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语言学阐释范文

一、人称代词的指称游移

人称代词是用来代替人或事物的名称，其基本用法是指称明确的所指对象，是指代明确的语言符号。然而，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各人称均有可能不同程度地出现指称转移(referencetransfer)现象。南博格提出的延指现象实际上是指从一个话语指称对象转移到另一个话语指称对象的指称转移现象。Kuno认为，当说话人将自己认同于话语中所描写的事件或状态中的一个参与者时便是移情。按照移情原则中的言语行为移情等级体系(SpeechActEmpathyHier-archy，简称SAEH)，用公式表示为:SAEH:Speaker＞Others，说话人本身总是能够比别人更容易获得较高的移情值。相对于其他人称代词，第一人称代词所指对象能够获得更高的移情值。基于这些论说，以下概括性地讨论《一间自己的屋子》中第一人称单数发生指称游移后的认知与表达效果，而非对各指称游移现象做穷尽性的描述。作品的开篇有这样一段，“我利用一个写小说的人所有的自由与特权，建议讲给你们听我来这里以前两天的故事———在你们放在我肩上这个繁重的题目以后，我怎样负了这重任反复地思量它，应用它到我日常生活里去，由生活里寻求这题目的材料。我用不着说明，一切我所要叙述的并非真事。”该部分仅115个字，第一人称单数出现了7次。这里的第一人称单数叙事，按照热奈特对于在叙事者与故事之间关系的分析，属于同故事(homodiegetic)叙述，即叙事者在故事内，以故事中人物身份讲述故事。它表达了作者对于叙事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追求。而由于人称代词指称游移现象都不同程度地与移情相关，高频率地使用第一人称单数不仅可以让作者淋漓尽致地抒发感情，还可以抒发强烈的亲切感，激发思想与情感的共鸣，让故事更具认同感。作品的第一章中，作者踏入了牛桥大学。在这里，“我”所遭遇的事情让内心逐渐失衡。先是“我”穿过一个草坪时被一名警卫愤怒地拦阻，然后去图书馆又遇到一位的老者的挡驾。“我”愤愤然于两性之间的待遇差别来到女生学院。“我”看到这一切以后想到了很多……”。根据Marmar-idou的观点，第一人称单数只有原型性指示，即说话者为指示中心和空间实体。列文森在《语用学》中指出人称指示就是通过公开的或隐含的人称代词把话语中涉及的人或物与说话者、听话者或第三者联系起来，表明彼此间的关系。而南博格认为第一人称单数可作类属词(generic)，指一类人。伍尔夫使用叙事人“我”，并非作者本人的代称，而是指代不同历史时期为妇女运动而努力的几代人。“我”是历史进程中的不同女性，具有各个时期女性的个性，是历史性与差异性相结合的女性主体，也是发展中的女性主体。文中多次出现玛丽们和“我”之间的对话。“我”与玛丽•塞顿谈论为妇女教育发起募捐活动的妇女们。“我”意识到女性的贫穷除了源于经济上的依赖以外，主要由于千百年来女性被困于家庭牢笼的社会定位所致。“我”在与玛丽•卡迈克尔的对话中经常探讨女性写作，“我”看到了女性作家在女性创作这条道路的艰辛，更看到了女性在以自己声音表达自己的努力。“我”与这些代表各个时期女性的玛丽们之间的对话，这种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突显了主体内涵。人称代词在语言的使用中能不同程度地产生指称游移。伍尔夫在理论文体中引入第一人称单数自传式叙述话语方式，增添了理论写作的主体性、文学性以及抒情性，更加准确有效地表现女性独特的思想，讲述女性的生活经验，传达独立的自我意识，表达旗帜鲜明的女性主义观点。

二、女性理论阐述中的延指表现

如前所述，语言使用中经常发生指称转移。从延指的构成来看，两种属性如果以某种方式相互对应，适用于某个域中某物的属性名称就有可能被用作另一个域中事物的属性名称，而隐喻就是借用属于一个事物的名称来表征另一个事物，转喻的实质是用一个实体来指称一个与其相关联的实体。因此，从广义上讲，隐喻指称和转喻指称都隶属于延指，两者都是延指的表现形式。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以虚构的场所和人物展开了一个开场白，“我不必说明，我将要叙述的情况并不存在:牛桥大学是一种虚构;费恩汉姆也是如此;‘我’不过是代表某个虚构人物的权宜术语。”这里的“牛桥”、“费恩汉姆”是论述展开的地方。伍尔夫用“牛桥大学”这个牛津与剑桥合起来的一个地名，指称牛津、剑桥之类最高学府，代表男性文化霸权，暗指父权文化统治下的权威价值观点和价值标准;把“费恩汉姆”转指刚刚起步的女性教育，隐射女性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及学术创作等方面所处的贫乏状态。在此，言者相信自己的指称是具有关联性的，听者可以推理出真正的指称对象;听者认为言者的指称可以通过推理获知，于是在理解过程中搜寻言者真正的指称对象，从话语的高度异常中得到明示刺激，从诸多可能的指称对象中找出具有最佳关联的一个。在互为显映的认知语境中，听者推理出“牛桥大学”是牛津、剑桥之类最高学府的亵称;“费恩汉姆”指称女性处境的代表。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一两个星期以前，正是绝好的十月天气，“我”坐在河岸上沉思。人们可以叫“我”玛丽•贝登，或是玛丽•塞登，或是玛丽•卡迈克，或是任何别的喜欢的名字———这完全没有关系。“我”的思考好似随波漂流的小鱼，它是那么细小，即使渔夫把它捞了上来也会重新将它扔回水里。然而一旦这鱼一般的思路在心灵的海洋中畅游，“它立刻会变得十分活跃和重要;它一会跳出水面，一会又沉入水底。它左右穿梭，激起闪亮的浪花，甚至掀起阵阵波澜。”

按照说话人在默认情况下使用指称表达时遵循最高可及性原则，“指称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语境以及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一些推算。”指称既是交际的客观指向和交际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言者和听者之间的互动过程。理解话语的字面意义主要取决于话语上下文以及对话双方的背景知识和相互知识。这里的“玛丽”是一个完全女性化的名字，它体现了作者渴望表达女性心声的强烈愿望;而“玛丽”不确定的姓氏又表明文中的“我”代表着全体女性的集合或各具差异性和主体性的多个个体。文中关于思想的比喻，暗指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思想的压抑与排斥，形象再现了“我”的思考过程，充分显示了思想的力量。文中的“我”在查找书架上的历史书时发现英国的历史就是男性家系的历史。“我”困惑的是所有著作中女人的形象是那样的光彩照人，但现实生活中她们却是男人的奴隶。于是，让大家一起假想莎士比亚有一个有特殊天才的妹妹。她和莎士比亚一样禀赋超群，富于冒险精神和充满想象力，但是被迫否认自己的天才，保持沉默并屈从整个人生。按照人类认知事物时总是遵循着一定的关联原则，说话者与听话者往往以关联原则为基本准则进行明示和推理，以达到指称的成功。伍尔夫所选择的莎士比亚的妹妹这一指称表达式，让听者比较容易地推断出指称对象为无数具有文学天份的妇女的不幸命运。一个在16世纪诞生并具有诗歌天赋的女人注定是个不幸的女人，随时都要迎接呼啸而来的嘲讽和打击。妇女在历史上的从属地位是严重阻碍女性文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当然，由于作者所处的社会男女极不平等，女性只能在家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房间”里的女性是笼中之鸟。另外，在经历了战争之后，作者身体和心灵都受到了创伤，想寻求庇护之所，“房间”指称的对象转移为“避难所”。由此看来，“房间”指称的既是物质和心理的双重空间，即“圣所”，也是“牢笼”之所和“避难所”。作品中这种延后的解释是指称发生转移的结果，即从一个话语指称对象转移到另一个话语指称对象。“房间”一词反映了作者复杂的情感，特别是爱恨参半的情结，展示了作者高度的机智和丰富的想象力，也体现了作品的深度和魅力。

基于传统指称理论对《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的指称表达式和延指现象背后的语用认知机制进行探讨，表明延指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语用现象，它显示了词汇、结构和语用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运用假设式推理和隐喻的手法，建构了一个既各有含义，又相互发生作用、彼此丰富所指的延指网络。她的这些富于联想和意蕴的文字充分揭示了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宏主题，让作品耐人寻味、启人睿智。文学研究离不开揭示语言表现手段的语言学。语言学方法进行文学批评可以了解一部作品的风格特点和主题思想，同时，文学批评也拓宽了语言学的应用领域和范围。

作者：曾欣悦章力单位：湖南女子学院教授湖南工业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