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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视阈下康拉德的阅读模式

2015/09/15 阅读:

回望康拉德在东西方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历史,不难发现,康拉德是一位受世界文学给养又反哺于世界文学的作家:斯拉夫民族的出身(波兰的血统和俄罗斯文学的熏陶)、拉丁文学(法国作家福楼拜、巴尔扎克、莫泊桑)的洗礼、对英国文学与语言的膜拜(盎格鲁-撒克逊尤其是莎士比亚)以及在亚非地区的冒险经历(海洋丛林小说的背景),无疑都对康拉德作品在世界文学中的生成、阅读和传播产生了重要的意义.当“英语的枝叶长在波兰的干上”时[1],康拉德文学已经犹如一棵树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世界文学波浪中.波浪的冲击,造成了这棵树在不同文化地理空间树状的断裂和分叉[2],也造就了世界不同文化空间各不相同的康拉德.事实上,康拉德在世界文学中流通得越深广,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中的形象也越复杂.作为波兰和英国文学的骄傲,他令俄罗斯爱恨交加,也令法国这位洗礼者极富热忱,更让欧美其他国家(尤其是英美)对他推崇备至;而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兴起,尤其是阿契比和萨义德的研究批评,更让康拉德在亚非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形象褒贬不一.无论康拉德的形象如何“复杂多变”,毋庸置疑的是在世界文学领域中,他总能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的解读中提供新的意义,赋予新的形象.康拉德成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不断生成、“赋形”和“变形”的经典对象,恰好体现了达姆罗什提出的世界文学理念.在达姆罗什的理念里,世界文学不是指一套经典文本,而是文学作品通过翻译和流通,进入新的文化空间的一种阅读的模式[3].他将世界文学隐喻为“椭圆形折射”,即“译入语文化与译出语文化分别作为两个焦点,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椭圆”.在这个椭圆形的世界文学场域中,译入语文化和译出语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磁场所形成的张力,会造成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态、乃至作家的形象发生变化.达姆罗什进一步指出“不同文化的规范和需求深刻决定了世界文学的选择,影响了进入该文化中文学作品的翻译、销售和阅读方式”[4].以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理念为观照,可以通过梳理康拉德在中国不同时期的译介情况、存在方式、阅读模式和批评研究,甄别出他在三个历史阶段“赋形”、“变形”和“正形”的历时性时代性特点,以及当前的共时性“百家争鸣”特征,从而挖掘出康拉德在中国形象变迁的深层动因.

11924~1949:康拉德的“赋形”期

1.1康拉德在民国时期的译介及其历史文化语境1924年,随着世界文学著名作家康拉德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国,现代文坛陆续对康拉德进行了介绍、翻译和评论.到1949年,康拉德作品中文译本有8部,除去译者的译序,已知评介文章4篇.康拉德在民国时期的译介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自1924年开始,康拉德引起了中国文坛的关注.作为20世纪前20年西方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康拉德在世界文学领域中已享负盛名.走入中国,被中国翻译、传播和阅读,是世界文学波浪冲击的大势所趋,只是时间早晚问题.纵观文学的史海沉浮,一个作家的去世未必一定引起其他国家民族的关注.正如福特所言“每一个伟大的作家在去世后有30~60年的沉寂期”[5].而康拉德却能够在20年代提前走入中国,并逐渐引起文学批评界、翻译界和文学创作界的共同关注.这一现象从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来看,是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成为开创新文学渴求“他山之石”的内在动因.20年代,国内由郭沫若与郑振铎掀起的关于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之间“处女与媒婆”的一场争辩,引发了国人对文学翻译的深层思考.1922年8月11日《文学旬刊》上的《杂谭》中,郑振铎[6]再一次指出:“现在的介绍,最好是能有两层的作用: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相接触.”这一观点,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共鸣.比如胡适在北大任教授时,就拟定了几条翻译西洋文学的具体方法[7]:一是“只译名家著作”,二是“译为白话散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作为世界文学“名家名著”之一的康拉德作品,不仅肩负着“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的责任,同时也担任着中国白话文运动的“他山之石”角色.康拉德走进中国,成为当时文评界、翻译界和文学创作界不断“赋形”的产物,既是世界文学的大势所趋,也是中国文学的内需迸发.

1.2康拉德在民国时期的早期“赋形”———具有“爱国情结”和“追求自由生活理想”的“浪漫写实主义”海洋和丛林小说家康拉德走进中国,滥觞于文评界的两篇纪念性文章.1924年,为纪念康拉德的去世,《文学》和《小说月报》很快刊出诵虞和樊仲云的两篇文章.诵虞的《新近去世的海洋文学家———康拉德》只是简单地介绍作家的生平,而樊仲云的《康拉德评传》应该说不仅是国内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康拉德研究性论文,也是中国为康拉德“赋形”的开山之作.樊仲云以茅盾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期刊《小说月报》为平台,掷地有声地向国人阐述了作家生平、作品主题、作品分类、语言特色和作家的艺术主张,写下了康拉德走入中国文化空间的第一笔.樊文在英语文化和汉语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磁场所形成的张力中,评介并赋予了康拉德三方面的形象特征:①康拉德的波兰民族出身、性情中的怀疑犹豫以及为摆脱沙俄束缚的理想造就了康拉德具有“爱国情结”和“追求自由生活理想”的作家身份.②基于康拉德在《“水仙号”上的黑水手》序言中提出的“使你听到,使你感到———而最重要的是使你目击其事”的艺术宣言,证明例如康拉德“浪漫的写实主义者”形象.③从作品的销售角度,分析了康拉德之所以“有趣味的故事才畅销,那些最好的反掩末不彰”的原因与其海洋和丛林作品中的“怀疑主义与现实的流行精神不和”有关.自此,“爱国主义”、“写实主义”为康拉德在中国的通行打上了合理的标签.而“浪漫的”、“怀疑主义”的形象也成为他不断被争辩和诟病的焦点.以樊文为代表被“赋形”的康拉德,虽然来自西方,却代表了弱小民族的“爱国情结”和“追求自由生活的理想”.这样的形象恰恰可以引领国人对“现代人生问题”的思考,也正好契合了当时中国的历史语境.至于,康拉德被赋形为出生波兰、充满怀疑主义、兼具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色彩的海洋和丛林小说家形象,能否在中国的译语文化空间被接受,则还是取决于其作品的翻译、流通和阅读模式.

1.3康拉德“赋形”的促成动因如果说以樊仲云为代表的文评界是引进并“赋形”康拉德的发源者,那么后来翻译界的出版机构和译者、读者和作家,便是康拉德广泛“赋形”的真正推动者.20世纪30~40年代,译者对康拉德作品的选材和翻译、读者对原作和译作的批评以及国内作家对康拉德的选择性推崇,都是这一时期促成康拉德最初“赋形”的基本动因.首先,康拉德作品的翻译,尽管译者和出版机构具有计划性和系统性,但翻译选材一直没有突破海洋和丛林小说的局限.1931年,北新书局出版的梁遇春译注的《青春》,封面上“世界文学名著之一”的标签,反映了当时的中国文坛已经将康拉德列为“他山之石”的经典文本丛书之一.根据《吉姆爷》的编者附记所言,梁遇春发愿要翻译康拉德的小说全集,胡适不仅极力鼓励他做此事,更在行动上予以支持.不幸的是,梁遇春翻译了前15章便染病去世.剩下的章节,在胡适和叶公超的督促下,由梁遇春的朋友袁家骅完成,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在基金会的赞助下,商务印书馆1936~1937年又出版了袁家骅翻译的《黑水手》、《台风及其它》以及关琪桐翻译的《不安的故事》.康拉德在中国的译介一度繁荣,其形象也有望更为全面地向读者推介.然而,抗日战争爆发,翻译康拉德小说全集的计划被搁浅.40年代,虽然零散出现了鲁丁改译的《激流》和柳无忌翻译的《阿尔迈耶的愚蠢》,但当时中华民族和社会历史的特点以及译者对康拉德作品中反映“自由生活理想追求”的海洋和丛林小说倾向性先译,在偶然中也必然性地推动了第一阶段康拉德“海洋和丛林小说家”一叶障目式的“赋形”.其次,译者的认识和策略也促进了梁遇春、袁家骅、关琪桐较为“忠实”地向读者传输了康拉德“出生波兰、充满怀疑主义、兼具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色彩的海洋小说家”的“赋形”.相比而言,鲁丁的《激流》(《吉姆爷》)与30年代的译本相比,是一个特例.小说的情节基本未动,原名“吉姆爷”用醒目的“激流”所代替.小说每个章节都加上了夺人眼球的副标题,如“海的热恋”、“生之挣扎”、“荒岛行”、“拯救一位孤女”、“仇敌的会见”等词语.小说人物海盗头目布朗被翻译为“白龙”(Brown),极具中国古典游侠小说特征的名字.这种“归化”与其说是“文化过滤”后的中国式“吉姆爷”,毋宁说是译者有意回归晚清至五四前的翻译文学特点.将“詹姆”(吉姆)的故事比拟为中国传统的行侠仗义、游走天涯的章回小说,以满足读者猎奇探险的期待视野.客观来说,鲁丁的翻译虽没有梁遇春的版本“忠实”,却让康拉德的小说有了“中国味儿”,反而推动了康拉德在大众读者间的“赋形”与接受.这一阶段,康拉德在翻译中的“赋形”与流通,不仅得到了机关(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的力赞,也引起了读者、尤其是文评家的声援.1936年5月4日,《国闻周报》刊登了一篇常风的《两本翻译的康拉德小说———〈黑水手〉,〈不安的故事〉》,及时对同年1月和2月出版的两本翻译小说做出反馈与评介.常文与译文之间的这种同时代超文本互动,不仅代表读者和文评界加强了对康拉德艺术性的“赋形”,也鞭策了译者注意到“赋形”过程中的规范性和艺术性.再次,文学创作界的推崇和模仿,更推动了如此形象的康拉德文学犹如一棵树受到世界文学的波浪冲击后,在中国的文化地理空间开始断裂分叉,甚至生根发芽.1935年,《文学时代》的创刊号刊登了老舍的一篇《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作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承认从康拉德那里偷学了一些叙述方法招数的老舍,不仅将康拉德奉为不能募仿的“海王”,更是联系当时白话文学兴起后“文艺的义法不受拘束,大家觉得创作容易,因而不慎重”[9]的创作文学背景,倡导国人视康拉德为楷模、学其对待英文的“严重”态度来认真创作.可见,老舍一方面在海洋小说的评论上与其他文评家、翻译家“赋形”遥相呼应,另一方面从创作层面发出了建构白话新文学需认真对待语言艺术的匡正心声.综观第一阶段,康拉德在中国的译介与流通、影响与借用,伴随着文评家、翻译家和作家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的逐步“赋形”,不仅是世界文学冲击到中国文学的必经历程,更是中国当时社会文化的必然产物.如果没有之后历史文化语境的阻滞,毫无疑问康拉德在中国的翻译、流通和研究,必然与西方一样随着不同流派和不同思潮的兴起更为循序渐进.相反,康拉德在中国经历了一段长期的“变形”期.

21949~1978:康拉德的“变形”期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受当时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康拉德的译介和研究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下53第3期程香,等:世界文学视阈下康拉德在中国的“赋形”、“变形”与“正形”收效甚微,“反动的帝国主义”作品更是鲜被提及.这段时间,一共就两部译作,准确来说,这两部译作并非新中国成立后完成的新译.《芙丽亚》出版于1951年,实际上是译者刘文贞1947年与夫李霁野赴台湾期间译完.《吉姆爷》出版于1958年,却是1934年梁遇春和袁家骅合译的再版.仅有两个译本反映出的康拉德形象,与上一阶段“赋形”期的形象相比大为改变,成为一直同情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作家;同时受世界观的限制,康拉德也被斥为看不到国内外阶级斗争,只能成为追求抽象的人性和单纯的人道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作家.译本《吉姆爷》的“编者后记”指出芙丽亚和吉姆爷两个主人公都曾试图反抗帝国主义,却又只能局限在狭隘的资产阶级道德准则的范畴内,最终只能走上一条孤独和死亡的道路,其革命进步性和阶级局限性显而易见.由此,康拉德“新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被当时的历史语境予以“革命性”的变形.这种“革命性”的变形,放置于二战后译入语文化与译出语文化分别作为两个焦点构建起的椭圆形世界文学场域中来看,是两种不同文化磁场形成张力的结果.已故的康拉德经历了20年的“沉寂期”后,在西方文学界逐步掀起了一个研究高潮.60~70年代,西方“批评的重点开始放在康拉德的哲学和政治倾向及其与19世纪意识形态的关系上”[11].而纪念康拉德逝世5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谢利的《康拉德的东方世界》与《康拉德的西方世界》,更是让康拉德在世界文学场域中的作品形态和内容,甚至康拉德的作家形象愈发富有政治性.尤其是后殖民主义兴起,《黑暗之心》、《吉姆爷》等历险小说分别成为东方主义学者有关帝国和种族优越性的论争对象.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文学的阶级性和进步性首当其冲是当时国内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的首要标准.极富帝国和种族争议性的康拉德经典作品自然成为这一时期被有意无意回避和遗忘的对象.两本译作选择性的出版和“编者后记”的“革命性”变形,即可管见当时中国译入语文化对康拉德的译介与研究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31979~:康拉德的“正形”期

康拉德经历了文革期间选择性的遗忘后,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到来,在翻译界、文评界和创作文学界共同的努力下重新回到了读者的视线.而此时的西方文评,经历过几十年不同流派、不同思潮的历史积淀和洗礼后,从80年代开始,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康拉德,康拉德的小说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极佳注脚[11].相较而言,中国的康拉德从90年代开始才逐步地走进“正形”.这里的“正形”并不是指为康拉德在中国树立一个唯一正确的作家形象,而是以开放的世界文学眼光和深刻的民族文学自省意识,回归康拉德作品中反映人类共通的“诗心”和人性,使其形象更加动态化、多元化和民族化.鉴于此,我们将康拉德在这一时期的翻译、阅读和研究分为两个阶段:逐步放开80年代前奏期和突飞猛进的近20年“百家争鸣”期.

3.11979~1989:“正形”期的前奏1979~1989年,康拉德作品在国内的译作一共5部,如表3所示.如果说1979年《世界文学》第4期刊载的《罗曼亲王》(薛诗绮译)是一个探试,那么紧跟着第5期赵少伟翻译的《“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序言》则意味着“新时期康拉德文艺批评风向的转变”.康拉德逐步走出“阶级性”的“变形”,一方面与早期“赋形”期的形象一脉相承,另一方面也与世界文学场域中多元化的形象尝试接轨.重译的5部作品,仍然聚焦于康拉德的海洋丛林小说.这既与当时“极左”思潮的紧箍咒依然存在有关,同时也是因为这些文本内容形成过程中作家的感伤基调、白人的寻根趋向、主人公的忏悔意识和人类的超越渴望与新时期中国的“伤痕文学”不谋而合,产生了文学上的互文关系.相比翻译界,文评界走的更远.据中国期刊网统计,这一时期刊载的康拉德译介、研究论文20篇左右.康拉德的形象开始复杂.期间,概括性的作家综述和具体的文本分析以及以伍尔夫所代表的西方康拉德文评的译入,不仅在作品范围上丰富了康拉德的形象,更是在研究视角上开拓了对康拉德的认识,体现出在世界文学整体互动格局中,中国的“康拉德”形象即将开始多维度的“正形”.例如,受到译入语文化和译出语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磁场所形成的张力影响,《黑暗的心脏》不仅成为80年代海峡两岸翻译的热点,也是文评界论争的焦点.在有关康拉德“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论辩中,章卫文的马克思主义剖析,与胡壮麟[14]基于西方人类学研究回顾后提出的地域、政治的多重释义,基本可以看出康拉德在海洋和丛林小说中体现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形象开始走向深刻,趋向“正形”.此外,侯维瑞的《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创作》,从文学史的角度,与50年前的老舍一样对康拉德的现代主义形式实验予以肯定,客观上也推动了国内对康拉德现代主义先驱作家形象的认可.除了对康拉德“赋形”与“变形”时期的海洋丛林小说家形象逐步匡正外,值得一提的是,康拉德之前所谓的“政治小说”或“颓废小说”研究也初步走入中国.如1981年张健的《论康拉德的小说〈间谍〉》首次向国人介绍了康拉德反对无政府主义的“间谍小说家”身份.而关于电影《现代启示录》和小说《黑暗的心脏》的跨学科比较研究,则展现了康拉德作品中“能动的叙事空间和时间变形”[15]与现代电影(大众媒体)叙事相契相合的无穷魅力.康拉德由早期的海洋丛林小说家到间谍小说家,再到具有现代电影叙事魅力的身份定位,以及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形象变迁,在80年代的中国,缓缓拉开了康拉德“正形”期的前奏,并为后来的“百家争鸣”做好了铺垫.


3.21990~:“正形”期的“百家争鸣”自90年代开始,西方经历过不同历史时期沉淀的文学流派和哲学思潮,短时间内大量涌入中国.西方“理论热”和“文化热”的涌入极大地拓宽了文学批评者和文学创作者的视野,并促进了国内康拉德的翻译与研究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一门“显学”.这种历史语境的错位,同时也造就了中国康拉德文学批评研究的“百家争鸣”.这一时期,康拉德的翻译一方面继续海洋丛林小说的重译,另一方面开疆破土触及到早期不被看好或故意忽略的“政治小说”,如《诺斯托罗莫》、《间谍》、《在西方的眼睛下》以及散文《文学与人生札记》.康拉德的文学批评随之蓬勃发展,呈现出系统化和多元化的趋势.以王松林、胡强和宁一中为代表的学者对康拉德在中西方的译介和研究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向我们展示了动态化的康拉德形象.而西方心理批评理论、原型批评、存在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叙事学批评、新历史主义和戏剧理论等文艺理论的传入,使康拉德在中国文评界的形象愈发多元化.当然,对理论的生搬硬套和对西方文艺理论的过分依附,也伴随着康拉德形象的误读和曲解.殷企平撰写的《〈黑暗的心脏〉解读中的四个误区》评述了当下国内康拉德研究存在的问题,以此引发的王丽亚的争鸣、张和龙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康拉德在中国趋于理性的研究动向.康拉德的形象正是在学者论文、硕博论文和文评专著中一次次建构、解构、再建构、再解构的过程中,一步步走进“正形”.另外,受新加坡学者王润华的启发,康拉德与老舍的影响研究领域也有所进展.随后,康拉德与郁达夫,康拉德与沈从文等比较文学的个案研究,反映了康拉德与中国五四新文学互文性关系.同时,中国文学的批评者针对国内当代海洋文学“重抒情缺冒险”的现状,呼吁文学创作应吸取康拉德海洋小说的精髓.可见康拉德在中国的“正形”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的研究领域,而是被置身于世界文学的宏观场域,随着世界文学的波浪走进中国,真正的影响并扎根于中国民族文学的土壤.康拉德在当前的中国逐步走进“正形”,不仅具有上述动态化、多元化、民族化的特征,同时也具有大众化的特点.译著《间谍》和《傻瓜》展现出的康拉德“间谍小说家”和“悬疑小说家”的形象,可以帮助作家走出学者型读者群的局限,令大众读者更愿意亲近和接受他.另外,海洋学校的教育者甚至赋予了康拉德塑造学生坚强品质的导师形象.毋庸置疑,康拉德研究在中国已发展成为一门欣欣向荣的文学产业.

4结语

厘清三个历史阶段中,康拉德在中国经过“赋形”、“变形”和“正形”的存在方式和阅读模式,可以发现:一方面,在世界文学场域里,中国“康拉德”的形象受到西方影响呈现出一种动态、衍生和多样的特征;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不同的社会历史特点以及翻译家、文评家、作家和读者不同的个人喜好,造就了康拉德在中国的文化地理空间虽然几经沉浮,却开始断裂分叉、生根发芽.随着当前学界的“百家争鸣”,康拉德在中国读者乃至中国的民族文学中将会有更加鲜活持久、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作者:程香 黄焰结 单位: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世界文学视阈下康拉德的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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