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桑弘羊由于心算的特技被加官为侍中；关于其早年入宫即通过什么途径入仕并成为侍中的原因问题；桑弘羊最早究竟怎样走进官场，这在当时并非秘密，也肯定不是一个问题；桑弘羊如果是通过赀选入仕，那也就意味着这在当时并非是个别现象，而应当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桑弘羊出身于商人家庭，如果说桑弘羊是以赀为郎，这与西汉前期推行的禁止商贾仕宦的政策也明显矛盾对桑弘羊入宫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有许多学者都依据这条史料认为，桑弘羊是通过赀（訾）选为郎，然后由于心算的特技而被加官为侍中的，
摘要：对桑弘羊的入宫，人们大多认为，他是通过赀（訾）选为郎，然后由于心算的特技被加官为侍中的。然而证诸史实，此说显然非是。无论是考察桑弘羊的家庭情况，还是从汉代的选官制度看，桑弘羊的入仕都不可能是通过赀选。考虑到桑弘羊当时还仅有十三岁，而且所谓“侍中”并非皆为加官，则桑弘羊很可能是由于其心算的特技被直接任为侍中的，桑弘羊从政六十余年，无论赞成也好，反对也好，很多人都应该熟知他的经历，桑弘羊的入仕应属于特殊案例，而并不是通过赀选，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关键词：桑弘羊；侍中；赀选
在桑弘羊研究中，关于其早年入宫即通过什么途径入仕并成为侍中的原因问题，目前仍存在某些分歧。《史记·平准书》云：“（桑）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从有关论述看，有许多学者都依据这条史料认为，桑弘羊是通过赀（訾）选为郎，然后由于心算的特技而被加官为侍中的。对这种观点，笔者尚不敢苟同。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即先从汉代郎官的“赀选”说起。
所谓“赀选”，实际就是“訾选”或“资选”。按汉代规定，凡拥有相当资产的富户，均可以自备车马衣服，到京城长安做郎官。《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云：“张廷尉释之者，堵阳人也，……以訾为骑郎。”[注]引如淳曰：“《汉仪注》訾五百万得为常侍郎。”郎的职掌和设置亦比较特殊，虽有俸禄，却无定职和定员，带有见习和候补的性质。《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
除了赀选，西汉郎官的主要来源还有“任子”。所谓“任子”，即中央和地方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员，在任职满三年后，可以保举子弟一人为郎。《汉书·哀帝纪》注引应劭曰：“任子令者，《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因为桑弘羊并非出身于官宦家庭，所以许多学者才推测他肯定是由赀选为郎。例如：
案桑弘羊乃洛阳贾人之子，既非儒者，又非贵子弟，何以乃能以十三之年，即获得侍中之职？沈钦韩云：“《盐铁论》大夫曰：‘余结发束脩，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案其进，盖亦‘入羊为郎’之类。”此说实大有可能。文帝时，用晁错务农贵粟之策，即已实行入粟拜爵之法。景帝时，仍遵行未改。弘羊既出身于“财累万金”之洛阳贾人家，则其得官之由，必与“富人苏回为郎”(《汉书·赵广汉传》)及“黄霸以待诏入钱赏官，补侍郎谒者”(《汉书·循吏传》)相同。观《盐铁论·除狭篇》贤良云：“今吏道壅而不选，富者以财贾官，累功积日，或至卿相”。或即对于弘羊出身之讽刺，未可知也。[①]
但是这种看法显然有很大的猜测成分，在论证上亦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桑弘羊最早究竟怎样走进官场，这在当时并非秘密，也肯定不是一个问题。桑弘羊从政六十余年，无论赞成也好，反对也好，很多人都应该熟知他的经历。就司马迁和班固而言，也根本没有为他隐讳的必要。故如果桑弘羊真的是以赀为郎的话，那么按照《史记》和《汉书》的通常做法，例如张释之、司马相如[②]等，就应该留下这方面的明确记载。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这就不能不令人对此要产生怀疑了。
其次，桑弘羊出身于商人家庭，如果说桑弘羊是以赀为郎，这与西汉前期推行的禁止商贾仕宦的政策也明显矛盾。稽诸史乘，在西汉建立后，为了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统治者即采取禁止商人入仕的政策。如《史记·平准书》载：“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就文景时期而言，这一政策也仍然被严格执行。“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③]景帝在诏书中还专门提到“有市籍不得宦”的问题，他说：“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④]所以，安作璋先生便总结说：“汉朝任用官吏是把……商人排斥在外的，即使是以富訾选官，也不包括商人在内。”[⑤]西汉前期既然禁止商贾仕宦，那么桑弘羊又怎么能有资格参加赀选呢？
诚然，在西汉时期统治者确曾实行过纳粟拜爵制度，也确有“入羊为郎”的现象，但这些都很难作为桑弘羊以赀为郎的依据。以前者为例，除了要解决财政困难外，汉代之所以实行纳粟拜爵制度，其目的即在于“贵粟”即重农。因此，考虑到汉代推行禁止商贾仕宦的政策，这种纳粟拜爵的对象恐怕大多还应是富有的农户。更不用说，即使纳粟拜爵的对象也包括商贾，由于汉代实行官、爵分离的政策，爵位仅具有身份和免役意义[⑥]，这与赀选也仍然是两回事。否则的话，只要商人买到了爵位就能够做官，那他们岂不是可以随便仕宦，又怎么能出现“有市籍不得宦”的问题？至于“入羊为郎”，史书已明确记载，这是汉武帝中期的事情，所谓外攘夷狄，内兴功业，因而“府库并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⑦]。而黄霸和苏回的事例，则是在武帝末年和宣帝时期。
有的学者提出，桑弘羊家应该属于没有市籍的商人，因而可以参加赀选[⑧]。这种说法也很难令人信服。且不说认为桑弘羊家没有市籍还缺乏可靠的史料依据，就算是桑弘羊家没有市籍，又怎么能证明汉代禁止商贾仕宦的政策仅仅是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如前所述，在高祖直到文帝时期，便都是笼统地规定市井子孙或贾人“禁锢不得为吏”。
第三，桑弘羊如果是通过赀选入仕，那也就意味着这在当时并非是个别现象，而应当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换句话说，除非存在某些我们不知道的特殊条件，只要是桑弘羊能够参加赀选，其他情况相类似的贾人之子也都应该能参加赀选。因为赀选的标准肯定是统一的，而且史书已明确记载，桑弘羊的入仕是在十三岁，所谓赀选“其实”也并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但这也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按照以上推论，在当时应该有许多同他年龄相仿的少年甚至儿童被赀选为郎，至少应不止桑弘羊一人。况且，如果当时真的出现了许多少年或儿童郎官，这在把用人的好坏视为国家兴衰的汉儒看来恐怕也决不会是一件小事[⑨]。以任子和赀选为例，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即批评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⑩]但令人费解的是，除了桑弘羊，在史书上却找不到与这些少年或儿童郎官有关的任何记载[11]。显而易见，这也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当时并没有出现过许多出身于商贾家庭的少年或儿童郎官，桑弘羊的入仕应属于特殊案例，而并不是通过赀选。
那么，桑弘羊究竟是怎样入宫的呢？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回答。因为如果仅仅是说桑弘羊何以能够入宫的原因，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容易回答。《史记》、《汉书》都曾经明确记载，桑弘羊之所以能够入宫被任为侍中，就是由于他具有特殊的心算技能，即所谓“以心计，年十三，侍中”。一般来说，在两汉时期，人们计算数字都要用一种被称为“筹码”或“筹算”的计算工具[12]。而桑弘羊由于计算已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在计算时则可以不用筹码，只要“心计”即心算就能够准确地得出答案。可以肯定说，正因为桑弘羊具有这种特殊的心算技能，所以他才会被征召入宫。可见，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桑弘羊何以入宫的原因。问题乃在于：桑弘羊究竟是由于特技被直接任为侍中，还是通过某种途径入仕而后又任为侍中的？且更为棘手的是，由于缺乏直接的史料证明，这两种情况还都有可能。
先说前者。以往人们都很少注意到这一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就是考虑到侍中属于加官性质。《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亡员，多至数十人。”这种考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却忽略了对具体情况的分析。主要就是桑弘羊年仅十三岁，他不可能真正担任官职。一则桑弘羊被任为侍中，这只是让他有一个出入皇宫的名义和头衔，而并非被真的作为加官。《史记·吕太后本纪》载：“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即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先例。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由于还是孩子，桑弘羊很可能连俸禄都没有。否则的话，作为真正意义的侍中，其俸禄至少应该是千石。《后汉书·百官志》云：“侍中，比二千石。”[注]曰：“《汉官秩》云千石。”但对桑弘羊来说，却无异于笑话。诚如吴慧先生所说：“桑弘羊十三岁侍中，如说此时已秩比二千石或千石，这是不可思议的。”[13]二则侍中虽为加官，却也并不排除某些特殊情况，因为任何制度都可能存在例外规定。以郡守为例，其俸禄一般是二千石，但据《汉书·循吏传》记载，黄霸任颖川太守时，即被宣帝明令规定为“秩比二千石”；后来升任守京兆尹，俸禄为二千石，又因多次失职“连贬秩，有诏归颖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前”。实际上，西汉侍中并非都是加官，在正史的记载中即可以找到证明。荀彘就是一例。《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将军荀彘，太原广武人。以御见，侍中。”《史记正义》曰：“以善御求见也。”再如，应劭《汉官仪》载：“侍中，左蝉右貂，本秦丞相史，往来殿中，故谓之侍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坐唾壶，朝廷荣之。”显然，像职掌“亵器虎子之属”的侍中，由于必须日夜侍从皇帝，恐怕就很难说皆为加官，而多数应该是由宦官担任的专职侍中。其实，侍中的本义也就是侍从皇帝。《史记·吕太后本纪》注引应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更何况，桑弘羊才十三岁，他的入宫本身就是一种特例。三则按照常规，只要是重要的历史人物，《史记》、《汉书》都会尽可能详细地记载他的经历。而对于在西汉历史上影响重大的桑弘羊，在他担任侍中以前，马、班的记载却都是语焉不详。加之史书明确记载，桑弘羊以“心计”为侍中，所以他也完全有可能是被直接任为侍中。
再看后者。这实际是传统说法，在史书上也可以找到一些旁证。仅据宋人徐天麟《西汉会要·选举下》所辑，在“方伎”条下便列有多人以特技为官之事。例如：
卫绾以戏车为郎，事文帝。本《传》。邓通以濯船为黄头郎。本《传》。周仁以医见。景帝为太子时，为舍人。本《传》。吾丘寿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诏。本《传》。……武帝时，虞初以方士侍祠。《郊祠志》。
不仅如此，司马迁还特别总结说：“至今上（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14]因此，对桑弘羊来说，既然他有着与众不同的心算技能，也就存在着先以特技任官的可能。
我们认为：如果考虑到桑弘羊的特殊情况，从汉武帝接受的宫廷教育看，桑弘羊很可能是被直接任为侍中的。具体来说，则可以从两个方面推测：一是桑弘羊聪颖过人，很小就具有心算的特殊技能，他在洛阳甚至附近地区都应该是一个颇有名气的神童。二是汉武帝虽然是皇太子[15]，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少年，还必须接受基本的文化教育。尤其在算术或数学方面，这是古今所有中小学教育都必须学习的基础知识。《汉书·律历志上》云：“数者，
一、
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纪于一，协于十，长于百，大于千，衍于万，其法在算术。”柳诒徴先生也说：“汉代小学，兼重书算。”[16]因此，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在一次数学课中，年少的武帝听说了洛阳神童桑弘羊的传闻。尽管他自己也是聪明绝顶，在三四岁时就能背书数万言，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七岁时因超常的领悟力而被景帝改名为“彻”[17]，但他对于在计算时竟然不用筹码也仍然感到神奇。或许是授课老师的建议，或许是汉武帝自己的要求，他们决定征召桑弘羊来伴读。考虑到桑弘羊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同时也为了让他能够出入皇宫，于是便像吕后对张辟强那样[18]而破格给了他一个侍中的头衔。
（原载《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新晨
[①]马非百（元材）：《桑弘羊年谱订补》，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7—18页。
[②]《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可证。
[③]《汉书·贡禹传》。
[④]《汉书·景帝纪》。
[⑤]安作璋：《学史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6—107页。
[⑥]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6页。
[⑦]《汉书·食货志下》。
[⑧]吴慧：《桑弘羊研究》，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09—110页。
[⑨]参看拙文《以经治国与汉代用人》，《齐鲁学刊》1994年第6期。
[⑩]《汉书·董仲舒传》。
[11]按：东汉时孝廉年幼试经者有“童子郎”（详见《文献通考》卷三十五《选举考八》），但这与西汉前期的情况完全是两回事。
[12]《汉书·律历志上》云：“其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为一握。”
[13]吴慧：《桑弘羊研究》，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12页。
[14]《史记·龟策列传》。
[15]参看拙文《桑弘羊生年考》，《中国农史》2005年第3期。
[16]柳诒徴：《中国文化史》，南京钟山书局1935年版，第407页。
[17]杨生民：《汉武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18]按：吕后之所以任张辟强为侍中，是因为其父张良在确保惠帝的太子地位上发挥过特殊作用，详见《史记·留侯世家》。而作为对张良的回报和优宠，张辟强被任为侍中肯定在惠帝继位之后。从《史记·吕太后本纪》看，惠帝共在位七年，张辟强十五岁时乃是在惠帝七年。因此，张辟强最早任侍中时当在其十岁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