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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视角下的宋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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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城市的变革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城市视角来研究宋代文学,已成为学界的一大热点,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城市视角下的宋代文学研究主要着眼于“城市对宋代文学的影响”研究、“文人与城市”关系研究、“宋代城市书写”研究,宋代城市书写有着浓郁的城市文化内涵,反映了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塑造了汴京、临安、洛阳等个性鲜明的城市意象。

关键词:宋代;文学;城市;词;综述

宋代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出现了汴京、临安、洛阳、成都等繁华大都会。宋代打破了坊与市的界限,使城市呈现出前代未有的新面貌,学界将这一变革称之为“城市革命”。“城市革命”给宋代的社会生活方式、社会风气带来了一系列变化,也对宋代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城市对宋代文学的影响”研究

城市变化是社会深刻变化的集中体现,宋代是我国古代城市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宋代城市功能逐渐多元化、城市的发展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刘方《宋代两京都市文化与文学生产》(上海师范大学2008届博士论文)从宋代城市革命的视角系统研究宋代城市文学繁荣的诸多领域的特质及其成因,并阐述了宋代都市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词在北宋时期达到繁盛的原因与宋代城市发展关系密切,学界对此已有较深入的论述。袁行霈认为词“是一种都市娱乐文学”[1]。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提出:“两宋经济发达,城市繁荣,市民娱乐为之勃兴……极大地刺激了具有演唱功能的词的创作。”[2]杨海明《“诗词有别”———城市经济带给词的印记》(《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4年第2期)提出两宋城市经济对宋词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使之呈现出与诗不同的特色:娱乐性、艳情性、软媚性、通俗性。刘尊明《论唐五代词的发展与城市文化的关系》(《东方丛刊》1997年第3辑)从城市游乐生活、妓女文化、酒筵文化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城市对唐五代词创作的影响。王晓骊《文化冲突与词的演进———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苏州大学2001届博士论文)考察了商业文化力量崛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化冲突对唐宋词的影响。城市的岁时节日对宋词的内容和风格产生了深刻影响,康瑾娟《简论汴京节序风俗与宋词繁荣的互动作用》(《开封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便探讨了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梅国宏《都市文化视域中的宋词研究》(山东大学2010届博士论文)探求宋词与宋代都市生活的相互关系,力图挖掘宋词繁盛之文化背景。一些城市在词学史中占据着重要作用,董浩麟《汴京与宋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3期)认为汴京的都市文化促成了宋词体制的重大变革,使慢词得到重大发展。翦伯象《汴京的词学史地位》(《中州学刊》2005年第2期)高度评价了汴京在词学史中的重要地位,提出汴京“是北宋词生存、生长的背景,是北宋词曲传播—消费的枢纽”[3]。马俊芬《宋词与苏杭》(苏州大学2011届博士论文)考察和汇总了115位宋代词人在苏州、杭州的行迹,用词人的客观活动来印证宋词与苏杭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随着北宋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市民文化蓬勃发展,出现了专业的娱乐场所———瓦舍勾栏,市民阶层的文化水准和审美趣味也影响着俗文学的生产。谢桃坊《宋代瓦市伎艺与市民文学的兴起》(《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3期)从市场学角度探析了瓦市与市民文学之间的关系。话本小说深受城市文化的影响,是瓦舍说话伎艺的产物,张强《运河城市是话本走向成熟的摇篮》(《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充分肯定了运河城市在宋元话本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王平《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影响下的宋元话本小说》(《菏泽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提出话本小说从产生、发展到内容与形式,都是城市经济的产物。周薇《运河城市与市民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从运河城市视角对宋元话本、元杂剧、明清通俗小说等市民文学进行深入探讨。李强《运河城市与话本研究———以两宋都城为考察对象》(延边大学2010届硕士论文)从运河城市这一角度来探讨其与宋代运河都市———东京汴梁和临安的密切关系。刘倩《南宋杭州的市民文艺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1届硕士论文)在城市语境中探讨市民文学艺术的美学价值和审美特征。郑永晓《都市文化视阈中雅俗两种审美倾向的交汇与融合———以宋元话本中的词为例》(《长江学术》2013年第4期)从都市文化视阈探讨了话本小说中的雅俗观。商品经济促使文学的俗化,部分文人也参与到了俗文学的生产中来,李简《宋代城市的演艺场所与文人之参与———从瓦市勾栏、酒楼茶肆谈起》(《长江学术》2013年第4期)探讨了文人缙绅在演艺场所中的影响力,并指出他们对娱乐的风尚有着引导的作用。戏剧是城市繁荣的产物,广泛地展示了城市风俗文化。张大新《宋金都城的繁盛与古典戏曲的成熟》(《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认为汴京坊市合一的城市格局促进瓦舍文化的繁盛,这是宋金杂剧进入古典戏曲成熟形态的重要原因。钟婴《杭州与古代戏曲文学》(《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3期)阐述了临安宋杂剧的兴盛及优语的文学特色,提出杭州是北杂剧南移后全国戏曲活动的中心。廖奔《临安杂剧钩沉》(《河北学刊》1990年第1期)对南宋临安杂剧的发展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

二、“文人与城市”关系研究

文人与城市的关系是互动的,宋代文人大多有过城市生活的经历,城市的景观、氛围、个性对文人的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宋代文人创作活动也对城市形象的塑造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汴京是宋词繁盛的温床,也是词人最为重要的创作基地。在汴京,存在着一个数量可观的词人群落。翦伯象《略论汴京词人群》(《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分析了汴京词人群的创作特征,提出汴京的消费热潮是汴京词人群形成的重要原因。李清照曾在汴京度过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汴京在她的作品中留下深深烙印,韩玉生《李清照与开封》(《开封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王基《关于李清照与开封的几个问题》(《开封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李清照与开封的历史缘分》(《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2期)、田甜《论易安词中的汴京文化意象》(《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等论文对易安词与汴京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阐述。宋代城市的功能日益多元化,城市生活的功利性、世俗性、娱乐性对文人的创作、心态的影响至为深远。宋词丰富了市民生活,市民的审美趣味也影响着文人词的创作,陈未鹏《宋代都市公共文化空间与宋词的俗化———以酒楼为例》(《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4期)提出宋词在都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影响下逐渐俗化;田苗《北宋城市发展与柳永词创作关系初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3期)探讨了柳永的创作与北宋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于志鹏《试论城市经济影响下苏轼词的价值取向》(《绥化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探讨了城市经济对苏轼词的影响;周晓音《从苏轼仕杭文学看北宋杭州娱乐精神的张扬》(《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探讨了苏轼仕杭文学作品中的娱乐精神,并分析了这种娱乐精神产生的原因。城市具有文化聚合的功能,有利于形成文人集团。洛阳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作为北宋陪都,洛阳的文化性较政治性更为突显,一度名相大儒云集。宋仁宗天圣年间,形成了以钱惟演为中心的洛阳文人集团。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论述了洛阳地区的地域文化、自然环境与洛阳钱幕文人集团创作之间的关系。王书荣《地域文化与洛阳钱幕文人集团唱和诗研究》(广西大学2012届硕士论文)从洛阳社会政治文化、风物习俗传统等、诗文环境等视角探讨了钱幕文人的唱和活动。欧阳修是洛阳钱幕文人集团的代表人物,他在洛阳期间积极研习古文,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认为“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的起点是在洛阳”[4]。欧阳修对洛阳有着深厚的感情,陈湘琳《记忆的场景:洛阳在欧阳修文学中的象征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3期)从记忆场景的角度来探讨洛阳在欧阳修创作中的重要地位。梅尧臣亦是钱幕集团的主要干将,他与欧阳修诗文酬唱,对整个宋诗发展生成具有深远影响。屈玉川《洛阳文人集团与梅尧臣诗歌的孕育》(杭州师范大学2011届硕士论文)以洛阳文人集团为中心,探讨了梅尧臣诗歌创作对前人的传承和变化。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司马光、富弼等重臣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纷纷离任后移居洛阳。这些士夫夫在洛阳相互唱和,论学交游,组织了各种士人社团。司马光在洛阳闲居达十五年之久,是当时洛阳文坛的精神领袖。马东瑶《司马光与熙丰时期的洛阳诗坛》(《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夏之卷)探讨了以司马光为中心的洛阳诗坛的创作活动。刘方《独乐精神与诗意栖居———司马光的城市书写与洛阳城市意象的双向建构》(《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以司马光洛阳城市书写为例,分析了宋代城市革命对文人思想的影响,并指出这些城市书写参与了洛阳城市文化的建构。洛阳也是北宋的理学中心,汇聚了邵雍、程颢、程颐等理学家,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洛学”。邵雍将哲学思想与洛阳山水之美相融合,叶丽媛《邵雍诗歌与洛阳地域文化》(山东师范大学2010届硕士论文)阐述了邵雍诗歌与洛阳的密切关系。何新所《试论西京洛阳的交游方式与交游空间———以邵雍为中心》(《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提出邵雍在洛阳的交游彰显出洛阳别具一格的都市文化生态。南宋文人结盟风气极盛,主要集中于两浙地区。临安是南宋文学的中心,文人倡和活动十分频繁,庄晓燕《论南宋都城临安文人群体的交游与唱和》(浙江师范大学2005届硕士论文)、崔倩《宋元之际临安文人倡和活动研究》(浙江大学2009届硕士论文)等论文探讨了临安文人群体的创作活动。临安山明水秀,营建园林之风极盛,这既拓展了文人的游憩空间,也为文人交游提供了聚会场所。曾维刚《园林别业与宋人休闲雅集和文学活动———以杭州张镃南湖别业为中心的考察》(《浙江学刊》)2012年第5期)、刘方《南湖雅集:南宋都城私家园林的典范与文学活动》(第二届江南文化论坛———江南都市与中国文学)等论文探讨了园林别业与宋人休闲雅集和文学活动之间的关系。

三、“宋代城市书写”研究

宋代城市化程度较高,城市的作用日益突显,涌现出大量以城市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宋人普遍具有恋都情结,有关帝都的书写不绝如缕。张文利《宋词中的双城叙事》(《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从社会文化学和都城地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宋词中的双城映像,探讨了政治气运与文化轴心的移动对汴京和杭州词创作的影响。李睿红《宋词中的帝京意象》(华东师范大学2013届硕士论文)分别选取了柳永、晁端礼和张炎为代表考察了宋词中的帝京意象。都市生活是宋词的重要题材,都市词日益得到学界的关注。陈登平《柳永都市词》(福建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讨论了柳永都市词与北宋都市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并讨论了柳永都市词的影响。胡春玲《词的都市化———论柳永城市词》(《殷都学刊》2002年第1期)、欧阳勤《都市风情入词来———论柳永都市词》(《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杨茜《北宋城市风情词论略》(《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等论文探讨了柳永都市词的艺术特征,并肯定了其记录北宋都市风情的史料价值。杨颖《北宋都市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刘扬《南宋都市词研究》(青岛大学2013届硕士论文)分别系统地研究了北宋、南宋的都市词。刘扬忠《宋代都市文化与宋词中的文学风景》(《词学》2013年第1期)对宋代都市风景词的发展线索进行了梳理与评价。城市作为一种空间性存在,与小说有着天然的联系。小说往往以城市为故事的发生场所,展现了广阔的城市生活,勾勒了市井生活百态。城市小说具有很强的地域色彩,一些城市作为背景反复出现,学界对此亦有深入探讨。话本小说是城市经济的产物,为吸引市民阶层的关注,往往以城市作为虚构的故事背景,帝都则是话本小说家最为青睐的故事发生地。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共考订出40篇宋元话本,据李会芹《宋元话本中东京、临安故事研究》(河南大学2011届硕士论文)统计,以东京、临安为故事背景的宋元话本各16篇,这占据了宋元小说中的很大一部分。帝都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繁荣与衰败与国家的兴亡息息相关。汴京是北宋都城,也是北宋皇权的象征,汴京意象往往有着浓郁的政治意味。翦伯象《宋词汴京意象论》(《求索》2003年第2期)、梅国宏《宋词都城意象的文化阐释———以汴京为中心》(《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6期)以汴京为中心分析了宋词中的都城意象。东京在宋代小说中有着完整的呈现,刘勇强《话本小说中的“东京”》(《长江学术》2013年第4期)论述了宋元话本小说中的东京形象,并指出东京风貌在话本小说中的演化折射出宋元时期文学变迁的进程。城市见证了繁华,也承载着记忆,陈燕妮《论宋诗中的金明池》阐释了宋诗中的金明池意象,并分析了承载着“东京繁华”和“东京梦华”的金明池意象与宋帝国命运之间的联系。随着北宋的覆亡,宋室王朝南迁,临安成为偏安政权的都城,南宋词人对临安的帝都认同经历了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陈瑜《现实的选择与理想的剪影———南宋词人以临安为中心的帝都书写》(《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分析了南宋词人对待临安帝都的复杂情感。刘方《东南形胜:北宋杭州都市景观与文学表达》(《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阐述了北宋杭州书写中自然景观与都市文化景观相融合的新趋势。随着唐王朝的灭亡,长安由一国之都下降为一般性城市,其繁华早已成过往。作为前朝故都,长安仍受到宋代文人们的钟爱,频频出现在诗词之中,李世忠《宋词中的“长安”意象》(《长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2期)探讨了宋词中意蕴丰富的长安意象,刘万川、曹向华《宋代诗词中的“长安”及其文化意蕴》(《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5期)分析了宋代诗词中长安的指代和象征意义,并指出后代文学延续了宋代长安意象。扬州经济在宋代已逐渐衰落,但扬州仍是文人钟爱的意象。

郑玲《北宋扬州文学研究》(厦门大学2007届硕士论文)从地域文化视角对北宋扬州文学进行系统研究。严浩伟《唐诗宋词中的扬州城市意象》(《安徽文学》2008年第2期)指出宋词延续了唐诗中的扬州意象,却弥漫着一种低沉苍凉的情绪。宋代城市书写展现了异彩纷呈的都市文化,这些书写虽有夸饰一面,但大体以现实生活为素材,全方位地展现了宋代都市生活,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若加以认真甄别,完全可以用来印证和补充有关文献的记载。近年来,不少学者打通文史界限,运用交叉学科的理论,通过宋代城市书写来考察宋代城市。宋词是都市的产物,也是都市生活的一面镜子,以柳永为代表的都市词立体呈现了宋代都市的风光胜景、民风民俗及市井生活。杨万里《宋词与宋代城市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是一部文史结合的论著,分宋词与都市、节日、歌妓、市民四个方面加以论述。周小娥《从柳永词看宋代都市》(《社科纵横》1997年第3期)探讨了柳永词中的都市风貌、市井节令及民风民俗。曾大兴《柳永都市风情词的历史价值与民俗价值》(《暨南学报》2003年第4期)指出柳永都市风情词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图景与民俗内容,并阐述了这些词的历史价值和民俗价值。王筱芸《变旧声作新声———柳永歌词的都市叙述与北宋中叶都市文化建构》(《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分析了柳永歌词的都市叙述,并指出柳永歌词对宋代新都市文化建构具有深远影响。刘云霞、甘鹏飞《论宋词与汴京节日文化———以柳永为例》(《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考察了宋词中的汴京节日文化。宋诗中亦包含丰富的城市文化,陈晓燕《宋诗所见扬州经济现象及其成因探析》(《中国城市经济》2011年第27期)利用宋诗相关文本来考察扬州的经济现象并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

刘方《作为都市文学叙事的刘子翚〈汴京纪事〉》(《井冈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1期)阐述了《汴京纪事》组诗中的文学叙事与想象,并指出刘子翚在组诗中努力重建了他的意义世界。蒋东玲《宋诗视阈中两浙地区城市商贸新风略论》(《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探讨了宋代涉商诗中所体现出来的浙地城市商贸经济的发展新变。宋代笔记小说特别发达,信息含量极大,自由随意的篇幅有利于充分展现城市风貌,这为研究两宋城市提供了绝佳的素材。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分别记录了北宋汴京和南宋临安的社会风俗,伊永文《以〈东京梦华录〉为中心的“梦华体”文学》(《求是》2009年第1期)认为《东京梦华录》开创了以城市市民生活为主流的笔记文学流派。郑继猛《宋代都市笔记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9届博士论文)考察了宋代都市笔记记录的城市声音、城市影像、城市“奇”“观”与都市文化。孙薇薇《〈夷坚志〉与宋代城市民俗研究》(黑龙江大学2010届硕士论文)从民俗学角度切入,对《夷坚志》中记录市民生活的篇章进行了分析。何世群《文史视野下的南宋临安研究———以城市笔记、话本小说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2009届硕士论文)以有关南宋临安的城市笔记和话本小说为主要研究资料,力图再现出一幅反映南宋临安城市生活的江南“清明上河图”。葛昕《从〈梦粱录〉看南宋临安市民阶层的都市生活》(华东师范大学2013届硕士论文)从《梦粱录》文本着手研究临安市民生活的商业、休闲、民俗文化等活动。周芊《〈东京梦华录〉之北宋都城汴梁民俗生活研究》(青海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充分利用《东京梦华录》的相关文本来考察北宋汴梁的民俗生活。宋代城市书写有着浓郁的城市文化内涵,反映了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塑造了汴京、临安、洛阳等个性鲜明的城市意象。这些城市已历经千年沧桑,早已不复当年光景。通过宋代城市书写,今人可以从中窥得宋代城市风流。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78.

[2]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8.

[3]翦伯象.汴京的词学史地位[J].中州学刊,2005(2).

[4]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39.

作者:王柳芳 单位:豫章师范学院

城市视角下的宋代文学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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