎，以求探讨他们在借鉴西学和继承与发展传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这些都对这个时期的莎评的方向性问题有着积极而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提出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于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莎学体系也成为莎学界力争的目标。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1984年在上海的成立以及1986年“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成功举办极大地鼓舞了莎学研究者的热情。从宏观分析来讲，这一时期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研究总体上取得了三大瞩目的成绩：文学评论视野开阔，探析了几乎莎氏所有喜剧、悲剧、历史剧和传奇剧目，抛弃了拘囿于悲剧鉴赏的意识倾向，是至此莎评涉及面最广的一次；首次出现了个人的莎学专著与文集，老一辈莎学家把自己多年来的潜研心血结集出版，期翼给予后来者以启迪，指明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方向；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多元化，从前期以政治主题为重心向人物性格阐释、故事结构分析以及语言修辞鉴赏等艺术方面转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比较文学在这个时期的中国莎评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成绩斐然。一句话，摒弃前苏联莎学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莎评，转而从文学角度、审美情趣等艺术手法来重读莎氏经典。诚如曹禺1983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向莎士比亚学习》一文中指出的：“我们研究莎士比亚有一个与西方不尽相同的条件，我们有一个比较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受不同于西方的文学、哲学、美学、社会条件和民族风气的影响。”[4]P253至此，中国学界开始脱离西方莎学评论的影响，探究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模式的民族学术上的莎士比亚批评，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样性的新局面，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莎评研究氛围。

在现实主义风格解析莎学的同时，文学研究者开始注重莎学内涵的挖掘。方平先生1983年出版的《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是中国莎学史上第一部个人专著，收录了他17篇评论莎氏喜剧的文章，而孙家则偏重于《论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的鉴析。由贺祥麟主编的《莎士比亚研究文集》却收集了论证莎氏十四行诗、长诗、喜剧、悲剧、历史剧以及传奇剧等的多篇文章，是“这个时期比较全面论述莎氏作品的一部莎评文集”。[4]P247虽说早在莎士比亚以“讲故事的人”身份通过林纾翻译的《英国人吟边燕语》介绍给中国读者之时，东润就对比了李氏（太白）与莎氏各自不同的写作特点，同时也拿《孔雀东南飞》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佐证了悲剧更易打动人心的艺术效果，但大规模的比较分析却很少见，直到20世纪的80年代才蔚然成风，毕竟开放形势下的中国学者意识到“以不同语言的文学作为比较对象，则能够有相对稳定的较高的比较价值”[11]P100。中国学者平行对比了莎氏与中国著名作家，如曹雪芹、关汉卿、汤显祖、曹禺等，还进行了作品和剧中人物的比较，其中著名的有方平的《曹禺和莎士比亚研究》、陈星鹤的《<赵氏孤儿>与<哈姆莱特>》等。

五、20世纪末多元化的莎评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的中国政治还处于敏感期，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保持着积极慎重态度,提出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并指出,在整顿中必须注意把学术行为与政治行为加以区别。主张改革开放的政府对文艺界专家学者的学术探究表现出一种积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1990年元月,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会见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及全国话剧戏曲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发表题为《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讲话。

讲话第三部分强调：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着力讴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重申要贯彻“双百方针”，并指出要“正确处理“二为”与“双百”的辨证关系……什么时候放弃或背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动乱中,十亿人民八个戏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更是极大地鼓舞了整个学界，国内学术气氛开始活跃起来。重新清理思想,调整思路,寻找自己真实的位置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莎学研究新风尚。那些富有超前学术眼光和前瞻意识的莎学者,定下神来,收视返听，探求自己的学术路向，以莎学的内涵研究为主基调来诠释、评判莎士比亚戏剧的开放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也越来越多。1994年孟宪强教授纵观中国莎学研究发展历程，撰写了《中国莎学简史》，为后人的莎学开拓提供了翔实的史料资源，同时针对不同历史阶段中国莎评研究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评述。20世纪末知识信息的全球化铺天盖地，西方形形色色的文学批评理论移植进来为开放的中国莎评注入新鲜的血液，莎学者也开始尝试用新兴的文学理论批评来重读莎士比亚剧目，出现了一大批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原型批评角度重新探讨莎氏的力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997年孙遇春的《论莎士比亚的宗教观》，1998年张佑周的《“弱者啊，你的名字叫女人！”五论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以及方达的《麦克白斯及其夫人的犯罪心理》等等。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关注基督教文化及其经典《圣经》对莎士比亚的深远影响进而阐释莎氏作品中的宗教观成为20世纪末期多元化中国莎评的一大亮点。1997年肖四新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莎士比亚》借助《圣经》中具体观点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并非是对基督教教义的彻底否定而是否定中的肯定———即扬弃，得出结论：“处在基督教文化大背景下和基督教家庭的小环境之中的类的合理成分，那些张扬人的个性的东西，同时溶入了新的时代内容，终于变成了‘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的’的伟大作家，给人类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12]P58

结语

纵观20世纪中国的莎剧文学评论，处于复杂政治变革时期，与政治、权力产生无法理清的纠葛，彰显出鲜明的时代印痕与民族特征，那么就此可断言中国莎评政治化了吗？在无休止的争论中，“政治是否决定文化”是中心问题。通过上述中国各时段莎评的特点及政治社会语境的分析，不难发现：是时代的诉求通过政治影响表现在各时段的莎评中，并决定该时段莎评走向，而非简单的政治化。

20世纪30年代政府混乱、日本狼顾，内忧外患使自觉、图强成为仁人志士的共识并奔走呼号，莎评表现为引介西方人性解放特点；20世纪40年代民族生存权利遭到践踏，同仇敌忾、激发人民战斗牺牲精神为民族所急需，莎氏笔下的哈姆雷特理所当然成为国民追随的英雄、斗士；20世纪50、60年代新生的中国面临广泛敌对势力的合围，不得不为保卫胜利果实而对内与失权阶级斗争，对外与敌对阵营斗争，阶段斗争观点成为有力的武器在莎评中显现也是必然之事；试想“”中若“”不对固有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进行全面颠覆，如何能实现其平地夺权的梦想？但它毕竟是背离历史发展轨迹，是反时代的，只能逞一时之快；20世纪80年代被强制“左”转了几十年的中国松绑后生发出无穷的外射力，莎评方向表现为百花齐放的盛况；20世纪90年代因苏联转资、1989动乱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高度警惕，是左转还是右转的犹豫之后，终于选择了谨慎开放的态度，那么莎评即呈现出多元化、横向拓展、纵深延展的态势。

统揽以上各时段莎评，结合其时代因素深入剖析，不难发现中国莎剧文学评论曲折的衍变正沿着开放、多元的健康发展轨迹向前迈进，而其中政治因素更明确地表现在时展需求上，借助莎评这个载体表现出来。最初从西方移植而来的莎评对中国社会政治环境土壤的适应性决定了以后多种发展的方向，其表征折射出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时代特征、思维方式以及文化渊源，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西方国家的莎评断然没有经过如果复杂的政治语境的变迁，所以大多呈现出统一面目。

由于过多注重莎氏作品社会实用外延研究，20世纪中国莎剧文学评论表现出一定社会政治功利性，使得莎氏戏剧本身的学术艺术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这确实是中国莎学研究上一大憾事，为今后莎评研究提供借鉴，亟须拓展研究深度，真正呈现出多元化的莎学研究。

但中国政治文化大语境限制下的莎剧文学评论典型的民族性将莎氏外延研究发展到了极致，丰富了世界莎学研究，为人类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研究资料，有其独特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