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三变对文学批评的影响范文

一、王国维学术三变及其原因

（一）从理科转向文哲之学学习理科的短暂经历固然只是王国维追求“新学”的第一步试探，但是转向哲学研究则是他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其实，王国维早期已经从日本教师田冈云岭的选集里接触到了叔本华和康德的哲学理论，偶然的接触使他满心欢喜，这也是他在回国后，能毅然放弃当时新学所重视的理科之学，决意从事哲学之研读的重要原因。1904年出版的《红楼梦评论》是他立足于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所创作的文学批评论著。书中对于西方哲学思想的引用开时代之先，惟一的缺憾是哲学并未经内化便全盘应用到文学创作。台湾学者叶嘉莹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称《红楼梦评论》一书是“完全凭借西方既有之理论体系为基础，将之应用到中国文学批评中来”，而1908年的文学批评创作《人间词话》则不同，“并不使用西方之体系而仅采纳其可以适用于中国的某些重要概念，而将之融合入中国文学的精神生命之中，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批评理论来”。由此可见，王国维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和体会也越来越深，这是他从有志于西学到学以致用的质的飞跃。然而研究哲学的理性思维与他具有悲观禀赋的感性两相冲突，使他的内心感到疲惫，且当时国内的政海波澜，真可谓旦夕千变，王国维身处其中，却又身不得出，口不得言，感受痛苦极深。当他在哲学中深知“可信”与“可爱”不能两全其美之时，王国维只好试图转向文学中寻找心灵的慰藉和寄托，于是，他把在哲学中收获的思考方式和技巧延伸并应用到了文学的领域。王国维在其《自序二》中，叙述其自研读哲学转向文学之经过：“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然而，对于文学与哲学的偏好并未一直持续下去，在辛亥革命的社会大变革与心灵的冲撞之中，史学再次点燃了他的兴趣之火。

（二）从文哲之学转向史学其实早在王国维少年读书时就对史学颇有兴趣，所以他倦怠于新兴趣时，旧兴趣马上就抬起头来，引领他走上了史学考古的研究。他再次从新学转入旧学，不得不说是时代的动乱所致，新旧文化迥然不同，接受过旧思想教育的人对于旧的腐败政治心有不满，而有着求新求变之心，可是一旦经历了真正革命的巨变之后，又因新旧文化的差距之大，无法完全适应和接受新文化，且革命后，不能当下建立起完善的新政府，反而使社会陷入动乱，王国维把对于新政的失望加之于新学，因此，对于古史研究更加向往。其中，性格因素自然不可忽略，在王国维的内心总有一个求真实与求可信的剧烈冲突，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矛盾存在，他也不会决然改变自己对于文哲之学的研究，走到中国古史研究的道路上去。他早已表示过对于文哲之学的彷徨和缺乏自信，曾说想要成为哲学家，苦于感性大过理性，想要成为诗人，则又苦理性多于感性，可见王国维对于自身矛盾性格的认识。王国维深沉内敛的性格，不喜发扬激进，而他又以极高之理想不欲为“第二流”之人物，可是要做一个能自成一家的哲学家或文学家，却都需要有一种发扬激进的精神，需要有更热烈的情感和不羁的才气，而王国维的性格无疑与此种要求并不相称，而史学研究恰好契合了他的以理性见长的沉潜敛抑的性格。其时，刺激王国维旧兴趣萌发的还有不断出土的古器物，“古来新学问者，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故不自今日始矣。……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况后此之发现，亦正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在他人生最后的时间里，史学研究让他找到了人生最后的寄托，只是在他五十岁的盛年，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何自沉结束生命，这是至今关于王国维研究的最大谜团。

二、学术三变对其文学批评的影响

旧学、理学、哲学与文学、史学诚然并不属于同一学术领域，但也并不违背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规律，王国维的学术三变并非毫无关联的跳跃，而都在以前一门类知识为基础，指导新的学科的研究。《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见解独到的文学批评，除了有王国维自身探索学问之执着，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从多次的学术转变之中汲取的新养分和知识。少年时期，王国维为应对科举考试学习八股文等旧学，虽非兴趣所在，但对于古文知识的掌握也于无形中与日俱增，哪怕后来的理科之学，貌似与文学批评不相关联，然而在文学批评的创作中，逻辑和理性的探讨自然是与此有关的，而且那段短暂的学理经历，在得偿夙愿之后无奈因病放弃所带来的心灵震动自然不轻，这也生发了他的感悟。康德、尼采与叔本华的哲学观对于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创作带来的影响，自然是无需多言的，然而王国维虽然崇拜西学，却并没有陷入到盲目境地，而是有着自己的理性思考和判断。王国维虽极度赞同康德美学中提出的超功利和天才论的看法，但康德理论之中的矛盾在于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裂缝，这也是王国维在“近两三年中最大之烦闷”，更尖锐指向王国维酸楚内心的是叔本华的“厌世悲观说”，随即成为他精神世界的一剂良药。对于王国维进行文学批评的创作最大的一个羁绊是耳濡目染旧学的知识分子，如何应对文化传统的焦虑，这也是一直困扰着王国维的问题。从早期文学批评之作《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到后期《人间词话》，他始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位问题无法释怀。

对于深谙旧学之道同时又深入研究西学的王国维，其在汲取二者进行文学批评创作上借鉴颇多。纵然是天才的创作，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社会，全然依西学之见进行文学批评的创作势必不可行，而要完全排除传统规范的影响，更不可能，正如作诗词歌赋也必须遵循古已有之的一些法则，惟其如此，欣赏者才有可能欣然接受，王国维便是在三次学术转变之中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如此而作出了如《人间词话》般耐人寻味的文学批评之作。康德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天才所受到的羁束，“鉴赏力正如一般判断力一样，对天才加以训练（或驯化），狠狠地剪掉它的翅膀，使它有教养和受到磨砺；但同时它也给天才一个引导，指引天才应当在哪些方面和多大范围内扩展自己，以保持其合目的性；又由于它把清晰和秩序带进观念的充盈之中，它就使理念有了牢固的支撑，能够获得持久的同时也是普遍的赞扬，获得别人的追随和日益进步的培育。”传统造成了王国维胸中难以排遣的郁闷，但这把剪刀也随时修剪着他的棱角和羽翼，对其一生的成长和文学评论的创作也大有益处。传统文学的遗产“境界”“风骨”“性灵”屡见于王国维的文学批评之中，“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何以有文？正是旧学给了他创作的素材，而新学的延伸“天才说”“无用说”“境界说”“古雅说”是王国维在新旧之中找到的属于自己的话语形式，从传统旧学的材料，到新式西学的思维，王国维揭示了文学的深刻内涵，他对于文学的见解确是继往开来的。学无新旧，学无中西，学无有用与无用之说，这是王国维在中西文化的冲撞、争斗中所持的态度，他就是在中与西、新与旧、感性与理性的交织中成就了学问大家。

王国维有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其意为读书做学问，首先要高瞻远瞩，选准目标，之后则要苦心孤诣，专心致志，最终便会豁然开朗，创作得心应手，这何尝不是对王国维自己学术转变的总结，旧学、理学、文哲之学和史学，每一次选择和转变，都是他在寻觅自己学术研究的归宿，他这一生对于书本的嗜爱和学术的执着值得当代青年学习，他曾说：“余毕生唯与书册为伴，故最爱而难舍去者，亦唯次耳！”这种境界，何其高雅！

三、结语

王国维短暂一生却经历治学之三变，因科举制度乃习旧学，时代之变留洋学理，介绍康德、尼采与叔本华之西学于中国并以此进行文学批评的创作，最终从事中国古史研究，均创获巨大。他的学术三变对其文学批评影响至深，正因为他丰富的治学经历，使他在文学批评上眼界开阔，见解独到，最终成就大家。而王国维沉湖之谜团，也留下了永恒的话题，引人无尽沉思。

作者：刘斌单位：闽南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