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文化传播与乡村文化生成新路径范文

【摘要】本文以1949年成立的浙江省缙云县文化馆为研究对象，结合历史发展变迁，研究其公共文化服务的传播机制和乡村公共文化传播的多重结构关系，提出应发挥农民的文化主体性，鼓励“内生性”文化，让乡村公共文化传播和群众共同参与创造文化有机结合，变成乡村文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关键词】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乡村文化传播；自觉内生性

一、研究背景和概况

党的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加快补齐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信息流通等方面短板，显著缩小城乡差距。①如今，从“新农村文化建设”到“美丽乡村”“留住乡愁”，各种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乡村文化建设与农民自主的群众文化活动有机结合，激活了乡村的文化活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覆盖，乡村文化的传播格局发生变化。新媒体的崛起，让政策传达、乡村文化传播的效率大大增加。传统的乡村文化传播存在的问题是：过分依赖“会议－文件”这种组织传播机制，会造成传播网络的断裂、传播过程的断裂及传播语境的断裂。在组织传播的末端，未能很好地衔接大众传播与乡村人际传播。②在这种背景下，县文化馆、乡文化站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下乡、组织动员村民文化创作等工作是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消除知识鸿沟的重要保障，增强了村庄内部的共同体意识，也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生态中乡村文化生成的新路径。公共文化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提供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其基本文化权益的各种公益性文化服务的总和。乡村公共文化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模式，也是对社会现实认知的抽象性扩展。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文化馆的建设和发展，将接收的旧政府遗留下来的近千个民众教育馆以及解放区的民众教育馆，统一改建为人民文化馆，也有地方改为青少年宫等。④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规定文化馆、博物馆为国家发展的文化事业，文化馆作为文化事业机构的性质得以明确。⑤本文选择浙江省缙云县文化馆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基于以下原因：缙云县文化馆历史悠久，1949年成立，近年来在婺剧培训、乡村春晚组织、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文化下乡等领域成绩显著。缙云是婺剧传统大县，乡村文艺活动丰富，农民参与度高。此外，赵月枝教授领衔的河阳乡村研究院设在这里，采用“全球民族志”的方法探索乡村传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模式，每年召开有关乡村议题的“河阳论坛”，联合国内外高校举办国际暑期班，当地的乡镇干部、村民也参与进来，参与农民口述史、乡村春晚传播等研究，搭建乡村建设实践者的网络。本研究也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在研究院思想、知识和实践平台支持下，有利于更立体全面发现问题，与研究对象间更深层互动。笔者多次赴缙云调研，采用深度访谈与焦点小组方法，访谈了历任馆长、部分乡文化站站长、村文化干事，还采用了内容分析方法，纵向分析缙云县文化馆乡村文化传播事业变迁，横向比较公共文化与农民自发文化的关系。可以看到，农村文化馆的工作从原来的文艺培训、文化下乡，扩展到利用新技术的数据库建设、乡村文艺直播等。农村文化馆的传播性质也从“压力性”垂直传播转变为“共同参与式”传播、“自觉内生性”传播。乡村文化建设在多方力量博弈、整合的场域中，探索建立一种有机的乡村文化生态。

二、公共文化传播与文化馆传播机制变迁

缙云县文化馆成立于1949年，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时代变迁。从机构设置、人员管理等的变化，可以看出上层建筑层面对乡村公共文化传播的态度嬗变。文化传播是文化元素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从局部区域扩散到全局领域，是文化扩展效应的类推流动现象。⑥文化馆参与乡村公共文化信息传播是建立在多种动力要素基础之上的，县级文化馆的归属机构变迁，也体现出农村公共文化更强调文化传播属性。县文化馆、乡文化站怎样针对农村文化活动的传播机制运作，如何真正和群众有机互动？缙云县文化馆的传播机制也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

（一）“压力性”垂直传播机制“压力性”垂直管理是基层政府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而开展的数量化分解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公共文化以服务国家为政治目标被嵌置于基层政权文化传播的多元架构中。大规模政治动员式的传播模式挤压了农村文化的存在空间。政治宣传为导向的文化传播有序地控制着整个乡村社会。⑦访谈中，1976年任缙云县文化馆馆长的吕德琪说，“”期间，文化产品单一，大都是样板戏，打击封资修，婺剧不让演出，文化馆的工作处于停滞状态。他上任后，在文化馆“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成立图书室。1977年、1978年，县文化馆逐渐开始登记乡村民间婺剧团，吕德琪记得当时登记了上百个团。“”后，缙云县文化馆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始重新启动，民间长期蕴含的文化能量开始复苏。但是也出现了抓生产与保演出之间的矛盾。文化馆经费紧张，原来过年期间集中的演出，因为生产通知不得不放弃。不仅是县文化馆，各单位都要轮流下乡生产，时任馆长吕德琪有时被派到村里插秧种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文化馆的工作难以持续，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难以真正保障。上级文化管理部门的政策推动，是促进公共文化体系完善的动力。时任馆长吕德琪记得在1986年、1987年左右，文化局发通知提倡加大文艺活动力度，乡镇有表演，村村有节目，当时缙云县文化馆下去检查和辅导表演。当时有相声小品、越剧、婺剧、“万人画”“几千泥腿子上台”，村民热情高涨，乡村的文化氛围也变得浓厚。“压力性”垂直传播，是自上而下的文化任务传达及实践过程，效率高，但是传播的源头动力，是依据上级指令而不是农民需求。正像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在论及传播的者时所说：“如果传送的信息不被传播客体所接受，其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去源源不断地把信息下传给对方，从信源到信道都会是输家。”⑧顶层设计的文化下乡政策既是政府公共服务的治理方式，也是文化传播的强制性推动力。这种动力可以促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积极完成绩效工作，建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缺点是受国家政治因素影响大，成了基层文化干部的“政治任务”，偏离农民的主体性需求，脱离农村文化的延续性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

（二）“共同参与式”传播机制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认为，“任何真正的传播理论都是一种共同体的价值主旨”。⑨共同体在传统农村社区中具有永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它是村民拥有共同文化背景和价值目标的社会群体。乡村文化传播关注的是农村社群中意义的共享和文化认同的培养。压力体制下的乡村文化服务体系建构往往未能有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共同参与式”传播则是从乡村传统文化结构出发，注重传播与乡村文化认同的关系，让各方主体都能参与到乡村公共文化的塑造和传播中，在此基础上扩大至国家、民族的政治认同。“共同参与式”传播充分结合乡村文化传播的“具象信任”和“差序信任”特点。“具象信任”指的是“农民的信任都是非常具体化的，往往是指具体的人和事的，抽象的理想、主义、组织、制度等很难被作为信任的对象”。“差序信任”基本概念源自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它表示的是“乡村中个人与他人信任关系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个人与他人之间情感关系的亲疏远近，当彼此之间较为亲近和了解时，信任关系较强”。⑩县文化馆、乡文化站去乡村推广公共文化传播，不能机械通过文件规定和文化干部来介入式推行，而是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化传统活动，以及具体的有威望和号召力的村民展开，充分发挥“具象信任”和“差序信任”的信任逻辑。缙云县文化馆的经验就是，在文化任务与村民的共同诉求上，把文艺演出和挖掘村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机结合。笔者访谈的董月光，1997年开始任缙云县文化馆馆长，他记得2000年时，县文化局提倡精品和特色。文化馆组织全县广场大联欢，乡镇分头去村里挖掘有绝技的老艺人，动员他们带头。当时排练过灯笼舞、金竹村钢叉舞，到省里参加表演。很多村后来评选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长山寨庙会、叠罗汉、铜线边、竹马等。老艺人在民间老手艺的推广中体现出价值，获得存在感，村庄收获比赛荣誉，进一步巩固村落共同体的情感维系。县文化馆工作人员通过挖掘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节目创意，也为建构乡村公共文化体系，打通了文化干部与普通村民的心灵通道，寻找到“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县文化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工作，一直持续开展。2017年2月，笔者春节期间在缙云县金竹村调研时发现，村里的“钢叉舞”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为这个古村落获得政府投资开发旅游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此外，缙云县文化馆的音乐干部经常参加全县婺剧活动点及戏迷演艺交流活动，各类乡村文化活动互动交流，获得文化共识。按照“共同参与式”传播的思路，从微观着手，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在推动政府主导文化时需要调整传播的模式，增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日常性，力求获得农民的主动接受和积极参与。从宏观处出发，则应当逐步消除乡村治理中压力型体制的负面影响，促进政府主导文化和乡土文化共生共荣，培养农民对农村文化的真正认同，也致力于消除对农村落后愚昧的文化偏见。11

（三）“自觉内生性”传播机制沙垚曾经基于在关中地区长时段的民族志考察，提出乡村文化传播的内生性视角，即从文化主体的实践、文化与社会的互动以及文化传统内部生长出来的文化属性视角。从实践上讲，群众表达自己的生产、生活、历史、风俗、习惯、情感、价值等，然后演员、编剧们根据他们的表达，或加工、或创作，形成演出的文本。他们所表演的文本以及他们的传播实践所蕴含的内生功能、意义，是从每一位农民的日常实践中提取、加工和再生产，进而表达出来的。将这样的作品演给农民看，容易获得农民的认同和想象。12乡村公共文化体系的构建可以充分地利用村民“内生性”文化力量。缙云县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变迁中，也有把文化下乡和乡村自觉内生的文化相结合的经验探索。1964年调入缙云县文化馆的丁金焕（2014年去世），被当地称作“故事大王”，在县文化馆工作期间，他通过广播等当时的传播手段讲故事，结合形势、寓教于乐，生动讲述敬老爱幼、邻里关系、科学种田、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等故事。他先后举办故事培训班46期，为了培训故事员，他亲自赴各乡镇寻找爱讲故事的人，然后一一上门动员。像丁金焕这样的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就充分调动了农民文化内生的动力，促使农民提供文化作品的材料并进行自觉创作。吕德琪老馆长回忆，20世纪80年代，缙云县文化馆曾经鼓励和支持村民自发开展“盲人讲故事”巡游：附近乡镇里的十几位盲人有师傅传教带，一站站到村庄讲《西游记》等小说里的传奇故事片段，村里人象征性给钱，盲人们靠此谋生。利用传统文化习俗，促进村民自觉主动参与是缙云县文化馆的重要经验。板龙庙会、婺剧演出是缙云县的传统文化习俗，当地很多村解放前就有演戏传统，春节期间两天三夜演出，很热闹。近些年来，丽水市开始提倡乡村春晚，这给乡村挖掘“内生性”文化提供了更多契机。缙云县文化馆每年积极协助各乡镇举办“乡村春晚”，春晚数量也居全市前列，2017年全县共举办农民春晚100多台。缙云县文化馆工作人员扮演创作指导的角色，真正的演出创作主体是农民。例如《火烧山》这样关于村民烧纸祭祖引发火灾的题材，改编自真实发生的事情，颇受群众欢迎。乡村公共文化传播的“自觉内生性”传播机制的核心就是转变文化下乡的单向思维模式，把农村文化活动的主导权交给农民，县文化馆扮演引导和服务角色，和乡村的文化传统、文化能人有机结合，这是在实际探索中总结出的有效乡村公共文化传播新路径。

三、乡村公共文化传播：乡村文化生成的新路径

（一）公共文化传播要理顺与市场化的关系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供给角度来说，公共文化服务需要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资金也是重要保障。如今，文化馆有政府资金扶持，也提倡多元化投入，公共性与市场化的关系边界是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也关系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否真正有效开展，公共文化传播能否真正有效覆盖。20世纪90年代前后，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氛围下，上级鼓励文化馆“以文补文”“多业助文”，场地出租是当时一些地方文化馆获取收入的主要途径。以浙江杭州文化馆（该馆1992年获文化部授予的全国“以文补文”先进集体称号）为例，当时该馆有经营部、培训部两个部门开展收费服务，包括书画交易、广告装潢等。13缙云县文化馆老馆也尝试过实施“以文养文”措施。县文化馆出租场地放录像，一张票收1毛钱，用赚的钱补贴办培训班需要的费用，但是后来因为费用明细等问题取消。如今，缙云县文化馆的公共文化服务正在寻求多元社会力量支持。楼焕亮馆长说，现在县里一年要求12台演出活动作为硬性考核。文化馆让挂靠的培训班协助解决四五台，例如由文化馆提供场地，儿童民乐培训班办“春之韵”音乐会。缙云县文化馆也在探索社会人士承包的举措。例如，一场汇演省里拨款3000元，但是成本可能在5500元，动员企业做承包，然后再拉赞助来补充成本费用等。由于文化公共服务的社会属性，引进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馆有很多实际操作的困惑。哪些可以社会力量参与？市场化赞助的收入怎样分配？怎样监督其过程公开透明。这些需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力量参与的需求表达机制、投入机制、运行机制、约束机制等，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二）“巧传播”群众路线：从“送文化”到“种文化”文化馆要运用各种文化艺术手段宣传国家方针、政策，也要追求传播效果，可以借鉴国际传播策略“巧传播”（SmartCommunication）概念。“巧传播”是2009年国际公共关系组织在伦敦召开的年度全球峰会的议题。继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后，苏姗妮•诺赛尔“巧实力”强调的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结合。14乡村公共文化传播也需要硬实力和软实力内容的巧妙结合，要重视传播者和受众的互动，认真调研受众，从而达到最低成本下的最佳效果。例如，缙云县文化馆把宣传政府方针有机地融入文化下乡的节目创作、排练指导中。2015年，该馆为了更好地配合县委县政府“五水共治”中心工作，采用由文化馆提供优质节目和业务指导，以当地群众为演出主体的城乡联动文化下乡新模式，通过群众演自己身边事、身边人、身边行为，提高“五水共治”宣传的说服力和认同感，并通过村与村之间、乡镇与乡镇之间的巡演，形成“乡乡一台戏”的新型下乡模式。以缙云县新建镇文化站创作的文艺作品为例，把宣传主题融入到故事中，更有说服力。例如，2013年的作品《算命》，反映乡村的好人好事，宣传精神文明；2015年创作婺剧小戏《老鼠娶亲》，城乡对比反映城市环境污染问题；2016年作品《生还是不生》是在国家新二孩政策的背景下，反映村民生二孩的内心纠结等；2016年缙云县文化馆婺剧小戏《惟有活水源头来》巧妙融合了环保主题，讲述一户村庄人家因为猪的排泄物污染空气和水源而导致家庭矛盾，最后改建猪场、环保养猪，家人过上幸福生活。文化馆自上而上的文化下乡强调的是“送文化”，其单一传播模式往往存在节目不对路、受众反应冷淡的情况。而“种文化”是基于乡土乡情的土壤，广泛倾听农民心声，也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所谓“从群众中来”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文化活动，都要从作为主体的群众的日常或历史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否则便是脱离群众，违背了人民性。文艺工作者从农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提取元素，进行创作，再“到群众中去”，演给农民看，从而让文化产品与农民的生活水乳交融，让公共文化传播的正确价值观能真正深入人心。

（三）鼓励“内生性”文化发挥农民主体性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不能依靠自上而下的文化馆的硬性指标，各种文化培训、下乡服务需要和乡村“内生性”文化有机结合。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这个词的意涵所指涉的是全面的生活方式，包括文学和艺术，也包括各种机制与日常行为等实践活动。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它由各个阶级共同参与创造与建构而成，绝非少数精英的专利。从长远考量，乡村公共文化要真正变成每一个群众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16缙云县乡镇文化员应梅芬从2011年至今，做了七年多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2017年春节壶镇的许多台乡村春晚，她都在动员组织、节目筹备上做了很多工作。她认为：“既然是公共文化服务，我们就要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服务者，而乡村文化的主体是农民。动员好农民，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把农村的文化舞台交给农民，让他们表达自己的声音，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17乡村文化的“内生”力量是公共文化生态建设的推动力量，缙云县笕川村妇女委员施海妃是缙云县文化馆的村庄文化联络人，她见证了村民文艺工作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以前村干部不支持，如今村里集体经济出钱，积极举办文艺晚会。结合村里发达的香菇产业，她们创作了《香菇舞》，促进旅游业发展。笕川村现在的乡村春晚也成了一张旅游名片，2016年，村干部也上台表演，展现亲民形象，这也进一步促进了乡村基层政权的巩固。施海妃曾经在元宵节联合村里几十位妇女筹备了一台婺剧晚会，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农村女性地位的提高，有了“现代化”气息。施海妃说，他们创作小品婺剧小戏，常会请县文化馆工作人员来指导。有一个讲老父亲得老年痴呆症，儿女不孝的小品，演出时很多老年人都哭了，潜移默化中起到教化作用，提倡好的道德风气，让农民精神健康，做高尚的人。文艺多了，村里纠纷少了，斗殴少了。乡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源，乡村的凋敝意味着民族的社会根基、文化根基的塌陷。传统文化的复兴应该把自己的根基放在乡土的层面上，让各种想象力、行为和实践来重构城乡互相哺育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对于当代中国非常重要。182015年，缙云县共有880位村民受到婺剧培训，约1.7万多人在参与广场舞活动，共有107台村民自己策划、组织、表演的“乡村春晚”。这些都是在从事农业生产，或外出打工之余进行的，体现了“集体性”与“业余性”，以及文化的组织力与生产力。赵月枝教授曾以浙江丽水为例，考察乡村文化的生成，她认为我们往往从国家实力和国家力量的层面定义文化软实力，但从文化是有机的、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角度，真正的文化软实力恰恰在群众之中。19正如沙垚所说，如何从农民自己出发，如何从农村社会内部激活农村的文化资源和活力，并使之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农民情感、价值、世道人心的传播与弘扬，理应给以高度关注和支持。20缙云县文化馆关于乡村公共文化传播的历史脉络、实践探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乡村文化生成路径的生动案例，为我国基层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个案思考，对中国县级文化馆的相关政策制定、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路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依据。如今，乡村振兴战略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应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互联网时代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传播格局的新变革，给“三农”信息传播、乡村公共文化传播带来了新机遇。而以快手、抖音等为代表的App平台、直播软件被越来越多的农民使用，农民作为信息的传播者，更便捷地参与到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中，拓展了乡村文化主体的话语表达，有助于更好地呈现农村文化传统中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情感价值等内容。乡村公共文化传播与乡村文化生态的构建，一方面要在国家核心价值框架下，结合乡村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发挥农民的文化主体性，建构政府、媒体、机构、农村之间新的信息传播的有机联系，多元主体嵌入“三农”信息传播，发挥农民自媒体的力量，打破传统不对等的、单向的、局域式的媒介生态，让“三农”信息传播生态更平等多元，促进城乡互动，从心灵层面，让农民认可；另一方面要从乡村内部生存逻辑出发，重新发现群众文化活动，鼓励“内生性”文化，以及与其社会结构的有机镶嵌，这也是新农村建设中，自觉探索解决基层文化问题的方式。

作者：刘楠 周小普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