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研讨新视野范文

索绪尔将语言定义为社会制度及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并存在于集体心智里的东西［1］，将语言研究从语言学层面深入至文化和社会研究领域；对话理论又将话语研究深入至对其语言环境的探查，要求主体介入并研究话语与社会的关系，关注他人言语与“我”之言语之间的文本间联系，认为个体声音只有加入到业已存在的其他声音组成的复杂和声中才能为人所知，勾画出了一种新的文化阐释模式：文化是由集体记忆保存下来的多重话语构成［2］172；在此基础上，克里斯蒂娃将文本看作超语言工具，并针对文本交叉出现其他文本的现象提出了互文性概念，认为文本是借用一种“通讯性的言辞”进行信息传递，强调言辞的先行存在于并存［3］；索列尔斯则将其进一步深化，将任一文本都视为对前文本的“复读、强调、浓缩、转移、深化”［4］22。无独有偶，语言学界的另一理论—模因论也将研究视角投向了语篇的相互联系与相互指涉，认为语言通过模仿被复制和传播，所成模因作为文化基本单位在语言的社会演化与交际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与文化的密切关系说明只有在文化视角下探查语言模因的表现，才能使我们深刻理解并恰当使用语言。语言学家王士元先生因此主张语言研究要“注重模因的传承，即注重文化、社会及历史的语言基础”［5］140。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不断充实并推进着翻译理论的建设，而文学翻译语符化的过程，在兼具一般文学文本特质的同时，更具有跨文化—文学的独特性，而“诸言语行为彼此间无休止的嵌合”［2］39成为文学翻译的难点。作为语言学的最新成果，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强调语篇之间的相互指涉与联系，相互模仿与传承，强调语言在社会文化语境之中的动态传承，这为拆解文学语言中的这种“嵌合”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为翻译的理论建构与实践研究拓宽了思路，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一、研究现况

其实，早在2005年，徐盛桓先生就曾提出可以将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结合用于翻译研究［6］59，将翻译研究视野从其内部规律转向对其外部关系的整理。笔者以中国知网为路径，以互文性／模因（曾用名：密姆、冥姆、觅姆等）／翻译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2011．5．30）发现：互文性理论研究共2317条，偏重文学作品分析评介的语内分析；与翻译研究结合共有29条，多是语源研究，较少涉及语际间互文解读；模因论研究检索到998条，多是对模因理论介绍及文学分析评介上，甚少用于翻译研究；再以模因／互文性／翻译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其结果显示为零。由此可见，徐盛桓先生的提议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将两者结合用于翻译研究，在国内几近空白。实际上，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之将翻译研究置于社会、历史、文化场域之中的视野与立场相对于文学翻译理论构建与实践指导，其意义与影响却是重大而深远的。文学翻译的本质就在于译作对原作文学性的表达［7］，是文学的二度创作，因此也需置于社会场域之中［8］15，是文学翻译的社会运作问题；另一方面，韦勒克将文学作品看做在某个时间点创造的，说明文学及其翻译作品的时间性问题。文学作品的社会场域及其历时与共时，皆说明文学作品共存的互文性与模因性，两者结合并非只是回归历史现场，而是意在建构一个新的文学翻译研究视角，具有理论的可论证性与实践的可操作性。

二、理论基础

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共相互文性理论揭示了文本表象之下的意义世界之无限丰富和共生互换性，模因理论则在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研究通过模仿进行传递与传播的文化现象。两者都试图从历时和共时视角对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及文化传承的规律进行诠释，其共相为两者结合用于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两者都是多元开放、时空交错的动态思维，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新尝试互文性理论强调要通过创造过程来理解语言，以具体的社会区分标记来理解语言，反对将语言理解限制在抽象、统一的内在界限，主张具体的社会语言学视野［2］201，关注意义生成的动态性、生产性、无限性，认为文本在互文视野中呈现意义开放性；作为互文链上的一个结点，其意义真值就隐含在这种动态平衡之中，在联系中保持隐喻流动、延续和渐进［9］5。模因论则将模因看作文化的基本单位，以模仿进行横向与纵向传播，在宿主间传递过程中，虽始终保持其意义真值，形态却是不断变化，体现了思维的动态性，在对文化传播现象的“观察与描写的充分性方面超越（了）传统的人文学科”［5］144，并与互文性理论一起，为文学翻译提供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新尝试。

（二）两者都涉及作者、读者、译者的互文记忆和模因记忆，作品呈现众多潜在意义文本文学书写伴随其现今和以往回忆，全部文学历史与作品交织在读者脑中，读者必须识别或进行联想［9］35。识别或联想过程就是新背景下的再阐释，涉及此次的阐述者背景、时间背景以及预设视域背景，且“永远是历史和个人的”［2］207。互文性视域下的以文本为轴心生发的作者、读者、译者之复杂思维、心理以及各自所承载的互文记忆的多重主体互动，才是翻译活动的核心所在。而模因，作为文化基因，凝聚着民族的文化底蕴，前期为文化模仿单位，后期则成为人之记忆信息得以流传，其动态传承中的一些变异生成模因集合重组：或以不同形式表达同一信息，或以相同形式套用不同内容，而重组的基础即是模因记忆。承载作者记忆的作品隐匿着无数的互文织体与模因变体，呼唤着读者对其进行识别与阐释，要求译者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在理解与阐释、吸收与选择、创造与变异的过程中进行跨越时空的互文性转换”［4］3。

（三）两者都具有解构与建构的双重性胡适曾感慨“历史就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海登•怀特也论及“历史现象的所有再现中都存有一种无法祛除的相对性”［8］11。再现相对性即指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互文性理论认为主客体之间并非认知关系，而是理解关系，其真实含义并非他人经验的重复与被动反映，而是不同价值观点和新变化与构成中的经验表达［2］209。克里斯蒂娃用现象文本与生产文本来揭示文本阅读过程之解构与建构的复杂生成，译者则周旋其间，从事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工作。吴展良针对关于严复的《天演论》是对赫胥黎的EvolutionandEthics的误读这一批评就提出：严复的《天演论》是在相当传统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了Evolution［10］29。这说明了严复作为译者在其译著意义构成中的重要作用：契合传统的隐性基础，迎合现实的显性需求，发挥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功用。也正因为如此，严复的思想才得以“席卷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模因论之解构与建构则在其自身复制与传递过程中。一个成功模因的复制忠实性指其在复制过程中保留核心与精髓。但模因在传递过程中经常出现变更与整合现象，说明模因也兼具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属性。

（四）两者都关注主观自为性存在，皆为文学翻译引入模糊性与不确定性通常的文学评论承认认知主体的主观性，而互文性理论则号召人们关注认知客体的主观性，认为认知客体是精神的同时共存与相互作用，强调认知的主观自为存在［2］128。模因论则将认知主体的感觉视为模因存在的方式之一，Dawkins因此举例说，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个模因，则人们头脑中对其理论的一切认知皆可视为模因，但是不同人脑中对达尔文理论的认知又各有不同，这就逐渐演变为不同的模因［6］67，间接说明了模因形成的主观自为性。对主观自为性的认同，即是认同了文学语言的互文与模因传承为文学翻译所带来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将文本的理解视域置于整个世界历史框架，在人与世界的历史性关系的阐释中，认知的主客体得以关联，这一理解开放性导致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决定，其文学意义愈显其不确定性，固定不变意义的阅读已然不可能。作为原作读者的译者借助阅读行为对作品进行重新诠释，进而参与作品再创造，文学作品意义就在阅读与理解过程中得以生成，意义的客观性受到质疑。德里达的延异概念也指向该不确定性：文字的含义融汇在一起，交织结果就导致每一语言要素都建立在符号链或系统的其他要素的痕迹上［10］36，成为一组延异的链条，致使翻译所面对的文学文本意义多元且流动起来。语言自身的多义性、历时与共时变化、使用者个性、理解不透彻性与片面性等都令其意义呈现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五）两者都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翻译与创作的互文机理就包含在翻译、模仿与创作三重奏中翻译文学文本既包括原语文学文本，也包括其译语化完形之后的译者视点和译者话语，译者成为建构译语文本的语素［11］45。互文性理论的语义意向观点印证了译本的译语完形：正是这些表现力现象“使得普通文学语言产生层叠”，普通语言学形式下的符号是“意向过程中僵化的东西”，只有赋予它们生命意向才能被理解和领会［2］206。而文学翻译中语言的生命意向是经由译者的所处时代、理解环境、自身修养、学术倾向、意识形态等得以生成，译者主体显现在译语文本之中。彭甄将翻译家定义为现实活动中的历史主体［11］18，说明译者承载文化记忆、穿越时空的动态特征；现实活动则体现实际翻译活动中的原语文本历史与翻译现实活动之间的时空结点。译者作为构成翻译文学文本的结构要素，则以不同方式或隐或现地作用于翻译文本。翻译却并非模仿，正如郭沫若在其《〈雪莱诗选〉小序》中所说：“译诗不是鹦鹉学舌，不是沐猴而冠”，而是译者以自我的个性系统和主导意义，对原作者进行理性判定和有效整合，是与原作者在世界观念、情感表现等层面产生共鸣，达成翻译与创作的统一。模仿不过是促使译作得以接受和传播的手段，即便如此，由此生成的模因在传递过程中也会出现变异和整合，也会受其试图感染的对象之认知取向、偏好、关注焦点、情感状态、行为愿望等因素影响。这里的感染对象不仅指译者作为个体的主体性存在，还包括借由个体性加以内化的集体主体性，从而影响译语文本。一个翻译文学模因经过同化、记忆、表达和传播，成功感染译入语读者，进入译入语文化，成为新的翻译文学模因。两者在一个文本中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又预示着下一个循环，成为另一个文本的互文织体或模因。

三、发展空间

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异相在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视野中，文学体系是依靠所有文学作品构建的网络而存在，因此，对置于文学网络中作为文化织体的文本翻译，也必须重新归置于整个文化网络，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则依据各自视角为文学翻译提供指导，体现了两者结合的必要性。

（一）互文性关注对前文本的依赖与记忆，表现于文本关系；模因感染不仅局限于文本表现，还体现于传递互文理论中的文本指涉被动的存在于读者的理解中；模因则是更为主动地迫使宿主接受并传播，比如文学经典的建构就涉及作品的独创性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结合。新文学经典建成就关涉文学内部具有使读者对熟悉事物产生陌生感的能力及迎合特定时期读者期待视野的能力，读者成为这一进程中不容忽略的对象。互文是作品对读者已有认知结构的激发，而模因则在于其对读者的引领。鲁迅作品成为新文学经典，除其本身已具备经典化的内部因素之外，还借助了学校文学教育对建成经典的重要力量。布迪厄就曾强调学院有“认可作品的垄断权”，并使作品获得了“广大而持久的市场”，鲁迅作品即依靠北京大学的接受而“逐渐形成全国性的推崇”［8］178。本文不在于论述学院对文学经典传播上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学院的接受与传播却说明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时的社会认知形态是决定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的关键因素。成为经典的首要条件就要迎合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一旦得以接受即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传播，模因的感染主动性即得以体现。文学经典的翻译因此决不能脱离作品的历史社会背景及其经典流传的历史轨迹。

（二）互文性是对过去的回溯，具有退后性；模因则在于传递，具有前瞻性互文理论探讨后文本对前文本的记忆、指涉和追索，模因论则探讨某个模因如何使得自身不断被复制并继续传播。人在文化传承中行使重要的选择权，但是，模因的魔力恰好就在于模因常常会超越人并进而主宰其选择，因此，模因论不仅考察人的思想获得，更要考察思想如何获得人，即模因是如何控制人使其选择自身、传播自身。所谓“话在说我”即是将人视为模因机器，模因驱使人以传播其自身。高明的译者会借助模因联想，使其输出模因尽量迎合读者认知意向，对读者心理空间进行建构与解构，以改变其认知环境，从而控制其心理认知并最终实现译者意图［5］183，模因的诱发行为凸现出来。

（三）互文强调文本的相互指涉、渗透、横向关联，关注非确定性与非中心性，其认知图示为分散性意义关联网络；模因则强调纵向传承，以直线分布，虽有变异可能，但其真值意义保持不变在文学翻译的互文疆界中，文本指涉从作者写作延展至译者、读者的阅读视野，借助各自的互文积累和对文本的重组能力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主体组合，在互文关联网络中打破了文本在时间维度上对读者前后传承与影响的纵向关系，生成横向关联，从而进入作者、译者、读者共存的同一时空平面，读者因此在互文文本中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译者则在互文信息交流中“以跨时空的视角来分析文本翻译过程中的意义流动”［4］100。模因则表现出稳定性、渗透性、长寿性、生殖力与复制能力，徐盛桓先生将其总结为“在传播当中不断按照它相对稳定的性质和特征被复制，并向着他者渗透，使其具有长寿命的繁殖能力”，突出了模因传承的纵向特征。成为模因母体的观念、思想、习俗与风气借助模仿得以传播，并因惯性具有了延续性。虽然模因在传承过程中会产生调适变异，却依然能够较大程度维持其原有特征与性质，模因由此成为文学作品互文性研究中的一种可供考虑的手段［6］67。

在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架构下，从文本到作者、读者、译者等具有丰富思维活动和心理活动且承载互文性记忆的人，其翻译研究视点从文本层面移向主体多重交互空间［12］。译者在互文空间中作为阅读者、阐释者、创造者、联网者，要调动自身知识潜能，在理解与阐释、吸收与选择、创造与变异过程中进行跨时空的交互转换；在模因传承中，译者又成为模因的受控对象，其翻译策略要依据地域、语言习惯、语言态度等对某些语言模因的不同反映来选择其翻译模因，以实现译作的自我生存与复制。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相结合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