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语境下的文学再识范文

在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诺贝尔文学奖始终起到了一个风向标的作用，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界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界不断讨论的一个话题。当人们谈到当今世界各种名目繁多的文学奖项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毫无疑问，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当今世界的第一大文学奖项，总是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文学界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我们今天从中国的视角对这项至高无上的文学奖持何种态度，我们都不可否认，至少在全球华人世界，我们尚没有任何文学奖项可与之相比。因此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格外关注每一年的诺奖得主信息的。随着这一信息的，接下来就是各大出版社争相购买诺奖得主作品的中译文版权。人们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究竟诺奖与当今的世界文学关系如何？诺奖果真能左右世界文学经典的形成吗？诺奖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当今中国的文学创作？这些都是困扰我们中国文学批评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一些问题。本文基于笔者以往的研究，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来重新审视中国当代文学。

一、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离不开译介

中国当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现代文学的传统，把走向世界进而跻身世界文学主流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而且确实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当代文学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赢得了包括瑞典文学院在内的国际权威的文学评价和研究机构的青睐。出于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繁荣和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及其他诸方面的考虑，2012年，瑞典文学院终于把目光聚焦中国当代文学。10月11日，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伦德（PeterEnglund）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理由是他的作品“将梦幻现实主义与历史的和当代的民间故事融为一体”，取得了别人难以替代的成就。我们都知道，莫言的小说创作受到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magicrealism）的影响和启迪，但是在诺奖委员会的授奖词中，却用了“梦幻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realism）这一新的术语，这样便清楚地向世人昭示了莫言在文学创作中的独创性特征。他虽然受到马尔克斯等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和启迪，但是他又不同于前者，他同时也是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的自然继承者，因此在其作品中就有着古今中外文学的巨大张力。

莫言的作品中蕴含一种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张力，也即他从其文学生涯的一开始就有着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这实际上也为他的作品能够得到跨文化阐释提供了保证。也就是说，他的作品蕴含着某种“可译性”（translatability）。莫言的作品同时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因为这二者如果处理得当是不矛盾的。也即他不仅为自己的故乡高密县的乡亲或广大中文读者而写作，而且是为全世界的读者而写作，这样他的作品在创作之初就已经具有了某种“可译性”和“普世性”，因为他所探讨的都是整个人类所共同面对和密切关注的问题。而他的力量就在于用汉语的叙事和独特的中国视角对这些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意义的主题进行了寓言式的再现，这应该是他的叙事无法为其他人所替代的一个原因。当然，莫言对自己所受到的西方文学影响也并不否认，他对自己所讲述的故事本身的内容并不十分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调动一切艺术手法和叙事技巧把自己的故事讲好，因此对他来说，小说家的长处就在于将那些碎片式的事件放入自己的叙事空间，努力使得一个不可信的故事变得可信，就像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真实事件一样。可以说，这些特征都一一被葛浩文的英译本和陈安娜的瑞典文译本所保留并加以了发挥。这便无可辩驳地说明，优秀的翻译可以使本来写得很好的文学作品变得更好，并加速它的经典化进程，而拙劣的翻译则有可能破坏本来很好的作品的形式，使之继续在另一种语境下处于“死亡”的状态。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并跻身世界文学，肯定是离不开翻译的中介，没有翻译的参与我们是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因为翻译能够帮助我们在当今时代和不远的未来对世界文化进行重新定位。我们的翻译研究者对他们的翻译的价值决不可低估，而更应该从其成败得失的经验中学到一些新的东西，这样我们就能同样有效地将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以及中国文化的精神译介出去，让不懂中文的读者也能像我们一样品尝到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丰盛大餐。

二、格非的创作更接近诺贝尔所推崇的理想主义精神

我在2014年的一篇论文中，试图将中国当代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的语境中来审视，并讨论了世界文学语境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我当时在着重从宏观的视角描述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地位后，简略评述了三位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中国当代作家，他们是余华、贾平凹和阎连科。但是我的目的并非要对未来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中国作家作出预测，而是试图以诺奖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面镜子来折射中国作家在其中的位置。当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远不止上述三位作家，只是他们在现阶段最为吸引国际文坛和学界的目光。人们不难看出，另一位实力派作家格非最近也开始逐步以自己的创作实力和成就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瞩目，并已经也将继续引起国际学界的重视。作为早期的先锋小说代表人物之一，格非的创作并非十分多产，但他的积累却十分厚实，一般人往往只看到他早年所接受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但实际上他更加关注中国百年来的历史沧桑和社会变迁。他从20个世纪中期开始酝酿构思、自2011年陆续推出的长篇小说系列“江南三部曲”就是这样一部史诗般的小说。他在坚守文学艺术的精英意识和审美价值的同时，用厚重的笔触描述了自民国初年开始的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内在精神的发展轨迹，有力地回应了世界文坛早已发出的“小说之死”或“长篇小说之死”的噪音。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学视角来看，格非的整个三部曲则是一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史诗”，它可以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相媲美。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格非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哪里呢？诚然，除去他的那种书写历史的勃勃雄心外，就是对未来理想的憧憬，他通过书中人物对创立“大同世界”的动机，夹杂着另一个人物对“桃花源”的迷恋，表达了作者本人的世界主义倾向和普世性的审美理想。这也许正是格非的创作更接近诺贝尔当年所推崇的理想主义精神的方面。

格非在接受学生采访时毫不隐晦地表示，“没有文学的人生太可惜”。这不禁再次使我想起埃斯普马克多年前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文学在未来的世纪是不会消亡的”。他认为，因为文学本身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产品，它所赖以生存的语言媒介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媒介所无法替代的，人们不可能通过看电影和电视来欣赏文学作品，他们需要阅读文学作品，从中获得审美快感和艺术享受。因此，“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文学就不会消亡”。我想，这也是所有对文学情有独钟的学者和作家所抱有的坚定信念。

三、注重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和理论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新世纪中国文坛的状况。毫无疑问，在繁荣的表象之背后，仍有着种种令人不安的因素：全球化的浪潮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的精英文化及其产品——文学艺术，人们对纯文学的兴趣不像以往那样浓厚了，而是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网上阅读和人际交流上。文学再也不像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样能够产生轰动效应了，它仅限于少数坚持文学的精英立场的优秀作家，而更多的作家则经不起商品经济的诱惑，或者走上了为媒体和市场写作的道路，或者一味取悦众多的读者。他们不是引导读者进行有效的阅读和欣赏，而是一再迁就低层次读者的欣赏趣味，有的作家甚至以自己写作的速度和作品的数量以及挣得的版税的多少而感到骄傲。这当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连从事文学研究数十年的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都感到忧心忡忡，但他却依然潜心文学研究。当然，这样一种浮躁的创作心态怎能促使我们的作家写出划时代的巨著呢？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作家要想在近十年内再度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就必须沉下心来，排除各种外界干扰，潜心创作出厚重的文学巨著。在这方面，格非的成功使我们看到了希望。另一方面，文学批评界也应该及时发现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不仅在国内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同时也在国际文学理论批评界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作宣传和介绍。在这方面，我国的文学研究者过去所做的工作实在太少了，以致不少在国内声名赫赫的大作家在国外，尤其在英语文学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己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同时也应该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和文学大国，中国不仅应该输出劳动力，更应该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和理论。而现今衡量文学质量的标准是多元的，我们在找不出另一个可以与诺奖相比的世界性文学大奖之前，中国作家的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就有着重要的意义。令人欣慰的是，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早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当代有实力的作家及其优秀作品了，不少西方著名出版社也争相购买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的版权，并组织优秀的翻译家去翻译，一些西方著名的文学研究刊物也争相约请国内学者编辑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专辑。这一切均可以影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委员，因此可以肯定，在最近十年内，中国作家的再度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应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对此我充满信心并将继续为此推波助澜。

作者：王宁 单位：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