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时间性与角力范文

在该书中，杨经建从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文化语境入手论述小说创作，其中关于90年代文学的“新状态”概念，显然是他出于有效地考察当代文学特质而提出的。在他看来，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现代化追求事实上已经将当代中国带到了一个新的“时空维度”，在与西方接轨的过程中，消费主义文化业已深深地在中国当代文学观念、风格上打上了烙印，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审美出现了时尚化、休闲化、形象化的特点。进而，杨经建对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精神向度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将创作风格各异、流派纷呈的作家进行了精神上的划分———新理性主义、新本土主义、新民粹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表现主义，从宏观上把握了该时期中国文学与前27年以及80年代文学精神品格的本质区别，不论是坚持艺术信仰和精神操守的新理性主义，还是意义的空缺与意义的过剩奇妙地共存的新表现主义，它们都与此前文学作为政治的传声筒或政治理念的映射有了根本的不同:市场体制的到来固然携带着难以预料的对文学世俗化的诱惑与刺激，但同时文学却拥有了一改过去受制于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局面，具备了多样发展的可能性。杨经建对世纪末文学所作的精神划分，彰显出浓郁的理论意味和宏观的学术视野，无疑有助于廓清众说纷纭的当代小说现状，直接触及小说所承载的时代精神与文化品味，在一种整体的观照中梳理出这一阶段文学清晰的脉络。杨经建的文学批评具有强烈的存在主义色彩，这种批评底色并不是到其专著《存在与虚无———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论辩》写作、出版时才表现出来，而是在其文学批评的初期便具备了此特质。

存在主义式的文学批评直抵文学内核，规避了文学细枝末节的遮蔽，显示出大气磅礴的思维智慧。正是立足于存在主义的立场，杨经建从数千年潜移默化的家族宗法传统造就的中国家族小说的繁荣中，从《金瓶梅》、《红楼梦》一直延绵到《四世同堂》、《白鹿原》等优秀家族长篇的文学实践中，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家族文化母题的诸多共性。在他看来，“在人类的天生的‘叙事动机’的鼓动和作用下，将潜在人类意识中的那些基本情结外化、升华为叙事文学所要讲述的内容，换言之，生命、死亡、爱欲、家族成为叙事文学古老而稳定的创作母题，也是理所当然的。”进而将中国百余年来的家族小说视为一种文化母题，它有着自己的叙事规范、结构功能和模式，是人类基本精神、民族风情在小说中的必然反映与遗存，是人类情感集体无意识的象征，“它充分体现了人类艺术的历时态与共时态的一体两面的本色”。杨经建敏锐地感觉到，家族小说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必然会朝着城镇、都市、个人体验的层面推进和衍变，其中蕴含着一种独有的沉重、悲怆美感，其根源在于“知识分子文人在种种剧烈撞击中出现的‘忧新’和‘患旧’的精神敏感病”。

同样基于存在主义的文学批评立场，杨经建对于人们所熟知的王国维的“三重境界说”也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论断。他认为，王国维身处在生存论的精神困境中，因而借助诗学的方式传达着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即“人生困境与终极忧患与其说是在有我之境中的种种人生的苦恼与选择，不如说是人处于有我之境中却要去追求与实现无我之境的困惑”。于是，王国维的三重境界在存在主义视野下得到了重新理解:“其中的第一境乃俗境，人在俗境中却想超越此俗境去追求理想之真境，故有‘望尽天涯路’之叹;第二境乃处于真境中的人，然而因为他太不食人间烟火了未免过于寂寞凄凉，所以只能是‘为伊消得人憔悴’;到了第三境，人终于豁然大悟:真正的胜境并非要完全脱离俗谛，原来在俗谛中也能实现真谛，这就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以前之所以没有发现俗谛中也能实现真谛是因为没有真谛照耀之光，只有真谛之光的烛照才能使人摆脱异化现实的束缚进入自由的理想境界。如果转用存在主义的话语表述则是，通过现象学的还原使作为‘此在’的人进入本真生存的状态，人脱去生存的蔽障从‘此在’入手探询生命的本源，从而进入艺术的极度陶醉的境界———澄明之境。”

同时，在谈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艺术审美偏向时，杨经建发现了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步入现代性进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却延续了传统社会中艺术审美偏向于维系社会协调、团结的理性功能而丧失了现代文学自由的品格和突破现实局限的非理性功能，尤其是，当‘现代性’的理性精神逐渐被置于中国式政治革命运动所导致的单一狭窄的工具理性、实用理性运行轨迹后。”这样切中肯啟糸的凝练表述，在杨经建的文学批评中并不鲜见，读来饶有趣味，这与他对于存在主义哲学著作的喜爱、对于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的熟读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积累的丰富阅历、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杨经建的学术批评智慧和发现还远不止于此。他对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中西文学保持着长期的广泛涉猎和研究，因而在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现象时常常能够发人所未发。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很多研究者尤其是同属于文学学科内的研究者，都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只停留在概括和分析的层次，没有掌握综合批评或跨学科研究的能力，因而缺乏学理内涵。而杨经建既对西方文化与文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又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其它学科的知识，并且能够很好地综合、化用，因而在解决文学与文化现象时能够独具匠心。

只有以敏锐的目光定位好用力的方位，以长期的才学沉淀与缜密思维、生命意识相结合，批评家才有可能发现他人所不能发现的真知。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到20世纪90年代无疑已经发展为一个影响范围相当广泛的文学思潮和现象，充盈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话语日益成为众多女性作家的基本“话份”和权利。杨经建先生在书中巧妙地运用了“女性主义文学”概念，从而避免了“女性文学”与“女权主义文学”这些概念的无谓纠缠，认为女性主义文学“主要是以女性主体意识为本位的，以文学为切入点的艺术审美建构现象”，并且业已转入到自律性存在的状态和阶段。他从“五四”时期冰心、萧红、丁玲等女作家的创作一直联系到80年代以来的张洁、铁凝、残雪，勾勒出女性主义文学所经历的对自我、自我价值的认识过程以及商业文化进程中造成的女性文学发展存在着的“新的裂隙、诱惑与可能”。

杨经建先生关注着女性文学产生、发展的宏观语境，并真正触及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的内涵———“除了政治、经济等等的社会民权运动外，必须伴之以意识和文化的变革”;在对“私语性”写作的分析中，论者深入到女性作家的精神成长履迹中，由“房间”意象指涉到女性作家对私人经验、隐秘心理的大胆揭示与解构男性话语霸权的微妙关系，思考着当代中国女性在市场经济并非完全“自由竞争”态势下再次滑向社会边缘的危险性和窘迫性，面对着她们可能存在着的写作经验的复制与话语空间日益狭窄的缺陷，论者也就如何避免女性主义文学重新陷入到被传统男性社会“窥视”陷阱中去提出了自己的新见。杨经建的学术视野开阔，又不失对于文学细节的感悟，这是他在长期的文学阅读和理论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根底。没有长期积累的学术观察力、丰厚的学养、跨越的思维、活跃的生命感知力，是难于达到的如此警觉、睿智的批评深度的。杨经建的文学批评深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现场，既有对文学现象条分缕析的解读，又有对文学思潮及其产生根源的透彻剖析，通过对宏大历史文化语境的分析来考察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特质。他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将创作风格各异、流派纷呈的作家进行了精神上的整体归类，直接触及当代文学所承载的时代精神与文化品味，在一种整体的观照中梳理出当代文学的内在脉络。

杨经建非常擅长把握行进中的文学现象和思想命脉，对于当前的都市文化和城市文明特质也有着正确的理解。在他看来，目前一个新的城市文化语境和社会文化背景已经形成，都市文化和城市文明逐渐地改变着过去以农业文明为核心的中国社会轴心。杨经建从中国古代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入手，对城市以经济交往为中心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廓清了城市文学概念的基本要素。因此，他将王朔视为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的第一人，究其原因则是王朔的小说符合了城市化时代的商业性文化要素的需要。杨经建十分赞同用“bus”这个比喻来喻指城市小说的精神要旨与世俗准则，认为判别一种文化具有生命力与否的标志就在于它对人的同化能力的强弱。同时，在对“城市民谣”体小说的审视中，杨经建将自己的思维触角延伸到了城镇民间社会、淳朴真挚的小城故事中去，展现了这类小说对自然审美理想的追求和知足常乐的生存方式;论及市情商态小说时，作者以都市商业文明景观下的生存境况为基本考察点，将张欣、王刚、邱华栋、何顿以及贾平凹等作家统统归于此类;在谈到贾平凹引起巨大争议的《废都》时，论者独具匠心地分析了小说中“四大闲人”的城市中产阶级身份和精神追求，凸现了由政治中心向市场中心转变过程中传统文人的无奈，并对中产阶级的心理状态、人生态度和生存方式、价值追求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从另外的一个侧面揭示了某类可能的真实存在。

在文学批评过程中，杨经建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研究对象融为一体，从彼之时代、学说以及人性、人情之常理出发，由人及己，将人生经验、生命感受和文学问题完美地融合。正是因为如此，读杨经建的批评文章使人常有如沐春风却又有恍然大悟之感。这既是思维之奇，也是创新之妙。杨经建的文学批评强调文学创作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品味与时代意旨，并由此为切入点将自己潜心研究的文学现象进行了宏观扫描，体现出厚重的学术品质和宽阔的研究视野。杨经建对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审视时，不仅思考着当代小说发展的趋势和可能，而且对当代知识分子如何寻找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如何在市场挤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无形压迫下寻找新的出路作了诸多的反思。基于这一立场，他在肯定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繁荣必然性的同时，也对其历史理性精神的缺失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在审视“现实主义冲击波”现象的时候，他也对其问题意识的淡薄与过度挂靠主流的缺陷进行了批评。杨经建的文学批评在对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进行分析和归纳时，也具有直面当下、烛照现实的探索力量和由此所带来的精神愉悦，这种精神层面的努力在学术日益平面化、枯燥化的氛围之中显得尤其可贵。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他的文学批评看作是现代知识分子进行文化价值重建的一次有益尝试。

杨经建的文学批评不仅具有可以感知的有血有肉的文本支撑和细读，而且饱含深厚的社会文化底蕴。他对文本的细读与分析、感悟，为文学批评补充了来自细节的审美刺激和精神鼓动，它打开了研究者批评展开的感受力和心灵维度;而深厚的社会文化底蕴，则使他能够超越一般文学批评的狭小天地，获得思想力和观察力的飞升。杨经建将逻辑缜密、严谨的学术探究与人文精神的把握、评介融为一体，浑然天成，这种探索在当代文学的研究乃至知识分子身份确认过程中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作者：龙其林单位：澳门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