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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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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庞大和稳定的学科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晚近兴起的文化研究虽然没有产生过重大的理论影响,但却对本学科的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首先,借助文化研究的反学科实践,可以帮助我们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中适当引入学科建制的反思功能。其次,文化研究所要求的人文关怀与反思立场,也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学术要求。最后,文化研究在研究对象上的“语境化”特征,也为艺术学理论学科拓展自己的疆域提供了更多的路径。

[关键词]文化研究;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

经过这些年的理论探讨和学科建设实践,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已经建构起一个相对稳定的学科体系,也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学科建制的理论与方法。正因为如此,有论者以近年来文艺学学科有关学科边界等问题的激烈讨论为参照,认为目前艺术学理论学科正处在一个蒸蒸日上的良性发展时期。文学理论界最近若干年间对于学科边界“泛化”所表现出的焦虑情绪,的确是清晰可辨的。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并非所有的文学理论研究者都对此保持一种悲观态度。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其实是自觉地投入到这场学科“泛化”的潮流之中的。立足于对自身学科的深刻反思,他们将文化研究的策略和方法引入文艺学研究的各种学术实践当中。如果我们借助这种文化研究的视角,对目前仍处在建构中的艺术学理论学科进行一点带有前瞻性的思考,应该可以对学科发展中可能遇到的相似问题有更积极的态度和更自觉的应对方式。

最近若干年间,文化研究在学界受到的关注程度一直居高不下。不过所谓文化研究,始终没有一个可以准确界定的规范说明。“事实上,文化研究是反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学科,不是一个理论流派,不是一个学术行会;它不是定义式的,而是描述性的,它无法组织起一个一致的本质性的学科属性,它仅仅是一个策略性的命名,是对一种学术趋势、趣味的描述,是描写学术转向的权宜之计。文化研究,最好不要将它视做一种方法模式,一种共同的主题探讨,一种理论的完善和深化,最好将它视做一种态度,一种大学机器的策略性调整,一种大学和大学知识分子的某种新的存在方式。”[1]147这种以反定义化、非学科化的学术研究的策略,一经引入就在文艺学界引发了激烈的反应。而它在文学研究领域首先产生影响,恰恰是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密切相关的。有学者认为:“中国学术建设近十多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文学研究已经高度制度化和学科化了。虽然学科规范化呼声震耳欲聋,但文学研究在学科建设、学科细分和制度化运作等方面,已经相当完备。文学研究的这种学院化和制度化倾向一方面使得学术自治和研究有了相当发展;另一方面,这种格局又给文学研究本身带来了限制、规定甚至压抑。学术性、学术标准和文学规范,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是学术活动游戏规则的确立,从消极方面来说,它鼓励技术性和操作性的倾向。把文学活生生的肌体割裂为适合于学科细分和主题归纳的刻板格局,无可避免地扼杀了思想的自由发现和富有灵性的创造。”[2]这段分析将学科建设中一味强调规范性、制度化的弊病简明扼要地揭示了出来。文化研究的介入,正为解决这种弊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照。因为从文化研究的视界出发,任何学科一旦建立起完备的体系,就有可能从内部产生出制约自身发展的体制化力量。因此,借助文化研究的反学科实践,可以帮助我们适当引入学科建制的反思功能。在一些倡导文化研究的学者看来,完全抛弃现有学科体制的想法可能过激,文化研究也无法取代既有的文学研究范式。但是,作为学科体制内的研究者,始终保持对自身建制的批判性警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3]近年来关于文艺学学科的热烈讨论,多半与这种由文化研究的反学科实践带来的“批判性警觉”密不可分。转而考察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这些年来应该说成绩是显著的。特别是学科建制的规范性和制度化方面,无论是在理论探索上还是学科实践中,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和积极的进展。在艺术学科已经升级为门类的大背景下,艺术学理论作为一门与美学、文艺学彼此独立的“具体学科”,“完全拥有自己所专有的、独立的、具体而又独特的对象领域”,这个对象领域便是“由各种门类、各种风格、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各个人类历史时期全部艺术现象所构成的完整的‘艺术世界’”[4]。为了更好地研究这样一个庞大的对象领域,一个规范化、体制化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应该说已经初具规模并且仍然在建构之中。这的确反映了我们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发展的可喜局面,也是一些学者能够保持乐观态度的重要原因。不过以文艺学近年来的争论为鉴,保持一定的忧患意识并非毫无必要。所谓未雨绸缪,如果说“文化研究的兴起,是对当代世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向传统学术、传统学科提出的巨大挑战的回应”,“是传统学术、传统学科自身内在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学科的‘内爆’撑破原有外壳的必然结果”[5]1-2,那么仍在自我完善中的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同样有可能面临相似的困局和挑战。事实上,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复杂性是有目共睹的。而当代文化转型中所发生的所有重大变化,也都在我们的艺术实践中有所体现。如何回应这种复杂性和新的现实性,必然成为我们进一步发展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直接动因。文艺学的边界扩张所带来的各种变化,一旦放在艺术学理论的框架内来思考,很可能就是带有强烈前瞻性的现实问题。当文学研究者将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策略带到文艺学中来时,他们不仅仅是将那些原本不属于自己领地的问题纳入到讨论之中,也不仅仅是学术兴趣的简单移位。就研究者而言,其中包含着不同的知识分子立场;就研究对象而言,则意味着研究视角与理论诉求的分野。而这些,也是我们在建构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时应该有所思考的。

任何时候,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都是学界关注的话题。如果说文化研究的兴起意味着“知识分子的某种新的存在方式”,那么这种方式一定与对自身处境的反思有关。在文艺学的学科框架中,人们越来越体会到:“随着文学研究日益学科化和制度化,随着知识分子的角色被文学研究专家的角色所取代,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退守到一个狭小的、封闭的和自治的专业化研究领域,在那些带有技术操作性和适合制度评价的研究课题里皓首穷经”[2]。在研究领域,各种各样的专家取代了福科所强调的“万能知识分子”、赛义德所追求的“业余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研究对规整到板的封闭学科化倾向的反叛,不只涉及学术研究自身,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它涉及一个普遍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消失”[2]。以文艺学的学科建构为例,其建构过程并不仅仅是一套可以不断修补和扩充的知识体系,它还涉及学科之间的权力关系。文艺学的研究和教学越来越多地被带上了体制化色彩。这种体现中国高校文学教育体制和管理体制的科层化趋向,在培养专业人才和专业态度的同时,却使学者们逐渐丧失掉关注公共问题的热情。这说明为文艺学学术划界和分类的努力,其背后所包含的社会权力意义远远超出了学科知识体系的范围。[3]而文化研究则从根本上要求通过一种话语实践来重塑知识分子的反思立场。从知识储备上来看,它要求研究者不仅具有某一学科的专业知识,更要求具有一定的跨学科知识背景,从而培养一种更开放的理论视野。在此基础上,它要求研究者超越其所在学科对自身的专业设定,不仅转而进入更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而且将自己纳入所要研究的对象之中。如布尔迪厄所言:“一种真正的反思社会学必须不断地保护自己以抵御认识论中心主义、科学家种族中心主义,这种中心主义的偏见之所以会形成,是因为分析者把自己放到一个外在于对象的位置上,他是从远处、从高处来考察一切事物的,而且分析者把这种忽视一切、目空一切的观念贯注到他对客体的感知之中。”[6]102为此,研究者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跨学科知识背景,更重要的是,他(她)必须通过研究来干预研究对象。“万能知识分子”也好,“业余知识分子”也好,其根本点就体现于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介入到事实之中,必须有所关怀。所谓人文关怀的立场,在知识分子那里,是以对对象的研究始,再以对人和社会的关怀终的。就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而言,当然有自身的独特性。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事实证明,当研究者并不了然于某些艺术实践,自己又没有田野工作经历,就只能在名词概念上绕着走的时候,艺术学就成了没有艺术的‘艺术学’,遭到艺术界人士的冷淡也是必然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正是俗话所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那些概念也许时尚,特别是夹杂洋文的时候,但毕竟是一种热闹而已”[7]。对于艺术学理论研究者而言,有一些最基本的素质或技能是展开研究的前提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研究对知识分子立场的强调与艺术学理论研究毫无瓜葛。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适当地丰富一下自身的学科知识背景,对于艺术研究,尤其是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绝非坏事。任何时候,理论视野的拓展对研究的展开都是有益无害的。

以上从研究者的角度,简要讨论了文化研究中的知识分子立场问题。而就研究对象而言,这种知识分子立场则直接反映在其研究视角与理论诉求之中。确切地说,强调人文关怀与反思立场,使得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对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特征,即“语境化”:“文化研究是一种具有高度社会性、实践性、参与性的知识活动,这决定了它必须针对自己的现实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它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它的‘极度语境化’”,“这种语境化就是指它必然地呈开放状态,而在特定的历史时间中,在本土的具体化实践中展示或实现自身”。[5]6正因为如此,文化研究尤其关注“地方性”知识。所谓地方性,是一种相对于总体性和普遍性而言的“局部性”知识,它反映出文化研究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文化观的强烈质疑。对局部性知识的语境化研究,目的就在于揭示出文化的不平等与话语霸权的存在,进而自觉地捍卫多元价值和少数话语的合法性。就本文的讨论而言,文化研究在研究对象上的这一特征也是相当重要的。它对于我们再度审视艺术学理论所要研究的对象范围以及研究方法,都有积极的参考意义。以当前已经很受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问题来说,目前所展开的艺术学理论研究方法虽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原因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不仅是一个具有明显跨学科特征,而且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包含了极其复杂的多元文化以及非主流话语。如果能够更自觉地引入文化研究所强调的对局部性知识的语境化研究思路,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已经看到:“文化研究的价值论态度从根本上说避免了带有暴力色彩的‘总体论倾向’,它揭露了普通本质之后所掩盖的某种权力关系和压制,为各种地方性的文化要求和知识构成提供了合理化的证明。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研究与学科制度化的文学研究不同。它决不是一种普遍的审美趣味和文学价值的捍卫者,而是多元价值与少数话语合法性的捍卫者。就中国当前的文学现状来说,它继承了传统文学根深蒂固的‘人民性’传统,对欲望和身体写作泛滥的消费主义倾向进行有力的批判,而对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及其文学表现的失落深表关切。”[2]29这种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对弱势文化的关切,同样也是我们艺术学理论学科应该重点关注的内容。此外,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很多文化现象,不仅涉及艺术学理论方面的内容和知识,而且有一些问题完全可以直接纳入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框架中加以讨论。比如文化研究中一直受到重视的视觉文化现象,很多问题的讨论都理应由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中。对于仍在建构中的艺术学理论学科而言,如何规范自身是理所当然的要求。但是我们必须时刻意识到,任何学科发展的成熟期,都存在自我僵化的倾向。对自己研究领域的学科化、体制化保持一定的反思意识,本身就是一个学科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

[参考文献]

[1]汪民安.文化研究与大学机器[A].金元浦.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2]周宪.文化研究:学科抑或策略[J].文艺研究,2002(4):26-32.

[3]罗钢,孟登迎.文化研究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J].文艺研究,2002(4):14-19.

[4]廖明君.艺术学的元理论思考与学科建设———李心峰访谈录[J].民族艺术,1998(3):20-30.

[5]金元浦.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导言[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6]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C].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刘道广.艺术学:莫后退———论艺术学研究的学科构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71-76.

作者:翁再红 单位: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

文化研究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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