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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小词文化看宋代市民音乐的兴起

2019/11/29 阅读: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宋词更是我国古代文学中辉煌灿烂的一笔重彩,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北宋统一中国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工、商业逐渐繁荣,市民阶层日益壮大,冠绝汉唐的宫廷音乐开始逐渐下移到市民音乐中;城镇中普遍设立了“瓦子”、“勾栏”;宋帝重文抑武,文人阶层也逐渐扩大,涌现了大量民间创作的音乐新形式,曲子词便在其中大放异彩。词是文学与音乐的高度结合,也是宋代文化的一大代表,本文就以词调音乐的兴盛加以探究。

关键词:曲子词;市民音乐;音乐文学

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科技创新、文化教育高度繁荣的时代,其富庶甚至远超盛唐,陈寅恪先生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宋词正是这个辉煌时代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词萌芽于隋,兴起于唐,至宋代发展繁盛,广泛普及于各阶层的文化生活中,极大推动了宋代市民音乐的发展。各派词人争奇斗艳,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传承至今。词人大多依声填词,其歌辞经久不衰,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曲调却在流传中遗失,如今我们只能凭借少量的文字记载去想象赵宋盛世词调音乐的繁荣,实在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遗憾。自古以来,诗言志,词言情。随着曲子词流入城市,兴盛于民间,文人墨客不再满足于俚俗的歌辞,而开始了自行创作,依声填词。北宋开国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工、商业逐渐繁荣,市民阶层日益壮大,宫廷音乐开始逐渐下移到市民音乐中,城镇中普遍设立了“勾栏”、“瓦子”;宋帝重文抑武,文人阶层也逐渐扩大,涌现了大量民间创作的音乐新形式,曲子词便在其中大放异彩。上承南唐、花间遗风,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词风雍容,士大夫开始参与词的创作,“聊陈薄技,佐以清欢”,出现了茶楼酒肆醉酒欢歌,秦楼楚馆竞作新声的繁荣场面。柳永“变旧声作新声”、苏轼开豪放之风、李清照立婉约之宗、姜夔自度新曲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词坛百家争鸣,涌现了无数流传千古的经典作品,词这一体裁在这个年代发展到了巅峰。

一、宋代历史背景

唐朝在结束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后,可以说是一蹶不振,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专权,又有黄巢之乱,外族入侵,于公元907年,名存实亡的唐哀帝李柷禅位于朱温,建立了后梁。曾经盛极一时的唐王朝落下帷幕,到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五代十国。梁唐晋汉周,北方政权相继更替,国家动荡战火不绝。后周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代后周建立了宋朝。

(一)雅之基础——文人阶层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吸取了唐末藩镇割据,武将掌权的经验,更因他本身是由“黄袍加身”兵变篡位,从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文人治军、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时代开始了。宋代修文偃武,十分尊重知识分子,终宋一朝也没有杀过一个士大夫,延续唐朝的科举制度也在逐步完善。宋代科举罢“公荐”、罢“公卷”,确立了殿试,皇帝总揽取士大权,登第者即为“天子门生”,极见殊荣。宋太祖设“恩科”,广开仕进之途,放宽了录取范围和人数,不仅择其秀,亦收其庸,为巩固统治网罗了更多有识之士。为了防止考生徇私舞弊、考官录取不公,设立了糊名、誊录之法,在最大程度上了保证了科举的公正性。科举制度在宋朝臻于成熟,几乎延用到了清朝宣统年间。宋代是文人之幸,一朝登科,仕途悠远,读书进仕蔚然成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心理趋向,士大夫阶层在宋代前所未有的扩大,所谓“满堂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时期的文人阶层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中流砥柱。除了优待文人,宋代还尊崇儒家,同时吸收了释、道的思想,士大夫们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而文人士大夫作为一个时代的审美主体,他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意趣、行为爱好等往往也直接影响到了整个时代文化风貌的变化。宋人崇文,随着词调小令的兴起,士大夫逐渐成为了这种创作的主流,以俗为雅,也为其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奠定了基础。

(二)俗之基础——城市兴起因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逐渐统一,宋初修生养息,经济稳定恢复。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城市人口激增,城市也随之而兴。宋朝更是打破了唐朝的坊市制度,取消了宵禁,允许商人经商,城内城外皆可开设店铺,百业兴旺。尤其是北宋都城汴京与南宋都城临安,城市人口都超过百万,规模之大,远非前代可比。随着市民阶层的扩大,民间音乐迅速发展,各种音乐形式纷纷兴起,唐朝时盛行的宫廷音乐逐渐下移到了市民音乐中。为了迎合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宋朝城镇中普遍设立了“瓦子”、“勾栏”,是综合娱乐的表演场所,以丰富的曲艺说唱杂技等表演为内容,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①便是瓦子名称的由来。随着商品经济的繁盛,越来越多的文人阶层和官僚士人抛开原先的等级观念,融入到市民中去,不仅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也实现了从“雅”到“俗”的转变过程。与此同时,民间文化也拥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从而跻身到主流文化中去,实现由“俗”到“雅”的转变。这也直接推动了市民音乐在宋代的蓬勃发展。

二、词调音乐的发展

(一)小词的兴起曲子词是音乐与文学高度结合的产物,又被称为长短句,有“依声填词”和“自度新曲”两种方式。其中填词的曲调主要来源于民间曲牌、传统古曲和外来乐曲,不同的曲调有着固定的名称,被称为“曲牌”。词最早产生于北周时,大量西域音乐传入中原,再加上长期积累沉淀下来的汉族传统音乐,在社会上留存着许多流行的曲调,《旧唐书》中记载:“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当时的民间歌手和优伶乐师,根据这些曲调填词歌唱,就逐渐形成了这种形式新颖的长短句,由此我们也可以得知,民间的词是早于文人笔下的小词的。宋代王灼《碧鸡漫志》记载:“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②也能看出曲子词来源已久,萌芽于隋,发展于唐,最终于宋朝大放异彩。自古以来,诗言志,词言情,相较于端方规整、寄意寓志的诗而言,词似乎不那么“端庄”。确实,小词本是配合音乐来演唱的歌辞,作为俗乐的一种,流传于民间。随着词流入城市,兴盛于民间,文人墨客不再满足于俚俗的歌辞,而开始了自行创作,依声填词。最初的小词本是酒酣耳热时,写给歌女们演唱的小调,它表达的东西十分小我,无外乎春闺怨情,风花雪月,因而有“诗庄词媚”的说法。因词作篇幅大多短练,且描绘的主体内容多为文人眼中难登大雅的美女与爱情,故又被称为“小词”、“艳科”。也这正是因为这些特点,给词带来了独特的魅力,成为了我国古典文学中一颗历久弥新的璀璨明珠。

(二)词牌结构及其发展词是用来唱的,不同的曲调之间有着固定的名称,也就是词牌,又称词谱、词调,决定了词的平仄。目前我国所知的不同名称的词牌至少在一千首以上,而这些词牌绝大部分都是在宋代被发掘、整理出来的,由此成为了一种长盛不衰的文学形式。词牌的来源十分复杂,再加上年代久远,许多都无法考据,细致分来的话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来自六朝隋唐的旧曲,其中包括民间歌曲、历代教坊乐府歌曲、外域流传或者进贡的歌曲;二是立足于词本身的内容,创制谱曲,如《渔歌子》,本就是吟咏渔家生活;三是原本就是词调的题目,后引作词牌;四是取词中几字作为词牌,如《忆江南》,就是以白居易的《江南好》而来。五是根据地方方言、民间俗语,或是人名地名而来,不过这种情况较少,能留存下来的就更少了。词不像诗句句式齐整,长短交错,看似自由不拘,实则语言自然更为贴近生活,能够细腻的表达不同的情感。曲子根据长度的不同,分为不同的体裁,有令、引、近、慢等不同的类别。其中令是较短的曲调,多为单段体曲式,如《十六字令》;“引”和“近”比“令”要长,节奏较慢,原是大曲的开始部分,如《阳关引》。“慢”的曲调相对较长,多盛行于北宋,如《声声慢》。曲子中的多段体唱段每段被称作“阙”,通常分为上下两阕,是暂时休止的音乐术语。在曲子的演唱中,同一个词牌也能有一些艺术形式上的变化,如“减字”、“摊破”、“偷声”、“犯调”等。在原本的词曲是一字一音的情况下,“减字”,即是减少歌词的字数,“偷声”即一音多字,都是在歌词节奏上简化或者繁化的手法。“摊破”即是在原调的基础上添加乐句的一种手法;而“犯调”,有两层含义,用在词中一般指把属于几个不同词牌的乐句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曲牌;还有一种即是转换调式或者调高。③唐宋曲子词的曲谱至明代大抵失传,唯有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留存下来,让我们能够对宋代词调音乐有一个粗浅的了解,是中国古代音乐中极其珍贵的文化财富。

(三)文人基础——《花间集》我国的第一部文人词选集《花间集》,由后蜀赵崇祚编辑,收录了自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到后晋高祖天福五年(公元940年)间,温庭筠、韦庄、欧阳炯等十八位词人的五百首词作。《花间集》因多写上层贵妇美人的日常生活,香草佳人春闺愁怨,风花雪月眉眼传情,在酒酣时当筵歌唱,辞藻极尽软媚香艳之能事,故称“花间”。花间词派的形成,虽有温庭筠华美秾艳的词风开山以用,但自成一派,能够盛行一时,则有着更深的社会政治和文学原因。晚唐政治腐朽,时局动荡,五代偏安一隅,君臣醉生梦死,耽于声色犬马。文人志士面对纷乱战事无奈至极,便在诗词中求得慰藉与平衡,来回避现实中的苦难。诚然,这种“绮罗香泽”的风格,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似乎过于奢靡,文字上富艳精工,内容和思想上却较为空洞,为后人所诟病。但花间词可谓是真实而典型地反映了我国早期词史上文人词创作的审美意趣、价值取向、艺术风格等等。也是从花间词开始,曲子词这一形式的创作主体开始由民间向文人过渡,那些在诗中不便、不屑又需要表现的东西可以毫无拘束的写入词中,与诗呈现着不同的风貌。花间词派开创了北宋词风的先河,这种精工文辞,浓艳香软的风格,从内容到形式,都对后世词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谓是两宋词的“正源”和先声。

(四)词的派别宋初的词作,深受花间词与南唐词的影响,继承了两者婉约细腻的的特点,少了浮艳多分雅致,在形式上多以细腻雅正见长,严合音律,语言清隽而秀美,情思真切而含蓄;在内容上相较花间虽有所开拓,运笔也更加精妙,各具风韵,却仍是写相思离别伤春悲秋为多,也被称作“婉约词”。小词合乐而歌,娱宾遣兴。《旧唐书•温庭筠传》曾记载飞卿“能逐弦歌之音,为侧艳之词”。文士们精于诗文,又通晓音律,每填一阕,锤字炼句,审音度曲,将精炼的语言和优美的音乐结合起来,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婉约词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音协乐和,其情柔婉,也在此人们形成了婉约为正的观念,发展至南宋,大批词人如姜夔、张炎等也都受此影响。《历代词话》里载:“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耘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与婉约派相对的,便是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豪放派题材广泛,气魄雄浑,风格刚健,善于用典,意境超脱,不拘音律,有时失之平直,甚至涉于狂怪叫嚣。刘熙载《艺概•词曲概》里评苏轼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豪放词突破了儿女情长的狭小范围,丰富了词的内容,扩大了词的意境,是对词的革新与发展。苏轼、辛弃疾将豪放词的创作推向了顶峰,也将词的社会功能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种划分只是单纯就词体风格而言,每一位词人的作品都并非单一,且不论高下。两种风格都丰富了词这一体裁的内涵,使之成为了宋代音乐文学的最高代表。

(五)小词的艺术特征词之所以被称作小词,一是因为篇幅短小,二则是它描绘的多为爱情与美女,写愁绪,写相思,写风花雪月,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北宋李之仪在《跋吴思道小词》里写道:“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南宋刘克庄在《题刘叔安感秋八词》里认为词是“藉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写放臣逐子之感。”清代张惠言《词选》序言里写道:“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兴于微言,这些文士认为小词虽外表是绮罗香泽之态,内里却是修养和志意。“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虽为歌辞,最初用于娱宾遣兴,作者不能同诗那般直抒胸臆,大开大阖,言明自己的意志,但这正是小词的自由,长短句回环往复,一声一叠,有时反而更能真实地表现出作者内心中本质的追求。正如王国维所言:“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词,终有品格”。品格是相对主观的东西,同一首词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解读。张惠言认为文人所作的词,大有君子感士不遇,不能自言之情。不能宣之于口,便借着“美人”“思妇”,写伤春悲秋,写年华流转。他认为的小词,是“微言大义”,是“比兴寄托”。清代沈祥龙《论词随笔》曾写道:“诗有赋比兴,词则比兴多于赋。或借景以引其情,兴也。或借物以寓其意,比也。”也就是说词更多的是用含情带意的“景”或“物”来传达自身“幽约悱恻”之意。作为合乐而歌的歌辞,词能与唐诗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平分秋色,并称“双绝”,也正是因为这份小格局中自有大境界的“雅”。随着宋代的发展,文人阶层的壮大,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词的内涵也丰富到不能一言蔽之。从民间的俚俗歌词到文人创作,是“去俗复雅”;从婉约到豪放,是“无事不可言”;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三、市民音乐的繁盛

(一)小词对市民音乐的影响宋人崇文,城市繁荣,士大夫和市民阶层都前所未有的扩大,有着相较于唐代更多的娱乐空间。作为宋代的流行歌曲,小词从唐五代的《花间词》伊始,从民间自发过渡到文人创作,原本流传于民间的歌辞变得不再俚俗,不同的流派竞相发展,大大提高了其文学性和专业性。尤其在柳永改革词调后,曲子词逐渐普及到各个阶层,雅俗共赏,甚至出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盛景。柳永以前,慢词总共不过十余首,而他以一人之力创作了慢词八十七首、调一百二十五首,使之与小令平分秋色,改变了唐五代以来小令一统词坛的现象。柳永熟谙音律,善于从民间流行曲调中汲取营养,进行创新,成功地将六朝小赋的铺叙技法引进词的创作中来。他所作词调雅俗并举,善用俚俗的语言大胆直率的表意,充分迎合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精神需要。而勾栏瓦舍的设立也客观上地促进了宋代音乐的商业化和专业化。社会的繁荣发展为词人提供了创作环境,广泛的社会需求也刺激了词人们的创作。相对的,词调音乐的兴盛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不论是其音乐性还是文学性,都对宋代的戏曲音乐和说唱音乐造成了深远影响,也为后世元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加快了宋代音乐形态转型的进程,极大促进了宋代市民音乐的繁荣。词这一体裁,在宋代发展到了极致,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是真正适合市井娱乐生活的文化,也是音乐与文学的高度结合。

(二)市民音乐蓬勃发展为了适应不同阶层的需要,宋代出现了许多新的音乐形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除却词调音乐,说唱音乐也高度成熟,戏曲音乐开始崭露头角。说唱方面,类目繁多,带有很强的叙事性,是当时在勾栏瓦舍中重要的活动,影响较大的有鼓子词、唱赚、诸宫调、货郎儿、陶真、涯词等;在戏曲方面,主要有杂剧和南戏等剧种。尽管留存的作品不多,也能看出当时发展之繁盛。勾栏之盛,各种民间音乐艺术开始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也造就了一批以此为生的职业艺人。艺人之间有着专业的组织,被称为“社会”;编写话本的艺人组织的社会,则称为“书会”。大量的文艺创作者自发组织到一起,其中大多是科举落第富有才华的文人,也有朝廷官员私营业主和表演人士,通过不断地交流经验,切磋技艺,极大丰富了民间音乐的内容与形式,推动了音乐在市民阶层的发展。

四、结语

宋代是一个浓墨重彩的年代,虽不及汉唐疆域广阔,国力强盛,也有着诸多值得诟病的地方,人民生活却是富足,城市歌舞升平,百业兴旺,思想文化都发展到了高峰,是唯一一个没有亡于内乱的年代。“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词调音乐是其皇冠上一颗夺目的巨钻,它是中国诗歌史上重要的发展阶段,是宋代市民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唐诗之后的音乐文学的新领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优秀作品,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至宋朝,除了词调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也争相兴起,宫廷音乐虽不及唐时的盛景,也仍独具魅力。宋代市民文化的蓬勃兴盛,促使音乐的主流由宫廷转向民间发展。戏曲艺术得以确立,逐渐替代了唐代宫廷的歌舞艺术。各类音乐艺术形式争奇斗艳,不断丰富着市民阶层的娱乐与生活,标志着我国民族传统音乐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宋代的音乐文化也向着专业性更强、综合性更高,普及性更广的艺术形式发展。宋代的市民音乐具有多样性,满足了各个阶层的文化需求;同时也具有创新性,丰富了古代传统音乐的形式与内容。如今时代飞速发展,世界各国文化激荡冲击,用“风驰电掣”“目迷五色”似乎都不足以形容电子信息更迭速度之快,我们在追求许多新兴文化的同时,也该坚守自身,不忘初心,发扬自身优秀民族文化,这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吟唱中的智慧与精华,也是中国古典音乐文学的丰富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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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航 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谈小词文化看宋代市民音乐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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