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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多元主体治理体系研究

2021/09/30 阅读:

摘要:“协同治理”旨在实现“生态善治”、体现“人民本位”、运用“辩证思维”等,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推进,把“生态”“技术”“创新”“融合”等成为新时代发展的主旋律。破解单一主体对生态文明建设严重滞后、“GDP至上”的政绩观、“生态治理碎片化”“生态治理的全局意识欠缺”,以及自然资源依赖型习惯思维定式等,回答新时代生态文明发展实践之追问,从而实现生态集约化与绿色低碳发展之路,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模式定型提供理论支撑。文章从多元主体的价值理念协同、生态多元主体利益协同、生态战略协同、生态教育协同、以及生态治理能力协同等方面,指出只有走生态文明的“协同治理”之路,才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体系的精准赋能。

关键词:协同治理;生态文明;多元主体治理体系;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着力解决环境问题,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1]这是中国生态协同治理的总要求,是新时代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旨归与行动指向的有力表达。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形成生态协同治理新格局,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生态文明新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指出,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这将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总方案,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形成生态协同治理新格局,增强生态协同治理能力。精准识别多级主体间平等合作、协同互动、发挥整体协同效应。

一、“协同治理”的涵蕴

“协同”一词源自系统科学中的协同学理论,是指在复杂大系统内,各子系统的协同行为产生出的超越各要素自身的单独作用,从而形成整个系统的协同推进。“协”,众之同和也。“同”,合会也”。“协同”就是指协调多极主体一致地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或能力。生态环境资源的主要特征,即公共性、外部性和有用性,通过多元主体的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对生态环境的全方位、全过程的保护与治理。生态协同治理体系,是指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进行的良性互动,促进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博弈中动态平衡发展。以信任为基础、以“善治”为目标的协助行动,是多级主体相互依存,形成合力的发展实践过程。从“协同治理”的界定来看,是应对复杂性的治理危机而制定的一种治理理念与方法,是对传统科层制的纵向线性治理模式的扬弃。既要从国家及区域间协同治理的角度考虑其整体性与局部性,又要从生态环境风险预防、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及生态环境损害补偿等方面,综合考虑事物的复杂性及系统性,使得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并发挥一定的作用。从“协同治理”的发展要求来看,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公共性,主体单一治理的普遍存在,使得政府的行政监管难度相对较大,需要其他社会组织单位的共同参与,才能对政府的监管缺位进行补充;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下,企业逐渐趋向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无法对企业单位实施严格的市场监管,遏制恶性竞争并形成良好的企业秩序,市场机制的主体条件也需要政府的主导参与。由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使得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多级主体协同治理的需要便应运而生。比如,企业社会环境责任的强化、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的建立等,人民群众作为协同治理的主体和参与者,必须坚持人民本位为最高价值和行动准则,尊重人民群众的权益和监督作用等,从而促进各主体的相互沟通协作,形成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协同治理”,既要从国家及区域间协同治理的角度考虑其整体性与局部性,又要从生态环境风险预防、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及生态环境损害补偿等方面,综合考虑事物的复杂性及系统性,使得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各尽其责,实现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系统的稳定发展。各个主体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在主要生态价值观的引导下使得公共利益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最终也将实现主体单个利益的有序性和规范性。现代社会,没有哪一个主体在生态文明治理中可以独善其身。协同治理过程也就是各种行为体都认可的行动规则的制定过程。因此需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的参与到生态治理中。不断提升政府、企业组织以及公众的生态治理中的共同利益,避免出现生态治理上的“真空地带”,需要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承担生态道德责任,实现“善治”的治理目标,形成全方位、多维度的协同共治新格局。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则成为应对生态危机的风险与挑战的必然选择,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相互博弈,破解单一主体对生态文明建设严重滞后与“GDP至上”的政绩观、改变自然资源依赖型习惯思维定式等,回答新时代生态文明发展之追问。重新诠释了人、自然与社会间的和谐关系。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倡导多元化主体的共同平等参与,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兼顾了各个主体的利益诉求,要树立节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用最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强化公民环境意识,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风尚[2]。在协同治理视域下推进生态文明多元主体治理体系的构建。

二、“协同治理”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多元主体治理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一)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强调“统筹兼顾、协调联动,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经济社会发展。”[3]生态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需要,同时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生态治理现代化以“整体”“协同”“善治”“绿色”等发展理念为内核,把生态正义作为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传统单一的发展思维,将生态问题局限于某一个领域,忽视了生态危机早已不是“区域性”问题,而是一个“共同性”问题。社会的发展应把生态文明理念纳入社会建设的整体性视野中,多元主体的相互协作,共同推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创新生态发展模式、拓宽生态发展空间、寻求发展动力是根本,当前中国环境治理与绿色创新发展息息相关,这不仅是一种新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也是整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善协同发展的新举措。结合自然资源消耗力度来看,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地下水过度使用、盐度大,地面沉降、河道生态基本水流量不能得到保障,水污染严重等生态问题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桎梏,实行水生态系统的综合治理势在必行。过度的煤炭开采,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代价。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一步减弱,并产生了一定的滞后性,由此生态发展陷入了“资源陷阱”,资源短缺、土地荒漠、河道流量减少,水土污染严重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新时代,以“协同治理”的价值引领,实现生态治理的“知行合一”。注重整体性思维的创新发展,推进资源型区域生态文明多元主体治理。直面资源型区域所面临的生态环境恶化的严峻形势,反思生态单一治理困惑,需从整体发展观来推进生态优化问题。建立行之有效的全民监督机制,生态环保方面的诚实守信、违约惩戒等制度纳入生态文明建设信用体系,加强绿色信用体系建设,在社会发展监督考核体系中,明确各类涉及生态环境保护考核指标,包括资源消耗、环境危害、社会效益等。不仅如此,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有生态价值,更是一种最佳的公共产品,能够全方位地惠及民生资源型区域有着天然的资源优势,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人们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过度开采资源,产生资源的有限性和人们欲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经济利益博弈在生态领域的折射。当前生态发展面临的困惑,主要来源于人们任意践踏资源,以及保护环境的生态意识淡薄,生态治理投入大回报小,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追求独善其身,甚至以邻为壑。“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发展模式,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因此,生态文明多元主体治理体系,就是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兼顾生态价值,在二者结合的基础上创造出能够与生产需求相互对应的社会价值,这样就可以满足经济、生态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

(二)解决资本逻辑与绿色发展的对抗性矛盾的需要

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生产生活中,把生态与经济的有机融合来实现生产方式绿色化,助推美丽中国的建设。从民众的消费的发展形势来看,比如炫耀性消费、攀比性消费、符号性消费等带来的各种危机,包括信息安全危机,精神生活危机、生态环境危机等。过度消费自然资源满足的不再是人的消费合理需要,资本主导的逻辑是导致当今社会陷入消费困境的总根源,人的物欲膨胀所致消费异化造成人们的幸福感偏离、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生态资源危机加剧等。资本逻辑所指向的贪婪逐利、资本的消费批判、资本拜物教等,漠视消费正义与自然生态所承载的极限,消费危机明显加剧。资本逻辑与绿色消费之间存在对抗性矛盾,即“利润最大化”的驱使,导致消费危机的产生。因此只有突破“利益最大化”使然,才能洞悉隐匿在诸表象背后的深层渊籔,强调“物质性消费”和“精神性消费”的共生关系。即唯有从“适用、适度与可持续”等这三个消费价值向度进行深入分析,树立和把握这三重消费的辩证关系,解决资本逻辑与生态文明绿色消费的对抗性矛盾,走理性消费、绿色消费、共享消费等发展之路,才能契合生态文明绿色消费发展之需求。只有实现生态文明多元主体治理体系的构建,才能够创新生态发展模式、拓宽生态发展空间、寻求社会发展动力,从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生态价值取向、发展选择以及价值尺度等方面,不断激发全民的创造力和发展活力。从而实现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善为目标的发展新举措。在全社会营造全民参与环境保护的文化氛围,旨在倡导人们尊重自然与融入自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将此作为营造全民参与环境保护的思想宝贵资源。

(三)弘扬生态文化,引领多元主体生态协同治理的文化发展需要

大力宣传生态文化教育,积极培育生态文化,在全社会树立和弘扬生态文明理念。树立“大环保”意识,从社会、经济、文化和生存方面出发,让这些意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以生态文化引领多元主体生态协同治理,要把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的生态理念贯穿于日常生活中。把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放在优先位置,秉承生态文化理念,重视历史文物以及它所承载的文化的保护,传承其本土特色,使特色文化辐射到全民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构建科学有效、结构合理的可持续多元化产业发展体系,提升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直面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困境,必须摆脱自然资源依赖性思维定式,开展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推动多元主体生态协同治理,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走上精细化、集约化与低碳生态协同治理发展之路。制定有关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道德文化规范,做到“有温度”的生态治理,形成生态治理全民监督态势,实现治理主体承担生态责任道德约束。建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助力生态治理各主体发展。大力宣传生态环保教育知识,引领生态环保生活方式创新。建立行之有效的全民监督机制。生态环保方面的诚实守信、违约惩戒等制度纳入生态文明建设信用体系。

三、“协同治理”视域下我国生态文明多元主体治理体系的路径选择

“协同治理”,既要从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又要从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及生态环境损害补偿等方面,综合考虑生态治理复杂性及系统性,使得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各尽其责,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系统的稳定推进。总书记提出“两山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等重要论断,集中体现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价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坚实的基础,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而且也关系到生态文明发展的根本大计及生态安全。

(一)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辩证思维理念

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只有保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才能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环境保护要形成了强大的合力,突破传统环境治理模式的桎梏,实现生态文明多元主体治理体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引导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治山、治水、治气、治城一体推进,持续用力。“四治”既是对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延续,也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思想的生动诠释。维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二者的精准平衡,力争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从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来看,归根到底是资源单一粗放利用、资源过度开发及相关的制度安排等导致而成,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生命共同体”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是一致性。“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内涵,集中体现了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的不断深化。因此,针对生态文明生态发展现状,要不断加强生态系统保护,提升综合防控能力。建设生态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确保生态文明生态安全,使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得到保护。

(二)实现生态多元主体利益的整体协同推进

多元主体有了共同的生态文明建设使命和方向目标,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才能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切实提高人居环境质量,政府在治理上既要治理生态环境,又要推动到经济发展。将企业纳入生态协同治理中,实现企业协同治理观念转化。对于落实各治理主体的法律与道德责任提供一种保障。阐明生态协同治理与自身发展的联系;平衡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就是对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两山论”的践行。即使各主体在治理诉求上存在不同的侧重点,关注治理主体的切身利益,健全多元主体生态利益的制度保证。根据各主体对投入的治理成本,进行科学的评估,因生态环境是通过协同治理来进行,这一标准的制定也必将是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补偿方式上也不应拘泥于单一依靠资金来补偿,还可以通过多元补偿方式进行。比如增加治理主体的话语权,拓宽其联动其他治理主体和调配治理资源的范围,以达到补偿主体利益的目的。在治理主体所涉及的各环节,营造良好的治理环境。利益补偿机制的实现是对治理主体的一种激励,保护治理主体的利益不受损,以此来增强治理主体间的相互信任,共同改善的生态环境质量。如果治理多元主体间存有信任危机,进而制约并妨碍生态协同共治目标的实现。所以加强生态合作治理,也有助于及时消除生态治理中的压力与困惑。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建立广泛的社会参与体系,充分引导动员社会各界积极投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在全社会形成关心、支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一项实践生态文明的自觉行动。

(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战略布局,促进多元主体生态协同治理的联动效应

总书记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宏大的系统工程,“零打碎敲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系统地改革和改进,使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5],唯有此,才能形成生态的多元主体协同发展效应。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这是发展理念的一场深刻革命。牢固树立“两山论”理念,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地位。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是总体布局中的重要方面之一。加大对创新型产业的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创新型产业。培育高端技术人才,把教育发展放在突出的位置,采用人才优惠政策支持。要加强扶持新型低碳环保产业,走出生态困境。企业在制定战略时,不能仅考虑自身的发展,还要关注企业所处的生态系统的影响,勇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才能够保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即优化升级资源消耗型产业,把绿色环保贯穿在生产与消费全过程。改变以往的简单粗放型发展方式,依靠先进的高端技术进行生产开发。资源型区域生态危机促成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转变“GDP至上”政绩观,走上精细化、集约化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长久之策。要从问题意识和践行生态价值观结合的高度,以“生命共同体”作为价值追求,倡导生态文明知行合一,强化资源型区域生态合作共治理念,实现资源型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优化发展。精准识别利益与责任的相辅相成性,必须加强生态协同治理的责任意识,实现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的价值目标,共促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发展。加大技术创新,降低产业对环境的污染。同时创立自己的低污染高新产品,改善传统设备的高消耗,耗时、耗工、耗力,效益低的特点,降低产业的生产成本,降低环境污染。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平稳发展。把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降到最低。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考核体系中,把生态发展放在社会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突出位置,在增加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保护了生态环境。坚持协同治理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充分体现了我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把握,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鲜明昭示了我们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始终保持生态战略定力,有效促进多元主体生态协同发展。

(四)生态制度的公平与生态文明多元主体治理体系建设

在制度设计上,要从制度创新和制度执行力方面发力,依据制度规则来处理生态问题。依据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等强制性手段推动生态治理良性发展,同时依靠人民群众参与生态治理,以科学的生态文化价值观作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要把具有刚性强制约束力的制度规范和具有柔性教化功能的生态文化价值观、生态伦理道德有机结合。丹尼尔·A.科尔曼在《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中指出,一些环保主义者提出“权力下放”的政治主张,认为“最贴近环境而生活的人最了解环境,有关决策权和监护权应当掌握在他们手中”[6]。一个生态型社会,一定是权力下放的,这样才能识别环境的多样性。而且为了行之有效,权力下放的原则必须应用于政治和经济的权力领域,以此作为加强基层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如果忽视生态协同治理,就无法使大量的民众力量参与生态治理中。生态协同治理制度的实施要体现民主、公正,公开等,并以合理化制度保障实施。在相关制度的设计上尽可能做到公正、透明、民主、平等、法治,积极吸引不同主体参与资源型区域生态合作共治,发挥人民主体作用,使公民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实现生态制度的公平,并有效促进与态文明多元主体治理体系的建设。

(五)生态教育协同促进社会良序发展

大力宣传生态文化教育,积极培育生态文化,在全社会树立和弘扬生态文明理念。树立“大环保”意识,形成生态发展共识。生态价值观教育是我们的义务与责任。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以及大气资源、耕地资源、节约水资源,在不损害资源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并且节约使用,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加强对公民进行环保意识的宣传,包括环保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生态公德等方面的教育,从宏观政策上做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局部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促使整个社会工作的生态文明有序开展。努力提升公民对相关生态保护的意识,引导公民树立科学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制定有关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道德文化规范,做到“有温度”的生态治理,形成生态治理全民监督态势,实现治理主体承担生态责任道德约束。建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助力生态治理各主体发展。大力宣传生态环保教育知识,引领生态环保生活方式创新。建立行之有效的全民监督机制。生态环保方面的诚实守信、违约惩戒等制度纳入生态文明建设信用体系,培养多元主体参与到生态治理与生态监督中。良法是善治的前提,生态治理要想取得实效,必须有完善的环境保护监督机制。同时建立相关的奖惩机制,把资源消耗、环境危害程度、社会效益等指标纳入社会发展监督考核体系中,优先考虑生态效益,在追求“金山银山”的过程中兼顾“绿水青山”。变企业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最佳结合为目标,明确资源型企业的生态教育责任。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多元主体治理体系的构建。

四、结语

进入新时代,把“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作为生态治理方略,倡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强调协同治理的重要价值。从多元主体内生动力的激发、低碳生产方式转变、生态战略目标实现等,突破“利益最大化”使然,洞悉隐匿在诸表象背后的深层渊籔,改变单一粗放的生态环境治理旧格局,用“鸟之两翼与车之两轮”的行动方案,实现“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二者的“双赢”。以生态“善治”的治理目标,把“生态命运共同体”作为价值追求,倡导生态文明知行合一,构建多元主体生态协同治理体系,创设和谐美好的生存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Z].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40.

[2].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96.

[3].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发展[N].人民日报,2015-06-19(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59.

[5][美]丹尼尔·科尔曼(Coleman,D.A).梅俊杰,译.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102.

[6]董亮.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全球环境治理观[J].教学与研究,2018,(5):30-37.

作者:王素萍 单位:南京审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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