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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下的梯田农业生态文化价值

2019/11/20 阅读:

摘要: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之上的哈尼族山地梯田农业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已成为哈尼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巨大物质载体。探讨哈尼族生态文化价值中尊重自然的自然哲学观、满足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生态人文观和生态系统可持续的农业生产观,对于当前乡村振兴建设中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建设生态宜居乡村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哈尼族;乡村振兴;生态文化

从现代野生稻在云南的发现及有关文献的记载情况看,云南在很早的时候就实现了野生稻进行驯化栽培的实践。如《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西南黑水之间……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明代朱孟震在《西南夷风土记》中也提到“野生嘉禾,不待播种耘耨,而自黍实,谓之‘天生谷’。每季一收,夷人利之。”乡村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是包括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全面振兴的综合范畴。农业种植是人类生产和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作为传统农业文明优秀代表的哈尼族梯田农耕文化,在现代化耕作技术不断推进的同时,应保留自己在经营生态农业方面的丰富经验,吸收现代农业技术的先进部分,在共生互渗中推进梯田农业的发展。传统农耕民族在使用农家肥、作物的合理轮作、地力的培养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不仅追求粮食产量的提高,而且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基本上不影响生态环境,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和生命力。探访稻作文化发展过程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生态文化三者如何协调统一,对继承传统农耕技术的宝贵经验及民族文化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哈尼族梯田农业自然生态基础及农耕历史

今天约一百六十三万的哈尼族人口中的绝大部分,主要集中分布在滇南地区的红河与澜沧江两大流域的中间地带。其中,地处哀牢山区的元江、墨江和江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绿春及金平等地是哈尼族居住最为集中的地区。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气候特征以及生物资源的分布,比较突出并集中反映了云南省自然地理、气候类型的复杂多样性及呈立体分布的特点,其中以中低山“V”形切割地貌为主的地形,是山地农耕和梯田农业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一区域,也正处于东亚照叶树林文化带和东西半月弧稻作文圈的中心地带,是梯田农耕及其文化的坚实的自然生态基础。自然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对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形成与分布、生产与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逐渐形成了风格各不相同的生产方式与历史文化传统。根据史料记载,古代氐羌部落第一次南迁后所形成了若干部落,史学家统称其为“和夷”,哈尼族先民即包括在内。南北朝以后,“和蛮”从汉、晋时期的的叟、昆明等族中分化出来。元、明、清时期又称为“斡尼”、“禾泥”、“窝泥”等。哈尼族的古代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漫长曲折的迁徙史,作为先秦时期南迁的氐羌族群后裔的一部分,在定居大渡河畔之前有过“逐水草迁徙”的游牧阶段,定居农耕阶段的哈尼族早期农业仍然是《山海经•海内经》所述的“百谷自生,冬夏播琴(殖)”较原始状态,后因战争等原因再度迁徙,直到进入云南亚热带哀牢山区。在这一空间范围内的哈尼族主要生活在半山区,梯田灌溉农耕以及山坡旱地农耕即是他们的主要生计手段。隋唐时期哈尼族迁入云南南部亚热带山区之后,在原百越民族稻作农耕技术和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的影响下,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梯田灌溉农业也基本在这一时期形成。云南地区有关梯田的最早且较明确的记载,是唐代樊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中的记载:“蛮治山田,殊为精好”。作为中国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2013年云南哈尼梯田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成为第一个以民族名称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

二、哈尼族梯田农业文化表征

梯田农业满足了哈尼族人民基本生存和生活的物质需求,不仅是哈尼族经济的载体,也是哈尼族文化的载体。在长期的梯田农业生产过程中,哈尼族的生产制度、社会组织、价值观念、道德情操、民族性格及审美风格等主要文化单元也随之形成。以森林—村寨—梯田—江河水系四度同构的生态系统,成为哈尼族人与大自然协调相处的重要标志。哈尼族村寨的位置也大多与梯田灌溉农耕相联系,村寨选择在梯田附近相对平坦的地方,便于下田劳动。附近山上的丰富水源,既提供了灌溉梯田的需要,也成为日常生活用水的来源。因此,哈尼族村寨附近多可见草木茂盛的寨神林或者水源林。森林作为哈尼族自然生态系统的核心,既可以蕴藏水源、改良气候、保持水土,还可以达到防洪抗旱的目的[1]。江河、梯田、村寨、森林不仅是哈尼族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更是哈尼族朴实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体现[2]。哈尼梯田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独特创造力,是中国稻作梯田的优秀代表,堪称人与自然和谐互动完美结合的典范。物质文化方面,以梯田稻作为主的生产方式构建起独特的物质文化特征。根据山区地形、气候类型、土壤和植物物种等分布的立体性特征,哈尼族构建的从山脚直达山顶的层层梯田就分别处以不同的海拔高度以及不同的气候中。清嘉靖《临安府志•土司志》中详细描述了生活在滇南哀牢山区哈尼族的梯田耕作情况:“移山麓平旷处,开凿田园,层层相间,远望如画。至山势峻极,蹑坎而登,有石梯蹬,名曰梯田。水源高者,通以略杓,数里不绝。”这是特殊自然条件下人类智慧适应生态环境的结果,这种生产方式对于山区的开发及其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哈尼族在长期的实践中也根据自然生态特点总结出一整套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从开挖梯田到修建高山蓄水池和开凿引水沟渠,从谷种选择到田间管理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自己的特殊性。水稻的耕作过程中,在每年农历八月收割稻谷以后,就要准备秧田,以备第二年的播种,具体工作有打埂、糊埂、犁田、施绿肥。由于哈尼梯田都处于山间,终年保水,田埂承受压力大,易发生渗漏、倒埂等现象,如果关不住水就会使水田变质、漏水,影响稻谷产量,所以冬季修埂极为重要。犁地的主要目的是使泥土松软、肥料均匀,增加地力。施绿肥过去常年用水冬瓜树叶,现在多用飞机草放入田中,任其腐烂。十二月末进行撒秧前的耙田,并将水放干,捡出田中杂物,在前、后埂留出排水沟。紧接着将已经在家中泡出芽的稻种撒入,在撒入细牛马粪和草木灰。

随着秧苗逐渐发出逐步往田里放水,待秧苗长到两寸时即可插秧,俗称“开秧门”。之后再经一系列精细的田间管理,到谷穗饱满时铲田埂,然后准备收割打谷。至此,水稻一轮的种植完成。适应地势相对陡峭的山地农耕生产,哈尼族形成了轻巧灵便而且实用的山地农具,比如板锄、耙、犁、打谷船等。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人们在长期观察自然环境及气候的变化、动植物生长周期中表现出来的特点的基础上,积累起丰富的关于自然环境、气候以及各种作物生长习性的知识,并与农业生产相结合,不断总结出生产中的经验和教训,实践中检验并丰富这些知识。哈尼族人民在长期的积累有关生产经验、植物生长习性和气候变化等方面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农耕历法体系,并创作出《十二月生产调》,以口耳相传方式代代相袭,并且年复一年卓有成效的指导着人们开展农业生产。精神文化方面,梯田稻作生产方式的影响鲜明。哈尼族人民所总结出的一整套梯田农业的生产经验既是哈尼族人民长期以来智慧的结晶,也是不断适应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结果,其间所产生的农耕祭祀文明也渗透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在稻作文化中普遍存在着对寨神、水神等与稻作生产密切相关的自然物的崇拜及相关的祭仪。哈尼族对寨神山和寨神林的禁忌非常严格,寨神山上的每一片树叶都是被保护和崇拜的对象。哈尼族对水源林也有类似寨神林的禁忌,对水井附近的林木的禁忌更加严格。这些禁忌既是神灵崇拜的一部分,也反映了作为灌溉农业民族对水源的重视和依赖。可以说哈尼族村落社会的构建即是与梯田稻作农耕生产方式相辅相成的产物。纷繁复杂的宗教及其仪式活动便成为了人们试图与超自然力量对话,甚至由此把握乃至控制自然世界不确定性的共同选择[3],嵌合于农业生产周期的“昂玛突”(祭寨神)等年度仪式系统持续巩固了对象世界与人类的同一性。哈尼族对护寨神、五谷神和对山峰、石岩、树林、泉水等自然神灵的祭献和祭祀活动,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对象的依赖性和朦胧的敬畏心理而逐渐演化为以土地崇拜为价值核心的宗教习俗和行为。例如各家选定“开秧门”的日子就不能与家人的生日、老人忌日相冲。这一天早上,家中的妇女要背糯米饭到田埂上,不能和他人讲话。与插秧人一起吃糯米饭后,放一点饭在田埂上,将野梨树枝插在出水口处,并唱祝词。祝词大都涉及祈求家人平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吉祥话。祝词念完后,众人开始插秧。

这反映出人们不仅把丰收的希望放在勤劳耕作上,而且努力地表现在自己虔诚敬神上,希望得到神灵庇佑,这实际上也是对自然的敬重。在哈尼族的传统观念中,一般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各种神灵主宰的,有天神摩咪、地神咪收、寨神昂玛、谷物种子神土月罗等等。对于不同的神灵也有不同的祭祀仪式,这些仪式往往与固定的节日相联系,从而形成了农耕—宗教信仰—节日三者的有机结合,这也是大部分农耕民族所拥有的一种文化模式。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哈尼族应用传统生态伦理智慧,叠加了文化特质而形成别具一格的人文景观。村落和梯田是人文景观的实物载体,而宗教文化、民俗风情、神话传说……则是人文景观的精神形式[4]。比如,从哈尼族和装饰文化上看,虽然哈尼族支系繁多,服装类型也千差万别,但却呈现一定的共同性,即梯田文化要素。绿春一带的哈尼族切底人将红、绿、黑、白、蓝等布料拼接成形样式的袖子。叶车妇女的多层衣注重衣服边沿部分所构成的梯形图案,自称罗美、腊咪、果觉的哈尼族在斜襟的装饰上注重突出重叠之感。除此之外,住宅建筑的房顶、各种竹编器物的表面以及诗歌艺术作品等,都呈现出梯田农业的深刻影响。这种独特写实审美正是梯田所呈现的崇山峻岭之间的线条美,也是对山地生活和梯田农业的艺术体现。可以看出,梯田农业是哈尼族最基础也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是哈尼族依赖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以此产生并推动了其他物质文化和本民族精神文化模式的构建。

三、哈尼族梯田农业生态文化的当代价值

传统与现代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存在一种历史的传承性和空间的共生性。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艾•路•克娄伯指出,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是封闭的,而是敞开的,不可能是突然创造出来的,又是突然消失的,而是承上接下的,与外来文化是互通的[5]。传统的生产方式并非是历史遗迹,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至今仍作为当代中国经济结构的有机组成,乃至民族经济的重要基础而存在[6]。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都面临极大的环境压力,需要改变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短期化增长模式,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构建绿色生态的新的发展引擎,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义[7]。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绿色发展应当成为推进乡村建设最基本的发展引领。借鉴哈尼族将生态伦理智慧运用于梯田耕作系统的经验,拓展其传统生态伦理的当代价值,应用于当前乡村振兴建设中的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建设山清水秀、天蓝地绿的生态宜居乡村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尊重自然的自然哲学观自然崇拜长期留存于哈尼族社会中,主要是对悬崖巨石、山川树木、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以及火、土地等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崇拜,然而哈尼图腾的原始宗教性功能已逐渐演变为一些社会性的实用功能。哈尼族人认为万物由神灵支配其运动,只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风调雨顺、人寿年丰。这既是一种原始宗教信仰形式,同时也是哈尼族传统自然哲学观念的体现。在哈尼族人心中,对动植物的保护,“作为图腾祖先的动植物,集团中的成员都加以崇敬,不敢损害毁伤或生杀,犯着接受一定的处罚”[8]。传说哈尼族始祖在洪水滔天时,钻进葫芦随水漂流,洪水退时被树挡住得救,故将树视为神林祭拜。每当建新寨时,须在寨头立一片树林为寨神林,作寨神的住地。规定平常谁也不得砍伐寨神林里的树,不得摘取寨神树的树叶,否则将以伤害神林罪严厉处罚。这里既有原始宗教的信仰,也是一种行为禁忌和约束。无论是禁忌文化还是图腾崇拜,都具有环境保护的客观意义和积极作用,为我们今天的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我们应当因势利导加以充分利用,使其成为维护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内生性调节机制。对待哈尼族传统自然哲学的理念,既要继承和发掘其健康和合理的成份,又要去其守旧和迷信的部分,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新价值,与新时期乡村建设发展规划相契合。

(二)满足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生态人文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与自然生态的协调。从山地农耕到梯田农业,哈尼族对“火”、“水”、“森林”、“树木”等自然现象和自然资源经历了由敬畏到尊重和崇拜并产生了一系列的祭祀活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从对生存需要的的担忧和依赖,逐渐转变为力图改造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的历史实践。对这些自然现象和自然资源的崇拜,正是一种感恩自然、反哺自然的深沉文化心理的积淀和表现,深刻地影响着哈尼族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哈尼族村寨选址多在半山的向阳坡,这里冬暖夏凉,气候环境非常适宜居住,而且村舍的位置也有利于对森林和水源的保护。哈尼族对居住环境的选择,以及在实际的建村立寨操作过程中对村寨聚落的布局和屋舍结构的设计,对人、庄稼、牲畜未来命运的人文关怀启示还是发挥了主导作用[9]。哈尼族昂玛突节中的“献五谷神”活动和苦扎扎节中的祭祀农业保护神“威嘴”活动等,均是哈尼族主要的集体性梯田农业祭祀活动,寓意祈求五谷丰登,人畜康泰。在哈尼族文化中,凡是与梯田农业有关的动物都被崇拜,得到人们的尊重和祭祀。牛是农业生产财富和丰产的象征,“纽南南”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哈尼族对牛的专门祭祀节日,意为给牛放假一天,表示人对牛的尊重和敬意。哈尼族对狗的尊重与崇敬,集中表现在一年一度的新米节,叫做“尝新先喂狗”,以示哈尼族对给人间带来五谷种子并已变为狗的天神女的崇拜。向人们发布春耕信息及栽秧信息的阳雀和布谷鸟等鸟类,也同样被神话和崇拜。围绕着梯田农业生产,人与自然共存与这个系统中,只有和谐共处,才能共生共存。这种不以人的生存意志向大自然攫取的价值理念,包含着自然与人类相互依赖、循环的观点与公平共享的理念,成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的规范[10]。生态文明要求人类重新认识自身与自然的平等关系。在评价自然物种的价值时,要承认物种有其自身天然生存的权力。树立符合自然生态法则的文化价值观,尊重自然,保护环境,是人类自身进步的需要。

(三)生态系统可持续的农业生产观亚热带气候下哀牢山区的哈尼族梯田在整理格局上是高山区森林、中山区村寨和下半山区梯田的布局,这是与当地的立体地貌和立体气候相呼应的自然空间布局,同时也是自然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环境与社会结构相平衡的生存空间格局。在这一格局中,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既适应自然又符合自然规律的要求来构建有利于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仅从梯田农业来看,无论是从农业营造、水利灌溉、谷种选择、田间管理还是土地利用与作物生态结构等方面的经验,人们都考虑到了山地农业生产的特性及山区居家生活的需求,深刻体现了哈尼族对自然生态和农业生产效应的深度认识和需求把握[11]。这种生态系统可持续的农业生产观,不仅维持了哀牢山区的作物多样性,而且充分利用了哀牢山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优势,保证了哈尼族的生存与文明的发展。总之,生态的可持续性要求人们尊重并保护自然界的生态过程和整个生态系统,它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乡村振兴进程中,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强调经济、人口、文化、环境的协同,要求人们转变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建立绿色发展机,这是推动乡村地区社会全面进步的最现实选择,也是走向乡村振兴之路演化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汪力娟.哈尼族梯田文化述论[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3(4):28-33.

[2]高云霞,朱秋菊.元阳哈尼族梯田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J].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7(3):22-24.

[3][6]郑宇.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结构转型与社会约束[J].民族研究,2011(5):23-32.

[4]倪慧.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哈尼族传统生态伦理的传承与应用[J].世界农业,2017(5):79-83.

[5]孛尔只斤•吉尔格勒.游牧文明史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3):264.

[7]郭晓鸣.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维度观察[J].改革,2018(3):54-61.[8]岑家梧.图腾艺术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8):1.

[9]邹辉.植物的记忆与象征———一种理解哈尼族文化的视角[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90.

[10]王馨.哈尼族图腾文化意涵与当代启示[J].人民论坛,2016(16):191-193.

[11]王清华.梯田文化论———哈尼族生态农业[M].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23-31.

作者:陈慧慧 单位:合肥师范学院

乡村振兴下的梯田农业生态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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