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2篇范文

第一篇

统观《论语》可以发现，在弟子们记录的看似即兴的孔子语录中，孔子的民本思想一方面是通过统治者外在的“安民”策略来实现的，任何为政者都是以人民为对象，任何的政治理想都要在管理和对待人民的过程中得到实践。当然，孔子朴素的民本思想很多是通过他在日常中的接人待物的态度和言行表现出来的；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统治者内在的“修己”来实现的，通过“修己”达到“安人”的目的。我们首先来讨论“安民”的问题。

（一）安民

在古代汉语中，“民”有多种意义。依据《古代汉语字典》（商务印书馆）和《王力古代汉语字典》（中华书局），“民”主要有以下几种意义：第一，指“人”、“人类”，如《诗•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螈。”第二，指“百姓”“庶民”，如《诗•节南山》：“弗躬弗亲，庶民弗信。”第三，指“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如《榖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第四，指“其他人”、“别人”，如《诗•谷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而“《论语》中‘民’出现48次，有42次是指老百姓，有6次指一般人（广义的人）。”［4］可见，《论语》中的“民”主要是指“人民”，指老百姓，并非一种特殊身份。由此，我们可以将孔子所提及的“民”看做是被统治者统治的老百姓。《论语•尧曰》曰：“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也就是说，统治者重视的是：百姓，粮食，丧礼，祭祀。在“民、食、丧、祭”四者中，“民”居首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已意识到人民的重要性，那么，他主要是从哪些方面提出去安抚百姓，实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呢？

1．情感上：恤民、重民（1）恤民从《论语》中，我们看到孔子对普通百姓，特别是对弱者表现出了极大的体恤之情。《论语•子罕》中说：“吾少也贱”，孔子小时候家境贫苦，接触平民百姓的机会比较多，他对劳动人民有深切的理解和体恤，并表现出极强的同情心。《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跟“有丧者”的心情是一样的悲痛。《论语•子罕》还记载“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警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孔子看见穿着丧服的人、穿戴着礼帽礼服的人以及瞎了眼睛的人，即使他们年轻，孔子也一定会站起来，走过的时候一定快走几步。同样在《论语•乡党》记载“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这都表现出了孔子对弱者、对不幸者的同情与尊重。李泽厚先生在评论此处时言曰：“社会由此人际关怀、人间情感做支援，甚为重要。所以个体态度却有社会功能，‘民德归厚’亦赖于此。”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对下层百姓的态度也更加具体的说明了这一点。《论语•雍也》：“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孔子的弟子原思当孔子家的总管，孔子给他小米九百，他觉得太多，不肯接受，孔子说：“别推辞，有多的就分给地方上的穷人吧！”《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家的马棚着了火，他从朝廷回来，首先问了一句：“伤人乎？”孔子首先关心的是人———他们家地位卑微的看马人，而不是他家的财产———马。当时的社会，在主人眼中财物要比奴隶更重要，因此，孔子这种问人不问马的表现非常可贵。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普通百姓特别是下层劳动人民是富有同情之心的。（2）重民在恤民的基础上，孔子对人的生命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论语•八佾》记载：“子曰：‘禘自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殉葬陋习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但孔子坚决反对，甚至对以陶俑代替真人都深恶痛绝。《论语•宪问》中孔子这样评价春秋时期齐国贤相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卒，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管仲在齐桓公杀公子纠后，不但不为公子纠殉死，还做了齐桓公的宰相，而孔子称许管仲为“仁”，正是因为管仲辅佐桓公使天下安定，保护了大多数人的生命，促进了民族的发展，这种大有益于民众的事就是最大的仁德！同时孔子更加尊重活人的生命，《论语•子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他认为，用未经训练的人民渠作战，这等于糟蹋生命。孔子还看到了民众的人格尊严，肯定民众之间人格的平等性。“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以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些都体现了孔子对个体独立人格的承认，也是民众个人主体性的体现。在这里，“民”不再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不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主体意识，而且还具有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

2．经济上：富民、惠民（1）富民对于统治者来说，不但要有爱民之心，还要有利民之举，使民众过上富足的生活。孔子继承了周公惠民的思想，在《论语•颜渊》里首先提出“足食”的经济诉求。“足食”原指“使国家粮食丰足”，当然也包含百姓足食。学生有若在本章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从这个层面说，百姓足是国君足的基础和先决条件，没有百姓足，就没有国君足。不能使百姓“足食”，也就无法使国家“足食”。如果无法满足百姓“足食”的这条底线，则很容易造成上下失序的混乱局面。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富民”的经济诉求。那么，孔子在经济上的富民策略主要是主张“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役使老百姓不违农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让百姓丰衣足食，进而过上富裕的生活。孔子认为统治阶级“子庶民则百姓劝”（《礼记•中庸》），百姓如果能得到统治者的关怀，自然在生产劳动中要勤勉。这祥，老百姓就能过上所谓温饱的富裕生活了，如果人民能过上温饱富裕的生活，那么社会相对就比较安定。其实管仲就曾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策》），孔子是很推崇管仲的政绩的，他说：“管仲相祖公，霸清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孔子接受了管仲的这种富民思想。《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社会里，人类自身劳动力的生产始终具有决定性的重要地位，因此孔子到卫国的时候，很高兴地感叹到：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紧接着就是要让他们富裕起来。百姓富裕起来了，就能增加社会财富，国家的经济实力就会不断增强，国家也会不断强大起来。富民的思想既利于民，又利于国———民富国强可以使百姓安居乐业，可以实现孔子所说的“近者说，远者来”的理想。（2）惠民孔子反对执政者敛财，尽量减少人民的负担，主张济民、施民。孔子的弟子冉求做季氏宰，替季氏聚敛，孔子很愤怒，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这说明孔子反对执政者敛财的态度非常坚决。孔子看到了富人的聚敛和不义与百姓穷苦之间的矛盾，主张爱惜民力，轻徭薄利。《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认为广泛地施舍于民，又能救济众人，不仅仅是仁，那一定是圣德了！尧、舜也许还担心做不到这些事呢！这说明孔子爱民、惠民的主张非常鲜明。子曰：“道千乘之国……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孔子倡导国家使用民力要节制，不违农时。统治者自身的节俭也是在为百姓节俭，也是一定程度上的惠民行动。孔子自已在生活方面是比较简朴的，他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孔子认为“奢”和“俭”都存在缺点，但二者比较，他宁愿选择节俭。他还用“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来教育弟子，对“饭疏食，饮水，曲肚而枕之”（《论语•述而》）的生活很是赞赏，所以在为政方面他劝导统治者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节用”就是节约费用，是让统治者对自已的奢靡生活控制一下，这就是惠民的表现。同时孔子反对因贫富悬殊而加剧社会矛盾，《论语•季氏》中主张“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以此来解决社会的不公。

3．政治上：信民、爱民（1）信民《论语•子罕》：“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生活的时代动乱不安，诸候国内部以及各诸候国之间互相攻打，战争激烈。结果往往是得民心者胜。孔子的这句话体现了他对人民的重视，更体现出统治者取信于民的重要意义。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论语•学而》）他指出，统治者治理国家时要做到对人民讲信用。《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便是孔子的“去食存信”的主张，孔子用“去食”这一代价换取“信”，可见孔子把“信”置于比生命存在还有非常重要位置，显然是因为他看到了人民力量的强大，希望统治者能意识到这一点，然后用道德来感化人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为政以德，取信于人民，使人民服从于统治，从而治理好国家，也达到巩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地位。要做到信民，除了要执政者自己要以身作则做到守信于民以外，还有更为具体的信民举措，比如在选拔人才方面，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实行贤人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以宗法血缘关系为主的为官制度，为下层人民进入统治者集团提供了机会，保证了为官者的专业知识、政治经验，来更好地为人民执政，取信于民。同时孔子非常注重人的品德学识，认识到贤才对政治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只有推举出正直有仁德的人去为百姓服务，才会让百姓真正的受惠，才会让百姓信服。在《论语•为政》篇中有体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孔子还认为统治者要使民服，使民敬，对于官吏的任用，应该以民意为衡量标准，喜直恶枉，要求治者举贤才而用之，让民心服。（2）爱民“仁”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在《论语》中提及“仁”的地方有109次之多，但都没有统一标准的对“仁”做出回答。“仁”的内涵是什么呢？统观《论语》，“仁”似乎主要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即所谓“仁者爱人”，不仅仅爱自己的、家人、家族、亲属及其他长辈外，更要爱这以外的其他人。这与《论语•学而》中的“泛爱人”是一致的，孔子的弟子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很清楚的表达了仁是一种人类之爱。这就把仁爱的对象扩大到不管是亲是疏的所有人。孔子认为关爱他人、博爱众人是仁的一种表现。民是众人的一部分，当然民也是仁者关爱的对象。孔子在《论语•公冶长》中评论子产时所说的“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就是这种关爱的具体写照。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忠恕”。《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吾道”是孔子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贯穿这个思想体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别讲是“忠恕”，概括讲是“仁”。［7］（P16）“忠”是用来侍奉上面的，“恕”是用来对待下面的。尽己为人谓之“忠”，正如《论语•雍也》里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想立得住，又能帮助别人立得住；自己想通达，又能帮助别人通达。推己谓之“恕”，正如《论语•卫灵公》里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前者是忠恕的积极方面，后者是忠恕的消极方面，二者合起来就是忠恕之道。行忠恕之道就是行仁道，民在下位，对民只能行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从仁者爱人出发，用推己的方法理解百姓的疾苦和难处，从而宽容地对待百姓，进而对百姓实行施恩政策。孔子的爱民思想贯穿于以民为本的各个方面，所以仁者爱人就成了民本的思想基础。应当指出的是孔子的仁爱是宗法制度下的仁爱，是维护等级制度的仁爱，是受礼约束的仁爱。

4．文化上：教民对于孔子来说，不仅要“爱民”“富民”，而且要“教民”，把教化民众之思想情感当作从政的终极指向。一直以来，“民”是被奴役、被统治的对象，在其生命存在中，衣食无忧、社会太平的生活被视为上等；受教育、懂礼乐则是统治阶级的特权与专享。而孔子生活的时代，“民”的意识不断觉醒，孔子敏锐地意识到对“民”进行教育的重要性，提醒统治者在施政中应关注对民众的教化，“为国以礼”，使民众知“仁”懂“礼”。首先，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孔子看到了教化的重要性，他尊重普通民众的意识，提倡教化百姓，让百姓懂得礼义道德。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使平民百姓不仅可以接受教育，而且还具备了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条件和可能。在孔门中，许多出身卑贱的弟子都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如颜渊、仲弓等。可见，孔子对于施教的对象是平等的，这正是“民本”的具体体现。其次，孔子一生倡“仁”尊“礼”，并贯穿于教育活动中。孔子注重“民”的利益，重视对“民”的教育，希望通过教化使民知“仁”懂“礼”，从而促进社会正能量的汇集。孔子注重人的道德修养，时时用“礼”来规范人的外在行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更主张“为国以礼”，“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治理国家时要依据“礼”，用礼让的原则处理国家政事，就不会有什么困难，要建立一个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孔子对于生活则有着更为至情至理的思考：“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孔子并非轻视物质需要，但认为物之得来要合礼，要不失义；不要以妒忌之心而强求它；碰到贫困，要安于仁而自得其乐。孔子重教化，以“仁”为基准，为教化的核心。“仁”亦是儒家伦理、政治的核心思想，更是孔子毕生追求的至高境界。

（二）修己

孔子的政治理想一方面是通过外在的安抚百姓来实现的，而另一方面就是统治者的修己问题，因为孔子的政治理想并不是法家主张的法治，而是人治，而作为“人治”的主持者———统治者，其个人的人格修养和道德自觉则对整个国家和人民有巨大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只有“修己”才能“安人”。《论语•宪问》记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已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学习修养自己绝无个人的私利可图，目的在于安定百姓，造福他人。因此孔子反复强调君主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说：“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用“德”“礼”来管理民众与用“政”“刑”来管理，所取得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德”和“礼”可以感化百姓，让他们从内心里自觉地从善；而“政”“刑”只是外在的约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道德具有无形的强大感召力量，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认为，统治者如果有高尚的道德并且能将其在现实的政治中加以实践，那么社会就能治理的好，理想的社会就可以实现。在儒家学者中，孔子较早的关注到了自我修养的问题，提出了一套系统的“修己”理论，为其“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在《论语》中有关统治者“修己”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具体的要求。

1．先劳无倦《论语•子路》云：“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孔子在回答弟子子路问政时说：“先之”“劳之”“无倦”这里提出了为政的三个重要原则：第一，“先”，即身先士卒，处处带头。孔子极为重视统治者的榜样力量。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强调“政者”要“正”，“管好自己”，是其为政理念的核心原则，这有这样才会有“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的效果，所以孔子强调身教重于言教，提出了当政者正人先正己的思想。第二，“劳”，即不畏劳苦，勤奋工作。孔子非常推崇舜和禹，在《论语•泰伯》中说道：“巍巍呼，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认为这两人非常崇高，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整年地为百姓勤劳，一点也不为自己。真心为百姓付出的为政者会被百姓记住，甚至名垂千古。第三，“无倦”，即坚持不懈，长期奋斗。《论语•颜渊》中记载：“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孔子主张在位者不要疲倦懈怠，并且执行政令要忠心。这些都是成功为政者的必备条件。

2．严肃谨慎“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孔子认为，作为普通人，对待工作要有严肃谨慎的态度，而作为一国的执政者，做事的言行与态度更应要谨慎严肃。在《论语•学而》中，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对国家的执政者而言，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谨慎地办理国家大事。《论语•为政》有“临之以庄，则敬”，要求统治者对待人民的事情要严肃认真，才会获得人民的敬重。《论语•颜渊》记载：“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泰伯》中曾子言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使自己的容貌庄重严肃，这样可以避免粗暴、放肆；使自己的脸色一本正经，这样就接近于诚信；使自己说话的言辞和语气谨慎小心，这样就可以避免粗野和背理。除此之外，在各种礼节上也要做到严肃合乎礼仪，“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居于执政地位的人，不能宽厚待人，行礼的时候不严肃，参加丧礼时也不悲哀，这种情况对于孔子来说是不堪入目的。倘为官执政者做不到“礼”所要求的那样，自身的道德修养不够，那这个国家就无法得到治理。

3．宽厚仁爱“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做一个人，尤其是做一个君子，重要的是要严格要求自己，对别人则要采取宽容的态度，在责备和批评别人的时候应该尽量做到和缓宽厚，这样，就自然不会招致怨恨了。所以，首先应该成为一个拥有宽广胸怀和仁爱之心的人，《论语•学而》开篇便道出了孔子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当别人不了解甚至误解自己的时候，要做到包涵和容忍，设身处地替别人想一想，是不是自己什么言行导致别人的误解，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去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不要耿耿于怀，更不能放弃，这才是真正的君子。《论语•述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就应该做到心地平坦宽广，作为一国的执政者更应该有这样的品格。《论语•八佾》：“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孔子是不能接受统治者不能够宽宏大量的。同时告诫统治者，只要对别人宽宏大量，别人对他们的怨恨就会很少，“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长》）

4．慎言敏行“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夫子说：古人是不肯轻易说话的，是因为怕说出的话不能实现啊，而那是一件可耻的事。”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强调了“慎言”，主张要踏踏实实地工作，少说话多做事。他认为花言巧语，伪善面貌的人是缺少仁德之心的。《论语•学而》“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公冶长》中颜渊对孔子谈到自己的志向时说：“愿无伐善，无施劳。”意思是说，他愿意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论语•颜渊》曰：“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孔子思想中有仁爱之心的人言语总是迟缓、话不轻易出口的。《论语•宪问》曰：“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说话大言不惭的人，往往不能兑现他说的话。孔子三番两次叫人说话要谨慎，其实只是要求一点：说到即要做到，否则便别说。与此同时强调的是“敏行”，《论语•宪问》记载：“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说得多，做得少，君子以为耻。《论语•学而》中孔子提出，君子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里仁》云：“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做，往往比说来的实在，来的有效。

5．节制有度孔子一向崇尚节俭，曾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认为，吃粗饭，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这种生活中也有着快乐。用不正当的手段而得来的宝贵，与他看来就好比天上的浮云。在《论语•雍也》中，他还赞美过弟子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甚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述而》中孔子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孙，宁固。”奢侈豪华总会显得骄傲，进而会和百姓有距离，作为统治者，其亲民程度就会大打折扣，很难取信于民。对于提倡“礼”的孔子，也主张在礼仪上也应该提倡节俭，“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鲁国人林放问孔子礼的根本，孔子说：“这个问题很重大！就一般礼仪而言，与其过份奢侈，宁可俭省；就丧礼而言，与其大讲排场，宁可悲哀过度。”《论语•学而》中有“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节用而不奢侈，国以民为本，故爱养之。也就是说，孔子要求统治者节俭而爱民，并使民不误农时。除了在物质上提倡节俭之外，对自己也要有节制，《论语•里仁》记载：“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因为对自己节制、约束而犯过失的，这种事情总不会多。

6．正直守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可见诚信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分量。“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孔子教学内容之一就是“信”。《论语•雍也》有言：“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一个人要想坦坦荡荡走过一生，凭的是他为人的正直。正直的人就能安身立命，这个人的一生理所应当走得远。当然那些不正直的、不守信用的人，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他们也可以活了下来，不过那时他侥幸的免于祸害，他们是侥幸逃脱了很多本应该发生的责罚才磕磕绊绊地活下来的，但迟早要摔跟头。《论语•宪问》记载：“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虽然晋文公和齐桓公同时称霸，但明显看出孔子是不赞赏像晋文公这样的执政者的。君子对朋友要守信用，子夏提出“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曾子每天都会反省“与朋友交而不信乎？”，那么执政者在“道千乘之国”时，更做到“敬事而信”、诚实无欺（《论语•学而》）。

7．谦虚礼让孔子在《论语•泰伯》赞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多次把君位让出去却得到了孔子得到了百姓的赞誉，原因之一是他有着谦让不争的品格。同样在这一篇中，孔子说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假如才能的美妙真比得上周公，只要骄傲和吝啬，别的方面就不值一提了。可见，孔子非常鄙视骄傲的人。通过以下这个例子我们也能看出：《论语•先进》中记载：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时，面对孔子的问题，子路的率性回答使“夫子哂之”，子路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孔子不是笑仲由不能治理国家，而是笑他说话的内容和态度不够谦虚，他认为不具备谦虚这种品质的人是无法治理好一个国家的。除此之外，执政者还要其他很多的修养，比如“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孔子在强调执政者的个人素质的同时，实际上就是强调德治，希望通过统治者的道德修为与躬行践履，来影响民众的善恶观念，继而实现社会关系的大和谐，实现德治仁政的目标，达到大同境界。

作者：翟淼淼单位：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

第二篇

随着时间推移文化的力量开始显现六可以经由抒情性语言,或是稍作抒情性修饰的语言不断表达内心和外界变化对于自己的感受于是文学渐渐上升了自己的地位成为人文研究的中心。这在西方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魏晋时期,当出现/文学是自觉的拍寸代到来的时候更加明显。文化的多元化是伴随着物质的丰富庄活方式的变迁而变化的。这就导致文学研究的传统发生变革,在某些方面渐渐与文化研究相靖和将之式微的姿态重新摆正。文学研究中涉及文化的文本的文学性又很强或说很优美又有深度的像是被重新注入了活力厂些弱势的文字,mJl被判处了死刑被纳入了文化研究。

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社会急剧转型期,出现了关于怎么看待文化研究的问题。文化研究是否包含庸俗社会学威说是否包含社会学!政治学批评都是显见的不应成立的)按陶东风的说法犷-文学研究是建立在对庸俗社会学的批评上的0。文学研究在英国的雷蒙#威廉斯的叙述中就有对其时经济批评的不相一致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对文化研究益发影响大愈益偏离对文化本质的追问更私人化的元素!更多的个人体验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一些范畴和研究的方式方法的不同点很大。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了冲击是显见的二者不是简单的对立。追溯文化研究的源头在现代性发生以后就包括了符号学!语言学!形式主义等内容。如语言学!叙事学的发展就告诉了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在语言的无力和粗糙终于走到尽头之后开始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回归原文本的研究厂是混合文化文学的界限并模糊之。二者都有各自的原因,不应该继续调和现在的研究方式和内容。文化研究走出了文学的审美性这一被认为是本质的内容与政治与社会学肩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但是也应看到文化的审美特性也是很多的且其更多的还是被限制在了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研究上。文学研究则更多地保持着自律)对主体纯洁性的保护。

90年代大众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兴起以后,一味坚持审美的文学自律论的论调已不受激赏,这二者固然可以认为是当前的市民文化心理的表现,文学创作也就部分地变得切近甚至迎合它们,而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正是社会矛盾的软化剂。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另一侧面)语言学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新的本文分析方法,而这方法对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意义是不同的)文化研究更多地在追问作品的结构或曰构造,认为文学作品是有各种权力和作家行动的影响的。这些结构的视界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文化因素导致了这样结构的作品。它把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分析等都打通了。文化研究有很多时候故意逃避着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并未直接跻身于对文化生产的服务中去而文学研究虽在象牙塔里却以一种文化发言人的身份想更多地告诉别人自己的成果。布迪厄说犷-文化和文化研究的功利性是超功利的功利性0我认为其潜意识里对功利的诉求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才导致文化经济与其他商业经济的不同。有观点认为犷-后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差异的消失0依据此说差异性的消失使得一些人在接受这一变化时产生困难,这也是文化研究和产业脱节的原因之一。可以想象原初的评论或说批评是文化研究的初源。

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狭义的文化批评,是指文学批评和从文化视角切入文学与社会关系及文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文学研究。文学研究在第一次的以形式主义批评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冲击后加今正受着文化研究的冲击。文学既包括纯文学池包括其他文学这种不对等的二分使得在文化研究里表现出对/其他文学0的探讨的一种专业化倾向而对纯文学的文化方式的研究则趋向于理论层面。综上,文化研究始于文学研究的观点虽不够全面但是部分成立的。二者的关系可用/流动的范畴0来解释是互相不对等地转化的。独特的个人化的文化批评作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中介解决了在这二者之间国人的失语问题)我们过分应用西方话语致使无法回归自己的母语优势。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不仅具有差异,也具有不少共同点。

对于纯文学以外的其他文学要侧重外部研究,对纯文学河以侧重内部研究。这种基于文学层面的文化研究,就可使研究者更好地理解社会!文本及其内在的文学性,并发现文学之外的文化范畴中未曾涉及的领域。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其时的文化研究密不可分,在侧重由宏大叙事向个体化的微观叙事演变的同时,以客观的尊重历史的态度来对史料加以互证和考据,当是研究中重要一环。研究中国现代的文学与文化,也离不开对西方的理论知识的探究。

作者：韩松单位：青岛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