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无太学争思想文化史阐释范文

一、两汉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辟雍与太学

元朔五年(前124)丞相公孙弘、太常孔臧等根据武帝的诏书，提出建设太学的具体计划：“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汉武帝接受建议，西汉太学建立。西汉中后期，太学的规模和影响呈日益扩大之势。辟雍是周代的大学教育机构，作为追寻周代精神而起的机构是在西汉后期儒学全面向政治渗透的背景下被提上日程的。成帝时“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结果因成帝驾崩未能成行。平帝时王莽专政，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汉很快被王莽所篡，新朝国祚短暂，辟雍在西汉存在的时间很短。

东汉建立后，儒学在皇权的支持下落实到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太学、辟雍很快在洛阳修建起来“建五五年，乃修起太学……中元元年，初建三雍”。太学和辟雍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电子版《后汉书》中查询到辟雍出现69次，太学出现109次。我们知道，周的文化精神虽是汉政府效仿的对象，但是建立在家国合一，宗法血缘之上的礼乐制度已经消失在春秋战国的战火硝烟之中。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汉代文化建设虽重视礼乐文化传统，但内容和形态上都与周有本质的不同，这就决定汉代的大学“太学”与周代的大学“辟雍”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在实际的运作中两者地点分离，两者各自具彼此不能替代的功能。

1两者各自有独立的建筑。“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明帝时辟雍始成，欲毁太学，太尉赵熹以为太学、辟雍皆宜兼存，故并传至今”。这则史料明确地表明了在东汉。太学和辟雍是作为两个机构存在，各自有各自的建筑。太学先建成，辟雍后建，但是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汉书·明帝纪》注释中引用《续汉志》的资料讲到在举行养老礼时的程序：三老、五更“皆齐于太学讲堂。其日乘舆先到辟雍礼殿，坐于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门屏”。太学和辟雍拥有各自的建筑，太学的标志建筑是讲堂，辟雍是礼殿，两者有一定距离，但是距离不会太远。考古的遗址发掘也证明了两者是互不统属的建筑：王仲殊《汉代考古概说》中绘制的东汉都城平面图上，两者在都城外东南方向，相临而建，辟雍在太学南。考古报告指出：“太学的遗址主要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在辟雍之北，周围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00米：另一部分在它的东北约100米处，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50米。明堂和辟雍建于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56年)，在平城门和开阳门外约1000米处，辟雍在东，明堂在西，相距约150米”。

2两者各自有独立的功能。三国魏国名臣王朗谈到汉代历史说：“辟雍所以修礼乐，太学所以集儒林，高襟所以祈休祥”；晋朝纪瞻也有基本相同的看法：“辟雍所以班礼教，太学所以讲艺文”。东汉时，辟雍主要的功能是举行养老礼和大射礼。《汉官仪》记载“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车驾临辟雍，从北门人。三月、九月，皆于中行乡射礼”。《后汉书》中记载的明帝、和帝、顺帝在辟雍中的活动是举行飨射札、养老礼。《白虎通·辟雍》：“大学者，辟雍，乡射之宫”。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五十九云：“案乡大夫之射，不得在辟雍，而班氏以辟雍为乡射之宫者，乡与飨通，即诗大雅灵台孔疏引韩诗说所为春射秋飨也，依其说，则辟雍为天子大射之宫”。辟雍中的典礼仪式一方面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同时作为皇帝施政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意识形态建制的一部分，它通过象征性的仪式突出皇权的至高无上。上面引用《续汉志》的资料中三老、五更到辟雍后：“天子迎于门屏，交拜，导自阼阶，三老自宾阶升，东面。三公设几杖。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俎，执酱而馈，执爵而醑。五更南面，三公进供，礼亦如之”。在整个程序中，皇帝处于尊位，从象征尊位的阼阶进礼殿；象征社会生活中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只能从宾阶进入礼殿。之后的讲经更是耐人寻味：“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皇帝正坐讲经，意味着皇帝即是君又是师拥有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力，经学大师只能如弟子一样听讲问难，丝毫没有一点为君师的特权。

光武帝时戎马未歇，就着手修建太学。顺帝时修缮太学“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几乎每位皇帝都要亲临太学，视察工作，并且给予太学师生各有等差的赏赐，以示优容。太学在东汉的功能主要有

一、为政府培养行政人才。“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董仲舒建议在太学设立后得到了实施。通过考试选拔，博士弟子进入行政系统。东汉时随着太学人数的增多，政府从太学选拔人才的路径越来越广：东汉初太学的考试设甲乙两科；质帝时，规定不再分科，岁试只取高第“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桓帝时，废除了取官的名额限制，以通经多少作为录用迁升的标准，并更定课试办法，两年一试。

二、太学是全国的学术中心。这里汇聚了著名的经师讲学论道，赵翼在《陔余丛考》中专门列出“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条：“经义之专门名家，惟太学为盛，故士无有不游太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议郎蔡邕、张训等正订六经文字，刻成熹平石经，立在太学的讲堂外，作为经书的标准版本，“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二、东汉时期，人们思想观念中的辟雍与太学

如上所述，辟雍、太学在两汉是各自具有独立地位的机构。然而，在东汉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两者却被混而为一，主要表现是用辟雍指代太学。

王充《论衡·骨相》篇中有“韩太傅为诸生时，借相公五十钱，与之俱入璧雍之中，相璧雍弟子谁当贵者。”我们知道，汉武帝时辟雍还没有营建，王充所指只能是西汉的太学。蔡邕在《明堂论》中明确地指出两者是异名同实：“故言明堂，事之大，义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日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日太庙。取其尊崇，则日太室。取其向明，则日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日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则日辟雍。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史晨碑》：“臣伏见临璧雍日，祠孔子以大牢，长吏备爵，所以尊先师，重教化也”。笔者以为此“璧雍”并不是指洛阳的辟雍是指洛阳的太学。学校师生祭祀先师的礼仪称为释奠礼：“周制，凡始立学，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礼记·学记》载“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学礼的祭品只有野菜、钱币而已，东汉时祭品升格为太牢。《乙瑛碑》载太常祠曹掾冯牟和史部玄答复司徒司空的询问：“故事辟雍礼未行，祠先圣师。侍祠者，孔子子孙，大宰、大祝令各一人，皆备爵。大常丞监祠，河南尹给牛羊豕鸡口口各一，大司农给米祠”。光武帝“冬十月，还，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章帝“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孔子虽是万世师表的圣人，但没有政治地位只能是“素王”。祭祀的仪式不是如养老礼一般由皇帝亲自主持，而是“乃命有司行事”，《乙瑛碑》记载主持祭祀孔子的是大常丞监祠，既体现尊师重教的圣意，又不失至高无上皇权的威严。另外。在《乙瑛碑》中“故事辟雍礼未行，辞先圣师”明确的说明了辟雍礼与祭祀先圣的释奠不是一回事。查阅《后汉书》、《汉官仪》等典籍，辟雍内举行的典礼主要是养老礼和飨射礼，并不见祭祀孔子的礼仪，这应该不是文献记载的疏漏。所以，史晨所见的天子临雍，应该是在太学内命有司祭祀孔子。

从蔡邕著名学者观念以及记录着当时语汇的碑刻和王充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得出符合逻辑的推测：辟雍即为太学的思想应该存在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观念中。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汉代辟雍、太学的兴建都是为实现教化民众的目的。东汉政治、社会儒学化的过程中，太学、辟雍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发挥教化的作用。太学内研习学问紧密配合为维护皇权的礼制建设的需要。“夫太学者，礼仪之宫，教化所由兴也”东汉建立之初的太学。在五经教授之外，另一项主要的教学任务就是礼仪的学习和实践：“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太初元年，梁太后诏日：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汉官仪》曰：“春三月，秋九月，习乡射礼，礼生皆使太学学生”。三雍宫修成之后就由明帝主持的一系列礼仪被用于实践，庄严肃穆的仪式中包含了尊君、尊老、尚贤、尊经的丰富内涵和象征意义，由太学和辟雍共同完成的仪式所起到的教化作用是空前的“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所影响面之广远远超出太学本身的教育。二是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辟雍为太学是儒学思想中的概念，东汉时期随着儒学在东汉政治社会中霸语权力地位的确立，成为不证自明的常识。儒家思想中关于辟雍的认识在《白虎通·辟雍》有集中的体现：“辟者，象璧圆，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为言积也，积天下之道德也。雍之为言雍也，雍天下之残贼，故为之辟雍也”，辟雍不仅是教育的总纲，也是大学的称谓。《白虎通》是具有封建法典性质著作。我们知道当某种观念一旦和权力结合在一起，而这种权力又是绝对庞大，占据统治地位，控制主流话语，即是这种观念与事实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它完全能够自证自明，成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合法性。

三、魏晋以来，人们观念中的辟雍、太学

魏晋以后，战乱频繁、典籍散乱，加上经学衰废、世族门阀制度兴起，辟雍和太学建制逐渐没有严格的区分，这一方面是东汉以来人们思想观念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强化了这一观念。《三国志·魏书》载齐王三次在辟雍行释奠之礼。西晋时两者分开，释奠大学，飨礼在辟雍。《太平御览》五百三十五引晋尚书大事太常王彪：“魏帝使有司释奠于辟雍，此是魏之大事，非晋书旧典。泰始元康，释奠大学，不在辟雍，泰始五年，二行飨礼，皆在辟雍，不在大学。是则释奠于大学，行飨于辟雍，有晋已行之准也。”两者在政治生活中结合非常紧密。1931年河南偃师县西晋太学遗址出土的《西晋辟雍碑》记载了晋武帝和太子先后五次I晦辟雍举行大射礼和乡饮酒礼，还记载皇帝考察学生、奖赏太学师生等事迹，碑阴为立碑的四百多名太学博士和学生的名字。从这通碑中，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两者的不同了。

南北朝以后，学校教育繁荣发展，辟雍建制缺失。唐朝归崇敬因辟雍礼阙，上疏请求重建旧制：“古天子学日辟雍……晋武帝临辟雍，行乡饮酒礼，别立国子学，以殊士庶。永嘉南迁，唯有国子学。隋大业中，更名国子监。今声明之盛，辟雍独阙，请以国子监为辟雍省”，百官们“皆以习俗久，制度难分明”为由，拒绝实施。直到宋徽宗崇宁元年辟雍重新营建，此时，辟雍已经完全是学校的建制，是接纳州学上舍生升舍的贡士之学，相对与京城内的太学称为外舍：“凡州学上舍生升舍，以其秋即贡入辟雍”。《选举志三》在后人的思想观念中，汉代辟雍即为太学的观念更加根深蒂固。元代马端林的《文献通考》中，辟雍被列在“学校”子目。他对有关辟雍的疑问已不能找到答案：“辟雍，王莽时方立之，武帝置博士弟子员，不过令其授学。而择其通艺者擢用之，未尝筑宫以居之也。…岂即辟雍?或另一所邪?”。之后，一些著名学者如王船山、戴震、黄以周、余嘉锡就此问题专门撰文对辟雍、太学的关系进行考辩。指出两者的区别。但在强大的习惯观念面前，他们的声音终是旷古之音，没有起到以正视听的效果。

四、结论

正是东汉以来人们在观念上将辟雍、太学混而为一，以辟雍指代太学，才会有晋灼将辟雍拥有的射礼功能作为判断太学是否存在的标准。如果晋灼指的“太学”就是“太学”的话，这一论断只能是个伪命题，因为前提是错误。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晋灼所说的西京无太学的“太学”，有指称“辟雍”之意，在晋时人们的观念中两者没有区别，这样晋灼之论也可以说是“西京无辟雍”。受此思想观念的影响，辟雍最显著特征即对空间面积的要求影响了后人对太学的判断。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篇中指出：“教之为事，羲、轩以来，蓋已有之。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三代时期，政教不分、政教合一。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混沌合一的社会要素不断发展增殖，其内部各方面逐渐显示出各自的内部法则和外部联系并成为相对独立的部分。原来附着于政治中的教育，在经过了春秋战国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以及士阶层的强大之后，逐渐显示出自己独立的特征，与政治逐渐分离“其后治学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时之掌故，经师传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太学与辟雍的分离，正是教育显示其自身属性的表现。当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教育与政治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造成概念上的混淆。

论文关键词：太学与辟雍的关系思想观念大学教育

论文摘要：有关西汉太学设立的时间，自古及今争讼纷纭。本文认为，东汉以降太学、辟雍关系在思想观念上纠缠是造成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东汉现实政治生活中，两者虽在目的、功能上有部分重叠，但地点上分离，各自拥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然而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两者却被混而为一，以辟雍指称太学。此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太学与辟雍的分离，是教育日益显示其独立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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