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双语转化的社会文化范文

一、引言

锡伯语言文字是由1764年从东北西迁新疆的锡伯族人经由满语言文字传承变化而来的语言文字，和满语有密切的语言发生学关系。目前，除了新疆的锡伯族人在使用这种语言文字外，东北各地的锡伯族人已经使用汉语言文字。新疆的锡伯语言文字使用较为广泛的地区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以下简称“察县”），这是一个由汉、哈萨克、维吾尔、锡伯等多民族组成的杂居、混居地区，据统计[1]（P66），2008年察县总人口为188759人，其中汉族65600人，维吾尔族50369人，哈萨克族38701人，锡伯族20888人，还有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等其他少数民族，我们以此地作为锡伯语言使用的代表地点展开研究。锡伯族1764年西迁新疆伊犁屯垦戍边到1938年锡伯营解散，从封闭的军营逐渐走向开放的社会，语言文字总体上从单纯使用满语满文到满汉兼用。1947年，锡伯族人把自己使用多年的满语满文略加改进，使之更加符合实际使用，命名为锡伯语言文字。解放初期，锡伯族使用的语言文字是锡汉兼用，20世纪60—80年代逐渐使用汉语，20世纪80年代以后，汉锡兼用，现在转用汉语的人口越来越多，尤其是青少年人口。2008—2010年，我们课题组一行数人数次去察县八个牛录进行等距离入户调查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由问卷和访谈两部分组成。问卷部分的词表是根据戴庆厦先生主编的《基诺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一书中的《基诺语五百词测试表》编制（我们把词表中的个别锡伯语中没有的词对换成了深度、难度相似的锡伯语词语）。访谈部分的主要内容为语言使用现状、使用态度、语言代际传承现状、家庭族际婚情况、族际婚内语言的代际传承情况等。目前根据我们对八个牛录500户的调查，全县在职的能使用锡伯语书面语的人口为30人左右，多集中在语委、广播电视局、报社等单位，由于能用锡伯语书面语进行创作的人口少，锡伯语出版物日趋减少，这些懂锡伯语书面语的人因缺少鲜活语料的滋养，水平也在不断下降。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文件汇编》中的相关文件条款[2]（P30-51），锡伯语书面语已可界定为濒危语言，而锡伯族使用锡伯语口语的人口数量虽然仍显优势，但其口语由于受多种语言尤其是汉语的影响，衰退很快。如何保护传承锡伯语言文字的研究就显得格外迫切与必要。锡伯语言文字的演变到底和哪些社会文化因素相关、如何改善日趋衰退的锡伯语言文字使用状态也就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

二、锡伯语言文字濒危的外在表现

（一）锡伯语文使用领域的演变

锡伯族1764—1938年内生活在“锡伯营”军事管理区内，奉行的是“国语骑射”政策，规定“旗民不通婚，旗民不交往”，基本上不和周边其他民族来往，使用的满语得以完好保存。1938年，全国最后一个消失的八旗军营———锡伯营解散，和周边其他民族开始了密切交往，语言的使用从以满语为主，到兼用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其他民族语言。1960—1980年，察县的中小学基础教育模式实行的是直接向汉语过渡，锡伯语书面语教学在锡伯族中小学断层20年，这一教学模式演变导致了今日锡伯语书面语濒危，锡伯语口语衰变。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做了很大调整，锡伯语文又重新回到了锡伯族中小学课堂，但限于教材、师资、设备、图书资料、学生和家长等因素影响，锡伯语很难恢复到建国初期的规模和水平了。调查显示，政府办公用语，除了每年一次的人大、政协会议部分使用锡伯语文外，其他各大局办公、行文基本使用汉语文，锡伯语文已从最早的政府层面的政治、军事、文化用语逐渐转向以汉语文为主。虽然全县的锡伯族人口基本上仍在使用锡伯语，但活力衰颓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锡伯语书面语濒危已成事实。

（二）多民族杂居、混居对锡伯语濒危的影响

人是语言文字传承的主体，如何传承语言文字和在周边生存的不同民族人口的变化及使用不同的语言文字有关。截止到2008年底，新疆锡伯族人口为四万余人，主要分布在新疆的伊犁地区、乌鲁木齐市和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市的锡伯族人呈散居状况，其他两地则呈现出大聚居，小杂居状态。新疆察县锡伯族人口为两万余人，是锡伯语言文字保存最好的地区，我们以察县为调点，考察该县建国以后的各民族人口分布情况[3]（P117-118）：汉、维吾尔、哈萨克、锡伯、回五个民族的人口构成了察县的人口主体。新中国成立以来，察县总人口增长了4.9倍，维吾尔族增长了3.75倍，汉族增长了151.2倍，哈萨克族增长了2.73倍，锡伯族增长了2.21倍，回族增长了22.86倍，其中汉族人口增长最快，其次是回族人口———这两个民族均操用汉语，为了和周边民众实现顺利交流，以便于工作和生活，学习使用汉语成为每一个锡伯族人必须要做好的事，我们认为这也是造成锡伯语书面语濒危，口语衰退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我们的调查，现今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锡伯族，一般锡伯语、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四语兼通，这与锡伯族和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混居、杂居有关。1963年以后，汉族、回族人口不断增加，操汉语的人口比重逐渐增多，汉语成了锡伯族重点学习使用的语言。1983年以后，汉族人口一跃而成为人口最多的民族，操汉语的人口已远远多于操其他民族语言的人口，再加之汉语的国家通用语地位，全国所有的公务用语、教育用语、经济交流用语和汉语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五十岁左右及以下的锡伯族人汉语程度要明显好于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甚至锡伯语，而锡伯语仅仅是和锡伯族在一起交流的口语工具。锡伯族语言使用的变化只能说明锡伯族是一个生存能力、适应能力很强的民族，是一个能够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民族。

（三）专业机构认定的锡伯语文正字法式微

目前，在察县工作生活的锡伯族，除了三十位左右在职的从事与锡伯语言文字有关的工作人员认识锡伯语言文字外，绝大多数是锡伯语书面语文盲，不懂锡伯语书面语。尽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非常重视锡伯语言文字的传承工作，曾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此事，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锡伯语专家也制定出了几部正字法词典，由于广大的锡伯族群众大部分不认识锡伯语书面语文字，也就无从起规范作用。锡伯语口语由于没有锡伯语书面语的规范，呈无序变化状态。

（四）族际婚的增加加速了锡伯语的濒危

伴随着锡伯族锡伯语水平的不断下降和汉语使用水平的不断提高，锡伯族和汉族的文化生活习俗非常接近，受汉文化各方面影响比较强烈，和汉族人通婚也可以扩大择偶的范围，锡伯族和汉族通婚已成一种普遍现象，但和其他民族族际婚的现象比较少。据我们对八个乡500户的调查，农村锡伯族人口比较集中的牛录，汉锡通婚率为32.6%，乡镇为53.1%，县城为65.3%，伊宁市为77.5%（伊宁市经济开发区居委会），汉锡通婚对锡伯语的传承与保护是非常不利的。在农村家庭，锡伯族相对集中的地区，汉锡通婚，家庭内部夫妻双方汉锡语言都会使用，随时可进行语码转换，孩子可听懂父母双方交流的内容，但孩子和父母沟通，汉语要多于锡伯语；在乡镇，夫妻双方交流，一般情况下，汉语使用的频率与范围要多于锡伯语，孩子使用的语言主要是汉语；在伊宁市等其他城市，夫妻双方以汉语为主要交流工具，孩子只会说一些非常简单的锡伯语词语，如亲属称呼等简单的生活用语。个别家庭为了锡伯语的传承，夫妻双方使用锡伯语交流，为的是给孩子灌一些耳音，不忘记祖先的语言文化，但其效果非常有限。当前，锡伯语口语的保存情况是，农村要好于乡镇，乡镇要好于城市，但活力日衰。

（五）锡伯语口语系统的衰变特征

口语具有开放性、整体性和关联性特点，受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年龄越小的锡伯族使用的锡伯语受汉语的影响越大，尤其是在伊宁市及其他城市生活的锡伯族，使用的锡伯语“汉腔汉调”很重，已经没有了锡伯语的原味，只是形似而已。在锡伯语词汇的使用中，会夹杂大量的汉语词汇，在锡伯语的口语句式中会混杂大量的汉语句式，有的复杂的锡伯语句式已经消失，有的在快速衰变。

（六）锡伯语文图书出版的濒危

1954—196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锡文编译室出版发行图书126150册，181种，这对当时人口仅为两万多人的锡伯族来说，成绩相当不错。这也说明锡伯语言文字保存相当完好，广大的锡伯族群众对锡文图书有着广泛的需求。1982—1990年，出版图书81440册，114种，这是锡伯文恢复出版以后的高潮。这说明了在锡伯语言文字出版中断二十年后，广大锡伯族群众对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热爱和眷恋，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把文字传承下去的决心。1991年以后，渐趋萎缩，国家图书出版补贴款项逐年减少，图书出版品种仅为2—4种。2000—2007年，共出版17种图书，其中综合6种，艺术3种，文学2种，社科2种，历史1种，古籍2种，语言文字1种，这些图书发行量不大，多的有一千多册，少的仅300册。这说明锡伯语书面语言文字濒危已经形成。

三、锡伯语言文字使用衰变的社会文化因素分析

从以上所列举的六个方面来看，造成锡伯语言濒危的原因我们认为有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方面。

（一）外部因素

1.从1938年锡伯营解散起，锡伯族人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纯屯垦戍边的军民变成了和周边民族一样的边民，要解决诸多的生存问题，不可避免地和其他民族发生密切接触，哪个民族的人口多，语言使用的广泛，语言在国家生活中的权威高，哪种语言就会成为锡伯族人民首选学习的语言。

2.锡伯族人民在和全国人民一起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扬弃一些不适合本民族自身发展的一些因素，努力适应时展的需要：转变观念、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周边民族一起发展……，这些变革首先都要落实在语言生活上，就不可避免地对锡伯语造成了冲击。

3.察县的锡伯族生活在祖国西北边陲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人口总体数量少，锡伯语对周围其他民族的生活影响非常有限，尤其是在工作、生活、学习、就业上，会一些基本锡伯语口语以加强各民族的感情、方便彼此的生活是可以理解的，但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精通另外一个民族的书面语、口语是不太可能的。

4.据我们调查，有84%的锡伯族家长认为，孩子们用大量的课时来学习锡伯语文，会占用学习其他课业的时间，影响孩子们的高考升学。而学习了锡伯语文，并不会对孩子们将来的工作、就业、收入、社会地位等带来好处，“锡伯语过不了伊犁河”已成民间的一种普遍共识。大量的锡伯族由于学习刻苦努力，汉文使用得非常熟练，在高考时享受相关政策，高考升学率非常高。根据葛丰交等（2005）的调研，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锡伯族人口文化素质的许多指标较高，如每万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含大专）为207人，高中文化程度为2442人，初中文化程度为2859人；高等学校在校生每万人口比重为56人，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生为75人，普通高中生为240.75人，初中生为527.75人，小学生为953人；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每万人文盲人数为945人，占2.95%，远远低于全国水平9.08%；全疆每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为12.93%，锡伯族妇女占整个锡伯族专业人数的60.74%，这些数据说明锡伯族的文化素质较高，其许多指标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二）内部因素

1.每种语言文字都要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之上，文化基础深厚的语言生命力就要强一些，反之，则要弱一些。满语言文字是1599年努尔哈赤任用额尔德尼等人，依照蒙古字母和满语语音创制的。这对满族形成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认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满族的形成较晚，传统的文学都是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而且数量不多，也未形成书面语创作的作品。满文文献绝大多数是典章案牍等应用性的文字，作为本民族文化载体的作用并不明显。满语文进入中原在和汉语文大面积、多层次的频繁接触中，很快就被汉语取代。而继承了满语文的锡伯族，也基于基本相似的原因，逐渐转用汉语。

2.锡伯语口语和锡伯语书面语发音差别较大。会锡伯语口语的人读出来同样内容的锡伯语书面语很多人听不懂，这也影响了一些人学习锡伯语言文字的信心。

3.缺乏鲜活的锡伯语言读物。锡伯族小学1—3年级的锡伯族小学生每周上四节锡伯语文课，三年之后，会锡伯语字母和简单的拼读。但由于缺乏相应的锡伯语文读物，学会的锡伯语言文字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锡伯语言文字的传承就成了空中楼阁，无以为继。国家民委连续多年在察县开办锡伯语言文字扫盲班，广大的锡伯族群众也很有学习的热情，但基于上述和锡伯族小学生同样的原因，收效甚微。北京大学教授马戎认为，语言从性质和功能而言具有双重性：语言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在所有方面的知识与文化积累，都是用本族文字记述下来的，所以是本族传统文化的载体，语言自身就是文化；语言纯粹作为信息交流和学习知识的工具，在本族内部交流中实现的是传递信息、文化传承功能，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中体现的是从其他群体获取信息和学习知识的功能。人们在生存和发展中选择学习或放弃哪种语言，可以仅是理性的选择。他认为语言工具性程度的衡量指标主要有三个：（1）使用某种语言的人口规模；（2）某种语言所能够提供的科技、财贸、学术等领域信息的先进程度；（3）可通过某种语言进行各方面交流的其他群体的人口规模：即除了以该种语言为母语的人口（第一个指标）外，还有多大规模的其他人口熟练掌握该语言。根据马戎先生的论断，我们认为由于使用锡伯语的人口规模较小，锡伯语的信息输出量要远远少于汉语的信息输入量，其他民族使用锡伯语的人口也比较少，且范围也有限。那么仅仅由于传承的需要来保护和保持这种语言，恐怕效果也是有限的。

四、结语

锡伯语是锡伯族的重要文化标志之一，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遗产，每一个锡伯儿女都希望自己的语言文字能够传承下去，限于种种条件，未能尽如人意。实际上，政府对锡伯语的保护也是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的，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曾派人来考察，在察县五乡重建了锡伯族民族文化村，国家民委曾设立专项资金连续五年到察县扫盲，国家立项各级各类课题来资助锡伯语文的研究保护传承工作，但都没有挡住锡伯语文活力渐渐衰退的趋势。我们认为，语言的本质是其工具符号性，其次才是语言的文化传承性。在现代由于各民族之间交往的频度、密度、关联度都要远远大于以往，语言的工具作用凸显，在互动的整体场域下，锡伯族民众自然就会从交往的成本和需要来选择符合自己表达习惯的语言符号，尤其是在和平、安宁的生活状态下，很自然地放弃排斥心理，选择一种适合自己使用的语言工具。由于汉语是国家通用语，也是新疆各民族共同的交际工具，在各民族共同的工作生活中，汉语有着更为广大的使用空间，汉语的文化适用性和权威性要远远大于锡伯语。因此，我们在重视锡伯语言文化传承和人文生态环境的保护，倡导双语，建立多种语言文字共存和谐关系的同时，也要尊重锡伯族自由选择使用语言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