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与国外文学翻译范文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南汇人，中国现代著名的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多才多艺，在文学、音乐、绘画等多个领域均有一定建树。而其一生最重要，取得成就最高的领域是对于西方著名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其翻译的作品以法国文坛大文豪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名著为主，在中国翻译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傅雷的生平

1908年傅雷出生于一个江南望族，自幼丧父，在母亲的严格教导下长大。熟读四书五经使他具备了良好的古文功底和文史基础，并养成了严密谨慎、认真负责的人生态度。1921年，傅雷考入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读初中。1924年，因为对迷信和宗教持怀疑否定的态度而被学校开除，同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学习。1925年，傅雷加入了拉开中国大革命序幕的五卅运动，参加游行并对帝国主义血腥罪行进行控诉。这一年，他完成了第一篇短篇小说《梦中》，于次年发表在《北新周刊》上，这是傅雷与文学最早的结缘，其高超的文学修养也由此崭露头角。1926年，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对北洋政府进行讨伐，傅雷深受鼓舞，积极投身于反军阀的运动之中。在被校方威胁恐吓后，其母为保傅雷安全，强行将他送回乡下。期间傅雷完成短篇小说《回忆的一幕》，于次年发表在《小说世界》上。这年秋天，他考入上海持志大学。由于眼见当局的腐败，加上列强环伺，傅雷对于中国的未来和命运感到忧虑不安，在苦闷中萌生了学术救国的思想。1927年，傅雷远渡重洋前往法国学习，在漫长的路途中，陆续写下15篇《法行通信》发表于1928年的《贡献旬刊》。傅雷在法国巴黎大学开始了四年的艺术理论学习，并在罗曼•罗兰的影响下对音乐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同时，由于有机会观摩到世界顶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傅雷的艺术修养得以有了极大的提高。除了精通法文，在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也拥有独特高超的鉴赏力。1931年春，在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的邀请下，傅雷前往罗马访问，并在此发表了著名的讲演《国民革命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对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黑暗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同年秋天，傅雷回到国内任教于上海美专，主讲美术史和法文。1932年，傅雷参与了意欲改变当时画界庸俗颓废风气的决澜社的成立，公开发表《决澜社宣言》，并与倪贻德合编了由美专出版的《艺术旬刊》。1933年，傅雷从美专辞职。次年秋与叶常青合办了周刊《时事汇报》，傅雷亲任总编辑，其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翻译事业之中，同时在美术、音乐、古文物、文学方面也写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文章。抗日战争时期，傅雷积极投身于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抗战后期，张爱玲的飞速崛起引起了傅雷的注意。出于对其的关心和爱护，1946年，傅雷以迅雨的笔名发表了著名的《论张爱玲小说》，对张爱玲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全面客观、中肯到位的评论和批评。1945年后，面对风雨如晦的时局，傅雷以笔名发表了大量时评杂文。解放后，他又先后发表了一些关于社会和知识分子问题的文章，同时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因见解独特而广受关注。1958年开始，傅雷被错误地划成右派受到批判，长子傅聪不得不远走异乡，次子傅敏也饱受牵连。开始后，傅雷受到严重迫害，在经历了非人的批斗和抄家后，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在上海住所双双自缢身亡，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昭雪。

二、傅雷的翻译业绩

傅雷的翻译生涯始于法国留学期间，为了更好地研习法文，他开始尝试翻译一些短篇小说。1929年，他在瑞士翻译了《圣扬乔而夫的传说》，9月又翻译了丹纳的《艺术论》。两篇译作于次年被收入《华胥社文艺论集》中并出版，这也是傅雷最早发表的译作。1931年傅雷离法回国，由于时局动荡报国无门，在上海美专任教时开始了对于法国文学的翻译。尤其是1934年担任周刊《时事汇报》的总编辑之后，因性格刚烈正直，不愿同流合污而闭门译书，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翻译事业中。在此期间陆续翻译发表了屠格涅夫的四首散文诗、美术讲义《罗丹艺术论》、GeorgeLecomte的《世纪病》、《高尔基文学生涯四十周年》、《精神被威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美国》、拉洛倏夫谷的26则格言、斐列浦苏卜《夏洛外传》、PaulHazard的长篇《今日之伦敦》、《米勒》、《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服尔德传》、罗素的《幸福之路》、杜哈曼的《文明》、斯诺《美苏关系检讨》、牛顿的《英国绘画》等文章。而在傅雷所翻译的作品中，最引人注意的当属对于法国文坛重量级人物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经典名作的翻译。傅雷回国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眼见时局黑暗，更有感于国人的精神懵懂、麻木不仁、无所作为，为了找到一条挽救和振兴中华民族的途径，傅雷决定翻译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即《贝多芬传》、《弥盖郎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贝多芬传》对傅雷的影响极大，他在读过《贝多芬传》后仿佛重获新生，认为贝多芬以其庄严之面目，不可摇撼之意志，无穷无竭之勇气，出现于世人面前，实予我辈以莫大启发。傅雷深知在当时阴霾蔽空的环境下，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而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国人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而《弥盖郎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也使他受益良多。自此，他开始致力于《贝多芬传》、《弥盖郎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的翻译，期望帮助中国人从中汲取与黑暗和现实抗争的勇气和决心。之后，他又翻译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小说中的克利斯朵夫被誉为今日的贝多芬。傅雷希望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克利斯朵夫这个坚强而忠实的形象能够成为国人精神上的良伴和向导。除了罗曼•罗兰，傅雷译介活动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对巴尔扎克十五部脍炙人口的经典名作进行了翻译，以至于有人评价说，在中国没有傅雷，就没有巴尔扎克。其中除了《高老头》和《亚尔培•萨伐龙》外，另外十三部作品都是在建国后翻译的，包括《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于絮尔•弥罗埃》、《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猫儿打球记》。从罗曼•罗兰到巴尔扎克，傅雷翻译重心的转移是环境与时代的需要，与他个人的思想变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除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也至关重要。而对世界经典名著的译介则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曾获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过的巴尔扎克也自然成为了傅雷的翻译重点。其实傅雷在解放前便已经对巴尔扎克的作品进行过翻译和研究。他认为与罗曼•罗兰那种只有意识形态而近于抽象漫画的风格相比，巴尔扎克则是观察人性的专家，兼分析社会的史家。作为一位现实派的大师，巴尔扎克的手笔完全有血有肉，个个人物历历如在目前。傅雷曾将翻译原作的选择比喻为交朋友，如果说他与罗曼•罗兰是属于一见钟情、气质相近，那么他对巴尔扎克则是相见恨晚、互通共鸣，对其作品也情有独钟。他通过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将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的强烈对比展现给读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对黄金的饥渴和金钱的万能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对资本主义的凶险和灭亡的预兆进行了深刻的揭露。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傅雷遭遇到严重不公的时候，他也丝毫没有改变其忧国忧民之心，翻译事业的重心始终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其自己所言，虽身在江湖，忧国忧民之心未敢后人；虽与世相隔，实则风雨鸡鸣，政策时事，息息相通，未敢脱离实际，爱党爱友之心亦复始终如一。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在《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翻译完成却被束之高阁后，傅雷还是坚持翻译了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以及《幻灭》三部曲。令人遗憾的是，之后傅雷准备对《巴尔扎克传记》、《巴尔扎克之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想》、《人间喜剧中的经济与社会现实性》等极具价值的客观史料进行翻译，为翻译界填补空白、为西洋文学研究略尽绵薄之力的时候，中非人的迫害却使得傅雷及其夫人双双含冤自尽。而其屡次修改并誊写的巴尔扎克作品《猫儿打球记》也在中被抄散失，实在是翻译界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