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性与文学理论研究范文

刘晓丽的《理解文学性》一文把文学写作分为三个层次:经验写作、体验写作、超验写作，认为超验写作更接近文学性，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形式才是文学性的恒定面［3］。赵玉琦认为，文学性的界定通常从语言的形式层面以及内容的虚构角度来阐述，然而多角度的选择本身就说明了文学性涵义的丰富，其论文《审美特质与阶层代言———关于文学性的两种视角》即是从审美和阶层两个视角去透视文学性的［4］。陈伯海通过对“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三个递进演化的文学观念的梳理和辨析，引申出的结论是:古代传统的“杂文学”体制的缺陷在于混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纯文学”的要害在于割裂了文学与相关事象之间的联系，限制了文学史家的眼界，造成了残缺不全的文学史景观;“大文学”观则以“文学性”在前二者的两难境地之间寻求合理的折中与结合。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沉思瀚藻”和“缘情绮靡”二说足以构成中国文学“文学性”的质素。可见，挖掘传统文论中的精华与西方文化展开对话与交流可获得新的时代内涵［5］。董馨认为，“文学性”纷披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普遍主义意义上的“文学性”还是历史主义观念中的“文学性”，不仅学术理论、媒体信息等领域所弥漫的“文学性”，而且文学中的“文学性”都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主要体现在:审美效果遮蔽现实矛盾、本质追问预设普遍法则、文学惯例彰显统治地位［6，7］。南帆在《文学性:历史与形而上学》一文中认为，“文学不是形而上学的，先验的;文学是历史的，经验的，文学研究者作为历史语境的组成因素决定了———另一些时候也改变了———他们的文学。”同时作者高扬“文学话语”的旗帜，认为“想象、虚构、不懈的创新追求”是现今的文学所匮乏的，同时又是现今的历史语境所渴求的。这正是作者认定的“文学性”的组成部分［8］。姚文放的《“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以两种“文学性”为例》是一篇带有总结性的论文。作者认为，目前文论界对“文学性”问题的考量存在歧见，俄国形式主义者在20世纪一头一尾先后提出“文学性”问题，前者用“文学性”概念廓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文学的吞并，后者借“文学性”概念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这就有了两种“文学性”，虽然二者均主张“文学性”是文学研究的对象，但终究绕不过“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作者在综合诸家观点之后提出:“文学是一种关系概念而非属性概念，是一种复合性概念而非单一性概念。”［9］吴炫认为，目前对“文学性”的讨论存在三个误区:一是将“不稳定的文学”与“稳定的文学性”混淆;二是将“文学性”作“本质”和“对象”去理解;三是以“二元对立”来寻找“文学性”［10］。

边界之争:文学性统治与文学性消解

在目前关于文学前途或命运的思考上，有几种不同的声音:有的学者认为在后现代状态下文学已经终结(边缘化)，但“文学性”研究将统治学界，故主张扩容，以余虹、陈晓明等为代表;有的学者则认为“文学性”已经迷失(消解)，文学的独立性，合法性面临被解构的命运，要求坚守“纯文学”，以王岳川、吴子林等为代表;还有的学者寻求跨越，要在文学与文本之间建立一种“互通”，以蔡志诚、冯黎明等为代表。余虹在《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统治》一文中认为，“逃离文学”近年来愈演愈烈，“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已受到根本威胁，当代文学终结论乃是对后现代条件下文学边缘化的诗意表达，“文学”的终结意味着“文学性”的统治，二者共存于后现代的历史语境中，“文学性”统治体现在四个方面:思想学术、消费社会、媒体信息、公共表演。他进一步指出，当前文学研究的危机乃“研究对象”的危机，重建文学研究的对象要完成两个重心的转向:一要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学性”研究;二要从脱离后现代处境的文学研究转向后现代处境中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对边缘化的文学之不可替代性的研究［11］。陈晓明在《文学的消失或幽灵化?》一文中认为，一方面“文学”作为一个艺术门类或一门强大学科的存在正走向消失，文学的魂灵已经不在;但另一方面，文学之魂在其他的文化类型中显灵，文学依然是从来就是这些文化类型的根基。他特别指出，“这种根基，不只是作为原材料的资源，而是文学的思维和表现手法，一直就滲透进这些文化类型中去。所有的其他文化类型都不过是文学的图像志的翻版。”［12］王岳川在《“文学性”消解的后现代症侯》一文中认为，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文学”和“文学性”都成了问题，只有在对后现代文学问题各种看法分析的框架中，才能看清后现代文学性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分析了“后现代文学的文学性消散”和“后现代传媒中文学性逃逸”以及辛普森“后现代文学性统治”的问题后，作者指出:“后现代‘文学统治’事实上并不存在，只是一种辛普森的时代误读罢了。后现代时代是一个感性肉身的时代，是一个强调肉身安顿大于精神安顿的时代，是一个图像取代文字文学的时代，是一个读图时代大于读文时代的图像学世纪。从‘事情本身’出发，可以看到精英文学和‘文学性’在后现代时代的颓败和漂散……”［13］赖大仁的《图像化扩张与“文学性”坚守》一文表现出对图像化转向与扩张的焦虑，主张把“文学性”定位在文学的文体与语言形式特征方面，要坚守“文学精神”。作者认为，“真正的文学危机，是‘文学性’的危机，是‘阅读’的危机。”［14］吴子林《对于“文学性扩张”的质疑》一文认为，“文学”或“文学性”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它没有一个无懈可击的形而上学定义，只有历史。“文学性”的内涵不论如何开放，仍然有其基本限定，否则它就与“音乐性”、“艺术性”等范畴没什么差别了。“语言是文学不变的栖居之地，永在的身份标记，它的独特魅力是其他媒介无法取代、不可置换的。”［15］罗宏的《文学性的迷失与廊清》一文认为，文学性迷失的实质是一种价值迷失，因此，纠正价值偏见、兼顾文学的关系属性考察与固有属性考察、强化文学性的共时普遍性与特质性等是文学理论研究所必须进行的学术清理。作者最后提出要寻求一种“新的文学性”，“在新的文学阐释中，崇高不仅将作为一种分类形态存在于文学领域，还将作为一种价值意识化合于文学机制中，总之，就价值而言，新的文学性将显现出超越与现实、崇高与世俗之间的张力关系。”［16］蔡志诚《漂移的边界:从文学性到文本性》一文简要梳理了从文学性到文本性的流变，并进一步探询后现代语境中文学性的跨语际流动和互文的文本性，指出流动的文学性正以互文的文本性开创新的文学空间［17］。《流动的文学性》在前文的基础上对文学性的两个维度———语言、形式、结构和社会、历史、意识形态进行了考察，并指出:对文学性的考察，必须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意识形态价值生产的谱系学深描测绘，没有一个抽象的、永恒的、客观的文学性，只有具体的、历史的、时间中的文学性［18］。冯黎明认为，在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20世纪潜涵着一种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对话，其具体表现为，文学性不仅是文本边界中的修辞游戏，还是弥散在大地上的某种历史性意义［19］。

关于文学性与现代性问题

杨春时在《文学性与现代性》一文中针对吴炫《一个非文学性命题》的“否定性文学观”进行了质疑，认为它具有片面性，忽视了文学的现实层面和文学的肯定性，其现代性、共同性、文体性与文学性无关的结论也是不合理的。因为，文学性有多重含义，既具有审美意义上的超越性、否定性，又具有现实层面的现代性、肯定性，因而文学现代性就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在现实层面上，它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在审美层面上，它以特殊的方式超越了现代性［20］。张华的《现代性与文学性》一文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实际，指出现代性与文学性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两重基本尺度，但这两方面都存在不足，都需要继续深入。作者认为，现代性研究要获得更大的突破，尚需加强对中国现代性历程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诸如现代性与民族性、阶级性、革命性之间关系的探讨，“文学性”研究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一部真正属于“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也缺乏充分的“文学性”观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进一步努力的是:既要从宏阔的人类历史进程出发，强化现代性的研究视野，又要立足于文学本身，坚守文学性的尺度［21］。姚文放的《文学性:百年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追求》认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以对于文学理论科学化的追求为百年文学理论确立了现代性风标，百年文学理论产生了许多学派，但大多与俄国形式主义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特别是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文学性”问题，为各家各派凝定了现代性的魂魄，而百年文学理论的内在理路，也受到俄国形式主义现代性内涵的规定［22］。钱静的《“五四”新诗语言的现代性反思》是一篇研究具体问题的论文，文章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及其新诗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它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和价值维度，正是借助进化论，新诗运动为自己找到了合法性依据，进而确立了现代对传统、白话对文言的话语优先权，并以一种断裂的方式对文言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及文学进行了彻底的否定［23］。

关于文学性与文学理论研究

吴炫认为，理论要关注本体论，文艺理论要想创新，不从哲学原则入手几乎是不可能的。“文学性批评”不等于文学对现实的批评，它不在于传达正确、先进的观点，而在于穿越它们，最后给人以启发。因为文学性不是讲现实“功利”而是讲心灵依托之“功用”的，它的启迪性来自于作家对文化普遍要求的尊重性反思，而不是顺从性认同。他认为文学批评想解决的是“好文学”的问题，而不是是否“现代”、是否“贴近生活和时代”这些非文学性命题［24］。董馨认为，文学性不仅已经渗透到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构成了维护后现代状态的重要因素，而且可以促进文学理论范式的变革，对文学性尤其是跨学科的文学性探究，是文学理论既突破划地为牢又保持紧贴自身、从而摆脱当下危机的重要选择［25］。洪进认为，当今文学性研究既不能在单独的审美维度上展开，更不能在整个文化范畴中充当意识形态的描述报告，而是在本体的审美建构中融入主体的内在精神深度［26］。杨晖认为，米勒提出的“新形态的文学”和“新的文学理论”概念，赋予文学性以新的内涵，为传统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方向的可能［27］。南帆认为，过去几年里，对“文学性”的考察大致形成了两个派别的观点，一派被视为本质主义的，一派被视为非本质主义的，前者处理问题较为简单，后者却是将自己置于不尽的问题之流中，文学研究的成果是一种知识，文学研究时常出现从概念定义出发来衡量具体的文学现象，而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用具体的分析抵制形而上学的理论趣味。他认为可以联系后殖民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如果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命题无法企及现今的理论高度，或者远远地游离于现今的历史语境，那么，这种理论就无法承担“现代转换”的使命［28］。曹顺庆认为，中西文论家们在对“文学性”的种种领悟和理会中，“形象性”、“情感性”、“审美性”、“符号性”是其中影响最大的几种，现在重提“文学性”问题，主要目的在于重新审视和考辨这些理论视点和话语方式在现代生活世界背景下的有效性。由于现代生活世界的变化及消费社会的来临，传统文学理论对“文学性”的看法业已逐渐丧失其理论有效性，文学理论的悖谬性处境既由之而产生，也将由对它们的克服而得以超越，“重释文学性，重建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已经成为当代文艺学最为紧迫的理论使命。”［29］邱运华认为，当下的文学现实最显著的倾向是“文学性泛化显现”，必须建立以“文学性”为研究主体的文艺学学科理论，因此，“文学性”的确认，就成为一种建构活动，求索“文学性”最终必然求索文本或非文本中的“艺术结构”———巴赫金意义上的“艺术结构”，对“文学性”的求索必然导向“文化诗学”［30］。周维东认为，“文学性”作为一种对文学理解的信念无可厚非，但一进入研究领域其针对的就是文学和文学研究在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如果将“文学性”讨论落实在“文学性”概念本身，不仅不能正面回应这些现实问题，还可能将这一话题引入“伪命题”的危险，“文学性”讨论只有回归到具体问题，才不会成为纯情感的呐喊，避免可能的理论风险。例如，如何面对文学在新世纪后的姿态转变?如何面对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文学性?如何面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以保证文学研究的文学性?他提出，要在现代性框架内理解“文学性”即文学自足性，应该包含两方面内涵:一是文学具有审美独立性;二是文学在审美独立性的前提下可以进入社会公共话题的建构。“文学研究要求研究者的是发现和创新，是保持文学研究的有效性———这或许是新世纪文学研究唯一能保持文学学科生命力的持久动力。”［31］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有关“文学性”问题的探讨，既是对以往文学研究的反思，也是对未来文论建设的期待。围绕“文学性”的诸种论述都反映出论者对于当前文学研究的关切与焦虑，不少文章也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有些论者对文学命运及文学独立性的过分疑虑，也使“文学性”话题步入非理论性或庸俗化境地。正如周维东指出的，历史上“文学性”的提出都意味着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一次危机。笔者认为，“危机”的确存在，但机遇也在显现，面对“文学性”问题，理论界还是大有作为的。（本文作者：杜茂生单位：吕梁学院离石师范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