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学范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民族，地理、军事，士族、人物，学术、文化；宗教、考古、吴简研究；对魏晋南北朝史进行讲述，其中包括：十六国各政权在如何使自己政权的属性与五德历运学说相协调的问题上，先后表现出犹豫和矛盾的态度，蜀汉官制的特点，汉晋间民屯的不同形式及中古田制的演变，汉晋中央政府对南匈奴的管理政策经历了转变过程，对南匈奴产生多方面影响，历史时期阮姓的起源、宗族的形成、人口变化及迁移与分布情况，得出两晋南北朝以前阮氏主要聚居陈留郡，之后大批南迁，形成了以河南、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为中心的三大聚居地，使得南方阮姓人口远远多于北方的结论，魏晋至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的重大发展与这一时期人们的历史文献学思想走向成熟有关，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取名风俗和婚姻生活，三国时期道教在魏、吴、蜀三国均有传播，但方式与广度有所不同，长安、洛阳、建康、凉州四大文化中心的兴衰，僧侣自身的文学创作及佛教思想对于中古文学的巨大影响都说明了僧侣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起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本年度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八届年会暨纪念缪钺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7月21—23日在四川成都召开，130余位中外学者参加了大会。

本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相关研究论著颇丰，主要有：《缪钺全集》(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发微》(中华书局)，周伟洲《古都西安：长安与南海诸国》(西安出版社)，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古籍出版社)，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下，中华书局)，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陶新华《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朝官僚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家族宗族关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杨洪权《两晋南北朝徙民中若干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具圣姬《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坞壁》(民族出版社)，魏明孔《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福建人民出版社)，李传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张作耀《刘备传》(人民出版社)，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王鹏廷《建安七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卫绍生《魏晋文学中的中原文化》(学苑出版社)，邵磊《治山丛稿——南京文物考古论丛》(凤凰出版社)，赖非《齐鲁碑刻墓志研究》(齐鲁书社)。陈吉安主编《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本年出版了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田永胜、赵建功、许抗生《六朝宗教》两种。论文集有：《北朝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北朝研究》第四辑(中州古籍出版社)，《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史料类有：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全三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新译作品有：[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曾布川宽《六朝帝陵》(傅江译，六朝文化译著丛书，南京出版社)。[法]谢和耐《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耿异译，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订重版)。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一辑“唐长孺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也在今年出版，收录了一组回忆唐先生的文章，以示对这位史学泰斗的缅怀之情。另外，2003年出版而一泠先生《2003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未及收入的尚有：《贺昌群文集》(三卷，商务印书馆)，宁稼雨《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汪文学《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以尚通意趣为中心》(贵州人民出版社)，陈明光《汉唐财政史论》(岳麓书社)，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度新探》(岳麓书社)，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华书局)，李吉和《先秦至隋唐时期西北少数民族迁徙研究》(民族出版社)，柏喜贵《四一六世纪内迁胡人家族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陈吉安主编的《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中的田汉云《六朝经学与玄学》，邱敏《六朝史学》，许伯卿、吴功正《六朝文学》三种。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文献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在250篇以上，涉及领域广泛，以下分类择要介绍。

政治、制度

政治史。刘蓉《析魏明帝禁浮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太和年间禁浮华主要是从政治着眼，明帝强烈感受到了叔父曹植的政治压力，导致了禁浮华的一系列举措。孟祥才《论曹爽之败》(《史学月刊》第8期)认为曹爽集团失败是由于其所重用之人多为浮华之徒。张军《曹魏时期司马氏霸府的形成与机构设置考论》(《兰州大学学报》第4期)对司马氏霸府的形成、特点、府僚构成及运作方式作了探讨，并考证了霸府的机构设置情况。陶贤都《魏晋禅代与司马氏霸府》(《辽宁大学学报》第4期)也对司马氏霸府进行了研究；他的《三国时期劫质现象刍议》(《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劫质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与当时的忠、孝、信等社会伦理也有密切关系。王永平《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扬州大学学报》第1期)着眼于汉末流寓江东的广陵人士，指出他们不但在孙吴政权割据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推动了吴地文化的发展与南北文化的交流；他的《晋武帝立嗣及其斗争考论——以齐王攸夺嫡为中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武帝以惠帝为嗣，逼齐王攸就国致使其愤恨而死，并严厉打击拥戴齐王的“清议派”，激化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加速了西晋的灭亡。林校生《成都王颖督区幕佐和文化倾向之考释》(《国学研究》第十四卷)辨明了成都王颖督邺前后河北都督区的分合变迁，指出司马颖幕府佐吏家族门第较高，里籍分布较广，南方士人和内迁胡人较多。认为司马颖以邺、冀地区为基地对抗东海王越，显示出邺、洛之间儒、玄两种政治文化的对立态势和地缘意味。李园、唐燮军《地域集团、萧沈对抗与刘宋政制》(《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第l期)指出刘宋政制由于皇权过分伸张导致恩贫倖用事，引发了一系列制度性弊病，内轻外重之势使地域集团应运而兴，深刻影响了宋齐之际的历史走向。唐燮军《萧沈对抗与刘宋政治》(《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延续了上文的思路，进一步对萧沈对抗格局作了研究。

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第3期)指出，十六国各政权在如何使自己政权的属性与五德历运学说相协调的问题上，先后表现出犹豫和矛盾的态度。拓跋政权最初以十六国继承者的身份出现在德运次序中，孝文帝改革，在德运上直接以北魏承接西晋，使北朝历史呈现出继承华夏正统的强劲态势；他的《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第4期)认为北魏的直勤与嚈哒的敕勤和突厥的特勤，都源于共同的部族传统，是社会结构下的一种身份，相当于汉文中的“宗室”。直勤制度在拓跋鲜卑社会发育和政治进化过程中，随着“改降五等”被孝文帝取消，引起了北魏宗室内部的情感和文化分裂，对北魏末年的变乱具有必然影响。姚宏杰《君位传承与前燕、后燕政治》(《史学月刊》第3期)考察了慕容鲜卑君位传承从部落君长推选原则到嫡长子继承制的转变，指出前、后燕诸多政治事件与此相关。李凭《魏燕战争以后的北魏与高丽》(《文史哲》第4期)研究了北燕灭亡至延兴年间北魏与高丽的关系，指出频繁的使节交往和北魏遵循不介入高丽与百济间矛盾的原则，促使双边关系由冷漠走向缓和发展，为孝文帝朝与高丽的友好关系作了铺垫。朱兴和《略论北魏孝文帝改革中的朝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朝议的形成和发展源于北魏早期的历史变迁和孝文帝的主观努力，朝议主流观念来自汉文化，推动了改革深入发展。侯旭东《地方豪右与魏齐政治——从魏末启立州郡到北齐天保七年并省州郡县》(《中国史研究》第4期)从地方豪右与东魏北齐政权关系的角度具体分析了双方斗争的经过，指出行政区划增减与豪右和朝廷关系的消长有密切的关系。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秩序结构》(《文史哲》第4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的民间秩序结构表现为豪强割据、豪族游侠统治、坞堡自救和望族的精神领导。文章还分析了民间秩序结构中的阶级组成及其特点。

政治思潮。黄少英《汉魏之际人物品题的三大社会功用》(《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指出汉魏之际人物品题对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人才流动和社会局势的变化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徐国荣《汉晋时期的数字化标榜与取士制度》(《文史哲》第3期)注意到汉晋时期名士间兴起的数字化标榜之风，指出它与取士制度相关并逐渐朝谱牒或家谱的方向转移。鲁力《魏晋封建主张及相关问题考述》(《武汉大学学报》第2期)对汉晋时期的封建主张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这一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当权者重视同姓的藩卫作用，但在现实中很难恢复。

文官制度。胡舒云、李晨光《“九品官人法”中的“中正”》(《史学月刊》第10期)从设置、职责、性质、地位等方面对中正进行了研究。陶新华《北魏后期的中正制新论》(《历史教学》第1期)认为北魏孝文帝以后中正的作用表现在定姓族和保管士人档案两个方面，中正在选举中明确的是士人门品的高低，而不定士人人品高下。

罗开玉《蜀汉职官制度研究》(《四川文物》第5期)整理了蜀汉职官制度的大纲和基本体系，并分析了蜀汉官制的特点。王东洋《曹魏考课法的制定及其社会背景初探》(《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曹魏多次制定考课法，对后世考课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汪征鲁《南朝“迎吏”、“送故吏”新探》(《中国史研究》第4期)认为从两汉至南朝的州、郡送故迎新，在南朝时开始与官员选任调动密切相关，州迎主簿、迎从事、迎西曹等成为一种入仕资格。这既反映了中央政府权力与官员个人权利的消长，也表现出选官与官僚体制的微妙变化。张小稳《魏晋南朝时期的秩级》(《史学月刊》第5期)接受了职位分等、品位分等的概念，认为秩级先秦的稍食和月俸，与职务的繁简、职责的轻重相联系，具有职位分等的色彩。官品汉代的朝位制度，具有品位分等的色彩，规定官员所享有的权利或特权。罗永生《“后魏尤重门下官”说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北魏正光以前门下省地位不及尚书省，侍中职权亦远在录尚书事和尚书令、仆之下。《通典》所云后魏“尤重门下官”，绝非常态。金霞、李传军《〈北齐书·宋世轨传〉“台欺寺久”浅释》(《晋阳学刊》第6期)认为“台欺寺久”一语，反映了北齐乃至整个北朝时期御史台和大理寺这两个平行机构之间权力制约与平衡的关系。

高敏《有关北魏前期百官无禄制的两个问题》(《历史教学问题》第1期)和徐美莉《也谈北魏前期“百官无禄”之原因》(《史学月刊》第3期)分别对北魏前期“百官无禄”的状况以及向俸禄制的过渡进行了研究。翟桂金《北魏爵禄制度研究》(《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也考察了北魏爵禄制的实施背景和颁行过程，并阐明了爵禄制下封君的权益。

武官制度。石冬煤《东吴早期武官考论》(《邢台学院学报》第l期)考察了黄武以前东吴武官的设置，指出了其作用和弊端。陶新华《北魏地方都督制补论》(《求索》第2期)对学者长期忽视的北魏地方偏裨都督和州、郡防城都督作了探讨。张鹤泉《东魏、北齐征讨都督论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1期)从称号、设置特点、与行台的关系三个方面讨论了东魏、北齐时期的征讨都督；他的《南朝都督诸州军事与其所领将军职的关系探讨》(《史学集刊》第4期)认为将军职是都督设置的前提条件，都督所领将军职则影响到其地位和等级。张金龙《汉魏之际政治与禁卫武官制度的变革》(《山东大学学报》第2期)、《南朝卫尉及其职掌考述》(《南京社会科学》第4期)、《东魏北齐左右卫府制度考论》(《兰州大学学报》第2期)分别对汉魏之际、南朝和东魏北齐的禁卫武官制度及其相关问题作了详细的考证分析。

法律制度。楼劲《北魏的科、格、式与条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二集)梳理了北魏的科、格、式与条制，明确了这些用语的指称对象和方式。同时还讨论了这类法规的内容及其在当时整套法律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阐述了其源流。薛菁有数篇文章研究该时期的法律问题。《汉末魏晋复肉刑之议论析》(《东南学术》第3期)对汉末魏晋复肉刑之议的缘起、内容及其影响作了梳理和分析；《魏晋时期的特权法与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福建论坛》第9期)指出魏晋时期特权法的制定是士族门阀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论北朝的流刑制度》(《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从流刑制度的源流出发，探析了北朝流刑制度的成因和特点。金霞、李传军《魏晋南朝刑律中的妇女地位——兼谈魏晋南朝刑律的轻省化》(《南都学坛》第2期)指出法律的轻省化是魏晋南朝时期刑律发展的必然趋势，妇女的法律地位也因此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何宁生《论前燕的法制》(《西北大学学报》第5期)讨论了前燕的法制原则、法律内容和司法制度。

经济

生产关系。孟彦弘《〈吏民田家莂〉所录田地与汉晋间的民屯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二集)推测《嘉禾吏民田家莂》所登录的田地属民屯的一种，并对汉晋间民屯的不同形式及中古田制的演变作了论述。张尚谦、范丹《户籍样、田令、“均田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l期)和张尚谦《何物“均田制”》(分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4期)认为北魏均田令是人口土地登记法，其后修订成带有赋税品式色彩的户籍样“丘井之式”，二者都不是分配土地的法令。文章对“均田制”概念以及关于“均田制”的各种解说提出了质疑与批评。

区域经济。区域经济发展本年度颇受研究者重视。张泽咸《汉唐间浙江丘陵农业生产述略》(《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引证分析大量史料，指出浙江丘陵地区在先秦至唐宋之际千余年间，农业经济迅速发展。蒋福亚《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徙少数民族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内徙诸少数民族使北方经济出现短暂、局部的破坏，但从总体上看，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并没有造成历史的大倒退；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经济的发展》(《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认为魏晋和北朝时期河北地区经济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成为中原王朝重要的财赋区之一。李松《魏晋南北朝时期淮南地区经济开发初探》(《淮南师范学院学报》第l期)、吴海涛《魏晋南北朝时期淮北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第l期)、王鑫义《东晋南朝时期淮河流域农业生产述论》(《许昌学院学报》第1期)、张宪华《东晋南朝皖南的社会经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分别对淮河南北和皖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考察。任桂园《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三峡盐业与移民及移民文化述论》(《盐业史研究》第1期)阐述了三峡地区井盐业的发展，指出盐业经济对移民文化在该地区的碰撞、融合起了支撑作用。赵昆生、张娟《试论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的社会经济》(《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对三峡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作了论述。

商品经济。魏向东《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市”》(《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地区城市中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市场体系，初步建立起一套市场管理体制。孙继民《邺下“俗薄”的商业文化性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认为东魏北齐邺城“俗薄”的形成，与其作为北方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特点密切相关，“俗薄”的文化性质就社区而言属于都市文化，就经济而言属于商业文化。

财政货币。陈明光《“修耕植，蓄军资”——曹魏财政建设基本方针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分析了曹魏确立“修耕植，蓄军资”为财政建设基本方针的背景，考论了这一方针的主要措施及收益。操晓理《十六国北朝的钱币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指出当时钱币并未退出流通领域，认为过分贬低该时期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是不恰当的。史卫《北魏货币使用研究》(《许昌学院学报》第l期)关注的也是北魏的货币问题，认为当时金属货币、实物货币都曾使用和流通，国家对货币也有明显的干预活动。他的《北魏平城政权动态的财政平衡》(《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平城政权主要通过“以支定收”实现财政平衡，着重分析了军费和官俸是如何通过自我消化来完成平衡的。

另外，许智银《三国时期的狩猎活动》(《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对三国时期的狩猎活动进行了阐述。刘春香《魏晋南北朝时期荒政述论》(《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采取的救荒措施，并肯定了其积极作用；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生态学的认识及其利用》(《许昌学院学报》第l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生态学知识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步。孙丽《两晋十六国时期疫情浅析》(《山东教育学院学报》第2期)、薛瑞泽《六朝时期疾病流行及社会救助》(《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分别对疾病的产生、流行以及救助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民族

罗君《汉晋中央政府对南匈奴的管理及其影响》(《重庆教育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汉晋中央政府对南匈奴的管理政策经历了转变过程，对南匈奴产生多方面影响；他的《十六国匈奴政权特点》(《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研究了十六国时期四个匈奴政权在职官制度、政权形式、权力与职能分配以及封建礼仪等方面的特点。李志敏《魏晋六朝“杂胡”之称释义补说》(《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史籍中“杂种”、“杂胡”之名意即“小种”、“小胡”，源自游牧社会，并非出于华夷之辨观念。余太山《〈梁书·西北诸戎传〉(节录)要注》(《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对《梁书·西北诸戎传》作了节录注解。朱大渭《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中国史研究》第2期)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各族统治者自觉实践儒家“用夏变夷”和“协和万邦”的民族理论，在当时民族融合的复杂形势下，表现出众多的趋同性，为隋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彭丰文《西江督护与南朝岭南开发》(《广西民族研究》第2期)对南朝西江督护一职进行了考证，认为此职武力色彩浓厚，在开发岭南和维护南朝在岭南统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南朝岭南民族政策新探》(《民族研究》第5期)延续了上文的思路，认为南朝对岭南的民族政策是以征讨为主，其政策具有长期性和地方性等特点，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南朝寒人武夫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

地理、军事

地理。胡阿祥对《宋书·州郡志》进行了详细研究，发表了《〈宋书·州郡志〉考疑》(《学海》1—4期)、《中华本〈宋书·州郡志〉标点献疑》(《文史》第2期)、《(宋书)卷三十七〈州郡三〉献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宋书·州郡志〉脱漏试补》(《安徽史学》第4期)等一系列论文；《以魏晋本土文学为例谈地理分区》(《史学月刊》第4期)对在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如何进行地理分区进行了探讨；《陈朝疆域变迁与政区建置考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1期)研究了陈朝疆域变迁和政区建置，并对记载与研究陈朝疆域、政区的主要文献作了评说。

任重、陈仪继续对魏晋南北朝城市地理展开研究，发表了《魏晋南北朝城市规划与建筑管理》(《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第l期)和《魏晋南北朝城市居民管理刍议》(《许昌学院学报》第1期)两篇文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开设了“统万城研究”专题，集中刊登了四篇研究十六国时期大夏国都统万城的论文。吴宏岐《关于大夏国都统万城的城市形态与内部布局问题》依据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发掘资料和实地考察对统万城的城市形态与内部布局问题进行了研究。袁林《从人口状况看统万城周围环境的历史变迁——统万城考察札记一则》统计分析了隋至宋初统万城附近地区人口的状况，不同意人类过度开发导致统万城周围地区环境恶化的观点，认为统万城的沙漠化是自然变迁所致。徐小玲、延军平《统万城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研究》对统万城的现代意义与价值作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陈喜波、韩光辉《统万城名称考释》考证了“统万”的匈奴语源和语义。另外，姚勤镇、吕达《统万城的历史演变及其建筑特点探析》(《延安大学学报》第2期)也对统万城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王雪玲《历史时期陈留阮氏的迁移与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通过考察历史时期阮姓的起源、宗族的形成、人口变化及迁移与分布情况，得出两晋南北朝以前阮氏主要聚居陈留郡，之后大批南迁，形成了以河南、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为中心的三大聚居地，使得南方阮姓人口远远多于北方的结论。何德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水路交通的拓展》(《武汉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政治、军事原因促使南北水路交通不断拓展，从今杭州通往今天津附近的水路交通隐隐形成，成为隋代大运河的历史基础。

张修桂《赤壁古战场历史地理研究》(《复旦学报》第3期)认为展开遭遇战的赤壁，即今武汉市武昌西南的赤矶山。今赤壁市赤壁山，非初战赤壁，但也是整个赤壁古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杰《汉中对三国蜀魏战争的重要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l期)认为汉中对蜀的重要性大于魏，汉中的丢失促成了蜀汉北线防御体系的崩溃和蜀汉的迅速灭亡。孙长初《略论六朝时期建康城的作用》(《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六朝建康城自然地理环境及形制和规模的分析，阐述了建康城在军事上的地位和作用。姚乐野、段玉明《论李氏据蜀与南中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第4期)考察了南中得失与大成政权成败之间的因果关系。崔彦华《晋阳在东魏北齐时的霸府和别都地位》(《晋阳学刊》第3期)指出晋阳以其优越的地理、军事、经济等条件成为东魏北齐时期的霸府和别都。乔凤岐《北周孝闵帝在位时期硖州尚未设置——兼述西魏北周两朝拓州、硖州的设置及其历史沿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期)认为孝闵帝在位(557年正月至九月)的几个月内，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的“硖州”尚未设置。

军事。张靖龙《赤壁之战时间考论》(《学术月刊》第2期)认为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十二月。李万生《侯景江北防线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二集)对侯景在江北建立的防线及其变动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指出此条防线前后存在了约六年时间。陈仪、任重《魏晋南北朝的阅兵礼》(《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对魏晋南北朝的阅兵礼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南北朝之间的地区差异。

士族、人物

士族。侯旭东《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从北朝百姓的聚居状况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指出汉魏六朝时期“宗族”尚处在由多系“亲属群”转为“父系继嗣群体”的初始阶段，“父系意识”初步形成，认为中国父系“宗族”自先秦以来存在连续性的假设需要修订，并提示对“宗族”以外的民间组织给予关注。卜宪群《东晋南朝家族的分化与士族的衰落研究——以琅玡王氏为中心》(《南都学坛》第3期)从琅玡王氏各房支变动的具体状况分析土族的衰落过程，认为士族内部的分化瓦解是侨姓士族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强调士族各族之间，同族不同房支之间，同一房支不同家庭之间升降互有不同，衰落也有早晚之异，不能以郡望统而论之。刘新光《东晋陈郡谢氏江左地域选择述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陈郡谢氏在江左家居地和仕宦地的选择，为它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地域支持，而其衰落也与这种地域支持不复存在直接相关。

杨升之《“清”：魏晋士人的社会生活理念》(《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注意到魏晋士人“清”的理念，认为魏晋时代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是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陆静卿《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及其与士风的关系》(《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谈谈魏晋上层妇女的“达”》(《肇庆学院学报》第4期)指出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与士风的变化密切相关。张宏慧《魏晋风度与士人服饰》(《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指出士人在服饰上的刻意求新是审美思潮的新导向，是魏晋风度在服饰艺术上的体现。

王旭东《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中州学刊》第3期)阐述了门阀士族婚姻习俗的演变与门阀制度盛衰之间的关系。金仁义《南朝国婚的门第观和人物观》(《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指出门阀制度和人物风尚对南朝国婚影响甚大。

人物。朱子彦《试论诸葛亮的从政心理与丞相之路》(《史学集刊》第4期)、《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东岳论丛》第5期)、《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文史哲》第5期)三文对诸葛亮的传统形象作了逆向思维的研究。王永平《论诸葛恪》(《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诸葛恪的家族门第及文化并非典型的儒学世家，他的败亡体现了孙吴政权南北人物之间的斗争，也是孙吴皇族与士人斗争的反映；他的《南朝吴兴武康沈氏之学术文化述略——沈氏之家风、家学研究之二》(分刊《许昌学院学报》第3、6期)认为吴兴沈氏在武力最盛时成功地向“文化士族”转变，是保持其家族门第长盛不衰的关键。孟繁冶《阮籍不欲子侄“作达”论》(《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阮籍不欲子侄“作达”蕴涵了他祈愿子侄们能避害自全，保存家族实力，维护家庭利益的良苦用心。杨合林《陶侃及陶氏家庭兴衰与门阀政治之关系》（《史学月刊》第7期）指出陶氏家庭的寒门地位并未因陶侃以武功崛起而有根本改变，它的中衰具有某种必然性。雒三桂《陶潜之归隐与东晋南朝门阀政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陶潜的辞官归隐是次等士族在政治上无望进取的无奈之举，也是缺乏政治才能的陶潜的必然归宿。

学术、文化

学术。王立群《魏晋南北朝学士研究的几个问题》（《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魏晋南北朝学士可以分为文人学士与官员学士两类，在学术活动中是一支重要力量。瞿林东《论魏晋至隋唐的历史文献学思想》（《安徽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魏晋至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的重大发展与这一时期人们的历史文献学思想走向成熟有关。李传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撰述与现实政治》（《南都学坛》第1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撰述中的名教观念》（《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分别讨论了现实政治和名教观念对历史撰述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的时代特点》（《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第2期）对谱学的时代特点进行了研究。

胡宝国《杂传与人物品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二集）认为，东汉至东晋受人物品评风气的影响，人物杂传大量涌现。南朝皇权的振兴与门阀士族的凝固化，使士人不再热衷于人物品评，杂传明显减少，谱碟之书代之而起。文章还指出，杂传对正史的体例产生了阶段性的影响。金生杨《陈寿的学术渊源》（《史学史研究》第1期）考察于陈寿的学术师承渊源。张瑞龙《从经注与史注的变奏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学术史地位》（《史学月刊》第6期）认为裴注的在承袭总结魏晋以来史学研究和史注的成果，并继承经注长处的条件下出现。曹文柱《陈寿评价吕布有失公允说》（《中州学刊》第5期）认为陈寿以有勇无谋和“轻狡反复”评价吕布有失公允。许殿才《〈汉纪〉多样的史论形式》（《史学史研究》第1期）分析了《汉纪》的史论系统。钟仕伦《〈梁书〉不载〈金楼子〉考――兼论〈梁书〉编撰问题》（《四川大学学报》第3期）、《〈金楼子〉成书时间考辨》（《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对《金楼子》的成书时间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王晓毅《阮籍〈达庄论〉与汉魏之际庄学》（《史学月刊》第2期）认为《达庄论》创作于正始之音高潮时，它从庄学角度丰富了正始玄学的“儒道同”理论，并为后来向秀、郭象的“冥物”（齐物）学说，开辟了学术理路。王启发《南朝时期学术走向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4期》）阐述了南朝时期学术发展演变的特点和具体走向。

文化。许辉《六朝文化及历史地位与现代价值》（《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3期）分析了六朝文化的形成及内涵，肯定了其历史地位，并阐述了其现代价值。陈德弟《十六国北朝官府藏书活动述论》（《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第3期）、《北朝官府藏书活动述论》（《高校图书馆工作》第2期）叙述了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官府藏书活动。李传军《魏晋南北朝时期风俗巡使制度初探》（《晋阳学刊》第2期）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风俗巡使制度，认为它存在反映民情、考察官吏、沟通民间舆论与统治阶层的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歌谣的传播》（《石油大学学报》第3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歌谣风议与官民互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分别探讨了歌谣的传播方式及与政治的互动关系。金霞《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占卜”的基本表现与社会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占卜普遍存在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并与玄学、道教、佛教文化相结合。仝涛《从魂瓶看吴晋时期的庄园生活和丧葬礼俗》(《四川大学学报》第2期)通过明器魂瓶上的堆塑内容探讨了吴晋时期地主庄园的生活情况及丧葬习俗。张庆民《魏晋南北朝幽婚故事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l期)考察了幽婚故事包涵的信仰观念及其流行的现实基础，认为其中包涵的光耀门庭的观念由来已久，而魏晋以后大讲门第阀阅的风习刺激了此类传闻的流行。

宗教、考古、吴简研究

宗教。汤其领《三国时期道教流布探论》(《史学月刊》第12期)认为三国时期道教在魏、吴、蜀三国均有传播，但方式与广度有所不同。刘跃进《六朝僧侣：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指出，六朝僧侣往来各地，成为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长安、洛阳、建康、凉州四大文化中心的兴衰，僧侣自身的文学创作及佛教思想对于中古文学的巨大影响都说明了僧侣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起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普慧《略论慧远对道安的突破和超越》(《四川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慧远在佛学理论体系、恪守戒律、讲经说法、终极信仰、扩大像教等方面对道安有重要的突破和超越。介永强《中古时期西北佛教译经文化区域考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认为中古时期，西北地区形成了西域、河西、关中三大译经文化区域，佛教译经文化活动重心久在西域，晋唐时期转向了关中。孙长初《六朝青瓷中的宗教信仰》(《东南文化》第1期)通过对六朝青瓷造型和装饰题材的分析，揭示六朝青瓷所隐含的史前原始宗教巫术、道教和佛教信仰等思想内容。

考古。本年的考古报告有《广州黄花岗汉唐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4期)，《山西大同下深井北魏墓发掘简报》、《太原西南郊北齐洞室墓》(《文物》第6期)，《江苏江阴长泾镇宋墓》、《咸阳平陵十六国墓清理简报》(《文物》第8期)，《河南巩义站街晋墓》(《文物》第11期)，《辽宁沈阳八家子汉魏墓葬群发掘简报》(《北方文物》第3期)，《湖北黄梅县松林咀西晋纪年墓》(《考古》第8期)，《重庆晒网坝一座晋代墓葬的发掘》(《江汉考古》第1期)，《马鞍山林里东晋纪年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第5期)，等等。

刘尊志《徐州出土晋代记事碑及相关问题略考》(《中原文物》第2期)对一块西晋记事碑及相关问题作了考释。胡国强《两件北魏“真王五年”造像铭考》(《文物》第9期)对两件造像铭进行了考释。王则《魏故宁陵公主墓之考释》(《北方文物》第3期)据墓志志文对北魏故宁陵公主祖、父、夫及其本人的一生行状进行了考证，并对墓志书法进行了研究。陈康、刘可《敦煌北朝壁画中的射箭图像研究》(《敦煌研究》第l期)通过敦煌北朝壁画中的射箭图像，探讨了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射术活动。

王志高《六朝帝王陵寝述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3期)对六朝帝王陵寝的布局、构成、等级制度等方面作了研究。罗宗真《六朝时期南京的文物、古迹——研究南京六朝史的重要依据》(分刊《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第5、6期)指出近50年来在南京发现的各种文物遗迹、遗物，集中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历史面貌，是研究南京六朝史的重要依据。新晨

吴简研究。于振波发表了系列研究论文，《浅析走马楼吴简中“刑”的含义》(《船山学刊》第1期)认为吴简中的刑手、刑足是贫苦百姓为逃避苛政的自残行为；《走马楼吴简中的“调’’》(《中国经济史研究》第l期)认为走马楼吴简中的“调”应该属于苛捐杂税性质的“横调”，与曹魏实行的制度化户调不同；《走马楼吴简中的限米与屯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1期)认为“限米”是对屯田所征收的租税，其征收标准远远高于佃田所征收的租税，且缴纳限米者身份与田家(佃田者)不同。王素《说“夷民”——读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札记》(《故宫博物院院刊》第5期)认为吴简所见“夷民”与兵有关，至少也应是官府控制的一种特殊依附人口。王子今《论走马楼简所见“小妻”——兼说两汉三国社会的多妻现象》(《学术月刊》第10期)认为走马楼简对“小妻”的记载提供了反映民间社会生活的真实资料。高凯《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社会生活》(《光明日报》5月18日)利用吴简资料，探讨了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取名风俗和婚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