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课程的国家意识范文

本文作者：高伟光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的主体意识往往指的是比较文学研究者个体的学科主体意识,研究者的个体意识因受到经历、爱好和研究方向的制约,往往注重比较文学学科本身的性质和学理结构,而忽视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必须面对的民族和国家主体意识。实际上,民族和国家主体意识的构建,对于厘清比较文学学科理念中的主体性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比较文学学科定位来看,比较文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它就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紧密相关,也必然与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国家立场和态度紧密相关,它企图通过比较文学的学理基础、学科性质和科研成果达到某一国家特定的文化交流和传播目的,因而其国家观念要远远大于其学科观念。本文基于上述思考,试图从民族和国家主体意识的立场来探讨当前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基础和性质,以期对中国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作出一个较切合实际的探寻。

一、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俄苏学派中的国家主体意识

从国外已有的比较文学学派的发展历程来看,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俄苏学派的建构过程都与自己国家的发展需要紧密相关,表现出很强的国家意识,它们的学科内涵都蕴含着浓厚的国家主体意识和使命意识;这些学派之间转换的频繁性和研究范围的暂时性从根本上来说也是由于比较学者的国家观念的影响所导致的。法国学派的诞生与当时法国文化在欧洲国家的文化传送者的地位密切相关,法国学者意在通过比较研究以突显他们在欧洲文化上的优越感,因而提出影响研究来确立他们的文化在欧洲的中心地位。而德国学者比如歌德则提出世界文学的理论来对抗法国文化中心论,德国浪漫主义也以其强烈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理念来消解法国文化对德国文化的压抑;但德国学者提出世界文学理论却不能由此构建起一个有影响力的比较文学学派,主要是因为它当时还没有法国那样的文化影响,但德国学者提出的世界文学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他们的文化魅力和民族自主性,使得德国文学的国家意识进一步突显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国家力量在欧洲各列强中崛起,伴随着美国政治霸权主义和军事力量的扩张,其文化上的扩张性也日益突显出来。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派提出平行研究理论来反对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这种理论的提出虽然有拓展比较文学学科研究范围的合理性因素,但在这种合理的学科理论背后却蕴含着美国文化扩张的国家意识,因为像美国这样的历史短暂的国家只有回避历史短暂的不利因素才能确立自己在欧美乃至整个世界文化上的优越地位。而美国学者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的方式就是通过比较文学理论的创新来颠覆原有的学科理论。理论创新具有前瞻性,其文化吸引力和统帅力与向历史回溯寻求优势的方式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俄苏学派的诞生同样也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他们提出以历史诗学为俄苏学派的基本学科理论,同时大力倡导研究东方学和斯拉夫学为这个学派的主要研究内容。这是由于前苏联时期,西方国家在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诸领域都与其形成全面的对抗关系,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苏联学术界先后严厉批判了形式主义理论和世界主义倾向,从而使前苏联的比较文学变成了纯粹的文学关系或联系的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了对抗美国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所推行的非民族化扩张策略;另一方面,从前苏联自身的意识形态来说,为了确立自己在世界反资本主义中心的地位,同时也是为了树立自己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心地位,他们特别强调俄国)苏联文化与东欧及东方国家文化的联系和它的辐射作用,因而大力倡导研究东方学和斯拉夫学。这种研究虽然也是在比较文学学科范围内的专业研究,但这种研究的学科理念在客观上张扬了俄国)苏联文化在社会主义国家,至少是在其加盟共和国的中心地位,这与俄国)苏联的国家利益无疑也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学派对比较文学学科研究范围的规定和学科理论的探讨,从其本身来说是清晰明确的,也具备系统性,但从比较文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则每一种学科理论都是为自身学派而设的,因而具有暂时性和功利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包括大陆、港澳台和海外华人从事的比较文学)的繁荣,欧洲和美国比较文学在近期世界比较文学影响力的减弱,各种“危机说”、“死亡说”和各种类型的文化研究、翻译研究、区域研究、全球化研究以及最近的星球化研究理论相继出现。这种不断变化的研究范围和学科理论虽然有拓展比较文学研究空间、推进比较文学研究内容的不断更新的合理性的一面,但其背后却蕴涵着西方学者们对当前国际比较文学的态度,并企图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掌握比较文学发展方向的潜在话语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即使真的存在所谓的比较文学“危机”和“死亡”,那也是那些学者站在他们国家或者民族文化角度发表的见解,也许这些见解适应于他们国家的比较文学实际情况,但却未必适应当前其他国家比较文学的实际情况,如果简单地照搬西方学者的理论和见解,并强行把它运用于其他国家比较文学的研究实践,那就势必造成其他国家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死亡”。因此,如果沿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总是以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前沿为准绳,跟在他们的理论后面走,不仅不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理论,而且还会葬送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确立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国家观念,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状况相适应。

二、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国家主体意识的确立

有自觉意识的中国比较文学实践是从晚清学者开始,一直发展至今天。其学科发展的基本形态可描述为: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以影响研究、接受研究和阐发研究为特征的学科理念和方法论体系。这一学科体系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受西方文化强势冲击的影响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主动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历史过程相一致,因而产生出与西方文化相对应的中西文学和文化的影响研究、接受研究和阐发研究(双向阐发也是这种学科趋势的一种延伸),应该说,这种研究状况真实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积弱贫困的历史状况,向西方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的优秀成份客观上也有利于中国社会努力与西方文化的学习、交流和接轨。但是,这种研究不能算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主要标志,它实际上是中国比较文学走向自立的一个阶段而已。但有学者就以此为据设想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我认为这是言之过早。随着中国国家力量的逐渐增强和中国国家主体意识的逐渐强化,这种总是向西方国家学习,以西方思想或理论来阐释中国本土文化的状况并不符合当今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从根本上说,这个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国家主体意识仍然没有确立起来,它还只是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进行的学科研究活动,虽然最近30年有许多学者如范存忠等先生发掘出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以期通过这种研究提振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但其背后仍然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心理压制。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设,最根本的是要确立该学科的国家主体意识和使命意识,因为比较文学学科在建立的时候起就没有自己独立和恒定的学理基础和研究范围,它是通过比较研究的具体实践来确立自己的学科性质和身份地位的。因此,中国比较文学的关键就在于研究主体要树立国家主体意识的地位,只有明确比较文学研究主体是在为谁服务的,文学及其他一切文化的比较研究才有意义,否则,只能在比较过程中降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从1985年中国大陆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以来,中国大陆、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学者虽然都在寻求和试图确立自己的主体身份和地位,但实际情况却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较多地关注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而缺乏明确的国家主体意识和能够反映独立国家主体意识的研究成果。缺少鲜明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观念的比较文学,只能在时代的浪潮中随波逐流,对西方学者的理论亦步亦趋。殊不知西方学者是从他们的立场和他们的比较文学研究现状得出的结论,他们也是从自身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去探索比较文学的未来走向的。如果我们一味地跟着西方的理论走,这不但不符合我们国家比较文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这种倾向将会丧失中国比较文学在国际比较文学中的身份和应有的地位。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当前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和未来发展方向,这样才能确保中国比较文学这一相对特殊的学科具有自己的存在意义。其实,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的国家观念的树立,早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已经萌芽,海外学者李达三、余国藩等人提出的中国学派的建议,就具有国家观念的萌芽。李达三首先确立了民族性在构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重要性,他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首先从民族性的自我认同出发,逐渐进入更为广阔的文化自觉;然后与受人忽视或方兴未艾的文学联合,形成文学的-第三世界.;进而包含世界各种文学成为一个整体;最后)))尽管这种理想是多么难以企及)))将世界所有的文学,在彼此复杂的关系上,作整体性的统合。中国学派并非试图擅居领导地位,或另起炉灶,成立东方的文学集团,以吸收对美国学派及法国学派产生幻灭的学者加入阵容。相反地,中国学派只是在提供自身的经验与见解,以作为有助于形成个人比较文学观的一种可能范例。”¹老一代学者杨周翰、季羡林和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等前辈在表述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时都有较强的国家意识,如季先生说:“总之,我们研究比较文学,不要怕人说-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干一件事情有时候必须考虑一下实用、考虑一下功利。”º当国内外有些学者提出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时,他除了对此表示肯定外,还提出了他的意见,他说:“我完全同意这个呼吁。但什么叫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呢?这个学派的特点何在呢?,,我个人认为,我们目前先不要忙着下定义,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做些切切实实的工作。”»乐黛云先生也提出过比较文学要有使命意识,她甚至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可以与社会实际相结合,达到影响现实社会走向的目的,“如果比较文学定位于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它就居于文化沟通的最前锋。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促进文化沟通,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冲突以致武装冲突,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这种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正是未来比较文学的灵魂。”¼虽然这些前辈学者的语意指向性有少许差别,但他们都非常明白地阐述了中国比较文学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因而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所有这些表明,前辈学者已经意识到中国比较文学中树立国家观念的重要性,这些学者的努力和号召昭示着中国比较文学国家意识确立的先声。当前,在比较文学界普遍讨论“死亡”、“危机”和“转向”的时刻,我们从国家意识出发思考中国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应该是思考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本身存在价值较为切实可行的方案。

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国家主体意识的基本设想

当前,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国家意识的确立要把握两方面的基本形势,第一,从近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发展脉络:14至16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是意大利,在那里意大利人掀起了持续几个世纪,影响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是其主要贡献;17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转移至荷兰,在那里荷兰人思考并制定了有秩序和有尊严的现代资本主义经营模式和经济制度;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中心移至英国,在那里英国人进行了以机械工业为基础的工业革命;2”世纪资本主义的中心转移至美国,美国人对世界的贡献则是促进了世界性的信息革命;从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来看,21世纪的中国是否能够成为新的世界市场和经济中心?21世纪的中国及其财富的增长又能够为世界贡献出什么样的先进文化?我觉得在确立中国比较文学学科观念时必须考虑这些问题,这样才能够为未来的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提出明确的方向。第二,从中国比较文学近30年发展和国际比较文学的处境来看,中国比较文学从接受和模仿西方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历史诗学理论,到跨越西方中心论开始的中西文学与文化比较,再到中国、印度和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比较学者呼吁回归东方文化,都给我们重要的启示,这就是国际比较文学的中心已经逐渐转移至东方,而从中国比较文学在东方的实际状况和发展态势来看,它具有成为东方比较文学中心的天然优势,也就是说,中国比较文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的中心。中国当代也有著名学者如王向远先生曾经提出过比较文学中心在中国的观点,我是非常赞同他们具有前瞻性的声音的。因此,中国比较文学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对自己国家所处的地位有一个清醒而自信的认识,才能够提出明确的国家观念和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中国比较文学的国家观念的形成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既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发掘文化大国的内在动力,又要从近百年的中国比较文学实践中总结经验,还要进行大胆的创新以彰显当代中国文化的巨大力量和吸引力。在这些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中国比较文学的国家观念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第一要从当前及今后较长时间的国家利益出发,建构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和发展方向。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界最应该解决的问题就是学科方向的迷失,方向的确立首先要有价值座标,而中国的国家利益则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最根本的价值座标,确立了这样一个价值座标,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就有清晰的方向;当自己有一个明确的大方向以后,任何人的“焦虑”论、“危机”论和“死亡”论都不会动摇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基础,任何的翻译理论、全球化理论和星球化理论都只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的理论参考。在确立国家利益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和学科研究范围才能是切实可行的。第二是要重新发掘、整合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为建设中国的文化大国战略发挥比较文学学科的独特优势。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与西方学者努力进行宗教改革和从古希腊和基督教文化传统中获得精神动力密切相关,因而很值得中国当代学者作为域外之借鉴。我觉得我们主要应该从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的比较研究中,发掘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辉煌事迹,突显中华民族文化那种“文化”天下的强大力量和融合各民族文化的巨大向心力,而这种力量的根源就在于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核心价值。这种核心价值既包括哲学层面的,又包括社会实践层面的,哲学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理解,但社会实践层面的价值应该进行更细致深入的研究。我们知道,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有汉族统治者采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力量统治的事实,还有元朝和清朝等几个少数民族统治全中国的局面,但站在长远的历史长河角度来看,不管是汉族统治者还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他们都是以“文化”天下的治国手段来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赢得长治久安,都对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作出了巨大贡献。季羡林先生提出要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也纳入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就具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比较文学现任会长乐黛云也非常支持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和中国多民族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这些著名学者的指点无疑是富有远见卓识的,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出现了许多优秀科研成果,但站在大国地位进行研究的目的性不够明确。我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应该从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中突显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巨大“文化”力量和内在魅力,尤其要对中国历代政权中形成的“德治”传统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并提取这种传统力量,以期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强盛产生激励和促进作用,并努力使这种文化力量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影响。第三是从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明主体的交流中,吸收他们的优秀文化因素,总结交流经验,为建设“文化大国”积蓄力量。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三个大的方向,一是总结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吸收和消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基本经验和特点;中华民族文化在吸收和融合这些宗教文化时是如何进行中国化的?在把这些宗教文化进行中国化的过程中又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主导地位的?二是总结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的文化影响,尤其是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及中华文化对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三是总结自宋朝以来的海外华人与所在国居民友好相处,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实现与所在国文化有机融合的经验,并进行深入研究。目前的研究更多着眼于海外华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而较少研究海外华人在异域环境中传播中华文化,与所在国文化进行融合的艰苦历程和巨大贡献。当前,我们正在用国家的力量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传播汉语和中华文化,但我们也不该忽视已经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对传播中华文化,实现与所在国文化进行融合的有利条件和不可取代的优势,因此,我们应该大力提倡用海外华人的力量去传播中华文化,且应树立无论人种、肤色,只要他认同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中华文化最好的传承者的基本理念。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中国大陆与港澳台文化和文学关系研究;其次是中国主体文化和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化和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再次是中国主体文化和文学与欧美华文文化和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等等。这些设想仅仅反映了笔者从国家意识的立场进行的一种较粗浅的学术规划,还远远不能体现其涵盖的全部内容,它所起的作用也仅仅是抛砖引玉。总之,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应该改变用单纯学科理论去思考学科问题的思路,而应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提出和解决当前及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的问题。比较文学的价值不在于维护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存在价值,而是要从国家利益出发,提出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文化价值的理论和观点,而在此基础上创建起来的学科理论和具体的比较文学实践才是构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最坚实的学科体系。

四、正确处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国家主体意识与“文学性”的关系

确立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念中的国家意识,是否可以成为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的变革方向,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讨论的问题。当前国内学者由于受到国外学者的“危机论”、“死亡论”、“星球化”等观念的干扰,因而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更多地关注其“文学性”,以为比较文学失去“文学性”就会导致该学科性质的改变,并最终导致该学科的解体。这种担忧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也正确反映了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内在逻辑性和它在学理上的必然要求。但如果我们把比较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放在国际比较文学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那就会发现比较文学的“文学性”也是有功利性和暂时性特点的,如法国学派倡导“文学性”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法国文学确实主导了欧洲文学的发展轨迹,形成了以法国文学为放送者的传播关系,它选择法国文学与欧洲其他国家文学关系的研究有利于凸显法国文学和文化的主导地位,但显然法国学派有意忽视了文学本身问题的探讨,从而使它的“文学关系论”变成了纯粹实证性研究;美国学派反对法国学派实证性的影响研究,却没有反对其对文学性的强调,是因为美国学派的研究主体开始转移到文学作品本身,并没有扩展到文学以外的领域,美国学派要借助文学的美学观念和形式实现其平行研究的学科需要,并最终达到美国多元文化融合统一的基本理念。俄苏学派则直接从其政治利益出发进行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它没有强调文学性,而是根据其需要研究问题,目的是与美国相抗衡并彰显其社会主义的大国地位。而中国比较文学一开始就是以跨越中西文化为研究主体的学科为研究方向,因此在这一语境下,坚持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性质的“文学性”就无法涵盖该学科研究的全部内容;况且在当前文学本身的影响力日趋下降而文化交融日益繁盛的时代,如果仍然坚持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就很难促进中国比较文学向更深层次的拓展,反而会阻碍它的发展。香港学者周小仪、童庆生在其5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意识形态功能6中曾明确指出:“如果比较文学面临变革,需要克服自身危机的话,那么思维方式的转变是必要的前提。而超越-文学性.,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领域,则是比较文学的必然趋势。”¹因此,是否坚持比较文学的“文学性”成为中国比较文学思维方式转变的必要前提。作者在此基础上重申和明确前辈学者已经提出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念中的国家意识,正是出于上述对比较文学坚持“文学性”的理解和隐忧。因此,中国比较文学是否存在危机暂且不论,但从中国比较文学在国际比较文学的特殊地位来看,我们都应该勇敢地走出“文学性”的狭隘圈子,而要站在国家利益和中国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高度,自觉地把比较文学研究者个体的主体性与国家和民族主体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国家观念融汇在比较研究者个体的主体意识中,从而建构起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念。当然,确立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念中的国家意识自然会延伸出某种政治倾向性和功利性,但这种延伸并非要倡导比较文学学科的政治化,而是必须明确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学科定位。在确立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国家意识时会涉及到学科的政治倾向性问题,我们也丝毫不回避这种政治倾向性,相反,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这种政治倾向性,就是要在现实地思考中国比较文学的生存和发展价值的同时,倡导一种斯皮瓦克所谓的“未来的友谊政治”:他是这样说的:“我不是在倡导学科的政治化。我在倡导一种对敌意政治的去政治化,而走向一种未来的友谊政治,以这样一种负责任的尝试思考比较文学的作用。”º这种友谊的政治表明了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自觉地对学科定位和具体研究过程中所涉及的国家利益的关切,我们不回避它,就是要在明确表达这种关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比较文学学科的纯洁性和作为一门学科的尊严,从而更清晰地明确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处理国家利益和进行学科研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