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发展的产业化研究范文

一、湖北民族地区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

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与经济实力、市场化程度有一定联系。一般说来，强而有力的经济基础、完善的文化市场的确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湖北民族地区的文化产业应将目光瞄准发达地区甚至国外市场的需求，文化开发战略一定要结合国家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有关政策，要考虑湖北民族地区的历史和人文景观，还应当注意结合和利用区域原有的象征资源如语言、仪式、戏曲、说唱、歌舞等等。湖北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在学习、适应、掌握现代化物质手段和利用文化资源的同时，应该求助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他们要对传统文化的边界、政治经济的边界、人格心理的边界做重新调整，以求得在国际文化、国内主流文化和本地区本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某种‘人文生态平衡’”。湖北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包括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和良好的生态文化环境，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几千年历史风云的激荡造就了生生不息的文化源脉，使这片土地上遍布辉煌灿烂的文化遗存。

湖北有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一为武当山古建筑群，一为钟祥明显陵（与明十三陵和清代诸陵等众多王室陵墓合为“明清皇家陵寝”世界遗产）。先人留下的这两笔文化遗产，珍贵且稀有，都是中国建筑史上具有独特魅力的杰出代表。郧西、郧县、长阳等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证明几十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生息。京山县屈家岭出土的蛋壳彩陶，距今已有4000多年。黄陂县发掘出土的商代古城———“盘龙城”遗址，距今也有3500多年。还有武汉龙泉山明楚王墓群遗址、随州擂鼓墩遗址、建始巨猿洞遗址、大冶铜绿山遗址等等。湖北大地还是一个人文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这里不仅有各种历史文化遗址，还有不同民族的人文景观、民俗文化、民间艺术，以及许多优美的自然景观。在这里适合“建设一些天然的生态博物馆”，以便让“珍贵的文化遗产尽可能原生态地保存和保护在其所属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更多地保留历史风貌、文化内涵和文化多样性。湖北大地既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也是少数民族聚集之地，具有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特色鲜明、样式众多的民间文化。其境内共有少数民族40多个，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有土家族、苗族、回族、侗族、满族、蒙古族等，各民族文化在这里共存共荣，构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多族群、多文化共生地带。区域文化的现代化需要充分展示和合理利用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历史文化资源和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在一切可持续利用的资源中，文化资源是最高层次的，也是最具开发价值的。人类社会各民族的多样性的文化、多重性的知识系统、多元化的价值体系，能够为方兴未艾的知识创新、欣欣向荣的知识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潜能，为具有高文化含量的新型人文经济的形成开辟可观的前景。因此，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生态的破坏是人类历史的最大悲哀。文化生态的保护要求人们既要有很高的理论素养，又要有深远的文化眼光。

文化资源的保护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要求把文化与其历史和环境协调起来，使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相协调，保持它原生态的状况。湖北民族地区开发涉及多个民族，没有文化的沟通与认同，就会在文化交融中引起不必要的民族纠纷。湖北民族地区各民族丰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保护和弘扬民族民间文化，是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成为湖北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就是保护民族发展的最初根源与面向未来的可持续性。没有对民族民间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扶植保护，不仅难以全面认识中华民族5000年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也难以完成建设新文化的历史使命。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活力的源泉和体现，但是，“在以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为表征的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人类文化的趋同性、单调性、重复性色彩日益加重。无论是原有文化多样性的继承还是新的文化多样性的形成与构建，都面临重重困难”，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土壤正在逐渐丧失。因此，区域开发过程中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好与坏，也决定着开发的深度与广度。任何一个地域和民族，如果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其特定的文化系统都终将走向单一化。同样需要关注的是，民族文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强力冲击下，正以惊人的速度与现代文化融合或走向弱化，失去它固有的特色和个性。因此，文化发展也需要像保护物种多样性那样保护区域文化的多样性，像关注自然生态那样关注区域民族的文化生态。无论是有形的文化还是无形的文化都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对于湖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来说，许多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传历史、表演艺术、风俗习惯、节日礼仪等，是民族基本识别的标记，是维系民族、社区存在的生命线，尤其需要加以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开发，总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倘若失去原有的文化生态，其利用也就无从谈起。而保护又应是能顺应时代潮流的开放性的保护，能逐步调整湖北民族地区各民族文化对现代文化的适应能力和消化能力，使该文化在注入新的文化因子的同时，又不失去本民族固有的文化要素，并不断获得新的发展。

二、发展湖北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战略需要创新

湖北民族地区传统文化极其丰富：民间传统工艺美术及制作技艺，如土家吊脚楼建筑工艺，坝漆生产技术，西兰卡普制作，民族美食合渣，炸广椒制作等；传统医药，如1500余种乡土药物，药物疗法与非药物疗法两大类独特医术；濒危的土家语言；口述文学和传统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剪纸等民间文艺，如建始丝弦锣鼓、宣恩耍耍、长阳和巴东撒尔嗬、恩施山民歌、利川龙船调和肉连响、鹤峰和恩施傩戏、土家族古老而特有的来凤摆手舞等；传统礼仪、节日、庆典、游艺、禁忌、宗教信仰等传统习惯，如土家族人的情人节七月十二“女儿会”，男婚女嫁唱《哭嫁歌》，死人唱《丧鼓歌》，跳撒尔嗬，建房唱上梁歌等；土著知识；以及与上述各项相关的代表性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和场所等等。所有这些底蕴丰厚的物质文化或非物质文化、文化遗存和独特的自然资源，都是有待进一步开发的文化资源。

合理地开发这些资源，就有可能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产业。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文化资源虽然丰富，但其商品化程度却很低，已有的文化产业精神内涵和艺术精致程度也较低，很难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这说明，空守着得天独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并不能必然等来发达的文化产业，在世界性市场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发展文化产业，不在于拥有多少资源，而在于能利用多少资源。湖北民族地区要发挥传统文化资源的优势，必须实行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换与开发，特别是需要学会用市场的眼光来审视现有的资源，用市场的机制来整合现有的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发掘优势，弘扬传统，发展特色。发展文化产业，物质投资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也不是可以依赖的必要条件，关键在于人的观念和智慧，特别是需要有机遇意识和创新意识。这里尤其要强调创新意识在发展文化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创新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根本。我国的文化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经验可循，一切都要靠实践、探索和创造。20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在世界强国进程中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的最大历史性挑战就是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原因，湖北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中还沉淀着一些保守封闭的因素，使得荆楚大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商品和市场优势，传统的历史文化优势难以转变为综合创新的新文化优势。同时，人们陈旧的观念、落后的管理体制以及不规范的准入制等因素，都严重制约着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亟需以观念、战略、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来推动丰富的文化资源向发达的文化产业转化。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是在观念上创新。在市场主导生产的条件下，文化部门是一个精神型产业部门，文化产品是具有思想内容的物质产品，是精神价值具体物化的载体，文化生产部门应该追求的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只有消除了对文化及文化产业的狭隘、片面、模糊甚至错误的理解，充分认识文化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才能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发展湖北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战略也需要创新。战略是着眼于全面与长远的思考和决策，必须合乎实际，因地制宜。首先，要在产业选择、发展模式、区域布局等方面确定湖北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大力开发利用传统文化资源，组织“一地一品”特色文化资源开发，使湖北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文化遗存以及民俗文化焕发出新的光彩和活力。其次，要以恩施、襄樊等民族州和历史名城为龙头，以文化资源为纽带，加强地区间的联动开发共建，形成具有时代特征和区域特色的文化新形态。再次，要加强与文化产业化发达的国内、国际各地区的合作，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文化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最后，要发展湖北民族地区基础性文化产业，如艺术演出业、文学艺术创造业、教育产业、科研产业等。

文化产业发展还需要制度创新。具体包括完善文化市场管理的法律制度，规范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秩序；实践广泛开放、灵活适用的新的文化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对湖北民族地区现有的文化单位进行分门别类的管理，建设湖北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体系；建立现代文化企业制度，将经营性文化单位逐步向企业型、产业型文化单位转变，形成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建立多渠道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大力扶持文化个体户和民营文化企业，鼓励个人、单位、团体捐赠和设立文化发展基金。诸如此类的制度建设和创新是湖北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化的重要制度保障。湖北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化的设计应该自始至终融入我们对古典，也就是传统文化精髓的推崇，使得文化发展中质朴与华贵、现代与古典相得益彰。通过创新和开发文化资源提高文化品位，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同时享受现代文明，是湖北民族地区在当代腾飞的关键之一。我们可以利用资源优势，着力打造既符合市场需求，又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可以利用区位优势，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实现各种文化在互补中的优化和创新；还可以利用系统优势，开发高文化含量的文化产业，发展文化资源化的人文经济。文化产业化不但可以使湖北民族地区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可以使湖北民族地区文化获得可持续发展，使其地方文化优势转化为区位优势，人文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这种转化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的一种自然延伸。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先进的文化可促使社会跨跃式发展，落后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深度发展。一种文化太古老，也势必会太沉重。湖北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中沉淀有保守封闭的因素在所难免，因此，建构文化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需要有勇气打破传统文化中僵化保守的因素，打破现有重经济轻文化的格局，在文化大开放中实现文化大开发。

三、湖北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途径选择

湖北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途径选择，既要从区域文化的现状出发，又要服从于为实现区域的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个大前提，从历史和文化的双重视野进行科学准确的定位。

（一）增强人们的文化意识，培育现代文化人，凝聚文化建设的推动力量。

现代文化人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逐步实现了人的现代化，培育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广义的文化人群体。美国学者英克尔斯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可见，在日益变迁的湖北民族地区文化氛围中，直面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胸怀“文化人”的理想，增强文化的自觉意识，塑造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全新的自我，逐步实现人的现代化，培育和形成一个广义的文化人群体，既是区域文化建设的先导，也是社会现代化的关键。我们应该立足当下，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创新发展时代文化的精髓，增强人们的文化意识，实现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推动社会的进步。二是植根于区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保护和培育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民族民间文化是发展民族地区文化的精神支柱与民族根基，塑造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等。增强人们对民族民间文化地位和作用的了解，增强对传承人作用的认识，推动他们肩负并参与到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保护和培育工作中去，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对湖北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推动和促进。

（二）实施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促进区域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

湖北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包括文化设施、文化政策、文化产品生产、文化消费、文化教育、文化管理、文化环境等多项工作。因此，必须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开发、保护并举，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们需要完善文化设施建设，满足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要求；要制定、落实和完善文化资源开发和保护政策，调控和引导理性的文化开发行为；要规范文化产品生产，建立品牌意识，突出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同时，要强调文化消费高品位、精品化，引领文化市场品位，既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勇于吸收时代元素，通过文化教育塑造高雅的文化氛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科学化管理，助力文化建设和发展，围绕可持续发展，塑造一个多元文化兼容共存，既统一规范，又宽松自由，既富于现代化气息，又不乏传统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创造性地建构一个全新的文化体系，需要处理好历史和人文、理想和现实、开发和保护的关系，逐步扩大湖北民族地区文化区域特色的内涵与影响力，推动区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并努力实现文化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同步发展。通过文化现代化，梳理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创新文化产业战略，塑造人的现代化的文化环境、强化人的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增强社会现代化的“软文化”实力，才能为湖北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提供厚重的文化底蕴并创造富有现代气息的文化氛围。

作者：向良喜单位：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