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与圣经批评之间的互动范文

一、互动的整体范式

在今天的文学批评理论中，有许多问题来自对圣经的解释学研究，“文学批评中有许多系统阐释如果应用于圣经，比起应用于别的任何地方都更加能站得住脚。”自圣经成书之日起，在长达两千年的西方文化史上，文学与释经学、文学理论与释经学理论始终同时并存，二者互渗互透，相生互动，孰前孰后，常常难以区分。这一特点在20世纪表现得最为充分。在该书前言中，梁工教授高度总结了二者的互动关系。首先，文学理论深化了圣经研究，体现在文学理论促使圣经批评经历了从历史过程转向文本自身、从表层心理转向深层心理、从作者意图转向读者接受、从封闭思辨转向文化批判、从单一阅读转向综合解析的发展变化趋势。其次，圣经研究对文学理论发展做出了贡献，体现在圣经研究孕育出某些文论、圣经研究为文论成长提供营养、释经规范转型为诗学原则、圣经研究施惠于文艺批评、圣经研究为检验新兴文论提供试金石。具体来讲，一方面，圣经孕育了阐释学和神话—原型批评等现当代文学理论，滋养了心理学—精神分析文论、女性主义文论、后殖民文论、生态批评文论等当代文论。相关研究论文均可从中国知网以作者“梁工”为关键词搜索获得。具体来讲，有一些学者通过圣经研究给西方文学理论贡献出了一些文论关键词或概念。如德国学者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Auerbach，1892－1957）对文学客体研究的贡献。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学界普遍认为古希腊的模仿论是西方文艺思想史上的唯一线索。奥尔巴赫通过比较《荷马史诗》和《圣经》发现了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传统的模仿论，即希伯来传统或圣经传统的模仿论。

奥尔巴赫进而探讨了两种模仿模式的不同，前者认为文学模仿的对象是此岸世界，后者则强调文学反映超验世界，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模仿文体。希腊的模仿是靠详尽的描述，发生的一切均在幕前，一目了然；而圣经是突出某些部分，淡化其他部分，后景化，需要诠释。奥尔巴赫对希伯来模仿与希腊模仿差异的研究充实了西方文论史上的客体研究，对其它作品的模仿特点研究有重大启示意义。另一方面，许多新潮理论相继涌入圣经研究领域。这些新潮理论往往初兴于语言学、哲学、心理学或人类学领域，继而被引进文学研究领域，再后才为圣经学者作为新潮理论所采纳。此类新潮研究方法往往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约略二十年就具备较大规模，在文学研究领域不再是当初的“新方法”。然而，在圣经研究领域，这些研究方法却被作为“新方法”为少数人采用，开始时遭到怀疑、抑制，之后逐步被认可、接受、汇入当代圣经批评主流，……另一种方法又会脱颖而出，进入圣经研究界的视野，开始其从遭到怀疑、抑制到逐步被认可和接受的循环……［6］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学理论涌入圣经批评领域的景观还可以从当代圣经文学研究的论题中看出，如采用多种文学理论观照圣经某一书卷。我们以《路得记》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可以看到从不同视角研究的成果，如《性别与阶级视野下的路得———浅析罗兰•玻尔对旧约圣经〈路得记〉的马克思主义圣经解读》、《诗化叙事：〈路得记〉的文类批评、文化符号辨析与〈路得记〉的互文性解读》、《作为一种文化诗学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特里•伊格尔顿：〈路得记〉中的阶级斗争》等等。

二、互动的学术基础

圣经研究与文学理论互动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与这两种文化现象各自的特征密切相关，二是与研究者的多样文化身份相关。从两个研究领域各自的特征看，圣经研究的跨文化性与当代文论的跨学科性一致、圣经中语言至上的观念与当代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一致。从研究者的身份看，一些研究者兼为圣经研究者、文学理论研究者和高校文学教师。在研究中，兼具几种文化身份的研究者，自觉将圣经研究、文学研究与教学研究联系起来。其中的著名文学理论研究者因其对圣经的热切关注而丰富了自身的理论研究，与此同时，也扩大了圣经研究的影响。从圣经的语言观看，圣经用“上帝说，要有……，就有……”的语言创世神话体现了语言的神圣力量及其对语言的极度重视，又以巴别塔神话的方式强调了这种语言观。由此，形成了圣经语境中，语言与存在同等重要，上帝之言或经文等同于上帝本身的认识论传统。

圣经中的上述语言观以及围绕语言文字阐释圣经的方法与当代文论语言学转向一致，由此圣经成为语言论文论的研究对象。从圣经的文字意识和文字被组织的方式看，圣经“炼字”、“凝句”的意识及其语言至上的观念形成了犹太拉比信经而不唯经的态度和求异思维的方式，这种多元思维方式契合了当代文学理论对个人阅读经验和多元化解读的推崇。［9］这就与读者反映批评对“对话交流”、“填补空白”的倡导相一致。从意识形态看，圣经叙事有三个操作原则：历史编纂学原则（TheHistorio－graphicPrinciple）、意识形态原则（TheIdeo－logicPrinciple）和美学原则（TheAestheticPrinciple），其中意识形态原则压倒一切。需要指出的是，圣经的意识形态错综复杂，如圣经既体现出上帝高于世人、男人高于女人的意识形态倾向，也蕴含着人类反对上帝权威、妇女寻求解放的元素。致力于圣经意识形态批评的学者，以解构与重构的双重模式为诠释原则，揭示圣经中的男权话语，揭露殖民者圣经阐释与殖民主义的共谋关系、探寻圣经中的生态保护理念，寻找圣经中解放弱势群体的文化资源，由此促成了与当代意识形态文论的互动，形成了包括女性主义批评、解放神学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和生态批评等意识形态圣经批评研究实践。从圣经产生及传播的背景看，《圣经》自成书之日起就处于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其文化因子渗透到世界文学与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而使圣经与比较文学产生了密切关联，并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到目前为止，圣经学术界已出现大量运用比较文学方法研究圣经的成果。仅以我国为例，就可举出王本朝著《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许正林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刘丽霞著《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梁工著《圣经视阈中的东西方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版）、陈伟华著《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性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推动了圣经研究从单一阅读向综合剖析的转变。

从圣经批评者的身份看，有些研究者兼为圣经研究者、文学理论研究者、心理学家、高校文学教师。在研究中，他们自觉将圣经研究、文学研究、心理学研究与教学研究等领域联系起来。其中一个生动的例子是，1982年青年圣经教授大卫•罗斯（Da－vidRhoads）与文学研究者多纳德•米琪（DonalMichie）合作出版《作为故事的马可福音》一书。这部著作与其说是见证了二人的合作，不如说反映了圣经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相通之处，也反映出圣经学者与文学批评学者对这种相通性的认知。在圣经研究的队伍中，这种研究身份互通现象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相关圣经学者可举出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文学教授和文学理论家摩尔顿（RichardG．Moul－ton，1849－1924）、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和文学评论家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Frye，1912－1991）、美国加州大学希伯来语和比较文学教授罗伯特•奥尔特（Rob－ertAlter，1937－）、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学理论教授和文化批评者米克•巴尔（MiekeBal，1946－）①、当代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叙事学教授和文体学家梅尔•斯滕伯格（MeirSternberg）②等等。另外，圣经研究者中不乏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等研究领域的名家，如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856－1939）、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和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s，1915－1980）、当代法国符号学家和解构主义思潮创始人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1930－2004）、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和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1930－）、法国文学理论家和女性主义者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1941－）等。这些著名研究者通过研究圣经丰富了自身的理论，拓宽了其研究论域。同时，借助他们的学术影响力，圣经研究得到更多理论流派的重视。如哈罗德•布鲁姆通过研究圣经对误读理论和文学经典衡量标准的贡献，他提出，承认误读《圣经》产生“异端邪说”，才有释经学从一元到多元的发展。他进而指出，误读可以颠覆、否定已经确立的阐释，否定权力意志，具有革命性。他以陌生性、原创性、崇高性、真实性、普遍性等为标准，视圣经为仅次于莎士比亚戏剧的文学经典，这种观点呈现出鲜见的当代性和前沿性，推动了圣经文学及比较文学向纵深发展。

三、互动研究的学术体系构建

当代文论与圣经批评的互动研究是一个庞大的课题，涉及多种文学理论与圣经批评流派，对其进行研究，势必需要完整的学术体系和自觉的学术对话意识。《当代文学理论与圣经批评》较为全面地揭示了当代圣经批评的新颖动向和诸多成就，在方法论、研究内容和结论上都体现出整体性的视野和自觉的学术对话意识。

1．整体性学术视野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就是兼容并蓄人文思潮在各个领域中所做的思考，如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伦理学等。从西方文学批评模式的历史看，多样的文学批评模式，既反映出文学自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反映出批评思维的活跃性和异变性。大体而言，20世纪以前出现的批评模式被看作是传统的批评模式，20世纪出现的批评模式被看作是现代的批评模式。传统批评模式主要包括伦理道德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和审美批评，现代批评模式主要包括心理学批评、语言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圣经的批评模式史既遵循了从传统模式到现代模式的转变规律，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梁工教授不仅关注圣经和文学作品及其批评，而且把它们放入西方文化思想史的整体视野之内，兼顾了各个方面，体现出整体性的学术视野。第一，将西方文论的发展粗略划分出三个主要阶段：从古代到16世纪、从17世纪到19世纪以及20世纪。这三个阶段各有占主导地位的文论形态，分别是本体论文论、认识论文论和语言论文论。在此基础上，着重总结了当代文论的文化特征：注重文本形式、探索深层心理、关注读者接受、凸显文化批判、倡导跨越比较。第二，将圣经的文化品质界定为神学—伦理学典籍、史学典籍和文学典籍三种特性，然后追溯了《圣经》学术史上的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以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界，《圣经》研究从推崇上帝转向尊重人本身，从张扬宗教信仰回归于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科学精神。第二次出现于20世纪中期，随着当代主义异军突起，多元化、多样性、开放性、对话性成为时代风尚。第三，在编写体例上体现出整体性的学术观照。除涉及文学理论与圣经批评的研究要素外，作者还专门为圣经批评量体裁衣，提炼出近40个西方文论关键词，如虚构、空白、互文性等，并将之与圣经批评有机结合。此外，作者还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提供了大量学术信息，包括英文参考文献360余条，中文参考文献280余条，脚注近2400条。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作者的完整性视野。

2．对话性思维模式文学批评者首先是其所批评的作品的接受者，圣经的批评者当然也是如此。在文学接受过程中，文学读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作家作品发出的信息，而是以对话者、诠释者、再创造者甚至是批评者的身份出现。这种接受特点决定了文学的接受与批评需要对话性思维。对于圣经批评和文学理论这类内涵丰富、研究流派众多的研究领域来讲，对话思维模式尤为重要。首先，文学理论与圣经批评的互动研究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对话关系。在圣经批评领域，存在着捍卫传统派与批判传统派的两种文化派别，这决定了对话是圣经研究的基本特征：一派致力于考察圣经如何成为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源头与经典代表，如何体现了伟大的西方文学和文化传统；另一派则努力批判圣经中所反映的文化和社会霸权话语，并从前文本（pretext）中，揭示深层的阶级和性别矛盾。

这种思维模式体现在多方面，如传统派捍卫圣经中男尊女卑的传统，反对派倡导女性解放运动。具体的对话还包括文学研究者与圣经研究者的对话，读者与文本的对话，不同文论流派的对话，不同圣经研究方法的对话，中国圣经研究与国际圣经研究的对话，圣经研究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的对话，圣经研究专家与普通读者的对话，教内研究与教外研究的对话，等等。其次，文学理论与圣经批评涉及流派众多，这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自觉的学术对话意识。梁工教授在本著作前言中就亮明了其欲推动中外经学对话的研究态度和目标。在余论中，梁工教授又特别强调了本研究的对话意识。他引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并将之视为本专著研究的导论。梁工教授认为，在文化生活及学术研究日益复杂的20世纪下半叶，诸多文论流派就文学问题进行了坦诚的对话，各派圣经批评家亦围绕圣经展开了领域广泛的对话。这说明对话已经逐渐成为时代精神的灵魂。

他进而指出，当代多种圣经批评共同繁荣的景观启迪人们深思“对话模式”问题。每个人都是透过特定模式看世界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接受美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流派为理解文学文本提供了各具特色的对话模式。读者进入对话活动时，应当尝试理解对方的模式，亦使对方认识自己。要擅长在对话中阅读各种文学文本。各种模式都有其合理性，都有其独到的视角和发现；对话使多种观点得以相遇、相识、相知，在比较、鉴别、归纳、综合的过程中对圣经的性质、特征和功能形成更为周全、稳妥而深刻的认识。第三，在本研究中，梁工教授处处体现出对话意识。首先，他述及诸多流派，并谈及他们的承袭关系，论及不同流派的更新规律。他认可圣经研究中的对话价值，并进而指出，这种对话意识，有利于开阔学者的视野，有利于对所研究内容形成周全的认识。从编写体例来讲，该书每章均涉及相关研究的反思。这种反思既包括对历代研究的反思，也包括对某种理论的反思，在对这些研究内容反思的过程中，梁工教授注重各研究流派的比较，如第三章回顾了古今历代学者对圣经文学特征的解释，并将它们进行比较，在比较中，着力于不同时代的学者就解释原则所进行的对话。结语当代文学理论与圣经批评互动研究，厘清了一个学术问题，示范了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互动的具体操作方法。研究既致力于拓宽理论视野，深化专业性、特殊性研究，又兼顾了文论研究的普及性，对深化圣经研究，推动文学理论发展，拓宽学习者的文学理论，具有理论指导价值和方法论意义。首先，当代多元文论渗入圣经研究领域，给圣经研究以方法论启示。在圣经研究中，根本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的唯一批评方法，只有按照自身经验行事的群体。

每个群体都有其“真理标准”，只是那种标准仅适用于本群体内部。我们应该认同多种参照体系的存在，承认释义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将阐释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以客观规则为指导，从社会、文化、历史处境的相互关系中考察圣经文本的语言、哲学和宗教观念特征。第二，当代文学理论与圣经批评的互动研究展示了西方文学观念、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和变革轨迹，是研究西方文学的一个有效突破口。在这一研究进程中，新理论、新方法、新视角涌入圣经研究领域，丰富了圣经的文学价值；反过来圣经也激发批评者产生新灵感，形成新思想，进而影响到其他文学批评领域。这一研究过程中展示出的诸多理论、方法与成果对我国学术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吸收性引进西方学者的圣经研究方法，有助于加深对圣经影响巨大的西方文学的理解，同时有助于构建中国自身的圣经学术体系。第三，《当代文学理论与圣经批评》选取这样一个研究视角本身体现了其示范文学理论学习和应用的自觉意识。正如梁工教授在前言中所表明的，其编写目的之一在于寄望于能为当代多元文论与圣经批评的关系研究提供一个范例，引导人们运用多元文论，从不同角度剖析、理解、鉴赏古往今来的各类文学作品。梁工教授通过翔实的考据，将当代多元文论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他以接近圣经的平易体，拉近了专家与普通读者的距离，既照顾到研究者的专业要求，又兼顾了普通读者的理解水平。另外，为便于读者检索学习，本书附有大量富有学术价值的附录，包括人名索引、圣经词语索引和主题词索引，所有这些，使该著作成为大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拓展文学理论，进行文学研究训练的理想参考书。

作者：马月兰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