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书信中的文学批评思考范文

从内容上看，沈从文书信中的文学批评活动主要包括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对作家的整体评价，对文艺思潮的分析，对文学史发展的观点，对自己文学文本和创作观念的解说，对自己文学史地位的不满，对文学史研究状况及成果的不满，“”后对丁玲的反驳等。这些内容构成了沈从文与亲友书信中的常见话题，也是沈从文在文学创作和专门的评论活动之外表达自己观点立场的主要方式。二现代阶段(1929～1949)在将近20年时间里，沈从文在自己的书信中表达了对文学创作多个领域的关注，形成了鲜明的批评风格，也印证了沈从文独到的审美品位。在这个阶段，沈从文在书信中较多谈到自己的创作，包括作品解说、观念阐述等方面。王际真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沈从文较为频繁的写信对象，两人在书信往来中互相倾诉自己的困境，也互相鼓励。沈从文于1930年元月18日在给王际真的复信中讲述了自己的写作状态:“昨夜因为斗气，就写了一万七千字小说，这小说是今年第一篇，预计有一个礼拜写好，当有六万字左右。我今年当在大量生产下把我自己从困难中救出，不然明年恐怕转乡下也做不到。可惜的是生活总不许我在写文章时多凝想一下，写成后又缺少修改的暇裕，所以写纵是写，好是不容易的，这只有待一个机会去了。若果机会许可我从从容容写文章又从从容容改，我一定做得出点比目下还好的文章来。”

迫于生活压力，沈从文此时的写作只能讲求数量，故此自己也不满意，明白地说“好是不容易的”，期待有“暇裕”可以从容写作。1938年4月12日，沈从文从沅陵写信给张兆和，谈到了自己以往的小说和新的写作计划，“手边有一本选集，一本《湘行散记》，一本《边城》，一本《新与旧》，一本《废邮存底》，象征卅年生命之沉淀。我预备写一本大书，到昆明必可着手。”沈从文一向视小说为生命的记录，从他认为自己的作品“象征卅年生命之沉淀”可见一斑。这部计划中的“大书”就是长篇小说《长河》。在同年7月30日写于昆明的信中，沈从文向张兆和介绍了《长河》的进度:“已夜十一点，我写了《长河》五个页子，写一个乡村秋天的种种。仿佛有各色的树叶落在桌上纸上，有秋天阳光射在纸上。夜已沉静，然而并不沉静。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电闪极白，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强的炸雷声，在左边右边，各处响着。房子微微震动着。稍微有点疲倦，有点冷，有点原始的恐怖。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所引起的情绪。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我觉得很感动。唉，人生。

这洪大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这段告白可以提供理解《长河》的背景资料和作家的写作状态以及小说主题。沈从文对当时的文化环境非常敏感，在自己的书信中也反复提及，尤其是对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沈从文几次出言批评。对于国民党大肆屠杀进步作家，沈从文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进行了抨击。“年来政府对于左翼作家文艺政策看得太重，一捉到他们就杀(内地因此杀掉的很多)，其实是用不着这样严厉的。另外一方面又似乎把文艺政策看得太轻，毫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把几个较有名较有力的作家好好去培养起来，从作品上输给年青人一个生活态度，一个结实自重耐劳勤学的为人态度，只知道用一些钱去办一批刊物，却不问刊物用处，两方面实在皆作得极其愚蠢。”因丁玲被捕后胡适曾经设法说项，沈从文写信向胡适表达谢意。信中，沈从文对国民党的文艺政策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对当时的文化环境也有极大抨击。40年代，沈从文的作品常常被禁，沈从文也多有抗议。1943年元月13日，沈从文在信中概述了自己作品被删和被禁的情况，并说由于这种删改，小说的“精神早已失尽了”。对于文坛整体状况，沈从文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与当时的主流观点迥异。例如，1930年初，沈从文的笔友———最早向西方翻译介绍《红楼梦》的译者———王际真向他表达了要翻译介绍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意思，沈从文当即回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中国目下年青作家，说故事好文字好的，似乎还有几个人，若是想选出说精致话做漂亮文章的可就难了。依我看，是郭沫若郁达夫都不行的，鲁迅则近来不写，冰心则永远写不出家庭亲子爱以外。”

在这里，除了因鲁迅没有新作品而免于批评之外，沈从文直指郭沫若、郁达夫、冰心这些当时文坛巨匠的小说不够格，认为只是“故事好文字好”还没有达到自己理想中的“说精致话做漂亮文章”的程度，认为冰心的小说题材狭窄。这些观点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更多的是出于自己文学观念而对属于异类的创作加以褊狭的否定。另外，在谈到西方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时，沈从文也直截了当地进行了总体否定。他有感于上海学生的读书范围小和盲目，于是谈到文学译介的局限:“在上海，近来是无数靠译日本作品成伟人的。从前的周氏兄弟，郭沫若，现在的沈端先等，甚至于日本二流作品也转贩到中国来了，这原因一则是翻书人太多，其次则为译者对文学的理解力，懂文学的不肯随便翻，翻的人多数是不大懂的角色，所以现在译品杂而且滥，呈空前混乱。书店则因为贱价原因，也不惜钱收买，所以译著极多。”不得不说，这种观点是过于偏激的，“不大懂的角色”，“译品杂而且滥，呈空前混乱”等等判断，用于全局可以，用于周氏兄弟则显然有违事实。何况周氏兄弟的翻译并不仅限于日本文学，通过日文转译苏俄、欧洲的作品和理论更多。

与鲁迅之间，沈从文也并不总是采取反调的立场。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待梅兰芳巡演美国的文化事件上，沈从文与鲁迅不约而同采取了批评的立场。见诸鲁迅杂文的对梅兰芳的激烈批评人所共知，然而，沈从文的态度也并不稍显缓和。沈从文劝说身在美国的王际真不要为梅兰芳摇旗呐喊，并且言辞激烈地对梅兰芳可能导致的西方对东方的误解进行了分析。让我们来谈梅兰芳吧。听说张禹九同张仲述都帮了这旦角的忙，特意跑到纽约来做生意，我觉得不拘这事如何得美国人快乐，这快乐在我们总是一种羞辱。“东方趣味”有些事是对于民族人格不过问的，想不到这些有知识的人，还特意到纽约去介绍这趣味给美国人。你不要为那事做什么文章好一点，因为这件事在国内较开明一点的年轻人，是一律加以反对，很对于这旦角艺术怀疑的。这段辛辣的文字不但略带侮辱地将梅兰芳直呼为“旦角”，而且对张禹九等丝毫没有留情面。以沈从文与徐志摩的关系之深，按照常人的思路，沈从文该不会不对张禹九网开一面，可是率性淳朴的沈从文连这点“世故”爽性也抛掉了，对梅兰芳访美的动机、过程、结果都进行了全面的批评，甚至代表国内的“较开明一点的年轻人”表态要“一律加以反对”，要怀疑旦角艺术本身。除了担忧男扮女装的旦角艺术给中国文化带来误解以外，沈从文也预见到了美国人欣赏梅兰芳艺术时内含的猎奇心理和潜藏的文化优越感。这些分析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都是合理性大于偏误的。沈从文与鲁迅在这个问题上的近似立场也说明了两人在思考中西文化大局时的清醒与深刻。在徐志摩去世之后，沈从文等人努力奔走欲成立以徐志摩命名的奖金基金，此事由沈从文来承担有些勉为其难，于是沈从文一再向胡适求助。1936年3月31日，沈从文写信给胡适，痛陈该奖金基金的必要性并吁请胡适设法周全。“我觉得关于中国文学创作奖金事，政府不注意到，如像中美基金会文化机关无论如何应当提出几万块钱来办一办。

事情很明显，如今国内大学少设一个文学讲座，并不影响到这个学校分毫，如把这笔钱(一年五千)作为全中国新作家的奖金，影响可太大了。您不能给他们年青作家设设法，我觉得不大公平。对他们太疏忽，所谓新文学革命实近于有头无尾。”同一封信里，沈从文还对疑似梁实秋批评林徽因的文章提出了质疑:“《自由评论》有篇灵雨文章，说徽因一首诗不大容易懂(那意思是说不大通)。文章据说是实秋写的，若真是他写的，您应当劝他以后别写这种文章。因为徽因的那首诗很明白，佩弦、孟实、公超、念生……大家都懂，都不觉得‘不通’，那文章却实在写的不大好。”

三“十七年”与“”时期(1949～1978)进入新旧中国转换的历史进程后，沈从文的命运开始急转直下，外在环境的压迫与压抑日渐深沉。在这样的处境中，沈从文书信中谈及文学自身的文字日渐稀少，更多变成了对文化时局和文学发展的旁观与质疑，甚至反思反讽。在与亲友的书信中，沈从文更多谈及自己的心理磨难和生活困境，表达对自己“靠边站”地位的不满，同时也在无奈之中主动、真诚地希望改造自己以适应新的社会、新的文学的要求。但是，他素来坚持的文学观念和己执拗顽固的个性又使他对自己的主动改造不断反省。在这种多极分裂的精神格局中，沈从文对当时文坛的关注也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矛盾性的特征。

首先，对于当时主流的文学作品、文艺作品、文学批判运动，沈从文多有批评。沈从文比较关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年，沈从文在一封一万多字的信中谈到了对这场批判运动的独立思考。目前那么把《武训传》提出来作全面学习，领导方面自然是有计划的大事。但是国家那么大的发展，文学思想上领导，正可作正面的用鼓励和帮助方法，和一个宏抱万有的伟大涵容和理解态度，让过去能用笔的将笔重新好好使用，准备用笔的都得到真正扶助和机会来用笔，才是办法!如只把个武训来作长时期批评，武训这个人其实许多人就不知道，少数人提到他时还可能会说是鲁迅的……一如托古射今，把现在人中有因种种原因工作一时和政治要求脱了节的情形，认为即是武训的再生，即动员一切可动员的来批判，还是主观上有了错误的结果。因为这个时代哪里还会有武训?当时太平大国之革命，无从使武训参加，很自然。至于现在革命，哪是太平天国可比?革命者还自信不过似的比作太平天国，已不大近情，如再把时下人来比武训，未免更远了。因为事情明明白白，参加或拥护则活得事事如意，学武训则倒霉到死，世界上还会有人学武训来寻倒霉?如果有人始终和社会发展要求有游离情形，求解决问题还是从理解入手。使过去武训追随太平天国，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推理。但使一个现代人信仰当前的党的一切领导，没有丝毫困难。一检查偏向，去主观，再莫把自己当成太平天国的英雄，也莫把人当成武训来有意作践，就什么都不同了。

这种分析当然是站在旁观者清醒的文化立场进行的，具有极大的合理性，但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合。这表明，沈从文对时局的认识是“浅”的，没有完全估计到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同时，也是“深”的，它超越了当时文学批评界的时代局限和意识形态的规限，是极为深刻的思想洞见，也是其独立不倚的文学立场的淋漓表现。对《红旗谱》、《红旗飘飘》、《谢瑶环》、《李家庄的变迁》等主流作品，沈从文在自己的书信中都进行程度不同的批评。1960年12月，沈从文看了电影《红旗谱》之后在书信中表达了自己的不以为然。“昨天我去看《红旗谱》电影，觉得我体力如果还能得用，把今年搞的张鼎和四哥材料写出来，一定还可望比这个作品真实有力得多。因为对各阶层的人物都有一定熟习，且明白如何刻画即可收生动活泼感人效果，又会不太费力即可将背景画出来，给人一种真切深刻印象。体力如够用，我一定还是完成它。而且一定会比《边城》写得好得多。我过去写什么都是事先先有一种轮廓，从轮廓就预先明白效果好坏。”

虽然没有直接评价《红旗谱》，但是通过沈从文对自己预期中以张鼎和为原型的小说的期待，可以反面看到沈从文对《红旗谱》艺术上的否定。有时，这种否定更直接，有如下两例。其一，1962年沈从文在江西瑞金看到田汉《谢瑶环》的演出，“满座兴奋，因为有‘女扮男装’，有‘英雄打抱不平’，有‘官家少爷仗势欺人，终于被巡按私访查明，斩以尚方宝剑’。一切旧套子，内容十分庸俗，但是在卖票上十分成功。也极自然，由北京到瑞金，看旧戏，才过瘾，还有亿万群众也。要群众，或要有戏可演，都得遵循这一条路，这个方面想改良恐不是三五年事。”对田汉剧作“一切旧套子，内容十分庸俗”的批评形诸笔端。其二，在此前1961年的一封信中，沈从文谈到了《战争与和平》的伟大，称其“又有趣又生动，真是伟大创造的心”，接着笔锋一转联想到《红旗飘飘》，“我们《红旗飘飘》文章有的是不同动人事件，可是很多却写得并不动人，且多相同，重点放在战斗过程上，表现方法又彼此受影响，十分近似，———不会写!”这里评价《红旗飘飘》中的作品把原本动人的不同故事写得雷同，讲述故事的方法又彼此雷同，总体的评价是“不会写”。这与当时主流文艺界的观点简直就是唱对台戏了。

其次，沈从文对老舍等主流作家多有批评。虽然老舍的写作遭到了压制，但是其处境毕竟比完全不能发声的沈从文好得多。于是，在沈从文书信中，老舍成了经常出现的被批评的对象。50年代初，沈从文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文坛的呆滞，一些在他看来艺术质量非常低劣的作品反而流行受追捧，尤其是“可以自由出版”，自己的作品反而彻底消失，这是让他耿耿于怀、难以放下的。他对当时文坛的判断是“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等手都呆住了，只一个老舍成为人物，领导北京市文坛。事情如到只有领导者一人露面，不曾见更多年老的恢复用笔，年青的新成就不断产生，领导方式还有问题，待改善，是显明的”。这样的领导方式，在沈从文看来导致的结果是“时代十分活泼，文坛实在太呆板”，换言之文坛脱离了时代。1951年年底，沈从文再次提到了老舍，这次是由于老舍因剧作《龙须沟》获得北京市人民政府“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沈从文虽然肯定了获奖的合理性，但是却也指出:“其实还必须设很多奖来鼓励各方面工作有贡献的人，才合道理。戏剧不过是万千种工作之一种而已。另外还有许多事情，在摸索中发展，有许多人不自私地在牺牲自己而努力，成绩是一时看不出，将来却重要的。”

到了1965年，沈从文更是因为汪曾祺打抱不平而直接批评老舍:“一个汪曾祺在老舍手下工作了四五年，老舍就还不知道他会写小说(而且比老舍还写得好得多)，幸而转到京剧团，改写《沙家浜》，才有人知道曾祺也会写文章。类此事或许还不少的。”除了为年轻人不得重视而抱不平的公心可以理解外，沈从文对老舍的批评有些师出无名。且不说汪曾祺小说写得是否比老舍好，也不说汪曾祺《沙家浜》艺术成就多高，单说汪曾祺的会写小说不为人所知恐怕主要与当时汪曾祺没有作品发表有关，虽然汪曾祺40年代就有小说集问世，但当时的影响力有限，过了二十多年没人知晓也可以理解，这与汪曾祺是否在老舍手下工作，老舍是否应该知道汪曾祺会写小说实在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将汪曾祺的没有文名归于老舍的压制，实在是沈从文的一厢情愿和过于随意。

再次，沈从文始终在自己的边缘处境和融入主流的努力以及对这种努力的自我批判中艰难挣扎，始终没有找到让自己心安的文坛位置。早在1946年，沈从文就曾预感到自己的处境不妙，自己的“游离于现代以外，自成一格，然而正由于此，我工作也成为一种无益之业了”。有感于自己的处境，沈从文转而抱怨时代环境使得自己“本可以带着更年青的一群形成一种健康风气，结果却必然在一种厌倦情绪中，一切萎缩。事到末后，寂寞死去。身与名没，草草完事”。“寂寞死去”、“草草完事”云云虽则过于悲观，却也多少预示了自己此后的命运。颇为吊诡的是，前引的“游离于现代以外”句成为沈从文在“”中的罪证，专案组在抄家中读到本封书信时特意用红色下划线将其标出。1949年4月，沈从文在同一封信里表现出了极端矛盾的状态，在读到《人民日报》副刊上的几篇主流作品之后，沈从文在自我反思的同时欢欣鼓舞，说这些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把我过去对于文学观点完全摧毁了。无保留地摧毁了，搁笔是必然的，必须的”。进而又表达了自己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遗憾，“从这几篇文章中，让我仿佛看到一个新国家的长成，作家应当用一个什么态度来服务。这一点证明了延安文艺座谈记录实在是一个历史文件，因为它不仅确定了作家的位置和责任，还决定了作家在这个位置上必然完成的任务。这一个历史文件，将决定近五十年作家与国家新的关系的。上期有萧参著《坚决执行文艺为工农兵的方针》一文，可惜没有见到。从推想说，一定是对当前和未来能完全配合得极密切的。”自己也想“配合”却无从“配合”，只好“游离”，这种复杂心境接下来就急转，变成自怨自艾:“唉，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

“写文章得罪人多矣”确是重要原因，但未必是最重要的原因。根本原因其实是沈从文的文学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裂隙，这种裂隙使得他无从、无由、无法进入主流文学的视界，自觉的边缘化和被动的边缘化结合起来，沈从文“无从参预”“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就是注定的了。当然，最能反映这种复杂心态的是《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这篇已经被文学史家充分注意到的书信，“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我在毁灭自己。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在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时代里迷失自我意味着对环境的质疑，也更意味着对自我的进一步放逐。于是，自己是否疯狂已经关系到作家的生死，“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

当然没有人能回答，当一个作家自绝于外在环境也被外在环境拒斥的时候，只有内心的声音能成为自己的友伴和支柱，当这种声音坚强的时候，自我也能支撑自己，当这种声音微弱的时候，自我也就随着崩塌了。在沈从文的书信写作生涯中，从1949年到“”结束，是最为密集的阶段，沈从文以书信的形式痛陈自己的精神之痛，常向亲友倾诉自己的内心困顿。但是，在这些书信中，沈从文较少谈及文学了，更没有余裕去读解自己中意的文学作品。他始终难以理解也难以释怀的是自己的边缘处境。卷帙浩繁的书信和为数不多的文学批评活动真实体现了沈从文在30年间的精神历程和苦难状貌，为文学史留下了珍贵的原始记录。

四最后十年(1978～1988)“”后，随着文化环境和文学创作的巨大变化，沈从文的处境慢慢转变，但是仍然处于边缘的位置，直到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金介甫的沈从文研究在国内的传播，这种境况稍微好转。当然，沈从文再次声名鹊起受宠于文坛是90年代之后了，沈从文自己没有看到，即使看到也不知会作何种感想了。在沈从文最后10年的生命历程中，他始终对自己的文坛处境念念不忘，对新时期之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将自己有意无意遗忘非常不满，对这种不满的一再言说成为这10年中沈从文书信的一大主题。逐渐进入老境的沈从文絮絮叨叨不依不饶地诉说着自己的委屈，渴望被认同又对自己的不认同持着骄傲的姿态。同时，80年代初的笔墨官司也是他书信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两个主题与此前沈从文书信的一贯主旨其实是一以贯之的，都是对自我主体地位的确认和忧虑，都是自我身份认同中的矛盾与焦躁。换言之，贯穿沈从文一生的主题就是寻找自我定位，寻找自己在世间的准确位置，可是，他始终没有找到答案，这种挣扎也就伴随他走过了全部岁月。尽管偏于主观、近于絮叨，但是这些晚年书信呈现出来的沈从文形象值得文学史研究给予充分注意。

第一，关于沈从文与丁玲的陈年恩怨。沈从文与丁玲一度相帮相携共闯上海文坛，但是在丁玲1933年被捕之后，尤其是1935年出狱去延安之后，沈从文与丁玲的关系迅速恶化，50年代初虽有交往却逐渐形同陌路。“”后彼此关系剑拔弩张，一度硝烟弥漫、呛声不断，成为80年代文坛的一道别样风景。沈从文在这个阶段的书信中不停地对丁玲从各个角度进行全方位的反击，这种反唇相讥甚至掩盖了沈从文个性中的柔和敦厚，呈现出了他个性中的硬质一面。大致从1980年4月6日开始，沈从文开始在书信中对丁玲进行言辞激烈的批评，用了各种笔法。第二天4月7日，沈从文更是写了万字长信，继续反击“丁老太太”。10月14日的信中，沈从文甚至奉劝一位保存了自己《记丁玲》一文的朋友，“为你安全计，似以即早焚毁为得计合理。因为这是经过丁玲本人判定为某某市侩写的一本最拙劣的小说。丁玲女士是我们新中国最最伟大(同时也将是世界最伟大)的女作家，我由于无知，竟在四十多年前作品中，把这么一个伟大作家‘低估’或‘丑化’了，所以即从小说角度而言，也应当算是最拙劣不过的。绝不宜流传下去，十分显明。为酬答你的好意，愿意你明白情形，希望把偶然留在手边的那本书，即早毁去，免在另外一时受连累，出现意外麻烦，招架不住。承认现实并沉默接受，才符合‘明哲保身’之道!”

晚年的沈从文笔致渐趋老辣，这种语调里面除了被历来压抑而扭曲的心理之外，更多的是对丁玲的怨恨。这种怨恨让晚年的沈从文刻骨铭心，形诸文字就变成了这种极度的反讽。这封信的附笔怨恨色彩更加浓厚，趋于愤怒、自虐和失去理性了。照抄如下:我本质说来，实在材具平庸，思想极端保守落后，文字也半通不通，不过因缘时会，坚持不懈，从学习试探中，写了几十本不三不四的作品，并没有任何值得赞美处。虚名过实，必致奇灾异难，居然能活到如今，已够算得幸运了。所以放弃了空头作家的名分，转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也只希望达到一个“及格说明员”的程度，事实上，学了三十年，也并未及格!外面说的我又专什么什么，都不足信。写作上还一败涂地，哪里会又来冒充什么专家?第二，关于自己的文学史地位等问题。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在不断调整，很多原来被淹没的作家重新浮出历史地表。但是沈从文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多少提高，这使得沈从文非常不解和苦闷。这个问题，他在信件中多次提及。1979年6月7日，沈从文在家信中说:“科学院文学所最近在云南开个什么现代文学史研究会，为一些五四以来有贡献作家‘平反’或‘翻案’事，从简报中，见到有由陈独秀、胡适之到瞿秋白、艾青等等一系列名字。把我也放在其中，可惜太晚了点，而我的书也烧得太早、太彻底。一群搞现代文学研究的假权威，只知为当权的人瞎捧，而把我贬得一文不值。国外印象却正好相反。油菜花伯伯第二次来北京说，国外讨厌宣传品，花钱再多，印得再好，还是不买账。在美、日我有读者，若能用个‘回忆录’方式写写昆明那八年，寄美国他可为花几百美金用四号字印出来，肯定会成功，因为有的是读者!日本且会即刻有人译过去。”

有感于自己在国内文坛的地位，沈从文对于自己在国外的知名度颇为看重，而且由此质疑当时的现代文学研究界和学者们，对他们多有微词。同时，沈从文还对自己的书屡次被禁毁难以释怀，尤其是《记丁玲》一书。1980年4月7日，沈从文在信中不厌其烦地叙述了自己这本书的命运:“其实这本书早已并我所有同样不三不四、拙劣不堪作品，于解放前即受禁止，五二年且已和别的作品全部付之一炬，即纸型也不保存。台湾方面亦于五三年用明令禁止，焚禁后且永远不许重印，至今尚未解禁。唯一在香港有复印本，但从无什么人提过这本书，原因是否把她‘举得过高’?不得而知。全部书被禁焚，我也早即料到，所以认为‘合情合理’，从不灰心丧气……”1980年8月23日，沈从文在信中批评了前一年出版的九院校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且言辞十分激烈:“你应当明白，直到去年用九大院校语文教师名分合编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内中廿五个年在四十五左右的教师，没有一个人读过我的作品，教材目录上本来并没有我的姓名，只临时找个什么人看了一二复印选本，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赞美后，末后便依旧采用四十年前什么‘权威批评家’老腔调，胡骂我一顿完事。这种教材居然能通过印行，即可知是得上面同意允许，且得到南方什么主管的‘长’支持的。你如今若冒冒失失自出心裁，说出些真话，危险是显明的，意见也显明会触犯那九大院校教师，肯定会在另一时受迫害谴责的。望牢牢记着此事。”

同样的意思，沈从文曾经于同年9月初的另一封信里再次重申。一方面，沈从文耿耿于自己在文学史上没有地位，另一方面他又为安全计一再劝阻青年学者对自己进行重新评价，阻止别人抬高自己的文学史地位。其中的委曲与挣扎反映了沈从文受到迫害的深广，也反映了其性格心理中的扭曲与变形。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还有他对凌宇的沈从文研究的态度和对学界将其视作“小京派头头”的警惕与反感。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细心地计算着那些没有机会看、有机会也不看或者根本没听说的自己名字与作品的学者的年龄，在80年代初的几封信里分别用40、45、50岁等年龄来锁定这个群体，可谓处心积虑了。

第三，关于夏志清、司马长风、金介甫、凌宇的沈从文研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最早对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做出较高评价，因此也成为沈从文研究某种意义上的一个起点，沈从文对此非常重视，将其视作自己在国外的学术名声的明证。对于金介甫的沈从文研究，沈从文则给予很多帮助，提供材料，帮助联系实地采访等，也曾经把金介甫介绍给朱光潜等。可是，当凌宇打算对自己写作的沈从文传记进行国际性的宣传时，沈从文坚决制止了。“劝阻别人对自己的宣扬，尽力制止人们为他鸣不平，给‘沈从文热’降温，是他晚年书信一个持续特点。”甚至沈从文生前写下的最后文字也是这个内容。

第四，关于苏雪林、张爱玲、鲁迅等。在1980年4月上旬的一封信中，沈从文澄清了收信人问到的几个问题，其中之一与苏雪林有关，言辞一样激烈。苏雪林文章不足称引。那是在武大教“现代中国文学”作的讲义。这是个神经质老姑娘，对人好坏全凭感情用事!当时一面骂我，一面把鲁迅捧上了天。而次一年，却又用“快邮代电”方式，散发了一份申讨文，罗列鲁迅“十大罪状”，申讨鲁迅。忽然而天，忽然而地，令人不好招架。对我的批评，也近于“信口开河”。当时或稍后，即作了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随同逃到广州，又转入天主堂作修女。现在若还活着，大致是在法国天主堂作修女了。上海人(万象书局开始)盗印一折八扣书时，搞了我一个选集，为哄骗读者，把她批评附上。从此以后，许多人写现代文学史，都引用这个材料，左的也引。可想不到这个“不安定灵魂”，既是国民党立法委员，又讨伐过鲁迅。而到抗战，我上武汉暂住在东湖时，她却通过凌叔华，一再向我表示对我的歉意，说当时并不曾见过我全部作品。我却付之一笑，走开了。关于张爱玲，沈从文为了澄清张兆和与张爱玲并无关系曾经稍加说明。“你问的张爱玲，我和家中人均未认识。张家在合肥是个大族，‘和’字辈弟兄姐妹多达百十人，有大半就未见过。抗战八年中，我一家大小四人，在昆明乡下住了八年，复员后才返回北京。”关于鲁迅，沈从文则是感叹其书印刷数量之多，自己的书全数焚毁的不同命运。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沈从文的作品选集，沈从文在给参与编辑的凌宇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印数不及万本，我倒以为‘过时的旧作’，供参考用也很够了。如像鲁迅先生集子，以十万计的印行。一面邀集大几十个国家友好人士来祝寿，场面铺排之大为历史少有。另一面，琉璃厂和西单书摊上都廉价处理，《二心集》只一毛多一本，影印书信只一元一册，未免令人短气。”

这种话语方式近似于无理取闹了。第五，关于古华《芙蓉镇》、张洁《沉重的翅膀》等。沈从文晚年非常看重《芙蓉镇》这部长篇小说，几次在书信中盛赞。1981年10月31日，沈从文致信古华谈到《芙蓉镇》并作出高度评价。在同一封信中，沈从文有很大保留地谈到了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沈从文的晚年是在焦躁不安的心理状态中度过的，内心充满了种种矛盾，反映在书信中则表现为对自己文学史地位的过于在意和对丁玲的尖锐抨击。其中的文学评论活动带上了意气用事的成分。纵观沈从文书信中的文学批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充分利用了书信这一介质并将其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其成为一个有效的文学批评手段，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简单概括，沈从文书信中的文学评论有如下特点。其一，注重审美观照。除个别情况外，沈从文坚持以审美标准对待文学作品，在审视文学文本时注重对语言、形式和历史内涵的分析。其二，具有抒情性。沈从文将书信写作看作文学写作的基本训练手段，看重其文学功能，而且自己最早发表的作品就是书信体，一生中也多用书信体进行小说创作。可以说，书信体小说和书信往来一起构成沈从文文学生活的重要部分。在这些小说与书信中，沈从文擅长抒发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娓娓道来，毫不矫饰。其三，主观性。在某些情况中，尤其是涉及到与别人的论争或者自己的文学史地位的时候，沈从文书信中的文学批评就陷入主观，很多时候使用讽刺，剖白自己的同时也尽力嘲讽对方。从书信的角度观察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活动，有利于了解沈从文的文学观、批评观、文学史观，也有利于接近一个更加真实全面的沈从文。当然，以上的论述只是接近了沈从文的书信世界而已，远远不够深入。

作者：刘永春单位：鲁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