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道文化传播研究范文

西南古道全长2000多公里，由“五尺道”、“灵关道”和“永昌道”构成，选取永昌道为研究对象，既含义深刻又有研究价值。永昌道一段对古迹保存较为完整，至今仍保存着三座当时的古桥，一是双虹桥，二是惠人桥，三是龙川江桥，甚至还有长约10公里的云梯路。这些实体的古迹都为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研究背景。永昌古道传承古老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仅是物质层面更是精神层面的交融，从远古形成、发展，在经过多少岁月的洗礼后仍能延续至今，必定有其值得追溯和传承的价值所在。选取西南古道永昌道为研究点，是因为永昌道在西南丝绸之路中是一个特殊的节点，它在这里孕育了特殊的文化，并对后人的文化发展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这段文化是如何在历史中传播的，并且它的传播在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有利于后人对这种特殊文化进行更好的理解和传承。西南古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对外通商的经济贸易古道，因此很多学者对它都有研究，但因为地理位置的缘由，探索研究西南古道文化发展的多为云南、四川的学者。李旭在《西南古道的民间性及其经济、文化双重价值》一文中提出，虽然西南古道路途艰险，但由于各地的优势不同,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所以商人们进行的商品文化贸易仍然是有利可图,这就表现出了西南古道的民间性，而这一方面却使让各个地区和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了来自全中国乃至国外的资源和智慧,让各地方的人们能改进各自的生活方式，因此，有更具有经济和文化的双重价值。目前，人们对西南古道的研究多侧重与对经济、政治方面的研究，在文章《西南丝绸古道对保山文化的影响》中,研究的就是西南古道永昌道对保山市的影响，文章认为古道文化衍生出了马帮文化、渡口文化、栈道文化等更多的文化，这些文化都在保山旅游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如今看来，对于保山的文化发展，如果没有远古的西南古路，也就没有今天保山面向东南亚发展和开放的蓝本。

一、西南古道永昌道的概述

提起丝绸之路，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众所周知的北方西域丝绸之路，这条贸易古道始于公元前2世纪；其次是于公元7世纪初具规模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然而为人广知的这两条对外贸易交通先是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才逐步发展形成的，大家殊不知位于我国西南地区最迟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开通了一条对外交通的经济贸易要道———西南丝绸之路，也称为西南古道。在古代，帝国的王朝初始，帝王们为了开拓国家的疆土，对驿道进行修筑。后来西南古道的开发，也并非是帝王的重视，而是民间交往需求的进一步实现。中原处于春秋战国兼并交融时期，于是对于西南边疆地区无暇顾及，因此，这条西南古代要道也就鲜为人知，但是它却已经早于其它两条丝绸之路两个世纪就存在，默默的在中外经济文化的交往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西南古道均从四川成都为起点，分为四条道路进入云南，汇总于保山后再从出境缅甸、印度等国家，成为“永昌道”。这些要道的形成和发展，使保山变成了滇西重要的交通枢纽地、商品集散地以及文化聚集地。

（一）远古时期，永昌道的经济贸易情况西南古道永昌道，实属一条民间商道，它因为商业而开辟，因为商业而兴盛，却也因为商业而被遗弃。起先，开辟古道最初的人们是经商者和马帮，在古道进行各式各样的商品贸易。公元前4世纪，蜀地的商人们赶着马帮，“度博南，越兰津”①，同哀牢②人及缅甸、印度的商人从事着“边境贸易”，从而开辟了这条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以及更远国度的商贸通道。于是，中土的纺织品与缅甸、印度的黄金“、光珠”(宝石)等商品就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结成了相对稳定的“进出口”关系。随着商品贸易的日趋繁茂以及由此奠定的国际通商城市这一历史地位的日趋突出，有的外籍商人还由“行商”变为“坐商”，在《华阳国志》③中记载的：永昌有骠国人和印度人，他们都是来此经商的外国侨民，作为永昌人口构成中的“少数民族”成分，有的可能还入了永昌“郡籍”。汉朝与匈奴抗争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张骞发现了这条“蜀身毒道”，便上奏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为后来攻打匈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这条历史悠久的古道，不仅仅只是给商旅游人通商进行经济贸易，还在统治者开拓疆土，保卫国家安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永昌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防军事重地。永昌道所经过的保山、腾冲已然成为了当时滇西地区政治、文化、经济的边陲重镇和西南古道经济商贸来往的重要门户。永昌道不仅只是一条道路，供国内外输出输入的商品进行经济来往，同时它也是一个文化传播的承载中心。这条悠悠古道一直沿用至今，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为了开辟中印缅战区新的国际交通运输线，抢运中国政府在国外购买的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紧急开始修建的滇缅公路的开通，这条用了上千年的西南古道才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

（二）古道穿过的哀牢古国西南古道穿过地区甚多，周围少数民族聚集，永昌道路经之地也不例外。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都在这条道路上汇聚交融。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里说：“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也就是说，以保山为中心，大理、保山到缅甸一带。哀牢是以山命名的一片地区，这片区域内的民族就是哀牢民族哀牢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是由多部落民族组成。从以上史料和文献来看，哀牢民族主要有三支：一支为濮人，一支为越人，还有一支为昆明人。濮人一支为近代的德昂族、布朗族和佤族；越人一支又为近代傣族和壮族；昆明人一支演变为近代民族种类最多的一支，彝族、拉祜族、景颇族、白族、怒族等等。由此可见，永昌道穿过了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地区。随着永昌道慢慢的兴荣和繁华以及朝代的更替，又慢慢迁入了各少数民族，渐渐形成了一个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在如今依然如此，这也解释了为何，保山市周边都是以某某少数民族自治州（例如：大理白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而命名，唯独保山却不分为任何民族的自治州。保山市的民族由最初的三大民族支派分出，接着是周边外来民族汇入融合，因而，成为一个少数民族大杂居的聚集地区。

（三）古道地域呈现出的独特文化景象无论是当地土著民族还是随着时代迁移而来的民族，亦或是在永昌道这条对外的经济商贸通道上来往的中外商旅游人，各自所具有的民族风俗、宗教都在自身原有的当中，相互交融发展。因而保山的宗教相互交融，和谐共存。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以及基督教在保山都有各自的庙宇、清真寺和教堂，均各有千秋。单说佛教和道教，都有掺入儒家色彩，以保山市如今现存的玉皇阁和玉佛寺为例，玉皇阁，属于道家庙宇，而玉佛寺，又属佛家寺院。首先，从选址方面来看，两者均选址于保山市隆阳区一中，孔子庙后方，两者与其只有一墙之隔；而玉皇阁和玉佛寺并排而立，中间同样只是一墙之隔，由此可见，第一，保山市宗教相互交融，相互渗透发展；第二，宗教间和谐相扶发展。其次，从奉祀之神看，孔子庙里供奉的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玉佛寺供奉“元始①天尊”，但是在诵经中，却有佛有道，同时渗入一部分儒家的忠孝信义的说教和礼仪的观念。类似的例子在保山屡见不鲜，位于保山市隆阳区清真寺依然与学校隔墙而立，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这也再次说明永昌教派的发展是融合相扶而发展的，儒家思想与伊斯兰教和谐共进。这些都更表现了保山的宗教在随着永昌道的发展而慢慢形成自己的体系，在外来文化的刺激和融合下，更加趋于和谐。保山市倚山骑坝，坐落于云南西部边陲，东边与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临沧市接壤，北部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相连，西部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相邻，而西北和正南方有同缅甸交接。保山市处于横断山脉滇西纵谷的南端，因此地质结构复杂多样，因此地形地势不一，艰险崎岖，整个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延伸倾斜，北高南低，高差悬殊，纵向呈阶梯型下降，最以地热群和火山地貌而为人知晓。

由于这样的地理位置原因，使保山成为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又因为一直是边疆和内地的驿站，受到了边疆和内地文化的影响，因而保山的民族有着自身的特色。例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等等，每个民族的风俗由于地域的差异，又会变得不尽相同。以回族的开斋节来说：开斋节，是全球穆斯林庆祝斋月结束的盛大节日，从全球来看，过节的风俗和礼数都相差不大，流程无非是到清真寺礼拜参加会礼，之后到祖先的墓前念《古兰经》，追悼亡人。但是在保山，由于古道发展的时间早，加上各种文化的汇聚交融，人们思想也随着改变。以细节来看，会礼之后，西北地区的女穆斯林是被受到限制的，不被允许上山的，但是在保山，这一规定就已改变，凡是有能力上山的，亲自到祖坟前进行祭拜是最为虔诚的。这样的差异其实就表现出了保山市随着古道的发展，在各种民族、宗教等各种文化的冲击下人们文化和思想的改变。但是，在开化的同时，也有很多不便，例如：保山市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因此各种民族在过节时就没有了在单独民族聚居地的那种氛围，例如傣族的泼水节，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是特别隆重的节日，在保山就只是喜欢热闹的人们，聚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参与泼水活动。所以，在民族聚居区，各民族的风俗文化在相互的碰撞和交融中渐渐散失了原有的特色。正是由于这一特殊区域而自然形成的生态格局，孕育了各民族文化。西南古道的道路的网状分布，使这里的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交融，让这一地区变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大熔炉，成为文化多样性的典型区域。

二、古道文化的传播概述

文化与传播这两个概念，从人类文明诞生开始，两者就如影随形，无论是文化和传播的内容、途径，还是意义，二者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一种自然趋势和必然的选择，并且存在于不同的文化系统里，因此，文化传播是文化变迁的一种基本形式。文化传播一词在各学者的眼中意义不尽相同。社会心理学家沙莲香认为，“一种文化传递扩散的迁移继传现象。是人类特有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扩散和迁移继传现象，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向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和重组，是人类生存符号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传播者的编码向读者互动阐释的过程，是主体间进行文化交往的创造性精神活动。”①人类学家莱斯特•怀特很早就表示：“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是一个时代纵向地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地从一个种族或地域播化到另一个种族和地域。”②在永昌古道的发展中，无论是中原的文化或是边疆地区的文化，更甚至是来自缅甸、印度乃至更远的海外的文化的交流、汇聚和融合，都是文化的传播。对于永昌当地来说，各个民族汇聚一起，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文明，这是一种文化传播；对于异国，不同于中国的文化碰撞后遗留下的文化，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和进步。永昌道成了各地区乃至连通国外的多民族文化大融合、大贯通的传送带。该区域的各民族文化的得以形成正是因为这条古道网状贯通，只能靠马帮、背夫、驮队的作为民间载体。他们当年走在这些驿道上,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成为不同地区、文化交流的使者,成为在数百年后，后人钦佩和赞叹的对象。他们就像一股股流动的血脉,更像活的粘合剂,将各民族和他们的文明文化结合在一起，这对沙莲香和斯莱特•怀特的给出的定义做出了很好的诠释。

（一）马帮间的交流马帮是一个古道来往的群体，马帮间文化的交流，正是群体间的传播。从事着群体内部或者外部信息的传播活动。群体传播在形成群体意识和群体结构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这种意识和结构一旦形成，又会反过来成为群体活动的框架。群体传播最为典型的就是马帮对文化的传播。马帮的队伍，都是来自民间各个地方互不相同的人自发组成，他们都通过共同的利益、目标、关心等因素结联在一起，是有着相互影响作用关系的社会集合体，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组成“马帮”这个群体。在整个过程中，由马帮驮着交易的物品，附带着当地文化和自身文明，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对和他们交易的对象———另一个贸易群体，进行着群体传播。

（二）古道传播效果的有限性永昌道承载的历史文化会随着时间逐渐淡化，当年的百姓没有宣传的意识，所有文化的繁衍都是不自觉而进行的。拉斯韦尔③和罗杰森曾经提出了“魔弹论”一说。“魔弹论”也称“皮下注射论”，认为受众就像射击场里固定不动的靶子或医生面前的无法动弹的患者，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毫无反抗能力，只要将枪口对准靶子，或将针头扎准人体某部位，子弹和注射液就会迅速产生神奇的效果。受众消极被动地等待和接受媒介所灌输的各种思想、感情、知识。然而，那个时代并没有报纸、广播这些大众媒介，执政者发放的官方消息最多也只有粘贴在城门等地告示，人们对于文化的了解更多通过的是口口相传而得知，因此文化传播的效果都是有限的。拉扎斯菲尔德④以194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作为分析案例写了《人民的选择》，试图在大众传媒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下，阐释参与票选的人民是如何做出投票的选择。它包括了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论和“两级传播”和“舆论领袖”的观点。所谓有限效果论，是大众传播没有能力直接改变受传者们对事物的态度，在人们作出某种决定的时候，很多其他的因素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人们对国家政治、当地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各自的心理因素，他们会对信息的需求进行选择性地接触。更多的属于群体归属关系和群体规范，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人际影响等等。拉扎斯菲尔德、卡兹和克拉帕等人，通过实证调查，揭示了大众传播效果形成过程中的许多制约因素，并且认为，这些因素对理解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和复杂性是有意义的。在没有大众传媒的时代永昌古道马帮穿越时所表现的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并没有任何媒体在为他们宣传，也并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们，这样是正确的或者错误的，全都是依靠他们自己相互间的交流和交往而逐渐发展的。人们对于想要留下和舍弃的文化是在进行选择的，如果是发自百姓们自身需要而进行这些经济文化的交往活动，那么就算是执政者明令禁止，百姓依然会根据自身需求而决定是否继续这一活动的。

(三)古道文化多元性和一元性共存在跨文化传播的领域里，文化的传播分为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生活在同一社会群体里，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间的传播是国内传播；而国际传播则是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文化的群体所从事的文化传播活动。行走于永昌道的商旅游人们，他们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来往交易的外国友人，带来了不同于中国的文化，他们在以永昌道这条经济商贸通道为平台，进行着国内和国际的跨文化传播。跨文化的传播让人们知道每种文化各自所存在的价值，并且在保持文化自身价值的同时，消除了与其他文化的隔阂和差异，让文化呈多元化趋势发展。但是，由于各种文化的多元发展，又会出现文化一元趋势发展的现象。在永昌道文化发展过程中，就是多元文化并存发展下的一元化发展现象，例如，民族众多，各民族聚集，致使文化成多元发展，但是跨文化间传播导致的各文化相互碰撞交融，使文化间冲突的部分相互磨合，使文化间趋于一元化模式发展。文化受到传播的影响首先的表现就是融合，文化间的融合是两种以及两种以上不同文化间相互借鉴、吸收和认同，最后融为一体的过程。文化的融合会导致文化的同化现象，最初最原始的东西没有得到保留，在文化间的过程中消磨殆尽，最后致使多元文化呈一元化趋势发展。

三、结语

西南古道永昌道所孕育的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上的，在漫长历史发展中都得到了延续。从古道文化形成方面来看，首先是因为地理地貌的自然因素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其次，当时人类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促使这条民间对外商贸通道形成，为古道文化的形成提供了交流环境；最后，也是，各个地方的人们在这里通商贸易，输入输出各种文化，不同文化汇聚于此，进行跨文化的传播。与此同时，文化的传播此过程中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第一、人们对文化的需求使永昌古道发展成为最早的经济商贸通道；第二、跨文化的传播，无论是国内外的传播，还是当地人们交往的传播，都使永昌道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样貌，使永昌和永昌人民沉浸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气息氛围里；第三，文化传播让这些无论是当地经济等物质方面，还是这些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得到延续，时至今日，经久不衰。文化离不开传播，文化的传播让永昌古道将边疆地区的各民族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浓缩,将不同的文化交融发展，将古老文化和时代精髓融合，它将文化交汇融合与广为流传。

作者：马琳娜 王国强 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