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控理论视野下文学翻译误读成因范文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近年来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因此，世界各国及各民族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与语言间的联系和碰撞也越来越多，消除各种语言与文化间的隔阂也变得更加重要。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特性的群体性表现，不同的语言背后都蕴藏着一种深厚的文化沉淀。因此，消除文化之间的隔膜，首先就应该从语言之间的差异入手。而所谓文化误读，其实主要是指人们在接触异质文化时，往往很难摆脱自身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以自身所处文化的方式来对待所接触到的异质文化，从而对其进行选择、解读甚至是任意的切割。因此，一般来说，当我们探寻文化误读所产生的原因时，大都较为倾向于从文化入手来进行分析和比较，以期通过对比源语与译入语，原文本与译本之间的差异来表现文化误读，从而通过比较产生反差，再由反差来突出“误读”，以达到其反映文化差异本质这一目的。这种方法虽然能够较为准确地体现文化误读，但对于其原因的分析，却相对比较薄弱。因为，从文化角度入手容易忽视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译者所承担的角色和在翻译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正如白立平所说:“文化误读具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体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由于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不可避免地忽视或无视文本的时空和视角去解读、传释文本。”［2］由此可见，对文化误读中，译者及其相关因素对于误读的产生也是有巨大影响的。而比利时翻译家勒夫菲尔所提出的操控理论更是以其独特的视角，具有开创性地将影响翻译的几大要素进行了分类和研究。因此，当我们从操控理论的角度，来审视文化误读，来探求其产生的根源时，会发现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所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是文化差异那么简单。

操控理论所研究的重点主要有三个，其一是翻译活动的具体历史背景，其二是对于源文本的操控，最后便是译本在目标文化中的作用和功能。这三项是操控理论主要研究和分析的领域。而同时，由于勒夫菲尔深受文学中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因此，他将文学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么翻译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语码转换，而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源文本的“操控”实际就是其所谓的“rewriting”(重写)。基于上述观点，勒氏提出了影响重写也就是影响翻译活动的三要素:第一，意识形态的因素，第二，诗学因素，第三，赞助人因素。那么，基于操控理论的观点，以上三要素作为影响文学翻译的重要因素，其对于文化误读的产生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主要便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文化误读产生的原因。从总体上看，文化误读实际上是译本与源文本之间的一种意义差别。那么，根据前面所提到的三个要素来看，这种差别首先必然会与意识形态有关，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环境下，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影响到其对于文本的解读。具体来说，就是译者自身的政治倾向会明显地反映在其作品当中，因此，也就会使得译本与源文本之间产生意义差异，无论其差异的大小，都是文化误读的体现。这种原因所导致的误读在清末和民初的西洋小说翻译中尤为明显。例如:清末翻译家苏曼殊在翻译雨果名著《悲惨世界》时，便明显地受到其自身政治因素的影响:(1)男德道:“……幸而现在革了命，改了民主的制度;你看还有这样不爱脸的报馆主笔，到了现在还要发些袒护王党的议论……”(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二)，2007:112)［3］(2)男德道:“世界上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那铸定应该是哪一个人的私产呢?那金华贱不过拿世界上一块面包吃了，怎么算是贼呢?”［4］从这些语言的风格和其表达的意思上，可以很明确地感觉到一种革命性。显而易见，苏曼殊是将自身对清王朝的不满和对民主的诉求，通过作品中人物———男德的言行表达出来。不仅如此，男德这个人物在小说中还干了许多充满革命性的事件，比如刺杀恶吏、劫狱、组织革命等等，甚至还批评过孔孟，而孔子和孟子实际上与雨果的原著根本不沾边。因为男德这个形象其实就是作为译者的苏曼殊自己创作出来并添加到小说中的，借以表达其自身的思想和观点。其二，诗学因素的影响，勒夫菲尔所说的诗学，并不仅仅是指诗歌创作，而是包含着两个因素:一是指一系列的文学手段，如题材的选择，创作的动机和主题、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场景、象征意义的运用等;二是指文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在社会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和其充当的角色。

由此可见，这里所谓的“诗学”其实是指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文学手段对翻译所产生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文化误读的过程中，诗学因素也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红楼梦》霍克斯译本与杨宪益译本中，对于人物名字的翻译，两人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由此所产生的效果和影响也是截然不同的。如小说中的人物———袭人，原著作者曹雪芹是取其“花气袭人”之意，杨译本采用的是以威氏拼音音译并加注的方式，因此译做“Hsi－jen(Literallyassailsmen)”，后面加的注释意为“字面意思:袭击男人”，从字面上看，似乎翻译得十分滑稽，但杨译本的人名翻译是一个整体系统，原著中所有人名统一采用音译的方式来处理，这实际上是异化手法的体现，使得原著的民族性得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而霍译本使用的是意译，所以将之译为:Aroma，即:芳香。可见，同样一个简单的人名，由于翻译策略和手段的不同其给予读者的感受和效果也是有巨大差距的。因此，仅仅是人名的翻译由于其诗学因素的影响，产生的效果便已是如此之大，其对于误读的产生自然更是“功不可没”了。其三，赞助人因素。与前面提到的诗学相似，这里勒氏操控理论中的“赞助人”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个人”。赞助人是指某种能够影响到阅读、创作和重写的力量或者是势力，这种力量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某个群体，或者是某种体制等因素。［6］例如晚清时期著名的翻译家林纾，对于西方作品的译介时至今日在翻译界依然有着重大的影响。林纾生活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岁月中，在大部分时间里，其生活的主要来源就是靠其译书的收入。因此，赞助人因素在林氏的译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老古玩店》，林氏为了使得译作的风格更符合当时国人的口味和喜好，以便其作品有更好的销量，便加入了大量的中国传统元素，其书名也被译作《孝女耐儿传》。忠、孝、仁、义，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西方文化中是很少提及这种概念的。所以，林氏的译作中杂糅进了大量的类似内容，使得其对于原作的忠实大打折扣，由此也产生出了对于西方文化的误读。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对于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现象，运用操控理论来进行分析，尤其是该理论中提出的影响译者翻译的三个要素，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和明确地理解误读产生的深层原因。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认识到，除了文化差异本身之外，还有若干因素影响着误读的产生。只有在了解到了这些问题之后，在今后的跨文化交流和交际中才能尽可能地将文化误读的影响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