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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传播文化安全中的基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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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进入到数字传播时代,文化安全已经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然而出版传播在文化安全中的作用尚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出版传播以语言符号为主要媒介形式,直接作用于人的思维深处,可以看作是文化传播之河中的直接饮用水,对于民族文化肌体的健康至关重要。出版传播作为其他大众媒体的文化母体,以其选择性、累积性和扬弃性的特质,在国家文化安全中起着基石的作用。

[关键词]出版传播;文化安全;选择性;累积性;扬弃性

数字时代,随着高新技术的涌现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全球化进程明显加速,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际竞争也从原来军事、经济等硬实力的比拼逐渐过渡到更为隐蔽,但影响却更为深远的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政权有兴亡交替,经济有盛衰周期,而文化则以其独特的凝聚力把一个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使其血脉不断,生生不息。文化是维系一个国家的精神纽带,是一个民族的根。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经历了多少起伏跌宕,内忧外患,分分合合,却始终绵延不绝,依赖的就是其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民族融合力和凝聚力维系着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延续。可以说,文化安全关系着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一般说来,国家安全指的是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的状态。传统的国家安全内涵是“主权国家在无政府国际环境中对自身生存的需求,其核心部分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指国家主权的确立,即代表国家的政府及其制度不受外来因素的威胁,并在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中具有公认的法理地位。军事安全指国家领土的完整,即国家领土或领土主体不受外来军事力量的威胁。经济安全指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即国家经济发展有着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受外来负面影响的干扰和破坏”[1]。然而,在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非传统安全越来越受到了关注,文化安全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文化是国家、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文明的核心内容和存在基础,是一个民族不同于另一民族的特质。人类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世界变成“地球村”,各种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竞争、冲突、交流、融合,相互渗透,此消彼长。数字时代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各民族都在发掘、弘扬其文化的精华,在交融碰撞中不断完善和强化自身,以期在未来的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可以看出,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文化安全以其不容置疑的重要性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1出版传播领域文化安全研究现状

文化传播是需要载体的,出版是人类迄今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一种文化传播方式。不过与文化安全受到的关注相比,出版传播在文化安全中的作用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检索中国期刊网近20年的研究文章,有关出版传播领域文化安全的结果只有20篇左右。王建辉在“新闻出版与文化安全”一文中指出:“新闻出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文化安全方面肩负着重大责任。”[2]金炳亮“中国出版产业进程与国家文化安全”一文认为,出版产业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作为出版物载体的语言文字的纯洁性;二是传统的价值观在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产品以及具有文化标志意义的物质产品冲击下,丧失领地的危险与日俱增;三是高新技术带来出版产业革命,为国家文化安全提出新的命题。比如音像、电子、多媒体、网络出版和纸介质群雄并起,出版物的出版从传统的编校审印发环环相扣,到现在的自由发表等[3]。这些出版人较早地意识到出版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出版界的文化安全敲响了警钟。随着出版界开始重视文化安全问题,一些研究文章相继问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武志勇发表在《中国编辑》2005年第6期上的《报刊发行主渠道整合与文化安全》,董中锋发表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上的《论数字化时代中国的出版文化安全》,郭辉发表在《中国出版》2008年第9期上的《出版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路径》和发表在《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上的“《论出版全球化和国家文化安全的互动与制衡》,珞珈发表在《出版科学》2012年第5期上的《文化安全与出版力量》,黄先蓉和李晶晶发表在《出版广角》2013年第13期上的《数字出版法律制度构建与文化安全》,陆建平发表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上的《数字时代中国学术出版国际化的国家文化安全管理》等。这些研究文章从各个角度论述了出版领域的文化安全问题,对推动出版传播领域文化安全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不过总的来看,出版传播领域文化安全研究还需进一步提升,其一是研究的数量较少,近二十年平均也就是一年一篇;其二是出版传播在国家文化安全中的特殊性尚待进一步挖掘。本文认为,出版传播以语言符号为主要媒介形式,直接作用于人的思维深处,是文化传承与传播之河中的饮用水,对于民族文化肌体的健康至关重要。出版传播作为其他大众媒体的文化母体,以其选择性、累积性和扬弃性的特质,在国家文化安全中起着基石的作用。

2出版传播语言符号媒介与文化认知

数字时代,读图似乎成为主流。影像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图像和视频的数量急剧增加。图像和视频吸引着受众的视线,裹挟着大众的注意力,挤压着文字的生存空间,现代社会仿佛一下子进入了“读图时代”,视觉文化以其浅显和通俗迎合着大众消费的口味。波德里亚说:“正如狼孩因为跟狼生活在一起而变成狼,(在消费社会中)我们自己也慢慢地变成了官能性的人了。”[4]视频图像的感性和直观使其与快感文化和消费文化之间产生了某种联系,影像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满足消费社会空前扩张的视觉欲望提供了可能。但是,比较一下“读图”和“读文”就不难发现,线性和抽象的语言符号为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而影像则是感性直观的,给观众留下的主要是感官的愉悦。如果说文本阅读给人提供的是一种体悟和熏陶,对于语言的默想是灵魂深处的反思,那么影像观赏主要彰显的是欲望,满足的是感官新奇和刺激。因此,读图是一种浅层次的阅读,而语言符号的阅读才是深层次的阅读。文化认知的改变和文化认同的培养需要的是深层次的阅读,几千年的历史赋予了文字以深厚的文化底蕴,读者会在与语言文字的互动中体验思想,产生意义,掩卷深思,往往带给人思想的启迪和灵魂的洗礼。而关掉屏幕或合上绘画,经常的情况是只剩下了一堆色泽光鲜的幻象在受众的大脑中游荡。出版传播“主要以语言文字的符号形式出版一切的认识(认知)成果、知识成果、思想成果、文化成果及理论成果”[5]。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研究都表明人类的思维和语言关系密切,不可分离,语言不仅仅是思想的外衣、表达的工具,实际上,语言更是思维的重要工具,影响着人类的认知。语言学家洪堡特指出:“语言参与了观念的构成。在观念的活动中,语言并不只是被左右的角色,也影响着概念的形成。”[6]萨丕尔进一步认为:“语言和我们的思路不可分解地交织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一回事”[7]。萨丕尔的学生沃尔夫在经过对比美洲印第安霍皮人的语言和其他语言之后,在萨丕尔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提出一个人的语言决定了他如何看待世界,也就是说语言决定人的思维方法。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虽然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但是把语言在观念形成中的作用问题摆在了研究者面前,即使不完全同意萨丕尔-沃尔夫假设的语言学家也承认语言在人类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L.Vygotskg)把人的心理机能按其复杂性和中介性分为低级的和高级的两类,低级心理机能指那些动物性的心理机能,如感觉、知觉、机械记忆、不随意注意以及直观动作思维、情绪、冲动性意志等心理过程,这些是人和动物共有的心理机能,而高级心理机能则是在低级心理机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人类所特有的。它包括逻辑记忆、随意注意、预计性意志、抽象思维等,是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以语言为中介,具有抽象概括和可以随主体的主观意向而进行随意构造的特点[8]。与图片、视频等传播媒介相比,语言符号属于人类高级的心理机能范畴,对于个人文化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出版传播正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通过语言符号直接作用于人的思维深处,影响人的认知。人类的文明之河源远流长,如果把各种传播媒体都比作文化河流的话,出版传播之河中流淌着的文化之流是直接饮用水,其水质的好坏对于国家文化肌体的健康至关重要。

3出版在文化安全中的作用

出版传播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有着其他传播方式无可替代的优势,即便是在数字传播时代,出版也是其他大众媒体(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的文化“母体”,广播、电影、电视都需要文字“脚本”“剧本”。出版传播不仅具有深刻的人文内涵,而且还有着独特的意蕴释读方式,其选择性、累积性和扬弃性的特点使其成为具有较高文化价值内容的一种最佳传播途径,影响着国际社会对于一个国家身份的认识和国内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首先,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出版和其他大众传媒一样,具有选择性的特点。概括来说,出版就是把作品经过编辑后正式公开复制发行的活动。虽然如今有很多作品并没有经过编辑环节的审校就在网络上传播,但是只有经过编辑后公开出版的作品才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出版物。出版物的问世需要经过策划、筛选、制作、编辑、校对、发行等各种环节,这些专业生产过程过滤掉了很多信息,决定了众多信息中哪些信息最后可以通过一道道关卡,呈现到读者眼前。这种对信息的筛选行为在传播学上称之为“把关”(Gatekeeping),出版物生产过程中负责信息过滤和选择的出版编辑们就是重要的“把关人”(Gatekeeper),编辑工作是出版传播的核心。在“把关”过程中,不仅仅要对出版物的图文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更为重要的是对出版物的内容进行过滤选择,在选题、组稿、审稿等各个环节的编辑加工和发行过程中都存在着文化选择。“编辑过程从始至终均体现为一个价值判断过程。从作品的选择、选题的制订、作者的选择、关系媒体的选择、销售方式的选择(依照‘全程策划’的理论而言)到封面的选择、内文版式的选择等,莫不是一种思想判断行为”[9]。出版编辑工作的选择性在各种文化之流碰撞交汇中起着堤坝闸门的作用,让外来文化之水经过缓冲、沉淀,经过调节流量后进入内河,一方面为内部的文化之流提供新鲜活水,另一方面也不至于外来文化之水汹涌而至,造成洪水泛滥,危及河道堤岸。因此,出版传播的选择性是其维护文化安全的重要手段。其二,人类的出版活动有着累积性的特征。出版活动不仅仅是把人类各民族的文化现象以及文化活动记录下来,以出版物的形式贮存起来,并且借助物质载体进行大量复制和传播。这种传播不但是跨地域的横向传播,而且是跨时间的纵向传播,既惠及当代又泽被后世。出版活动所累积的就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知识和文化。纵的来看,“现在”的出版活动,都是以以前的出版经验、出版成果、出版思想及出版环境为基础的,并为后续的出版活动提供基础。横的来看,“出版是一种主要采用编辑手段以语言文字符号来‘整理’并‘优化’人类认识与文化经验及其成果的网状活动。它涉及到政治、时代、作者、编辑、文化、技术等各种社会与个人的因素。正是通过这种流动的、即时的‘网状’出版活动,才完成了现时的一切出版积累。”[10]考察出版史上的经典,詹福瑞指出:“我们所接受的经典,并不是经典文本的个体或经典文本本身,而是一个历史的整体。”“经典积淀了历代读者阅读经典所留下的文化痕迹,形成了厚厚的累积层,这些累积层也构成了一部经典的实体,因此经典具有历史文化的累积性。”[11]人类通过出版传播活动形成了文化积累,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正是出版传播的累积性使得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了积淀,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特质。而保护自己的文化特质,2019227期年第第卷PUBLISHINGJOURNAL维护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正是文化安全的本质。可以说,出版传播的累积性对于文化安全的意义非凡。其三,出版还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点,就是出版过程的扬弃性。出版活动并不只是简单地记录和贮存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而是对人类的认知和文化经验不断加以整理和扬弃的过程。从时间的角度看,“历史上出版了浩如烟海的图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演进,那些文化性较弱的图书大量被‘文化’无情地淘汰了,而能够流传下来的(应该讲,流传下来的仅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基本上都是文化性很强的图书”[12]。大浪淘沙,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演进,那些包含错误和虚假认知的出版物不断地被淘汰,而那些囊括知识和文化精华的出版物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留存了下来,并成为经典,构成人类文化中的精品。从横向的角度看,人类各个时代和角落中发现的知识碎片经过出版活动得到整理和系统化,形成系统的完整的知识内容,成为人类精神活动的创造成果。正是出版传播把各个领域的研究者联系在了一起,对人类整体的认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出版传播扬弃性的作用正类似于河道的清理,定期清除文化之河的淤泥和垃圾,才能保证文化之水的水质优良,而优质的文化之水才能润泽一个民族的精神和肌体,使其充满活力,保持健康。

4结语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特别是数字出版的出现,出版传播在信息载体、阅读方式、流通活动、发行形式等方面都出现了巨大变化,极大地突破了传统出版的时空限制。从运作方式和影响力来看,随着文化传播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出版业呈现更为明显的国际化特征。数字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出版物的编辑、审稿、设计、排版和制作的整个生产形式和流程都可以冲破地域和国界的限制,出版物在一国或几国合作编辑,在另外的国家制作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做法。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催生的数字出版给出版传播插上了翅膀,使其瞬间便能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出版国际化给各国文化交流带来便利的同时,文化安全问题也凸显了出来。文化全球化的结果并不是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互动,而是西方强势文化对发展中国家弱势文化的渗透、入侵、同化与控制。西方的思想、理论、意识形态等通过纸媒和数字媒体大量进入到发展中国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意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新思想、新文化的流入一方面有利于解放思想、开拓视野,有利于自身的文化创新;另一方面,如果允许西方文化没有节制、没有选择地流入,就会侵蚀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对自身的文化安全造成威胁。正如一条小河,在一定程度上接纳外来的水源可以使得小河水源充沛,活力大增;但是如果是外来洪水泛滥,就会把小河淹没,使小河失去自我。出版传播以语言文字的符号为媒介,直接作用于人的深层认知,可以看做是文化传播河流中的直接饮用水。出版传播的选择性正如文化之河上的大坝闸门,可以调节外来文化流量的大小,并对流入之水进行处理,使水质符合需求;出版传播的累积性可以保证河流自身水源不断,源远流长,并保持着民族文化之河的特质及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的差异性;出版传播的扬弃性则不断为文化的发展清淤清障,使得文化之河可以不断纳入新流、沉淀泥沙,以改善水质、增强活力。历经了数个世纪的发展,出版已经不仅仅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媒介了,其本身也成为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国家文化安全方面发挥着基石的作用。

注释

[1]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1):10-15,77

[2]王建辉.新闻出版与文化安全[J].出版科学,2002(4):1

[3]金炳亮.中国出版产业化进程与国家文化安全[J].出版科学,2004(5):28-32

[4]波德里亚著;刘富成,全志刚译.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2

[5][9][10][12]田建平,黄丽欣.出版学学科属性新探[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00-106

[6]洪堡特著;姚小平编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M]//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226-422

[8]肖少北,张文香.语言与思维关系理论述评[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3):106-110

[11]詹福瑞.试论中国文学经典的累积性特征[J].文学遗产,2015(1):4-13

作者:孙万军 单位: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

出版传播文化安全中的基石作用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