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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角度下工农兵文学的革命情爱

2015/09/15 阅读: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从古而今,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剧本、散文,总是少不了男女情爱的题材。有学者说:“爱情问题之所以在文学园地里占有如此不可驱除的位置,是因为它在人类生活中占有不可驱除的位置。从这一意义上说,消灭它无异于消灭人类。”这里诠释的文学中爱情描写和现实生活的关系,早已成了文艺界和学术界共同的认知。在学术界,研究文学中爱情的论著和文章已有不少,然而直至目前为止,专门探讨我国工农兵文学中的爱情,特别是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探讨工农兵文学爱情故事的文献并不多。笔者认为,这一命题对研究工农兵文学(包括建国前抗日根据地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以及建国后17年主流文学、文革文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一、关于爱情:工农兵文学的革命情爱之于世界文学的男女之情

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但无论是封建社会取代奴隶制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爱情都未改变“个人”的性质。在上世纪工农兵文学诞生之前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中,“爱情”都只是男女个人之间的情爱。因而,不同阶级之间的男女可以产生爱恋之情,甚至可以为爱而死,我国古代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妓女杜十娘因失去公子哥儿李甲的爱而投江,就是例证。然而,在工农兵文学中,不同阶级的男女很难有真正的、持久的爱,因为缺乏爱情的思想基础。即使一些男女起初有爱恋之心,但也终将离析。世界文学中不同阶级出身的男女,他们之间的爱情之所以不能成功,除少数当事人(上层人物)思想堕落的原因之外,主要是因为受到代表阶级意志的人物的干涉和阻拦,如《孔雀东南飞》中焦母破坏焦仲卿与刘兰芝两人之爱;《茶花女》中资本家杜瓦阻挠儿子阿尔芒与妓女玛格丽特之情。工农兵文学却不同,其不同阶级的男女爱情之所以不能长久维持,除了阶级代表人物的阻拦外,更重要的是当事人受阶级意识所支配而放弃,《苦斗》中铁匠的儿子周炳,终于和出身于买办资产阶级家庭的陈文婷分手,就是如此。其原因,是因为工农兵文学中的爱情不是一般的男女之爱,而是革命的情爱。工农兵文学中的“革命情爱”,或者说工农兵文学所肯定、所赞扬的爱情,是受无产阶级革命的自觉性所指引、所支配的,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为基础、为内核的男女之情,正如《红旗谱》中运涛与春兰之爱,江涛和严萍之爱;《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江华之爱。这些革命之爱,不同于《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以反封建的民主意识为基础的爱,也不同于西方以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爱。毛泽东说:“在现在的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既然如此,那么作为文学重要内容的工农兵文学的爱情,也就是、同时也只能是无产阶级(工农兵阶级)性质的革命情爱。这种性质的爱情是世界文学史上极为独特的。从社会发展史看,爱情并不是人类一开始就存在的。那漫长的群婚制岁月,“还是个毫无爱情可言的时代”到了“一夫一妻制”时期,“人类两性间的关系终于由‘群’的关系演变为‘个人’的关系了。这就必然会将‘个人性爱’这种正当的欲望从人类自身中唤醒。”但是,“由父母决定的、权衡利害而缔结的、在丈夫统治下的不平等婚姻,就其本质来说是排斥爱情的。”

只有当“一夫一妻制同文明时代一同到来”时,真正的爱情才得以出现。由于妇女在“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中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特别是受到社会传统思想意识的影响,所以“爱情问题总是和妇女问题,和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状态纠缠在一起。”这种爱情,“尽管其外在形式几经变更,但它那极端不平等的本质,却一直延续到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外文学史上成功的爱情描写”“总是悲剧多于喜剧”。比如我国第一部爱情题材的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和后来的戏剧《西厢记》、《牡丹亭》中所叙述的爱情故事,以及小说《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的爱情,都是以悲剧为结局的,俄罗斯杜波罗留夫的话剧《大雷雨》所叙述的卡杰林娜的爱情、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所叙述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情爱,等等,也都蒙上悲剧的色彩。而工农兵文学由于产生于中国争取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发展于建国后反封建、批判资产阶级,提倡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政治和人文环境里,妇女的地位空前提高,所以作品中的革命情爱多以喜剧的面目出现。从工农兵文学的早期作品《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与小芹开始,到上世纪50、60年代《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与江华、《红旗谱》中的运涛与春兰,《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与孙喜旺,他们的爱情无一不是以成功为结局(指爱情中的男女感情不变)。这是工农兵文学的革命情爱在结局上和中外许许多多别的文学中的爱情的区别。

当然,无论是在中国工农兵文学还是在西方文学中,爱情都“决不仅仅是个个人问题,而往往更是个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西方文学中,爱情只是“社会”的一个方面,或者说只是一种社会形态。通过各种爱情故事,我们知道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矛盾纠葛,“同时也看到了当时的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历史面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世界名著,不都是通过一些男女的爱情纠葛而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吗”?然而,在中国的抗日根据地,毛泽东说:“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因而,不但整个工农兵文学是一种革命的“武器”,而且工农兵文学中的爱情描写也自然成了革命的一种“武器”,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表现革命的手段。它描写的爱情不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一种形态,更是工农兵阶级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包括行动上的革命和思想上的革命)历程和革命理想。正如《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和小芹的爱情,本身就是工农兵阶级即无产阶级同封建思想和封建恶霸势力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说明,在工农兵文学中,表现无产阶级革命是爱情描写的目的。这种爱情的意蕴和指向,也大大有别于世界上的其他文学。

二、作为一种表现手段:工农兵文学对“革命情爱”的运用

总观工农兵文学可以发现,它所描写的革命情爱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革命之情与男女之情融为一体的情投意合之爱;二是以共同的生活理想为基础的男女之爱。工农兵文学中的革命情爱,虽然是以工农兵阶级思想为基础的,但也离不开男女之情。如果离开了男女之情,那也谈不上爱情。其所推崇的爱情是革命之情与男女之情融为一体的情投意合之爱。工农兵文学作品特别是上世纪40年代的作品所写的大都是这种爱情。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和小芹,是在共同的抗日斗争和反封建的斗争中建立了感情。有了共同的革命思想,才有他们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和爱恋。《荷花淀》中的水生媳妇以及其他一群妇女和她们的丈夫之间,也是在共同的愤恨日寇、决心抗日的思想基础上产生和维持爱情的。诗歌《王贵与李香香》中的王贵与李香香,也是在共同的抗日思想的基础之上建立了感情,“他们的爱情的幸福正像革命大树上结出来的甜果子”。戏剧《白毛女》中喜儿与大春的爱情亦是如此;上世纪50年代《红旗谱》中的运涛与春兰,是在共同的反抗封建军阀和地主恶霸冯兰池的斗争中建立了感情。《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与白茹,是在共同的剿匪运动中建立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在这基础上产生了爱情。这些“情投意合”,首先是有了共同的“意”即革命思想,然后才有了爱情。是共同的革命之“意”,触发了男女之“情”。但是工农兵文学中也有与上述并不完全相同的爱情,例如李准在上世纪1960年发表的小说《李双双小传》,其中的李双双和孙喜旺,他们是先结婚后恋爱,是在对新生活的追求中逐步建立了感情。王汶石1963年出版的小说《黑凤》,作品中黑凤和芒芒,他们在上世纪的50年代大跃进时期,一起“设想着将来会有无数排列成行的高原的铁塔,电线,拖拉机,康拜因,渠道,流水,像小城一样布满楼房的新式村庄”的生活图景,在为把这一图景变为现实的奋斗过程中,两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爱情。闻捷1956年出版的诗集《天山牧歌》,所写的是我国西北边疆理想化的生活中的男女爱情,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他“歌唱的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爱情;是和劳动紧密结合着的爱情,是以劳动为最高选择标准的爱情;是有着崇高道德原则的爱情”。这些青年男女,都是在共同的生活理想中追求爱情的。工农兵文学为什么描写这两类爱情?认真考察一下我们便会发现,这是由工农兵文学描写革命情爱的目的所决定的。

(一)通过描写爱情的艰难历程,表现革命的艰难曲折工农兵文学不但“是为工农兵”的,而且是“服从于政治”的。在其诞生时期,这“政治”就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因为封建残余势力,特别是封建思想意识的顽固,所以工农兵的革命爱情必然会受到这种势力和思想意识的阻挠和破坏,《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和小芹的爱情就是如此,不但受到三仙姑和二诸葛所代表的封建思想的阻拦,而且还受到金旺等恶霸的破坏;《白毛女》中喜儿和大春的爱情、《王贵与李香香》中王贵与李香香的爱情,都面对着抗日战争的艰难困苦;而《红旗谱》中的运涛与春兰,则是遭到反动派残酷的屠杀和镇压。但是爱情的波折决不止这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受到革命进程中别的因素的影响。上世纪60年代彝族作家刘澍德发表的小说《归家》,其所写的爱情发生在建国后的西南边陲,这时虽然爱情不再受到反动势力的阻挠,但从农校毕业回乡的的李菊英与生产队长朱彦,他们“二人从小青梅竹马”,却“在合作化过程中两家关系破裂以至悔婚”,“这给这两个积极热情、朝气蓬勃的青年人之间的感情融入了复杂微妙的因素”,作家描写他们爱情的艰难,“意在......揭示农村的伟大变革中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以爱情的曲折,表现革命的曲折,这是工农兵文学爱情描写的意向。

(二)通过爱情的前后变化,表现人物的成长和革命的胜利在许多工农兵文学作品中,大多数人物是成熟的,爱情也是成熟的。当然也有一部分人物,一部分爱情,是逐渐成熟的,这便渐渐有了成长人物,和由不成熟到成熟的爱情。《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出于青年人的不成熟,先和余永泽产生了爱情,之后经过和卢嘉川、林红等革命者的接触,特别是在卢嘉川的引导下,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参加游行,散发传单等革命活动,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她终于看清了余永泽原来是一个极为卑微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于是和他分手,并和革命者江华产生了爱情。这爱情的变更,不但表现了她的成长,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而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苦斗》中的周炳,开始时对陈文婷这个一心准备从阶级立场上把自己“俘虏”过去的买办的女儿“完全丧失警惕”,“以至在避难时还津津有味地咀嚼着过去,四次写信给她要求会面,结果暴露了地址,使共产党员的大哥遭到了敌人的杀害。然而血毕竟教育了周炳,是他开始在爱情上从幼稚的的青春的冲动走向了理智思考。正是在深沉的思考中,他开始懂得了爱情并不能弥合阶级的分野。因此,当他在广州郊区搞赤卫队失败而流落上海时,面对阔太太陈文英的疯狂追求,毫不为之所动”。之后,“在《柳暗花明》中,当他领导工人罢工中和胡杏建立了真挚的爱情关系时,一开始便脱尽‘脂粉气’,而呈现出一种较为成熟的心态。”。在工农兵文学作品里,爱情的成熟是和革命的前进步伐联系在一起的。李双双和喜旺的爱情也是如此。这两人初结婚时并没有爱情,后来通过李双双的诱导和教育,喜旺终于觉悟,明白要克服自己的自私、狭隘、明哲保身和大男子主义等缺点,于是和李双双一起,共同追求集体主义思想主导下的新生活。在这基础上,李双双才从内心对他产生了感情。这一爱情产生的过程,就是喜旺思想进步的过程。而这“思想进步”的实质,也就是一场无产阶级的思想革命,由此展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所有工农兵文学中的爱情,都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所以爱情中人物的成长进步,自然也就成了革命前进和胜利的象征。

(三)通过爱情遇到的不同阻力,表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特色由于工农兵文学中的革命情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产生的,因为各个时期爱情遇到的阻力不同,所以爱情也就带有革命的阶段性特点。早期即上世纪40年代作品《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和小芹的爱情,阻力不但来自各自的父母,而且还来自封建恶霸势力。当然,这些阻力还是阻挡不了青年男女的革命情爱。这反映出此时已经不属于旧民族主义革命时期,而是处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了;上世纪50年代同是赵树理的小说《登记》,所写的艾艾与小晚的恋爱,其阻力却主要不是“来自混进村政权的恶霸势力,而是几千年来把妇女看作附属品的封建传统思想”[7]290,这又反映出“建国初期”这一时代的特点;而《李双双小传》和闻捷的《天山牧歌》,则写出工农兵大众在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和劳动紧密结合的爱,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特点同样突出。总之,工农兵文学不是为写爱情而写爱情,而是要通过描写爱情来表现革命。工农兵文学中的爱情已经成为表现阶级意识、表现革命斗争的手段。因此,它的爱情故事不再只是爱情故事,而更成了革命的故事。德国学者马尔库塞说过:“只有在内容成为形式的时候,才能叫革命的艺术。”工农兵文学把“爱情故事”当作一种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于内容的“形式”转换。所以,它是“革命的艺术”。

三、关于工农兵文学革命情爱的思考

1.关于工农兵文学革命情爱的真实性也许有人会问:工农兵文学的这种革命情爱,是真实的吗?如果放在当今,这种爱情不可思议。可是在那工农兵文学革命情爱发生的地区,在那革命至高无上的年月,这种革命的情爱,不但男女青年能够接受,而且显得极为自然,毛泽东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实际上,世界上的爱情,许多都是具有某种思想内涵的,只是这“思想内涵”的性质和具体内容不同罢了。因而,工农兵阶级的爱情,理所当然的会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意蕴。从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事人对爱情不但是真诚的,而且还怀有一种崇高感。马尔库塞说:“艺术的真实性在于:世界真是它显现在作品中的那个样子。”工农兵文学中的情爱,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别的爱,是历史中的“那个样子”。对于这种“真实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把情爱描写当作表现革命的一种手段的做法,也有历史的理由,因而我们不能随意加以否定。这是对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应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2.关于工农兵文学革命情爱的规范化工农兵文学不但是政治文学,而且是“典型的政治斗争文学”。这种文学有着包括题材、感情、语言等等方面统一的要求(题材上要“表现工农兵群众”[感情上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语言上要“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描写爱情故事也是如此,题材、感情和语言,都要“工农兵化”,即革命化。因而工农兵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趋同化现象,即一律的政治化和革命化。只有到了上世纪的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才逐渐出现了同以往政治化、革命化不同的生活化的爱情。但是,总观工农兵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描写,我们仍然可以感到,这“生活化”的爱情,依然是重于革命思想(新生活的理想,其实也是革命化的理想)而不重于个人情感。表现在,无论是刘澍德、李准、还是闻捷、王汶石,他们笔下的爱情都还是大致相同的,只是生活化,还没有做到个性化。趋同化现象依然存在,缺失了多样化(只就爱情描写而言,就作家的风格来说,则是走向多样化的)。这不能不说是工农兵文学爱情描写上的重大缺陷。以今天的角度看,这是思想没有解放,甚至可以说是思想禁锢的结果。

3.关于工农兵文学革命情爱的渊源有论者言:“漫长的史前期为我们吹响了爱情的前奏曲”,“当前奏曲的最后一串音符还在空中盘绕时,‘现代的性爱’已经悄悄地拉开了自己的序幕”。这就是说,“个人的性爱在中世纪”已经“觉醒”。世界上最早以小说的形式接触到人类的爱情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作家卜伽丘。他的“《十日谈》写了十个青年在十天里所讲到的一百个故事,其中有一些正面渲染了爱情的幸福。”之后,在世界范围内,便陆续有了许多表现封建贵族思想和资产阶级人文意识的爱情故事。当然这些都还不是表现无产阶级革命情爱的作品。只有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高尔基的《母亲》才接触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爱(巴维尔与莎馨卡的爱情)。而最为著名的,却是奥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从青春期的性爱冲动,到以无产阶级思想为基础的几次恋爱。《母亲》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所描写的同样是革命的情爱,而且同样也是通过革命情爱的描写,表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从前苏联传入中国的。随着政治思想的传入,前苏联文学也在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于是,在中国的20、30年代,便有了蒋光慈等人作品中的“革命+恋爱”。当然,工农兵文学主要接受的并不是蒋光慈等人教条主公式化的影响,而是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熏陶,所以好些作品在描写爱情时,都大力学习甚至模仿《母亲》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特别是后者。从《青春之歌》中林道静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保尔•柯察金的影子。所以我们可以说,工农兵文学的革命情爱故事,和前苏联文学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

作者:刘江 单位: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

世界文学角度下工农兵文学的革命情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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