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文化不同处理范文

文化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的一大特点。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共同定义是：“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所共有的产品，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和物质对象等。文化中无形的这一部分-信仰系统、互动模式、政治程序等-构成了非物质文化。文化中的物质部分-机器、工具、书籍及其他-构成了物质文化。”（戴维•波普诺：89）可见，文化包含的范围非常广。东西方不同的历史、地理和生存模式等，造就了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又造成了人们语言、知识、信仰、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也造成了对相同事物或概念的不同理解。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准确而完整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手段。翻译的目的在于促进不同文化间人民的沟通与交流。由于文学样式的多样性，文学翻译中存在的文化差异也更为多样和复杂。而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些文化差异便成了文学翻译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本文意在通过分析和对比《老残游记》第二回《明湖居听书》的两个英译本-分别由HaroldShadick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以下简称Harold译和杨译）-来讨论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

1数字的处理

就中西方数字而言，英语中的数字往往是实数，这与他们逻辑分析型的思维模式有关，而汉语中数字的虚实则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这跟汉英语的构成方式有关。“西方语言是形合的语言，而汉语是意合的语言。”（徐行言：158）而且，从语法上讲，英语的词语有人称、数、格、时态的区别和变化，而汉语则很少。比如“我”，汉语就说“我”，而英语相应的则有I,me,myself。因此也就造就了汉语的模糊性，相比之下，英语的精准度要高一些。汉语的数字往往虚实两用，因此具有比较英语多的修辞和文化含义。在翻译的过程中，尤其是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对数字的处理一定要根据不同的语境和意义，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明湖居听书》中采用了大量的数词，Harold和杨做了不同的翻译。原文第二段在谈到观众对王小玉唱曲的反应中有这么一句话：“五脏六腑里，象熨斗熨过，无一处不服帖；三万六千个毛孔，象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这句话是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把本来诉诸于听觉的王小玉的唱曲声用肤觉、味觉、意觉等贯穿起来，来表现王小玉曲声的优美。这里的五，六和三万六千都不是实数，而是指全身上下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器官。Harold将其分别译为“thestomachandbowels”和“thethirty-sixthousandporesoftheskin”，而杨则将其译为“alltheorgansofthebody”和“thewholebody”。可见，杨是在理解了意思以后进行的意译，而Harold则是直译。类似的例子在文章中出现的还有很多。例如：三四叠，Harold译为“threeorfourhighestflourishes”，杨译为“thehighestpitch”；千回百折，Harold译为“withathou-sandtwistsandturns”，杨译为“windingskillfullywithallitsart”；削壁千仞的“千仞”，Harold译为“thethousand-fathomcleftwall”，杨译为“theprecipice”；三十六峰，Harold译为“thirty-sixpeaks”，而杨没有译。由此可见，在翻译的时候，Harold往往将其直译，而杨时在理解源语意思后进行的意译。这也反映了中西方思维模式的不同，即：西方注重逻辑分析，而中国讲究整体意义。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中西方学者在翻译上的差别恰恰体现了他们在文化上的差异。正如上个世纪前半期，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萨丕尔•沃尔夫师徒共创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他们认为：“语言不同的人们应该具有相应的不同的思维模式，语言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思维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徐行言：147）可见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模式是与各自的语言分不开的。由于数字广泛地应用于成语、俗语、谚语和文学作品中，作为夸张或者比喻的修辞手段，所以在文学翻译中经常出现。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在中国是一首几乎家喻户晓的诗：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之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里的“三千”不是个实数，而是描写瀑布奔流而下的壮观。“九天”也不等于英语的ninedays，而是一个富含中国文化内涵的词。古代传说天有九重，九重天为最高一层。（顾正阳：165）对于“九天”，许渊冲的译法是“azuresky”，王守仁和美国诗人约翰•诺弗尔将其译为“theheavens”，而文殊的译法则是“theninthheightofHeaven”。（顾正阳：165）笔者认为这里文殊的译法比较好，因为他在翻译的过程中保留了“九天”一词的中国文化内涵。在中国经典小说《红楼梦》中有很多后来广为流传的俗语，例如：古话说的好：“一龙生九种，种种各别。”未免人多了，就是龙蛇混杂，下流人物在内。其相对应的译文是Asproverbsoaptlysays,“Adragonbegetsnineoffspring,eachonedifferent.”Andin-evitablyamongsomanyboystherewerelowtypestoo,snakesmixedupwithdrag-ons.（包惠南：199）这里的九当然也不是实数，而是形容贾府的人多。但在翻译的时候，采取这种直译的方法，中外读者都能理解，同时也能了解中国的俗语和传统中国文化。还有一句“女大十八变”，译文是“Agirlchangeseighteentimesbeforereachingwomanhood.”（金惠康：95）他采用的是以源语文化为认同的直译，较好的保持了源语的特色，但笔者认为这容易让西方读者产生困惑或者错误的理解，因为他们往往把汉语中的虚数等同于英语中的实数。那么，原本的十八变就成变了十八次，意义完全不同了。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谚语、歇后语里，也经常包含着数字，而这时候对数字的翻译就应该做到通俗易懂，不见得要与本来的数字对等。如“接二连三”，中西方都能认可和接受的译法是oneafteranother；乱七八糟：atsixesandsevens；九死一生：anarrowescapefromdeath；五光十色：multi-colored；颠三倒四：incoherent；万无一失：noriskatall；三思而后行：Lookbeforeyouleap;吃一堑长一智：Afallintothepit,againinyourwit；七上八下：inaturmoil；不管三七二十一：regardlessoftheconse-quences；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Twoheadsarebetterthanone；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Mancannotbealwaysfortunatejustasflowersdonotlastforever；此地无银三百两：Aguiltypersongiveshimselfawaybyconspicuouslyprotestinghisinno-cence；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Oncebit-ten,twiceshy；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Thegiftitselfmaybeaslightasafea-ture,butsentfromafar,itconveysdeepfeelings；半斤八两：sixofoneandhalfadozenoftheother，等等。可见，在包含数字的习语、成语、短语等的翻译中，并不是一是一，二是二，而是以习惯为准则，将他们译成了中西方读者都可以接受的形式，这其中对数字式有取有舍的。

2中国文化特有事物的翻译

《明湖居听书》第一段在王小玉出场时，提到她“把梨花筒丁当了几声”。这里的梨花筒在英语中没有对等的词，所以只能根据意义来翻译，因为它是中国特有的事物。根据中国曙光教育网的介绍，“梨花大鼓起源于山东农村，也称山东大鼓，因其早期用梨铧片为伴奏乐器，又有梨铧大鼓之名。梨花大鼓最早在农村流行，清刘鹗《老残游记》里说道：这说鼓书本是山东乡下的土调，用一面鼓，两片梨花筒，名叫梨花大鼓，演说些前人故事。”可见这里的梨花筒类似于唱板，所以Harold和杨都将其译为castanets。五脏六腑也是中国特有的成语。Harold将其译为thestomachandbowels，很显然他的翻译是异化过度，因为这里的肝和腑是代指全身，而不是他理解的肝和腑。这里杨译的比较好，他将其译为alltheorgansofthebody。人参果，Harold将其译为ambrosia，这个译法西方读者比较容易接受，因为ambrosia的意思就是仙果，神的食物，但因为它出自希腊语，所以容易让西方读者产生误解，认为西方文化涵盖了中国文化。杨将其译为nectar，是根据意思进行的意译，因为nectar来源于希腊神话，意思是众神饮得酒。可见，在没有对等词的情况下，应该根据意义再结合源语的民族特色和语言风格进行翻译。而人参，作为中国特有的事物，应该音译为Ginseng。在中西方文化中，有些动物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因此翻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比如“龙”，我们中国人经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父母都“望子成龙”，可见在中国文化里弄是威严荣耀的象征。但在西方文化里，弄却是一头怪兽，而且中西方文化中龙的形象也是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里对应中国的“龙”的是“虎”。以前我们说的“亚洲四小龙”，翻译成英文就是fourAsiantigers，而不是fourAsiandragons。狗仔西方国家是人们的朋友，是忠实的象征，因为关于狗的一般都是褒义，比如Youarealuckydog（.你真是个幸运儿）Everydoghasitsday.（人人皆有得意日）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狗，往往取其凶狠残暴的一面，和狗有关的词语一般都是贬义，比如“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血喷头”等等。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一些中国特有的事物越来越多的被世界各地的人们了解和接受，而这些词也就被直接音译。比如“馒头”，以前被译为steamedbread。其实这个译法倒是容易让西方读者产生误解：烤好的面包为什么还要蒸呢？现在将其直接音译为mantou。还有豆腐，以前译为beancurd，现在译为tofu；饺子，以前译为dumplings，现在译为jiaozi；旗袍，以前译为mandaringown或者cheongsam，现在译为qipao。近年来，随着中国影视作品在国际上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功夫也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所接受和喜欢，而功夫也就被音译为kungfu，但为了便于外国人理解，需要加上注释，“aChinesemartialartbasedontheuseoffluidmovementsofthearmsandlegs”。（冯庆华：423）这样既保持了功夫的中国特色，又让外国读者有了明确的了解。还有象“气功”，qigong,asystemofdeepbreathingexercises；磕头，kowtow,totouchtheforeheadtothegroundwhilekneeling,asactofworship,respect,etc.esp.informerChinesecustom等等。这些词在西方文化中都不能找到对等词，但因为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就采用了音译加注的方式。

可见，由于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和纽带，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表达习惯，因此我们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源语和目标与的文化差异，尽可能地道忠实的反应源语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同时也要注意考虑目标语国家读者的文化背景。正如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提出的让西方翻译界奉为现代翻译理论代表的“动态对等”即“功能对等”理论：“接受者和译本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相同。”（冯庆华：422）文学包括各式各样的题材，因此文学翻译中存在的文化差异更是复杂。所以，在处理文学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该在理解源语意义的基础上进行准确地道的翻译，保持源语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同时也要深入了解目标语及其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将文化信息准确的传递过去，从而让两种语言的文化交流顺利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