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文学批评上的贡献范文

此说较为客观公允。然而，班固对屈原及《离骚》并未完全否定，实际上也有肯定甚至高度颂扬之处。《离骚序》又云:“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2］89班固肯定了《离骚》“弘博丽雅”的文辞及其在赋史上的地位，后来的辞赋作家如宋玉、司马相如、扬雄等人莫不受其沾溉，驰骋文辞，取其英华，尊其范式，奉之为圭臬，然终不能及。班固在《离骚赞序》一文中对屈原的遭遇、《离骚》产生的背景及题旨加以详细论述，多有颂扬之词，这与《离骚序》中的有些观点差别很大。《离骚赞序》曰:《离骚》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

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是时周室已灭，七国并争。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以风怀王。终不觉寤，信反间之说，西朝于秦，秦人拘之，客死不还。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卒不见纳，不忍浊世，自投汨罗。原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悼悲，故传于后。

班固结合《离骚》《九章》产生的社会背景，站在同情屈原遭遇的立场上，猛烈抨击楚国的黑暗政治，极力歌颂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作品的抒怀讽谏意义。《汉书•地理志》亦曰:“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奏记东平王苍》又曰:“昔卞和献宝，以离断趾;灵均纳忠，终于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在其他篇章中，班固也多次对屈原及其作品予以肯定甚至赞扬，如《汉书•艺文志》曰:“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作者将《离骚》与《诗经》相提并论，高度赞扬了其强烈的讽谕劝谏功能。

与对屈原及《离骚》的评价相似，班固对司马迁及《史记》的评价也充满了矛盾，既体现出正统儒学的传统保守观念，又表现出理解同情的态度，因此也是批评与颂扬并存。《汉书•司马迁传赞》曰:“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一方面，班固从正统儒学的思想观念出发，批评司马迁的《史记》“是非颇缪于圣人”，没有依经立义，故体现出非常明显的弊端。班氏的这一思想来自于扬雄论《史记》“是非颇谬于经”及其父班彪《史记论》中的观点，当然，这与班固屈服于统治者的政治压力也有密切的关系。其实，司马迁突破传统儒学来评价事物，恰恰是他的进步，班固对《史记》的评价，无疑体现了正统儒学对文人至为深刻的影响。另外，由于创作《汉书》时受到上层统治者的直接干预，因此班固对封建正统思想不敢有丝毫的超越，而是极力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并以其是非为是非，将文学创作完全纳入政教轨道之中。另一方面，班固对司马迁及《史记》又有所肯定。他承认司马迁是“良史之材”，肯定《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叙事及语言特点。尤为重要的是，班固还进一步指出《史记》具有“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特点。他认可司马迁的实事求是、秉笔直录、爱憎分明、褒善贬恶的创作原则的同时，其实从侧面也展示出自己撰史的标准。班固以《小雅•巷伯》比附《史记》，对司马迁“既陷极刑”“发愤著书”的经历表现出理解、肯定及同情的态度。然而，班固认为，司马迁虽“博物洽闻”，却不能“以知自全”，故又从正统儒学的角度指责司马迁不能明哲保身。

关于辞赋的批评

班固为东汉著名辞赋家，他不仅撰写了一些辞赋，而且发表了诸多颇有价值的赋论。由于受儒家经世致用观念的影响，班固的赋论往往从维护、巩固封建统治、为帝王歌功颂德的角度出发，而且掺杂有谶纬迷信的成分，因此表现出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当然，班固对汉赋的源流演进、艺术特点、功用、对具体赋家的分析评价、对赋体的分类等，也体现出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两都赋序》云: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

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总体看来，该序对汉赋作出了较高的评价。班固称赋为“古诗之流”“雅颂之亚”，这更多地是从赋的讽谕意义着眼而论的，也就是说，赋具有同《诗经》一样的讽谏功能。班固认为，汉赋能够为汉帝国“润色鸿业”，既可以“抒下情而通讽谕”，又可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这就把刺过与颂美结合起来，真正贯彻了儒家文艺观的美刺主张。过于强调辞赋为统治者润色鸿业的颂美作用，势必会把歌功颂德当成辞赋的一种社会功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班固把汉赋看作大汉文章的正宗，并进一步指出统治者的爱好与提倡对辞赋走向繁荣的促进作用。上有所好，下必追趋，文人“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自武帝至成帝，“言语侍从之臣”大量涌现，形成了汉赋的作家群。这一时期，奏御之赋达一千余篇，创作盛极一时。此序也体现出班固的谶纬迷信思想，为迎合东汉帝王的好尚，班氏称“众庶悦豫，福应尤盛”，此“福应”即指祥瑞之事，亦即序中所述“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举凡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或统治阶级有意做出的与祥瑞有关的事情，都标志着王朝有福应和瑞兆。班固在序中所言福应，实属为东汉王朝歌功颂德之语。在对具体赋家司马相如的分析评价中，班固似乎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有时批评否定，有时却又肯定颂扬。《汉书•艺文志》曰:“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

《汉书•叙传》也称司马相如“文艳用寡”“寓言淫丽”。班固认为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过于讲究华丽辞采而缺乏《诗经》的讽谕之义，因此应该予以批判，显然这是从儒家的政教功利文艺观出发而论的。然而，班固在很多情况下对司马相如等人又加以肯定甚至颂扬，他在《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中直接引用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之语肯定了司马相如辞赋的讽谏功能，并对扬雄的观点加以批判:“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

一方面，班固认为司马相如赋中有“虚辞滥说”，其实是不太认可赋中的虚构夸张手法，另一方面，又从批判扬雄的观点出发，肯定了司马相如赋的讽谏意义。这种自相矛盾的评价也体现在《汉书•叙传》中，如上所述，班固指责司马相如赋“文艳用寡”，而又提出“托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的观点，可见存在着矛盾。“托风终始”即说相如赋具有讽谕劝谏的社会作用，“多识博物，有可观采”又指出相如赋具有认识事物的作用，而“蔚为辞宗，赋颂之首”则给予其极高的地位。关于辞赋的分类，班固《汉书•艺文志》继承了刘歆《七略》中的观点，将辞赋分为四类:第一类首列屈原赋，下有唐勒、宋玉、赵幽王、严夫子、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20家赋，共361篇;第二类首列陆贾赋，下有枚皋、朱建、严助、朱买臣、司马迁、萧望之、扬雄等21家赋，共274篇;第三类首列孙卿赋，下有秦时杂赋、李思、刘越、长沙王群臣、李忠、贾充、张仁等25家赋，共136篇;第四类首列《客主赋》，下有《杂行出及颂德赋》《杂四夷及兵赋》等12家，共233篇。班固对辞赋如此分类，却未提及分类依据，故后世学者多有猜疑。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曰:“然而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世诗赋之流，拘于文而无其质，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是以刘、班《诗赋》一略，区分五类，而屈原、陆贾、荀卿，定为三家之学也。章氏治学，特重区分流别，然亦未能指出屈原、陆贾、荀卿三家赋的区分标准。其《校雠通义》卷三亦曰:“《汉志》分艺文为六略，每略又各别为数种，每种始叙列为诸家;……每略各有总叙。论辨流别，义至详也。惟《诗赋》一略，区为五种，而每种之后，更无叙论，不知刘、班之所遗邪?抑流传之脱简邪?”据章氏之言推测，《诗赋略》如有叙论，其中或许应该包含分类依据。近人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则说:“《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扬雄赋本拟相如，《七略》相如赋与屈原同次，班生以扬雄赋隶陆贾下，盖误也。”

此说指出，扬雄赋与司马相如赋有直接的继承关系，班固既列司马相如赋于屈原赋下，则不当列扬雄赋于陆贾赋下。这一观点无疑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班固为何如此归类却未予以探讨。刘师培则试图对班固关于辞赋的分类依据加以说明，其《论文杂记》说:“自吾观之，客主赋以下十二家，皆汉代之总集类也;(此为总集之始。)余则皆为分集。而分集之赋，复分三类:有写怀之赋(即所谓言深思远，以达一己之中情者也)，有骋辞之赋(即所谓纵笔所如，以才藻擅长者也)，有阐理之赋(即所谓分析事物，以形容其精微者也)，写怀之赋，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骋辞之赋，陆贾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阐理之赋，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骋辞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刘氏提出写怀、骋辞、阐理可能是班固区分辞赋的依据，这完全符合汉代赋体文学的实际情况，但对于各类所属的赋家是否都具有相应的创作特点，却没有进一步探讨。据实而言，上述依据与其所属的赋家风格并不完全吻合，这是因为汉代赋家的创作题材极为广泛，风格亦灵活多样。综上可知，班固并非单纯以赋作题材、风格作为分类的标准。

对诗歌、小说批评理论的阐发

班固对诗歌的产生、性质及功用的论述，基本继承了儒家文艺的传统观点，又结合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予以一定程度的发挥。《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礼乐志》又云:“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这些论述基本沿袭了《礼记•乐记》及《诗大序》中的观点。诗人主观情志受到客观外物(包括社会现实)的刺激而有所感应，故而形于诗歌，从而达到抒情言志的目的。“诗言志”一说本源于《尚书•尧典》，明确指出诗歌言志抒情的本质特征。关于诗歌的社会作用，班固承认诗歌可以反映社会风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统治者可以据此了解民风民情民声，以便及时自省与调整，从而进一步巩固统治，而下层民众也可以据此抒发真实情性。一旦王道衰落，朝政不兴，民众必定有所指斥，故《汉书•礼乐志》又曰:“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

由此可见，诗歌反映社会现实，抒发心志之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这种作用在汉乐府民歌中体现得也很突出。《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班固指出汉乐府民歌都是有为而发，是人们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这种哀乐之情与社会现实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更是直接明确地体现出诗歌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班固在《汉书》中还曾论及各地区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等对诗歌风格的重要影响。《汉书•地理志》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

特定的地理环境及生活条件促成了特定的社会风气，这种特定的社会风气必然影响到诗歌的风格。秦国地处西北地区，与少数民族杂居，战事异常频繁，《诗经•秦风》中多有秦地人尚武精神的表现并非偶然现象。至于《诗经•豳风》，班固则强调其人以农为本的民族传统。《汉书•地理志》又曰:“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据《诗经》《史记》所载，周民族的先祖后稷、公刘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以农立国，逐渐形成了以农为本的民族传统。《诗经•豳风•七月》形象地描绘了周部族农民全年辛勤劳动的场景，可以说是豳地人民生活的真实再现。又如《汉书•地理志》论“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云:“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內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鄁，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临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庸之民于洛邑，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邶诗》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卫》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

故吴公子札聘鲁观周乐，闻邶、庸、卫之歌，曰:‘美哉渊乎!吾闻康叔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汉书•地理志》论《诗经•唐风》则曰:“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梦帝谓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之参。’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灭唐，而封叔虞。唐有晋水，及叔虞子燮为晋侯云，故参为晋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又论《诗经•郑风》云:“郑国，今河南之新郑，……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灌灌兮，士与女方秉菅兮。’‘恂盱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此其风也。吴札闻《郑》之歌，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诗经•郑风》《卫风》中的爱情诗数量颇多，亦当与其地的民风民俗、生活习性不无关系。诸如此类的论述在《汉书•地理志》中还有一些，虽不能说全部正确，但也无疑反映出班固一定的识见。除诗、赋二体外，班固还论述过“小说”一体。《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班固指出，小说属于稗官野史，本源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故与圣贤经传著作等“大道”迥然不同。班氏还认为，先秦诸子十家，可观者九家，可见有意把小说排除在外，这反映了儒家正统文人对小说的歧视。然而，西汉小说创作的发展现状又使得班固对其有所肯定。小说既出于民间，自然可以反映民意，对于上层统治者维护巩固统治、下层民众抒发心志都起到明显的作用。这样一来，班固又提出小说如同“刍荛狂夫之议”，有其“一言可采”之处，故“必有可观者焉”。尽管这种肯定仍然是援引孔子的话来间接表达出的，但不可否认它所体现出的班固对小说这种文体的一定程度上的认可。

作者：刘涛单位：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