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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导向的文化分析范文

时间:2022-06-12 04:29:08

政策导向的文化分析

一、政策导向文化研究的社会背景、学术渊源及特征

文化政策理念的持续运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国家依据凯恩斯理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公正价值观,建立了福利国家,政府通过立法形式承担起社会福利的职能。此时,民族国家的文化政策主要以国民福利和艺术普及为宗旨,目标集中在文化的精神层面,希望通过扶持高雅艺术、美学教育,恢复民族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社会运动的兴起,文化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人享有文化”(cultureforeveryone)和“文化的公民权利”(civilrightforculture)成为时代的口号。文化政策涉及的范围获得了拓宽,开始要求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中,使文化艺术为社会全体成员所接近。文化政策重视地方性与社区性的文化价值,强调接触文化的机会和文化活动的参与,因此地方性文化基础设施以及社区文化活动获得了发展。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经济衰退使得以社会政治目的为主的文化政策转向了文化的经济效益,这段时期大型文化项目和文化旅游发展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文化产业日渐兴起。同时,西方政府普遍面临削减预算的压力,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潮①与英语国家的“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措施开始逐步渗透到西方各国的公共文化艺术部门中。九十年代末以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文化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文化开始被视为一种发展资源,除了其巨大的经济潜力和社会整合力以外,文化更是被塑造成为地区积极而整体的社会重建(或结构转型)的发展策略,甚至被上升到战略地位——国家或地区的软实力。以上主要是从西方民族国家内部政策发展脉络来谈的,尚未牵涉信息和通讯技术对该领域的深远影响,而国际间的文化政策也未纳入视野中……事实上,众多复杂的社会因素影响并制约着当代民族国家文化政策的发展思路,各个国家应对策略也会有所不同。当代文化政策急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以及它所带来的文化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引发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对此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文化政策研究”这个词在西方英语国家中被提出,它经由文化经济协会和阿克伦(Akron)大学的都市研究中心的成立而开展学术活动。之后有固定举办会议探讨经济、社会理论和艺术等主题,以及关于政策及计划评量等主要研究。[1](P42-43)文化政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一般意义上来说,它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分支,通过运用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原理及模型,对国家、地方和团体层面文化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进行相关性研究,以期改进政策系统,提高文化政策质量。有人称之为文化政策的工具研究路径或者说是定位于政策的研究。同时,文化政策另一个不可忽略的研究范式即为文化研究范式,也有人称之为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前者是运用“工具性知识”(instrumentalknowledge)②,以政策建构、政策的实施和评估相关内容为研究对象,偏重于实际操作层面的政策相关性的应用研究。后者则运用“批判性知识”(criticalknowledge),从人类文化艺术发展历史中理解历史上政策制定及其对后来的发展和应用的影响,分析各类文化政策可能导致的治理问题、文化与权力关系问题和身份以及意义相关内容在社会中的作用等等。两种研究范式对文化政策研究来说同等重要。有学者认为,文化政策研究是建立在“实用”和“批判”两种话语之上的,它既涉及艺术人文话语,同时又涉及政治经济手段,因此,学科内部学术传统有存在不一致的因素,甚至对抗的焦点。[2]本文重点介绍从文化研究路径进入文化政策研究领域的几位学者,他们与普通政策研究学者一样,也关注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制衡,但他们探讨问题的侧重点则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理论和艺术生产之间的关系上。当看到文化与社会环境日益复杂化,他们开始不满足于传统文化研究领域,认为文化研究虽然具有文本的解构意义,但脱离了政策制定及行政,因此现实的“政治性”是有限的。他们希望拓展文化研究的视域,通过深入当今社会文化机制的研究,确立实践上的学术建构价值。所以,他们把研究对象定位在文化政策领域,并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政府政策议程的评议上。与政策研究不同,他们的关注点不在具体操作方法上,而更多地倾向于理论与政治方面的意义。政策导向的文化研究,其思想渊源主要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福柯的话语分析和治理性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理论等等。[3]他们致力于通过对文化政策历史发展的梳理以及对文化机制运作的解析,进一步理解文化与社会的关系,通过认可或合作来干预文化领域。他们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本尼特的文化政策研究

托尼•本尼特①是文化研究领域较早提出把“把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并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介入文化政策制定议程的学者。他批评传统的文化研究并不像许多倡导对抗的激进主义者那样具有变革和解放力量,更多时候它只是文本修辞上的幻影;他认为需要把文化研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种种争论,更深入地根植于各种现实环境之中,尤其要关注文化权力的制度层面。因此,他从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对葛兰西式“文化霸权”的偏好,转向以福柯式“治理性”分析,把文化政策研究作为行动实践的入口,拓展了文化研究的范畴。对文化的界定,是文化研究的起点。本尼特主张在给文化下定义时,需考虑政策问题,区分不同区域的文化,以辨析不同的治理技术、政治关系等,以确立适当的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4](P157-158,166)本尼特在《把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1992)提出:把“政策”理论地、实践地、制度地引入“文化研究”,这样可以纠正文化研究在机制领域中的缺失。本尼特将文化研究的路径从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转向了文化的治理性问题。他指出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新社会管理领域的出现,使得在特定知识框架中组织和使用文化资源的方式构建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应被视为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工具。本尼特在批判性评论“文化研究”所界定的具有丰富人类学意义的文化定义之后,指出“文化研究”忽视了某些研究领域的有机层面。譬如,文化也是一系列历史特定的制度所形成的治理关系,目标是通过审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术和规则的社会体系实现广大人口的思想行为的转变。它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化早期社会生活特有的日益治理化过程的一部分。[4](P159、162、163)本尼特在《文化:改革者的科学》(1998)一书中进一步延伸了这个观点,把文化政策放置于文化研究的中心地带,指出:政策是文化构成的重要部分,正是因为这种文化、政策和管制领域的联结,才建构了我们所继承的文化及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活动。[5](P197-198)本尼特的文化政策研究主要围绕着两个焦点进行组织的:一个是在文化研究范围中,对文化政策研究领域进行分析和实际参与其中的总体理论背景的历史研究,包括文化与政府治理之间的关系等,关注艺术、文化、政府如何行动作用于社会;另一个是探讨作为文化技术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在组织文化和统治的现代关系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一系列公共文化机构运作所构成的文化体制,它们对整体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深远作用。[6](P25-26)前者的代表作包括《把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文化:改革者的科学》、《文化与治理性》等,后者的代表作包括:《文化功用的倍增》[7]、《博物馆的诞生》[8]、《超越记忆的过去:进化、博物馆和殖民主义》[9]等。在“文化研究”与“文化政策研究”两者之间关系上,本尼特肯定了文化政策的界定和研究是有其自身的特性和历史的,但他不是要探究一般性的政策范畴,而是要利用文化研究既有的成果和独特的视角重新审察文化政策。对此,本尼特主要运用福柯的理论范式来探讨博物馆的历史、文化管理的现代形式、文化政策等具体文化实践领域,同时,也吸收了其他理论家的分析话语和科学研究。[10](P199-216)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政策只是本尼特探究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切入点,其研究方法的起步及研究的最终归宿还是文化研究,目的是对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产生积极作用。在本尼特看来,运用“文化研究”理论范式,可以批判性地去理解:文化政策在作为描述现代社会的政府与文化之间特殊的关系结构中的作用。反过来,文化在现代社会是处于被管理和经营的不断变化的复杂形态之中的,如果文化研究脱离这样的背景,必然会面临理论和现实上的困境。所以,两者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本尼特认为,文化研究在此之前也有关注过政策问题,但局限于文化研究所代表的理论叙述方式,没有充分注意到制约文化不同领域的制度状况,他试图在批判分析和政策定位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11]

三、米勒和尤帝斯的文化政策研究

乔治•尤帝斯、托比•米勒及贾斯汀•刘易斯①等人分别编著的《文化政策》[12]、《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读本》[13]在文化政策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走的也是文化研究路径,强调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立场。他们运用话语和权力分析方法,历史地揭示了文化政策和制度背后潜藏的规训和控制技术;通过根本性的语境重建,从而以批判的立场有效地介入文化政策领域。他们批评传统文化研究尽管有明确的推动社会运动的政治议程,但过度偏重于文本政治分析,是“革命修辞”(revolutionaryrhetoric)。认为文化研究如果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关注作为社会文化治理体系重要构成部分的文化政策,所以他们更期望通过文化政策研究的导入产生一种新的领导象征,即以“改革志业”(reformistvocation)促使社会发生改变。《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读本》作为一本选辑,除了对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作了理论介绍以外,它还以不同学者在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建立起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领域的基本范式和研究方法。米勒和尤帝斯在《文化政策》一书中,首先从对文化与政策之间的关联,以及文化政策的历史与理论的探讨开始,展开文化政策的宏观和微观研究。他们认为:文化与政策主要在美学和人类学两方面产生关联:从美学层面上看,美学的标准是历史形塑的,文化起着指标作用,以区分品味和身份;从人类学层面上看,文化意指根植于语言、宗教、习惯、时代和空间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政策则是联结美学创造力和集体生活方式的组织力量,它借助系统、规范的行动引导,通过资金分配(或补助)和民众教育的方法来决定文化的走向,并由相关组织机构采纳执行,以完成目标。[14](P1、6)米勒和尤帝斯认为,决定文化政策形成的参数包括六个方面的要素:其一,治理性(governmentality),这个概念来源于福柯,本来是用于解释现代性的行政设施,现代国家的兴起及其对个人的社会调控权力,米勒和尤帝斯借此概念把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基础从司法型逐渐向管理型与技术型转变。[15]其二,品味性(standardsoftaste),在他们看来将品味哲学化的过程是与现代政府同时生发的,品味的形成就是文化管理或文化政策。其三,道德性,文化政策是把治理性和品味相结合,在个人或公众层面上,形塑与管理伦理不完整的主体。其四,竞争性,它体现在与社会政治的竞争,国家所有的文化补助支出,都要有补助的借口。市场机制和政府管控机制都无法单一运作,将文化同时当作是乐趣(凭藉着市场)和进步(凭藉着政府)的观念,在许多文化政策中是居于中心位置的。其五,认同性,政府的计划要既符合国家认同又要符合超国家认同。通过文本解读可以发现,许多国家的文化政策其实是源于在地化和全球化之间的特殊关系。其六,文化公民权,它经由教育、习俗、语言、艺术和宗教,达成“自身文化”谱系的保存与发展;它关系到文化多样性背景下对差异的承认。[14](P4-29)研究方法上,米勒和尤帝斯把文化政策作为一个转变场域,通过批判理论寻求把知识结合到进步型的社会改变、社会运动,并以此位置思考权力、授权和责任问题。所以,他们的研究不是有关效率、效度和描述的政策研究,而是以理论、历史和政治为起点的文化研究。[14](P3-4)他们认为:了解文化政策并介入它,是参与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该途径可以更深层次的接触到文化的制度层面,拓展激进民主的文化政治。后来在刘易斯和米勒主编的《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读本》序言中,这一思想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论述:“文化政策研究的批判路径是一个改良工程,它既需要理解文化政策传统上被采纳的方式,又需要理解严谨而富有想象力的其他方式。它还意味着有必要将进步的社会文化运动和技术官僚联系在一起。文化政策研究的批判路径既需要理论上的挖掘,又需要实用的其他选择”。[16]

四、麦圭根的文化政策研究

如果说托尼•本尼特、托比•米勒和乔治•尤帝斯主要是从文化研究中的“治理性”问题涉入文化政策领域的话,那么吉姆•麦圭根①的文化政策研究则重新返回到传统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文化与权力关系上。但是,麦圭根并没有从历史文本上阐述这一古老话题,而是把探讨的侧重点放置在了信息与传播技术高速发展、社会经济急遽变化以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麦圭根认为以福柯的“治理性”观念为起点的文化政策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行为的调控和自我身份的形成机制,他们模糊了国家与市场、政治与经济的历史差异,因此对于诸如文化与跨国资本主义、国际性的文化与权力,以及民族国家与经济力量在控制和失控中的博弈等实际问题就难以解决了。[17](P15-17)对此,麦圭根指出政策导向的文化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的运行机制,更应该关注到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及政治本身,进而他提出了文化政策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文化调控问题——从中可以考察动力和结构的复杂互动关系。麦圭根在《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一书中,从国家话语、市场话语和市民/交流话语三方面追溯了文化政策话语的历史变异和发展。国家话语源于“国家干预”理念,国家是文化领域的主要行动者,政策的重心是由政府来掌握资源和控制权,并决定文化补贴的领域。市场话语是受经济理性和私营经济的管理思维影响产生的,随后出现了公共文化领域的管理化,文化机构运作必须符合市场和顾客满意的标准。从国家话语向市场话语的转变趋势在当代许多国家文化政策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市民/交流话语源于市民社会,独立于国家与市场之外,关注交往和文化的民主化,并构成上述两种话语的对立面。[17](P44-60)事实上,国家、市场和市民/交流这三种话语及其代表的力量在民族国家内的不同层面上继续发挥着作用。麦圭根也同时指出,当前市场理性和公共部门的市场化代表着一个无所不在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17](P48),它正与文化政策日益纠缠在一起,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麦圭根对此持批判态度。麦圭根的研究路径是批判性和反身性文化政策分析,他以批判的眼光考察了新自由主义和文化政策的关系。他认为文化政策研究既然是应用研究,就更应该以实用的角度,介入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机制运作方式的探讨,质疑由资本家的利益和狭义的政府利益决定的议程,对决策做出贡献;而不能只限于对传统的分析,当然文化政策研究也不能成为政府政策的工具,它必须要以独立的立场维持并革新自己与进步运动的关系,以求得社会文化公正,使之符合公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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