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思考范文

【内容提要】

关于重新审视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经验教训，本文并没有直接阐释，而是从左翼作家中的最重要的一位人物鲁迅的个人体验中来进行考察和探讨的。这里所说的“个人体验”，首先注重的就是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以史料来说话、以最客观的事实来作结论。文章内含有两个部分，即以新文学运动和左翼文学运动这两个时期来进行分析和互相观照。前一部分以《新青年》团体为中心，分析了《新青年》同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陈独秀与胡适、鲁迅与陈独秀及胡适之间的关系，由此而认识到新文学运动本质上是属于文艺复兴性质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并不宜纳入纯粹的政治斗争的范畴之中。文章后一部分，从“左联”的建立直到解散始终存在内耗甚至是残酷斗争的危机这一事实来进行分析，说明了：作为一个政党组织性质的文学团体，它其实是没有承当文学革命与思想启蒙的任务的；因此，它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促进文学运动向前发展。

【关键词】左翼文学/《新青年》/陈独秀/胡适/鲁迅/“左联”

每读《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这篇未完稿都使人感到无限的惋惜，这篇回忆正待展开，也许只差一天的工夫就可写完，可是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肺病急性发作了，更意想不到的是，由于一个日本医生的耽搁，——这个日本医生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让家属及时送他到医院采取合理的抢救措施，严重的失职，延误了病情，因而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发生了无法挽救的不幸事情。他的突然去世，并不只是中断了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的写作，而是过早的中止了一位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一生的事业，尤其是当他正由一个边缘作家开始向纯文学回归之时，就尤为可惜。他的遗孀许广平整理他的遗著时说，有几篇文章他是另外单独放在一边的，这就是：《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见《且介亭杂文末编·后记》）。这是一组《野草》、《朝花夕拾》性质的散文作品，他生前计划还要陆续写出一些，准备再编一本散文集或一本回忆录的，他跟冯雪峰就说过这个意思。鲁迅除了把《半夏小集》等4篇散文另搁一边之外，很明显还有一篇回忆散文他是没有放在待编的《且介亭杂文末编》里的，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师父》。这一篇回忆散文发表在刚刚在上海创刊的他的友人孟十还编辑的《作家》月刊的创刊号上。此刊的第2期接着发表了《〈出关〉的“关”》，第5期上又发表了他在左翼文学运动中的最后一篇论战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而后面发表的这两篇文章，鲁迅都已经放进了待编的《且介亭杂文末编》文稿里了，单单把在同一杂志上发表而且时间相距这么近的一篇回忆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剔开，显然作者是另有考虑的。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不论他对于论战性的杂文还抱有多大的热情，有一个客观的事实摆在了他眼前，即“左联”已经解散，甚至他认为是溃散，这使得他不得不在写作的重心上有所转移，做出重新的选择。当时的大环境是，左翼文艺界领导者，正倾全力执行化敌为友的国防文学政策，这对于一个坚决的反对专制主义、反对独裁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使之失去所攻击的对象，失去了他那如匕首般的杂文的功能了。这比五四时期《新青年》团体解散后成为了“游勇”还令人灰心，虽然那时本来就是自由结合的团体消散了，朋友情谊都还是在的，最重要的是它允许“游勇”的存在。就说《新青年》同人，所谓左右分化之后，左派的陈独秀与右翼的胡适仍然是朋友，而且可以说是非常牢靠的朋友。1923年底他们两人应邀为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编辑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各写了一篇序言，这是他们两人携手共同批判唯心主义玄学、批判张君劢和梁启超的世界观的一次思想论战。在协同作战中，他们两人之间也进行了关于唯物论哲学的探讨，其时二人之间的思想分歧是带根本性的，政治理念也很不相同。胡适后来回忆说：“这部二十万字的集子，我做了一篇序，陈先生也写了一篇，他极力反驳我，质问我，陈先生那时已转到马克思主义那方面去了。他问我所说马克斯的唯物史观可以解释大多数的话，能否再进一步，承认它能解释一切。……他是注重经济条件的，我也没有反驳他，因为他不否认人的努力，两个人的主张不算冲突，不过客观的条件虽然重要，但不仅限于经济一个条件，至于文化的条件，政治的条件，也是不能否认的。”（《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在北大国文系的讲演》）陈独秀确实是对胡适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在所写序言中说：“……适之最近对我说，‘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陈独秀先生序》，1923.11.13，转引自《胡适文存二集·〈科学与人生观〉序》）但胡适却说：“……我个人至今还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胡适文存二集·〈科学与人生观〉序》附录二《答陈独秀先生（适）》，1923.11.29）实际上他们之间围绕序言中提出的哲学命题后来一来一往的质疑、互答，反而超越了与原批判对象所进行的讨论，深化了这次思想论争。此时的陈独秀已是一个完全的政治人物，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了，他并没有因此视胡适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右翼反动知识分子；而胡适却依然是一个纯然的学者，他也没有因为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而视其为政治危险人物，尽管在《新青年》时期他是反对“赤化”的。他们在哲学上甚至政治思想上，能够求同存异，没有势不两立；他们两人都能够做到如此的宽容，达到这样的境界，原因在于他们都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和科学的头脑，毕竟他们二位是中国近代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手。

这里我们可以再看一个事实。十年之后，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后关押南京。此次被捕非同十几年前国民党尚未当政之时的前几次被捕可比，此时共产党已处于匪徒的地位，而陈独秀被视为赤匪之巨魁。起初国民党是要按军事法庭特别审判的，后迫于朝野的强大压力——当时蔡元培、胡适、翁文灏、傅斯年、章士钊等都进行了营救，国民党当局只得放弃秘密审判。1932年10月22日致电翁文灏并转胡适等，特别告诉他们：“陈独秀案已电京移交法院公开审判矣。”（《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这样就使得当局不能秘密对陈独秀下毒手了，至少不会像一年多前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秘密杀害的二十多位烈士那样，无声无息的离开了人间。

陈氏非常清楚这次坐牢一时是难脱羁绊的了，他甚至做好了“大辟”的准备。此时他本能的恢复了学者的原貌，他把监狱当作研究室，竟然继续从事他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了。他在狱中写信给胡适，开了书单：

英文《原富》，亚当斯密的

英文李嘉图的《经济学与赋税之原理》

英文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

崔适先生的《〈史记〉探源》

此外，关于甲骨文的著作，也希望能找几种寄给我……

存尊处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现在商务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务还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弟颇欲此书能早日出版，能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①。

这真正是一贯彻底的实行了自己的信念，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研究室与监狱》，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第25号）由此可见陈独秀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政治家兼学者而非政客加流氓。

这之后陈独秀还请胡适物色可靠的翻译家组织翻译《资本论》。胡适回信说：

仲兄：

手示敬悉。

《资本论》，此间已托社会调查所吴半农、千家驹两君合译，已脱稿的第一册有三分之二了。第一分册已在四月前付商务排印。此二人皆极可靠，皆能用英德两国本子对勘。……②

此事在陈独秀说来，这种直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如果不是极可信任、极为博学的朋友是可以轻易就委托他去做的吗？就像当年他向蔡元培推荐胡适到北大做教授时一样的信任，这里丝毫没有什么“左翼”或“右翼”一类的顾忌；而对于胡适来说，这种极不合时宜的、具有相当风险的文化传播工作，如果不是自己对于西方政治经济学有相当的认识，如果不是对于委托人怀有十分的敬意，并且不是一位交谊甚深的非常具有才学的政治活动家朋友的委托是可以随便就接受承应下来的吗？何况此时陈独秀已陷囹圄，势利胆小之人应该是避之而唯恐不及的。

陈独秀在狱中除了读书从事研究之外，而且在法庭上与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庭审时他宣称中国托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最终目的是：“世界革命，在中国需要解放民众，提高劳动者生活。关于夺取政权，乃当然的目的。”（《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陈独秀开审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转引自王观泉著《“天火”在中国燃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他在《辩诉状》中写道：“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帝国资本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起，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割，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这完全不是在为自己辩护，而是利用合法权利毫不畏惧的在敌人的法庭上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了。1933年4月，他以共产党要犯身份，以文字作叛国宣传等罪名被判处了八年徒刑。虽然他没有为自己争得自由，但是作为一个革命家，他竟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利用敌人的法庭打了一个漂亮的胜战：他将这次审判文件编成一本《陈案书状汇录》交老友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私下出版。这本非法图书，收录有：《检察官起诉书》、《陈独秀自撰辩诉状》、《章士钊律师辩护词》、《南京中央日报论文》、《章士钊答中央日报》、《江苏高院判决书》等案卷材料及文章，当时是具有轰动效应的，甚至上海一些大学法学系将此作为教材的案例。虽然中国的托派的对敌斗争已经被摒弃于中国共产党政治斗争史之外，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抗争也不属于左翼文学运动之范畴，但遍观左翼文学运动史，能与《陈案书状汇录》一样的与国民党统治集团进行这么尖锐的正面斗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文献实在是少见。当代中共党史研究家对于陈独秀审判案卷汇编的评价是：它与1848年《新莱茵报》事件中马克思所撰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与1933年“国会纵火案”中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抗辩的《控诉法西斯》一样，均是利用敌人的法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经典文献。（参阅《天火在中国燃烧·陈独秀的国势调查与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左右翼分化之后，鲁迅与陈独秀同样也仍然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鲁迅一直很感念陈独秀动员他写小说之事，他完全明白，没有《新青年》和陈独秀就没有中国现代小说开山祖之誉的鲁迅，所以他后来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3.5）这篇文章中就明明白白记下了这一笔：“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现在我们还能看到陈独秀写给周作人信中的这样的话：“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转告他。”（1920.3.11）“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1920.8.22）陈独秀的催稿信现在已是鲁迅研究的珍贵资料。1933年鲁迅记下对陈独秀表示感激的这一笔的时候，也正是陈独秀身陷囹圄之时，并且早已遭到共产国际的嫁祸和清算，被中共开除出党了；而此时鲁迅却是中共组织“左联”中人，并被视为左翼文学的旗帜了。由此可见，鲁迅是珍重历史的，他并未受“左联”中共产党人的成见的影响。

至于鲁迅与胡适，当时他们更是学术上能够切磋的好友。《新青年》的分化，一般以胡适1920年12月间写给陈独秀的“发难”信作为分化的标志。当时胡适和北京的同人们看到《新青年》越来越政治化，已经直接介于政治斗争，这已经超出了文艺复兴性质的文学革命、思想启蒙主义的奋斗宗旨；而此时《新青年》的出版发行又受到大的压迫，已经被当局禁止邮寄发行，出于挽救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杂志的考虑，胡适便写出这封回答陈独秀并上海编辑部的信。在这封信中胡适提出了三条意见供陈独秀考虑：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

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3.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③

胡适这封信的三条意见，简单地说，就是：一，分家。即上海的《新青年》任其政治化，北京另办一个纯学术的杂志。二，迁移。即《新青年》编辑部移回北京，并发表宣言重申不谈政治、注重学术和文艺的办刊宗旨。三，停刊。即在目前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索性就此关闭。

这之前陈独秀的来信是写给北京全体同人的，大家都先后传阅了。胡适的这封回信也向在京的朋友们征求了意见，大家也都各抒了己见，可以说胡适是代表北京的同人回答陈独秀的。事实上北京的同人基本上都赞同胡适的意见，即赞成胡适信中所提的前两条方案，包括左翼代表人物。胡适告诉陈独秀：“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馀人我明天通知。”鲁迅接到胡适的通知后，态度十分明确：“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并且他还代表周作人答复，同意采取第二种办法。虽然他在信中表示不同意声明不谈政治，但他的意思是这种宣言、声明无用、多余，而不是从原则上反对“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他以为“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鲁迅全集》第11卷《210103致胡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005年版）这表明他更注重实际，不事张扬，只要切实的去做，坚持注重学术和文艺的办刊方向“就好了”。

胡适代表北京同人的表态，使陈独秀大为光火，他写信指责胡适拆台是反对《新青年》、反对他本人。为消除误会，胡适立即收回了第一条和第三条办法，并且也收回了第二条中特别提出的声明“不谈政治”的建议，仅保留了《新青年》迁回北京来编辑这一点，并再次写信请北京同人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与第一次基本一样，在原则上没有什么改变，这里只引三位最具代表性的意见：

1.：“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但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

胡适在的意见之下有一条注：“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

还特别另写了一信给胡适，约胡适当面细谈，因为陈独秀信中还委婉的批评了胡适等政治倾向上的问题：“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1920.12.16陈独秀致胡适、高一涵信），同意钱玄同的意见：“……关于研究系谣言问题，我们要共同给仲甫写一信，去辩明此事。”（1921年1月致胡适信）胡适在的表决意见之下批注的“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当是他们面谈之后的结果。

2.周作人：“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

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

3.周作人是代表他们弟兄两人写的意见的，但鲁迅在周作人写的意见之下又补充了一句：“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④

北京同人的表决都是直接写在胡适的信上的，所以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也随着胡适的书信保留了下来。

这次表决只有一个变化，就是由原来大家比较赞成的鲁迅所说“最为顺当”的第二条，现在基本上都赞成第一条另起炉灶的方案了。可见北京同人们的态度是非常一致的，也非常的坚定。

这就是《新青年》分化的真面目。如果要分左右两翼，、鲁迅均属于胡适的右翼，并非过去一般所说鲁迅的态度与胡适针锋相对。当时上海编辑部与北京《新青年》同人处于一种对立的态势倒是比较近于事实的。陈独秀将《新青年》不自觉的视为其私产，或视为其政党组织的思想文化宣传的阵地，而对于昔日的同人们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在事先没有征得同人们的同意下就把《新青年》交给他在上海的同志陈望道、沈雁冰等人去办了，事后仅仅写信打一个招呼，而且还是因为稿源问题，需向北京的朋友们催稿才告知的，他希望北京的朋友继续支持《新青年》，准确的说是继续支持由他所委托的人主持的《新青年》。陈独秀很清楚，《新青年》的优秀作者队伍当时都集中在北京；但是北京的同人们一致要求《新青年》移回北京办，这实际上就是对于上海编辑部表示抵制。陶孟和则以当局禁止邮寄《新青年》杂志为理由，建议索性停刊（即胡适信中提出的第三条意见，这一条鲁迅也并不反对）；钱玄同则显得很冲动，他说：

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还是分裂的好。要是移到北京来，大家感动［情］都不伤，自然可移；要是比分裂更伤，还是不移而另办为宜。……《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板。⑤

钱玄同主张《新青年》要么移京，要么各办各的，而且非常明显的流露了对于上海编辑部的不满情绪。如果一定要将五四《新青年》团体分为左右两翼的话，左翼就是：以上海陈独秀为首的政党报刊派，包括后起之秀陈望道、沈雁冰等人；右翼就是：以北京胡适为首的学术艺文派，包括、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最后陈独秀坚决拒绝了北京同人的建议，他给胡适回信说：“我当时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做文章。”（1921年2月15日陈独秀致胡适信，编入《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上册）这样双方都同意分手了。以后的结果正如钱玄同所说，《新青年》终于成为了《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并且成为了中共机关刊物，这当然与北京的朋友们就全不相干了。从学术的角度抑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后期的《新青年》，尤其是完全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之后由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和不定期刊（1923.6～1926.7）与五四时代的《新青年》的确不能再视为同一刊物了，因为它已经完全属于一个政党的机关报刊，而非一群信仰民主科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结合的同人刊物，只是它保留了其前身的英名而已。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尤其鲁迅在八道湾居住时期，胡适与周氏兄弟在《新青年》未来走向上意见一致，同属于学术艺文派，相处甚为融洽。他们时相往来，讨论文学创作，如为胡适《尝试集》再版修订提删改意见。胡适对他们也极为尊重：“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谈新诗》，《胡适文存》卷一）在古典小说研究上他们更是互相切磋，如关于《西游记》故事源流及作者的考证，《水浒》古版本的整理研究等，现在还保留有他们这方面交往的通信。这一时期胡适日记里也可以反映出他们之间的友好交往，如1922年3月4日他去八道湾周宅：“与启明、豫才谈翻译问题。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我没有文学的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学冲动。”（《胡适的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1922年8月11日他去周氏兄弟家聊天，这天的日记写道：“讲演后，去看启明，久谈，在他家吃饭；饭后，豫才回来，又久谈。周氏弟兄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造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的日记》下册）1923年12月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讲义稿上册出版，分赠给同人。胡适、钱玄同等均认真的阅读了并提出了意见。对这些意见鲁迅十分重视，他立即回信给胡适说：“今日到大学去，收到手教。《小说史略》（颇有误字，拟于下卷附表订正。）竟承通读一遍，惭愧之至。论断太少，诚如所言，玄同说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论，所以力避此事，其实正是一个缺点，但于明清小说，则论断似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极想于阳历二月末印成之。”（1923年12月28日）鲁迅胡适之间的这些友好交往，已经早就离开《新青年》的时代了。

鲁迅与胡适的疏离是在与现代评论派论争之后，但胡适并未卷入这场论争，而是保持中立。即使是后来他们的政见不同，二人始终也未成为论敌，更未成为仇敌。鲁迅谈到他对刘半农的感情时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忆刘半农君》，1934）对于胡适，鲁迅却一直是很敬佩的，还谈不到“憎恶”，至多是因政见分歧而生反感，但也应该是“朋友的反感”，敬而远之，最多讥讽几句而已；早在《新青年》时期，他就说过他很佩服陈胡，却对于他们敬而远之这种意思的话。应该看到，直到三十年代，鲁迅胡适还曾同属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同志，直到胡适与同盟的上海中央领导人闹翻后为止。鲁迅逝世后，胡适还同意参加鲁迅纪念委员会，并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出力。

对于《新青年》团体的散掉，鲁迅虽然感到失望，感到寂寞，像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但是他始终是抱着惋惜与怀念的感情的，他后来称那个时期的作品为“呐喊”，为“遵命文学”，他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自选集〉自序》，1932）。这里说的“革命的前驱者”，就是指的陈独秀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同人们。

但是到了左翼文学运动时期（1927—1936），从一开始，鲁迅就与他本来十分愿意合作的人们相处得很不愉快。1926年鲁迅还在厦门大学时，就已经有了到广州后“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的想法（见《两地书》第二集第六十九信）；创造社也愿意与鲁迅联合办刊物。1927年底鲁迅已列名为拟复刊的《创造周报》的特约撰稿人，1928年1月《创造月刊》刊登的《创造周报复活了》的预告上鲁迅还列名为编辑委员。可是他们仅仅达成了一个协议，还没有进行一次合作，创造社的“革命作家”们就变卦了，不仅是变卦，撕毁了已向世人刊布的预告，而且反目为仇，他们宣布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因此，“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见杜荃即郭沫若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发表于1928.8.10《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这样的定性，比后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头目许绍棣称鲁迅为“堕落文人”简直还要罪加十等，毫无疑问鲁迅就成了首先应该被革掉命的人，所以遭到这一批不可一世的“革命文学”者们的极其猛烈的围攻，如同“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一样，竟给予了阿Q的作者和他的主人公同等的待遇。当时的左派们对于鲁迅的否定是彻底的，连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小说创作也被他们说得几乎一文不值，认为多是庸俗浅薄的作品。幸好这些“革命作家”当时尚未取得“帮忙与帮闲”的地位，仅止于口诛笔伐而已。

创造社、太阳社等激进派对鲁迅的围攻后来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及时制止纠正，并经调解双方实现了大联合，于1930年初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织。鲁迅也早愿从沙漠中走出，加入到新的阵营中来。他在彷徨之中曾自问：“新的战友在那里呢？”（《自选集》自序）毫无疑问“左联”同志就是他找到的新的战友了。当时鲁迅还是抱着一种十分友善的态度，认为创造社对他的批评促进了他对于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吸收，并逼使他翻译了几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这是他要表示感激的。不过从他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讲话上来看，他是并没有完全失掉戒心的。他的讲话一开头就引起昔日论敌的不满，他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1930.3）这篇讲话几乎通篇是针对左翼宗派主义者的，也非常切中要害。他提醒他的新盟友们：不要“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然而，他竟不幸而言中了，后来的事实说明，双方一直相处得不融洽，以致再次发生论争，最终决裂。鲁迅与上海地下党左翼文学领导人的貌合神离的关系维持到1936年初“左联”解散。在鲁迅去世前发生了“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的论争，到此时鲁迅内心里已经把从背后射暗箭的属于同一营垒里的所谓战友视为了敌人，而且对于他们的憎恶是在他的正面的敌人（统治阶级）之上的，他不能再像“左联”成立之前“革命文学”论争时那样的宽容了。这不是他的心胸褊狭，而是几年来同一阵营里的“奴隶主”及“工头们”给予他的教训使他获得的最新的认识。这一认识给他的触动，并不低于1927年的恐怖对于他的震动。尽管他呼吸的最后一刻还在与对手争论“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其实他心中已经完全清楚，正面的敌营已经消除，至少在意识上强行取消了，一切有形的敌人都已化为或即将化为无形之敌了。他说：“‘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半夏小集》，1936年）如果这一帮鬼蜮们只是对自己的鬼蜮行径负责，并不压迫他人也就罢了，可是由于鲁迅拒绝参加他们组织的中国文艺家协会，不愿被人当作傀儡，竟被指责是破坏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7月17日他在写给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信中说：“当病发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见《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在当时，假如他还留念战场，竟想独战，就有宣布为“托派”和汉奸的危险，实际上也早已有这样的谣言了，所以他在重病之中由他的密友冯雪峰主动为他写了一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1936.6.9）公开发表了。此文犹如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表态，并不像是作为一个反政府的左翼作家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引人注目的文章和另一篇由冯的文章《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1936.6.10），鲁迅后来都没有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8）一样放到待编的这年的杂文集里，显然这是有意不收入的。当时他的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对于谣言极为气愤，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为了洗涮表白自己而去攻讦、伤害一个他一直怀有敬意此刻还坐在国民党牢中的老友；对于异国的革命家托洛茨基，他也认为是一位具有很高文艺修养的革命家，他本人的一些文艺思想就有来源于他的，这种情结恐怕也难以顷刻就完全丢弃不顾的。胡风晚年关于冯雪峰为鲁迅撰写此文的回忆，透露了鲁迅的这种心情，并披露了一个重要情况：一，《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及《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并非鲁迅委托冯雪峰所写，当时鲁迅卧病在床，连话都不能说，更无法仔细思考问题了；二，鲁迅身体稍恢复之后，明确表示了对文章不满意的意思，说一点也不像他的东西。胡风说：“鲁迅在思想问题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时候决不可能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鲁迅先生》，1984。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这一情形很引起了中国托派元老们的关注、重视。郑超麟先生就写了《读胡风〈鲁迅先生〉长文有感》，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上；还有王凡西、楼子春等在海外发表了文章，对于这种情况表示理解，同时也恢复对鲁迅的尊敬。郑超麟说：“由此可见，在冯雪峰代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用辱骂代替战斗，用‘日圆说’代替‘卢布说’，这二方面，鲁迅本人实在不能负责。”（载《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0期）事实也是如此，同样是冯雪峰，但是经过鲁迅深思熟虑、精心修改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就放到《且介亭杂文末编》里了，而攻讦托派的文章他是没有认可的，所以他自己并没有收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后来的编者作为附录收入的。1957年打右派批判冯雪峰时，为了掩饰“左联”中的问题，当时的说法是《答徐懋庸》系冯雪峰所拟稿，它并不符合鲁迅的原意；现在人们已经可以看到《鲁迅手稿全集》中此篇的原稿，上面有鲁迅大量修改的笔迹，今天谁也不怀疑这是鲁迅的作品了。倒是《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这篇文章，这实在是冯雪峰担忧过度，他既为鲁迅却未能珍重鲁迅的为人，也未能够把握好鲁迅的思想和文风，更不可取的是他把鲁迅当作党的驯服工具来使用，还觉得鲁迅没有像高尔基那样听党的话（参阅胡风《鲁迅先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表面上是答复托派的，实质是为了急于向左翼文学阵营中的谣言制造者表示自己与托派“汉奸”毫无干系，不但无干系，而且特别表白了自己拥护斯大林的苏联，拥护陕北苏区的中共中央的心愿。托派的这封信只是一封个人的私信，而且其中对于时局的观点也并非都与鲁迅思想相左，如对于国民党的态度，按理对此信是没有理由必须公开表态予以谴责的。1972年12月25日鲁迅博物馆开了一个座谈会，此时正当“”中，五十年代不能说的一些话此时却可以说了，冯雪峰说：“不过鲁迅先生的回信发表，对托派的打击是相当大的。一方面也回击了周扬等人，所以《光明》半月刊和《文学界》都不肯发表，不但怕刊物被查封，也因其中回击了周扬等人的缘故。”（胡愈之、冯雪峰：《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直到三十六年之后，冯雪峰才透出了一点写此信的真实意图。答托派的这封公开信后来为王明、康生之流钻了空子，他们大肆鼓噪罗织罪证，一口咬定陈独秀是汉奸，但这与周扬等已毫无关系了。王明是彻底的执行莫斯科肃清世界各国托派的指示的。1937年12月王明、康生等从莫斯科飞抵延安，在随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附带讨论了与陈独秀恢复关系的问题。回忆说：当时中央大部分人包括对陈独秀都抱有若干同情，但是王明声色俱厉的表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斯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当时王明一是以钦差身份发指令，同时他自己也恐惧陈独秀可能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因此不遗余力的下此毒手。陈独秀出狱后虽然主张抛开政见分歧和党派成见，共同抗日，但此时他也已抱定“不拥国，不”的独立态度了，毫无“归队”的意愿。尽管陈独秀遭到王明、康生的诬陷，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不能抹杀的：《答托斯基派的信》发表时，陈独秀的八年刑期尚未满，仍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服刑，此时即使他要投敌也是绝对不可能的。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后，于1937年8月南京沦陷前夕他才减刑获释。日本侵华初期，日本侵略者以为可以一口吃掉中国，根本没有把国民党政权放在眼里，他们不把看作谈判的对手，只允许他无条件投降，做亡国奴，不许议和，也就是不给与做汉奸的机会。这里我们可以看看当时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后来成为了真正汉奸的周佛海当年想要做汉奸而寻不到门径时的焦急如焚的心情，就可以知道日本人挑选汉奸并不是很随意的。《周佛海日记》1937年9月1日写道：“据云：蒋先生已完全同意原则（按：指派特务与日本联系交涉外交解决途径），惟恐事机不密，反多纠纷，且日人决不肯为吾辈守秘密也。但亦非全不进行，须另设他法。稍为心慰。”一年后，交涉毫无进展，1938年7月7日周佛海在日记中记道：“阅近卫谈话，不仅不以蒋政权为对象，且不以国民政府为对象；即使蒋氏下野，亲日政治家出主政权，亦不与国民政府交涉。是则一线和平之望亦已断绝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后来的历史果然是脱离了蒋政权和国民政府，另组投降日本的傀儡伪政府之后才做成了汉奸——这还是由于日军战事不利才促成此事的。由此可见日本人对于汉奸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了，这顶帽子不是什么人可以戴上的。但是按照王明、康生之流的逻辑来分析，日本人反倒认为陈独秀的卖国资本比、还要大，于是就特别花日元去收买这个尚坐在牢房里的，政治上早已失势，军事上更加毫无影响力的共产党中的反对派了。

抗日战争期间，在对待陈独秀的问题上，国民党反较共产党客观，陈之所以能获释，首先是当局肯定了他“爱国情殷”的民族立场和“深自悔悟”的服刑态度，并且还得到了胡适和张伯苓二人出名保释。当然陈独秀绝不会承认悔改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有罪，他出狱以后立即公开表示：“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1937年8月25日致上海《申报》编辑部信）。

刚刚出版的2005年修订版《鲁迅全集》关于写信给鲁迅的托派“陈××”即陈仲山的注释最后有这样一句说明：“抗日战争期间在上海因从事抗日活动被日军捕杀。”（见第6卷P.610注[3]）学术界给出这样一个珍重历史、还原历史的公正说明，纠正中共党史上对于一个托派的错误结论，竟然花了七十年！而且，这还仅仅是对于一个人物的注释而非对于整个事件的说明，只要冯雪峰所写的这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还收入在《鲁迅全集》中，左翼文学上的这一大公案就不能说已经得到了完全解决。

由于当年鲁迅心中郁积着比编自己的文集更大的忧虑，他的生命留给他的时间使他无法反思托派一类的问题了，他的迷惘与无奈更多的反映在他对于未来的悲观情绪之中。他早就曾对人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1934.4.30致曹聚仁信）鲁迅曾译介过许多俄罗斯同路人作家，他们的命运他是很清楚的，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还提醒他的青年盟友们应以俄罗斯同路人作家为前车之鉴；可是，晚年的他却将自己实际上已经摆在了一个同路人作家的位置上了。“左联”成立之前，他写了一篇《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的文章，其中写道：“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他这话的意思是分着革命前和革命之后的，他认为政治家在获得权力前与文艺家之间是有着“不安于现状的同一的”，但在取得政权之后，就与文艺家处在不同的方向了。政治家是要极力的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维持现状，文艺家却是时刻触着了感觉灵敏的神经，时刻不能安于这现状的，于是要反抗现实，因此文艺家与政治家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冲突。可是鲁迅没有料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时，文艺家就已经感到压迫了。但是他哪里还会知道早在几年前，柔石等“左联”五作家只是因为反对莫斯科人王明的极端专横的政治路线，在去参加党内的一次秘密会议时，被人泄密出卖而惨遭杀害的这一借刀杀人的真相呢？生前的事有许多都不知道，身后的事情就更不可能知道了。我们只能预料，假如他的寿命更长一些，活到了五十年代，他就可以看到过去“左翼”阵容的内部斗争的残酷延续了，他必须面对一个及其悲惨的现实，他的朋友胡风、冯雪峰、丁玲、聂绀弩、萧军等等，无一幸免的一个一个遭到清算，全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或右派分子，或被投入死牢，或遭流放服苦役，或被群众管制，而且他自己也不能保证没有灭顶之灾。毫无疑问，他的心胸将一定比写《答徐懋庸》的公开信时更为褊狭、更为愤怒——实际上当年由冯雪峰起草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在当时，应该说还是给予他的论敌很“留情面的一棍”的了——然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直至七十年代末，中国已经更加变成了无声的中国，即使是鲁迅，“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他也就“只有‘而已’而已！”了。

“左联”的解散，左翼作家内部尖锐的宗派主义帮派斗争，给予晚年鲁迅的刺激是极大的，由于教训，也由于时局，由于大环境的变化，实际上他已经开始渐渐对自己做出了调整。

首先是政治上的决定，不再与原上海地下党左翼文艺界的领导、他称之为“元帅”“奴隶总管”的人合作，拒绝参加他们所组织策划的中国文艺家协会，不论这将给他带上什么样的帽子。他已经很想抽身事外，他曾跟冯雪峰说：“我成为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我真想休息休息”。（冯雪峰《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载《新文学史料》1972年第2期）在1936年7月17日写给杨之华的信中已流露出更加急迫的心情：“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在这里，真要逼死人。”而此时离他去世已仅仅三个月，已几乎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同时，他在写作上也已经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他急于想把手头上的一些事做一个了结，暂时搁下“匕首”，重新回到创作的道路上来。他已经意识到“左联”时期他的论战性文章，用于内耗的时候更多，远不及五四时期有益于社会改造。他曾几次跟冯雪峰谈起过要写一部关于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而且他还有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夙愿希望完成。从事文学创作并不是说就放弃了斗争反抗的精神，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他的无论什么体裁的作品都是深刻的，对于社会都是具有冲击力的，并不一定只能用“投枪”和“匕首”似的论战性杂文才有实效。他临终前写的《死》留有七条遗言，其中的第五条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岂止是对家属的交代和对一个七岁孩子说的话，他已经厌恶透了那些只会斗嘴皮、没有创作、没有思想、只会打棍子的文学批评家，他深深感到做这样一种人，对于社会毫无益处，他甚至自己也不愿意再做批评一类的文字，与这种人为伍，他想要回到创作的道路上来，并且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数月里，他除了创作了多篇散文，如《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我的第一个师父》、《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之外，他还于1935年底完成了他的第三本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初出版，这正是“左联”解散时期；但是由于他突然去世，刚刚燃起的创作欲望也就此熄灭了。

鲁迅在《新青年》团体解散后曾出现过彷徨和迷惘，那是一种强烈的求索精神的表现，他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题写在《彷徨》书前，正表达了他的这种强烈的追求真理的愿望。但是“左联”解散以后，他已经失去了彷徨寂寞的心境，他希望的是休息，摆脱被人逼死的氛围。他最后得到的人生经验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死》，1936.9）这也是他对于后人的一句极有针对性的箴言。

注释：

①1932年12月1日陈独秀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②见《胡适全集》第24卷《致陈独秀（1933.11.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③《答陈独秀（1920.12）》，《胡适全集》第23卷。

④见1921年1月26日胡适致、鲁迅等同人的信。此信及以上所引陈独秀和信均编入《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上册，见《涉及〈新青年〉分化的几封信》，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⑤1921年1月29日钱玄同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6卷及书信等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005.

[2]胡适全集（第23、24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3]胡适来往书信选[C].北京：中华书局，1979.

[4]胡适的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涉及《新青年》分化的几封信[A].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上册[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6]王观泉．“天火”在中国燃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胡风．鲁迅先生（1984年）[J].北京：新文学史料，1993,(1).

[8]郑超麟回忆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9]．我的回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