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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丝绸文化与唐诗交融

2019/09/02 阅读:

摘要:唐代是丝绸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丝绸文化与唐诗的渗透交融是广泛而深入的。在唐诗中不仅浮现了大量的锦、纱、纨等丝绸物事,还浓缩出“绮罗”“尺素”“捣衣”等丰富的诗歌意象,这与盛唐丝绸业高度发达,女性形象频频出现和舞蹈盛行等社会因素以及诗人所特有的家庭环境、人生经历等个人因素密不可分。

关键词:丝绸;唐诗;唐代

古希腊、古罗马人称中国为“丝国”,古代丝绸之路影响深远,丝绸文化源远流长。细数中国历史各朝代,唐代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丝绸文化也是空前繁荣。本篇一方面在追溯丝绸文化起源的基础上,对丝绸文化的范畴加以界定,论述唐代丰富独特的丝绸文化,交代唐诗与丝绸文化相交融的背景。另一方面以融合了丝绸文化意象的唐诗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丝绸文化与唐诗创作的影响渗透,并剖析此现象形成的主客观原因。

1鼎盛的唐代丝绸文化

1.1丝绸文化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因此丝绸文化也自然带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它不仅包括丝绸产品、生产工艺等物质层面,也包括其所承载积淀的一定时期内的习俗、文学、艺术审美等精神层面。丝绸文化起源于中国,是属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与创造。北方有螺祖饲蚕、南方有蚕神娘娘、湘西有蚕祖传说、中原有盘古植桑,可见关于丝绸文化的传说在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积淀。最早关于丝绸的典籍记载见于《尚书•禹贡》,其中记载了丝、织文、玄纤搞、玄纁矶组等诸多丝织品种类,可见此时中国丝绸已经具备了多样化的发展特点。从考古挖掘角度来看,全球发现的最早的蚕丝制品是在我国浙江钱山漾遗址中出土的绢片,距今约有4700年。到了1927年在我国山西省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茧壳化石,而后的半个多世纪,又先后在我国马王堆、河姆渡、钱山漾等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丝织品。因此从民间传说、古文典籍以及考古挖掘角度都说明了中国是丝绸文化的发源地。周代以后,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推行的奖励耕织政策,使得养蚕缫丝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到了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丝绸文化走出国门,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创造带向全世界。无论是浩如烟云以丝绸为主题的诗词歌赋,还是数量众多的丝绸文物,都见证了我国丝绸文化辉煌的发展史。可以说丝绸文化伴随着中华文明产生又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丝绸文化并不是丝绸与文化两个意象的简单叠加,而是饱含着浓重的中国特色,是发展着的,具有时代性的。

1.2灿烂的唐代丝绸文化

唐朝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受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影响,唐代也是整个丝绸发展史上的空前繁荣期。无论是丝绸的生产规模、纹饰种类还是织造工艺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其产量之大、种类之繁多、工艺之精密可以堪称当时的世界之最。在丝绸的对外贸易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通过“丝绸之路”各类丝绸商品远销西域诸国,成为了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主要货物商品。而在这条中外连结的丝路上不仅有商品货物的交易,东西方不同民族的文化也在此相互交融,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巨大影响。唐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发展桑蚕丝织产业,在唐代曾有两项与桑蚕丝织有关的重要制度颁布,即“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均田制”规定,给每个男子百亩田中,必须要有20亩用来种桑。“租庸调制”则是以均田制为基础,规定每丁每年需向官府缴纳赋税并服徭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徭役的每日应折纳三尺绢或是三尺七寸五分的布来代替,这些法令的颁布在客观上促进了丝绸产业的长足发展。另外为了更好的管理丝绸的生产织造活动,朝廷还设立了专门的织染署,下设25个作坊,绢、纱、布、绫、罗、绮、锦等各类丝制品都有专门的作坊进行织造,其中还有6个专门的练染坊,每坊只染一二种颜色,共绛、紫、青、红、白、皂六色[2]。在民间也有指定的“织锦户”“贡绫户”为官府进行织造,由于这些制度,促使唐代的桑织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等古籍的记载可以看出,唐代丝绸种类齐全、色彩丰富,并且由于织造方法的进步,出现了许多前代所不具有的新种类以及新技法。常见的丝织品既有普通的绢、绵,也有用于上贡朝廷的绫、绸、缎、锦等,此外还有富有特色的织成与缂丝。这一时期以锦类最为繁多,有以颜色来命名的白地锦、绯红锦;有以地区来命名的蜀锦;有以用途来命名的被锦;有以织物纹样来命名的六破锦;此外还有软锦、大张锦等众多种类。这一时期丝绸的主要作用是用来制作服饰、充当一般等价物以及作为赋税收入的一部分。制作衣物是丝绸最主要的用途,由于蚕丝自身柔韧、有光泽、易上色的特点,丝绸服饰柔软华美具有葛麻服饰所不具有的优点。丝绸作为一般等价物由来已久,在唐代有明确的敕令指出丝绸可充当货币。唐开元二十年的敕令指出:“绞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市肆必须见钱,深非通理,自今后,与钱货通用。”[3]而作为赋税收入的一部分,丝绸主要用于官员的俸禄赏赐以及军费的支付,尤其是在唐代后期,用于军资的丝绸尤多。

2丝绸文化与唐诗的交融

2.1唐诗中的丝绸文化

丝绸生产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融合了丝绸意象的文学作品也是屡见不鲜。《山海经》中就有关于“大树扶桑”的神话传说,《诗经•豳风•七月》中也从文学角度详尽的描绘了当时养蚕缫丝的丝绸生产过程。尤其唐代,兴盛的丝绸生产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丰富的写作素材,丝绸文化深深积淀于唐代诗人的思想中,并流淌在他们的笔下。丝绸文化与唐诗的交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唐诗中直接将丝绸物事作为写作素材,整个作品中都是描写和歌咏蚕桑丝绸主题的,例如白居易的《新乐府•缭绫》、温庭筠的《捣衣曲》、张籍的《凉州词》等;二是将丝绸文化作为一种诗歌意象写入各类诗作中,成为构成唐诗诗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2.1.1唐诗中的丝织物“我国古代丝织物种类繁多,常见于典籍中的就有锦、绫、罗、绮、缎、纱、绒、缬、缂、丝等。”[4]而唐作为丝绸生产史上的高峰时代,丝绸种类更加丰富多样,在唐诗中提到的就有帛、缯、绢、纱、绮、绫、缎、锦、罗、织成等。其中“锦”作为唐代最富有特色的丝织品之一,织造工艺繁复,色彩绚丽,堪称我国古代丝绸织品的登峰之作。《释名•释采帛》:“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惟尊者得服之。”[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锦”的制作耗费人力,价格昂贵,一般作为上层社会所使用的丝织品。这一现象在唐诗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崔液《踏歌词二首》“鸳鸯裁锦袖,翡翠贴花黄。”李白《感兴六首》“锦衾抱秋月,绮席空兰芬。”刘希夷相和歌辞《白头吟》“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锦”繁复的花纹以及绚丽色彩。而像纱、纨这类飘逸的丝织品则常常与唐诗中的女性形象联系在一起。如:崔颢《邯郸宫人怨》“我家青楼临道傍,纱窗绮幔暗闻香。”韦应物《夏冰歌》“玉壶纨扇亦玲珑,座有丽人色俱素。”周昙《后汉门•鲍宣妻》“但能和乐同琴瑟,未必恩情在绮纨。”在这些诗句中都自然而然地将女性形象与柔美的丝绸织物结合在了一起。在唐诗中很大一部分丝织品被浓缩为丝绸意象,“绮罗”就是常出现的意象之一。虽然唐代生产力水平高速发展,丝绸的生产具有规模化效应,但作为一种制作织造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物质产品,丝绸仍旧是价格不菲,对于大部分百姓来说,日常服饰所使用的材料仍是常见的葛、麻一类价格较为低廉的织物,所以“绮罗”作为一种高级丝绸,就代表着一种优越的生活品质。在唐诗中,一是用“绮罗”来代指贵族化的女性形象,如“本是绮罗人,今为山水伴。”(白居易《山游示小妓》)、“明妆带绮罗。”(鲍照《代堂上歌行》)。二是来代指一种繁华旖旎的生活境况,如邵谒《金谷园怀古》“昨夜绮罗列,今日池馆荒。”用“绮罗”一词写出了昨日的繁华境地,进而反衬出今日的一片荒凉,“绮罗”意象在诗人笔下有了更为深厚的文化意蕴。“尺素”也是常在唐诗中出现的丝绸意象之一,“素”指白色的生绢,“尺素”的本义就是一尺长的生绢。《文选•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在纸发明通行前,古人常将文章、书信写在这方寸间的绢帛上,因此“尺素”也就成了书信的代称。在唐诗中,一是用“尺素”来遥寄相思,如李白《捣衣篇》“忽逢江上春归燕,衔得云中尺素书。”游子思妇相隔千里,只能通过“尺素”遥寄相思。二是出现于赠诗与送别诗中,如刘长卿《送姚八之句容旧任便归江南》:“尺素能相报,湖山若个忧。”岑参《敷水歌送窦渐入京》:“水底鲤鱼幸无数,愿君别无垂尺素。”均是借“尺素”抒发诗人与友人间的深厚感情。

2.1.2唐诗中的丝绸服饰在封建社会丝绸最重要的作用还是用来制作服饰,唐代经济高度发展,文化生活领域自由开放,在服装方面人们也表现出了高度热情的追求。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早有通过描写丝绸服饰来写女性美的传统,如《陌上桑》“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诗人没有直接对秦罗敷的容貌进行直接描写,而是通过写她所穿着的丝绸服饰来反衬其美丽优雅的形象,唐代诗人也常通过对丝绸服饰的描写,进而刻画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在唐诗中“罗衣”这一丝绸意象就常伴随着女性形象出现,如李白《赠郭将军》:“爱子临风吹玉笛,美人向月舞罗衣”。“罗”是丝织物的泛称,“衣”则主要是指上衣。因此“罗衣”的本义是指用丝绸制作的上衣。“罗衣”作为上层社会使用的服饰面料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女性的华丽之美,深受贵族女性的喜受。因此诗人也常通过对各式“罗衣”的描写,来描摹其笔下光彩照人的贵族妇女形象,如杜甫《丽人行》“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诗中通过描写虢国夫人与秦国夫人所着的绣有孔雀与麒麟图案的丝绸衣裙,来显示她们光彩华贵、气度不凡的贵妇人形象。在唐诗中“罗衣”一词已经浓缩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女性身份的象征,诗人们也常通过这一丝绸物事来暗示人物性别。如鱼玄机《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两句中,“罗衣”就暗指女性身份,抒发了女诗人鱼玄机感叹自身空有才华报负,却受阻于女性身份无法与须眉争雄的怅然情怀。唐诗中还有许多诗句通过描写丝绸服饰之轻薄,来展现女性的纤丽柔弱之美。由于丝绸本身带有轻薄飘逸的特点,所以对于那些身材纤细的女性而言,身穿丝绸服饰,会更好的展现女性的曲线美。在唐诗中很多诗句通过描写丝绸轻软的质地,来衬托女性纤细轻盈的体态气质,如温庭筠《张静婉采莲曲》“掌中无力舞衣轻,翦断鲛绡破春碧。”通过描写丝绸舞衣之轻薄,突出笔下女性人物娇柔的体态。

2.1.3唐诗中的丝绸工艺唐诗中关于丝绸工艺的记述也是屡见不鲜,不仅记录下了各式丝绸工艺,更丰富了诗歌本身的意境与诗意的表达。“捣衣”是唐诗中代表丝绸工艺的常见意象之一,如李白《子夜吴歌•秋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捣衣”即把织好的织物铺在“砧”上,用杵”敲平,以求柔软熨贴,便于衣物的裁制,在古代封建社会中,“捣衣”是女子的一项基本技能。在唐诗中“捣衣”题材常与宫怨、闺怨相联系。王昌龄《长信秋词》“长信宫中秋月明,昭阳殿下捣衣声。”深宫之中清冷的秋月下,捣衣声声更显凄凉。战争期间男子被迫服兵役,家中思妇只能通过捣衣抒怀。如白居易《闻夜砧》“谁家思妇秋捣帛,月苦风凄砧杵悲。”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处处都浸染着挥之不去、难以言说的悲苦之情。“捣衣”题材也常与思乡、怀人等情绪相联。游子们漂泊异乡,深秋寒夜,听得熟悉的捣衣声声,心中难免升腾出怀乡之情。刘长卿《余干旅舍》“乡心正欲绝,何处捣寒衣?”杜甫《秋兴八首之一》“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总之,“捣衣”作为唐诗中的丝绸工艺意象,凝聚了诗人深厚的情感意蕴,丰富了唐诗的情感表达。

2.2丝绸文化与唐诗交融的成因分析

《文心雕龙•时序》中“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6]说明了文学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唐诗与丝绸文化的交融渗透,就契合了这一论断,而究其成因主要有社会与个体两个方面,现做逐一分析。

2.2.1社会原因首先,唐代丝绸业高度发达。唐代高度发达的经济为丝绸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营造了浓厚的丝绸文化氛围,因此大量丝绸文化意象在唐诗中出现也是情理之中的。其次,盛唐气象的大环境使然。唐代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文化生活空前活跃,此时丝绸文化便融合其中,成为诗中不可或缺的物质形式的再现。其三,女性形象的融入。女性形象频频出现于唐代诗人笔下,诗人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离不开丝绸服饰的衬托。因此,在唐诗中无论是宫女、思妇、贵族妇女还是歌舞伎的形象总是与丝绸意象相联系的。其四,唐代舞蹈盛行。唐代社会开放,诗歌乐舞在这片沃土上得到了高度发展。舞蹈衣袂飘飘的艺术表现形式对服饰质地有着特殊的要求,于是华美飘逸的丝绸服饰成为了舞蹈服饰的最佳选择。丝绸文化为唐代舞蹈提供了物质基础,而诗人又从翩跹舞姿中获得了精神的享受,从歌舞场景中获得灵感。在诗人笔端,我们看到的就是丝绸文化与唐诗通过舞蹈这一桥梁,相互交融、交相辉映。

2.2.2个体原因除了社会原因之外,诗人所特有的家庭环境、人生经历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且这种影响又是潜移默化,不易被察觉的。以唐代婉约派诗人代表温庭筠为例,他这一生落魄无行,以绮情自遣,常流连于歌楼妓馆的浪子经历,拉近了他与歌妓们的情感距离,因此在他的诗中有大量的女性形象出现。温庭筠将丝绸意象作为刻画女性外在形象、开掘内心世界以及描写居所环境的重要工具,并以工笔细描的手法着力刻画她们的服饰之美。如《舞衣曲》“藕肠纤缕抽轻春,烟机漠漠娇峨嚬。金梭淅沥透空薄,剪落交刀吹断云。”薄如蝉翼的透明丝绢,从“金梭”到“烟机”的描写,都足见舞妓服饰之精良。不仅是华美的丝绸服饰,所居住的环境也离不开丝绸意象的装点,因此在温庭筠的诗中也常出现如“织锦”(“织锦机边莺语频”)、“衾枕”(“夜长衾枕寒”)“屏风”(“晴碧烟滋重叠山,罗屏半掩桃花月。”)等意象。文学是反应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唐诗创作所蕴含的丰富的丝绸文化,主要归因于社会生活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总之,丝绸文化深深积淀于唐代诗人的心中,这为唐诗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丰富的写作素材,从唐诗中所呈现出的种类繁多的丝绸织品,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高度发达的唐代丝绸产业,另一方面也是对唐代丝绸文化的生动记录,是唐代人的审美观与价值观的反映。社会文化生活的多个领域也都受到了丝绸文化的深入浸染,由此形成的深厚的丝绸文化底蕴,在唐代以后千百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中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1533.

[2]李林甫,等.大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575.

[3]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901.

[4]袁宣萍.中国丝绸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249-279.

[5]刘熙,毕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M].北京:中华书局,2008:150.

[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75.

[7]李明伟.唐代文学的擅变与丝绸之路的影响[J].敦煌研究,1994(3):135.

作者:王偲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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