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1引言

在以往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研究中，存在着“集体”(collectives)的意义指向模糊的问题(陈玲丽，金盛华，刘文，黄甜，2013)。虽然社会群体(so-cialgroups)是集体主义的内核，但是在集体主义理论和测量实践中很少有研究者去关注“集体”的内涵。Oyserman等(2002)对以往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问卷内容编码的结果发现集体主义的核心是“对内群体的责任和义务”。Brewer和Chen(2007)通过内容分析认为绝大多数文章没有把泛集体—这一集体主义术语中的目标囊括在内，相反测量的主要目标是关系集体(内群体)。陈玲丽、金盛华、刘文和孙丽(2013)通过国内学者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概念的内容分析，发现国内学者主要是指向“大集体”，且在“大集体”的内涵上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以模糊集体为主，泛集体和模糊集体混杂在一起。由此可见国内外学者所认同的集体主义概念中“集体”的意义指向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西方学者在中国人是否集体主义的问题上持截然相反的观点。此外，多数学者认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倾向是和具体情境有关的，随具体情境中参照对象(ref-erencetarget)的不同而改变。Hui和Triandis(1986)首次提出了集体主义是个多维的、与具体参照对象相关的观点。一个人在面对关系中的人时可能很集体主义，而面对其他人时却不尽然(Hui，1988)。而后一些研究者也认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倾向依赖于对象(内群体还是外群体)、情境和具体行为(Tri-andis，2001;Triandisetal．，1988)，是种类似于人格特质和具体参照对象的混合体(Realo，Koido，Ceule-mans，＆Allik，2002;Realo，Allik，＆Vadi，1997)，是种文化症候群或社会模式，有内外群体之分(Oyser-manetal．，2002)，在不同的内群体中表现不同(Rhee，Uleman，＆Lee，1996)。一些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者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承认，集体主义的概念或许可以通过关系依存这个术语来界定:比如Kim(1994)区分了集体主义的形式:泛集体主义(“un-differentiated”collectivism)和关系集体主义(“rela-tional”collectivism)。综上所述，学者对集体主义概念中“集体”指向的认识上存在模糊性和不一致性:国外学者指向关系群体，国内学者指向泛群体;且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随具体情境中参照对象的不同而改变。因此要比较中西方被试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上的可能差异，需要区分参照对象。本文着眼于区分参照对象的视角探讨中西方被试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上可能的差异及具体表现，将参照对象区分为亲密关系群体、一般关系群体和泛群体。并且首次尝试性地把“自己”设为参照对象之一，以期深入、细致地考察被试在“自己”与其他三个参照对象的权衡中所表现出的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上的可能差异，剥离出以往问卷中存在的“项目和参照对象混淆的效应”，深入揭示中西方被试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上的可能差异。

2研究方法

2．1研究工具

中英文版自编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问卷，共19题，每个项目要针对四个参照对象(自己、亲密关系群体、一般关系群体、泛群体)分别进行作答，即有四个分问卷。每个分问卷都有两个维度:行为理念和价值选择。问卷采用Likert式6级评分。中文版四个分问卷的Cronbachα系数在0．91～0．95之间，各维度Cronbachα系数在0．83～0．92之间。该问卷信度和效度良好。马洛—克罗恩社会赞许性量表(Crowne＆Mar-lowe，1960;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英文版的Cronbachα系数为0．88，一个月的重测信度为0.89。

2．2研究对象

中国被试的数据收集采用传统的纸质问卷调查和网络版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共有有效数据453份(纸版问卷有效率为93．6%，网络版问卷有效率为94%):其中男性171人，女性275人(性别信息缺失7人)。学生样本的年龄范围为13岁到28岁(M=19．91，SD=1．89)，成人样本的年龄范围为18岁到45岁(M=26．82，SD=5．69)。西方被试有效数据共180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某大学就读的留学生。采用个别施测，发出问卷40份，回收问卷32份(回收率80%)。男18人，女13人(性别信息缺失1人)。年龄范围为20岁到39岁(M=25．97，SD=4．41)。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范围从1个月到4年。另一部分是加拿大某大学的学生。采用团体施测，发出问卷148份，回收问卷148份(回收率100%)。男46人，女102人。年龄范围为17岁到25岁(M=19．43，SD=3．21)，其中有1人54岁。

2．3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问卷的翻译和内容效度的检验:将自编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问卷(19题)经过中译英、仔细推敲形成英文版问卷，再经过英译中、比较、讨论、修改和请有跨文化研究经验的研究者把关和检查，最终确定英文版问卷。施测过程:对国内留学生采用个别施测，填答完毕送签字笔一支。国外样本采用团体施测，填答完毕后，被试获得1个学分。数据处理:采用Epidata3．1软件进行数据的双录，录入完后导出为Spss分析文件。处理方法为:用Spss15．0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协方差分析。

3结果与分析

对中西方被试的社会赞许性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中国被试(17．07)的社会赞许性得分显著高于西方被试(13．93)，t=6．79，p＜0．001，Co-hen’sd值为0．61。

3．1中西方被试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上的差异

对中西方被试在4个分问卷上的总分差异，以社会赞许性为协变量，分别进行协方差分析。未将社会赞许性作为协变量时，当参照对象是“自己”时，西方被试得分显著高于中国被试，t=－2．50，df=620，p=0．013，Cohen’sd值为0．22;把社会赞许性作为协变量后，当参照对象是“自己”时，中西方被试没有显著差异;并且中西方被试在“自己”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的结果，受协变量社会赞许性的影响显著。从表1还可以看出，将社会赞许性作为协变量后，当参照对象是一般关系群体时，中西方被试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中西方被试在一般关系群体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的结果，受协变量社会赞许性的影响显著。当参照对象是亲密关系群体、泛群体时，中国被试的得分显著高于西方被试，但是效应值并不高(分别为0．03和0．04);并且当参照对象是泛群体时，中国被试得分显著高于西方被试的结果，受协变量社会赞许性的影响显著。

3．2中西方被试在四个参照对象上的差异

中西方被试在四个参照对象上得分的描述统计如下:中国被试在“自己”分问卷上得分的均值为95．00，标准差为11．32，西方被试在“自己”分问卷上得分的均值为97．46，标准差为10．24;中国被试在亲密关系群体分问卷上得分的均值为96．95，标准差为9．93，西方被试在亲密关系群体分问卷上得分的均值为93．07，标准差为9．73;中国被试在一般关系群体分问卷上得分的均值为68．83，标准差为14．03，西方被试在一般关系群体分问卷上得分的均值为67．94，标准差为15．40;中国被试在泛群体分问卷上得分的均值为56．02，标准差为17．25，西方被试在泛群体分问卷上得分的均值为47．20，标准差为15．09。对中西方被试在四个参照对象上的差异，以社会赞许性为协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参照对象对因变量的影响力强度达到0．33，而中西方之间差异虽然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水平，但在真实世界中的强度并不大，仅为0．02。以条件筛选进行单纯主要效果比较(吴明隆，2000)，结果如下:中国被试在不同参照对象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亲密关系群体的总分最高，“自己”总分排第二，一般关系群体总分排第三，泛群体总分排最后，且两两之间差异显著。西方被试在不同参照对象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自己”的总分最高，亲密关系群体总分排第二，一般关系群体总分排第三，泛群体总分排最后，且两两之间差异显著。

4讨论

效果量是指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力程度。统计检验虽可决定自变量的统计意义，但是却无法说明自变量效果在实务上的意义与价值。此时，即需根据效果量来反映自变量效果在真实世界的强度意义，亦即一种实务显著性或临床显著性的指标(邱皓政，2013)。中西方被试社会赞许性的独立样本t检验的Cohen’sd值为0．61，处于0．30～0．50的区间内，表明效应值在中等水平，意味着中西方被试在社会赞许性上的显著差异具有实务上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对中西方被试在其他变量上的差异检验需要以社会赞许性为协变量。当参照对象是“自己”时，未将社会赞许性作为协变量时，西方被试的个体主义得分显著高于中国被试，但是其效应值(Cohen’sd值)仅为0．22，表明自变量效果的统计意义在真实世界中的强度并不大，还未达到实务显著性水平。把社会赞许性作为协变量后，中西方被试在个体主义上没有显著差异，与前面得到的效应值低的结果是吻合的。但是，中西方被试在“自己”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的结果，受协变量社会赞许性的影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西方人是个体主义占主导，它与学者的观点也是一致的。许烺光(2002)认为，美式作风是凡事靠自己。美国的立国精神就是彻底的个人主义，彻底个人主义最基本的要件就是自我依赖。世界上大部分社会中的人大概都能自给自足，个人能够照顾自己在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但美国的彻底个人主义是指:一个人不仅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自给自足，还要奋力拼命的去争取。一个人应该经常告诉他自己和别人，他的命运是自己掌握的，不需要别人帮助。“笑的时候全世界跟着你笑，哭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哭。”中国被试在面对“自己”这个参照对象做评定时，容易受社会赞许性因素的影响;在剥离了社会赞许性因素后，中国被试也是个体主义的。当参照对象是亲密关系群体时，中国被试的集体主义显著高于西方被试的结果，在真实世界中的强度并不大，还未达到实务显著性水平。也就是说，当参照对象是亲密关系群体时，中西方被试的差异并不明显。这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费孝通，1998)具有一致性:中国社会是“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杨国枢(2004)概括说“以自我作为界定亲疏关系的起点或参考点，是人类学家常用的办法。”另外，与杨中芳(2001b)对中国人人己观的解读“以扩大界限的‘自己’为中心”也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然而，当参照对象是泛群体时，中国被试的集体主义显著高于西方被试的结果，在真实世界中的强度并不大，还未达到实务显著性水平。也就是说，当参照对象是泛群体时，中西方被试的差异并不明显。这与以往学者的观点也是一致的，比如集体主义者有强烈的内外群体之分(Triandisetal．，1988;Trian-disetal．，1990)。中国人的家族主义主要限于自己的家族，应是一种“内团体的集体主义”(杨国枢，2004)，而不是一种“普遍性的集体主义”(Schwartz，1990)。本文结果同时也表明，中国被试在泛群体分问卷上的得分显著高于西方被试的结果，受协变量社会赞许性的影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中国人在社会主义意识导向的长期、正面地教化下，在看到本文自编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问卷指导语中对“泛群体”的界定时，可能强烈地启动了经社会教化而积淀下来的浮于表面的“共同的成员身份”意识，尤其可能强烈地激发、启动了“国家”意识，就类似于陆洛教授对中国人自我的概括一样(陆洛，2003):“中国人的自我并非行为的指针，而是‘道德人’在行为考量中应尽力克服的‘我执’”;因此，这时中国人在问卷得分上的结果表现出来的可能仅仅是种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社会参照的，价值取向才是一个人行为的最终指导力量)，而非源于其内化的价值取向。或者，依Yuki等(2005)的偏激观点来看，中国人注重与泛群体的联结，可能是种策略，这种策略通过维持这种联结关系而使得个体自身利益最大化。“中国人外表所显现的行为，事实上可能并非是反映，却是应对文化导向及要求的结果(杨中芳，2001c)。”对四个参照对象上的差异进行混合实验设计的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参照对象对因变量的影响力强度达到0．33，远大于0．138的标准，属于高效应值。而中西方之间差异虽然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水平，但在真实世界中的强度并不大，仅为0．02，属于低效应值。这说明参照对象上的差异，比文化差异的强度要明显;文化对被试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反应是有影响，但远不及参照对象的区分所造成的影响那么强烈。以条件筛选进行单纯主要效果比较结果表明，在进行四个参照对象的权衡时，中国被试最重视亲密关系群体，其次是“自己”，再次是一般关系群体，最后才是泛群体;西方被试最重视“自己”且趋向于将亲密关系群体和自己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再次是一般关系群体，最后才是泛群体。因此本文认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差异随着参照对象的不同，其表现也有所不同;从人际距离由亲到疏，集体主义表现越来越弱，个体主义表现越来越强。基于此结果本文尝试做出这样的推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实质是种人际距离的反映;随着人际距离的增大人们越倾向于表现出个体主义。

5结论

文化间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上的差异并不明显;参照对象对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影响显著，随着人际距离由亲到疏中西方被试越倾向于个体主义。

作者：陈玲丽金盛华刘文孙丽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贵州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