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阅读式微文化语意范文

一、引言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基本手段和重要途径，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对于开启心智、陶冶情操、提高审美修养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大众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我国的国民阅读率却持续多年走低，即便是在阅读，也多以消遣性读物和时尚类期刊为主；于是，“阅读危机”和“文学经典危机”的呼声不断现于各种媒体，不少人将其归咎于世风浮躁、人心浮华。实际上，阅读率下降、文学经典受到冷落绝不能简单地归咎到社会或个人，它的出现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消费文化的兴起、媒介的积极介入、图像的大行其道等都对这一现象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消费文化的影响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起，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逐渐向消费社会过渡，尤其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物质生产力和消费力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在此情形下，“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1］1。所谓“物的包围”，不仅表现在商品种类和数量的极大丰盛，而且显示为包围消费者的商品是以整体的形式出现的，“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1］4这种“物的包围”景观强烈刺激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诱惑着人们去不断消费，在提高生活品质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生活态度、社会关系、价值理念等一系列的变化。与消费社会相伴而生的是消费文化，它是一种为消费行为寻找意义和依据的文化。为了赢得自身繁荣和强势地位，它必须遵循市场和资本的逻辑，迎合世俗的道德标准、欣赏品味和思维习惯，制造时尚，激发消费欲望，以此占有大众，赢得丰盈利润。与生产型社会注重产品的物理性能、使用价值不同的是，消费文化更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与文化内涵，符号消费也因此成为消费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1］48在符号消费的浪潮中，人们追逐着被制造出来的欲望，体验着由此带来的经济地位、阶层差异以及情趣、品位、现代、时尚等象征意义，沉迷于马尔库塞所批判的“虚假的需求”实现后的满足与欢乐之中。“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2］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电视栏目《超级女声》、《非诚勿扰》的受欢迎程度以及芙蓉姐姐、凤姐、干露露等网络人物的走红中得到验证。

消费文化的这些表征直接影响到受众的审美情趣，尤其是在面临着紧张的生活节奏和严酷的竞争压力时，人们为了缓解精神焦虑，往往倾向于参与轻松、娱乐和休闲性的文化活动，满足于感官享乐；于是，日常生活的各种事物和现象开始被艺术符号所统摄，成为技术操纵下的审美对象，这样就构成了审美的泛化。审美泛化消弭了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也对整个文化艺术市场形成了强烈冲击，因为感官刺激代替了精神愉悦，符号消费绑架了审美过程，消费因素渗透到了文艺生产的机制深处，所有艺术产品的传播都受制于商品逻辑的操控之下。在此情形下，“艺术商品自身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艺术也是商品，这并不新鲜，这一变化新就新在艺术心悦诚服地承认自身就是商品；艺术宣布放弃其自律性，并且能以能够在消费品中占有一席之地而骄傲”［3］。而在这一蜕变的进程中，文学，这种历来被视为人类精神家园守护神的艺术形式，面对着物欲至上、文化消费日趋多元化、浅表化和娱乐化的现实，也不得不黯然走下神坛，服膺商业规则，以市场的叫卖声为指归。于是，文学的场域开始分融，由此带来文学生成与接受两方面的巨大变化：从文学的生成角度看，作家的文学创作正在被出版商、发行商、写作者等合谋的文学生产所僭越。文学创作本是一种极其复杂并带有鲜明个性特征的精神劳动，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是作家殚精竭虑、穷毕生气力之所作，它饱含了作家对生活的深层感悟，体现了作家对社会、人生的的严肃思考与终极关怀。然而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一些严肃作家面对着人文知识阶层社会地位的滑落、再加上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其创作精神也滑向了媚俗，为了迎合读者的欣赏趣味，其作品不再表现宏大的文学叙事，也缺乏隽永意义的追寻，通过传奇性、娱乐性、追逐欲望等的描写来博得市场占有率。于是，“青春化写作”、“欲望化叙事”、“美女作家”、“名人写作”等大放异彩，在满足了大众猎奇、窥视欲望的同时，也获得了暂时的名利双收效果。而在此过程中，出版商、策划人、销售商的作用不容忽视，为了最大程度榨取文学的资本价值，他们一方面会以种种方式操纵作家的选题和写作，另一方面会通过不断制造、传播新概念来达到对消费者文学趣味的控制。可以说，消费时代文学作品的出炉与畅销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些新型文化媒介人所操控的市场的引导和刺激，其中，市场策划、创意与运作发挥着主导作用，而那些曾经追求自由创作的作家则沦为现代出版体制内的，成为文学批量生产线上熟练的装配工。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矛盾现象：虽然我国目前每年有多达上千部看似厚重的长篇小说出版问世①，但真正的精品却凤毛麟角，因为文学的自主性早已湮没于各具特色的消费符号和商业活动中了。

从文学的接受层面看，文学阅读的氛围正在被文学消费的潮水所稀释，文学作品的阅读者正在向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蜕变。传统的文学阅读是读者通过解码文学语符获取丰富内部意义、实现审美感悟与鉴赏的的过程，其影响范围仅局限在社会精英阶层内。而如今，以70至90后为主体的消费群体开始崛起为文学艺术的主要受众，由于工作压力、生活快节奏等多方面原因，他们在接受文学作品时，绝非陶然忘我的品鉴或严肃冷静的反思，而是习惯于享受其中轻松愉悦的成分和作品里的流行时尚元素，把作品的意义深度削平，把文化艺术同生活直接对接。在他们眼中，文学不过是众多可供选择的、用来消遣的精神消费方式的一种，而消费又是表达自我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于是他们对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自然也就打上了很深的符号消费烙印。不仅如此，他们还不自觉地参与着文学消费的创造和推广活动，这种参与性尤其体现在作家明星化、读者粉丝化的时尚现象中：读者充分配合媒体、作家和出版商，积极投身于文学产品传播的互动与狂欢，却未曾意识到早已身陷于媒介所策划的预设程序中；据“红袖添香”文学网站的一项调查显示①，当前中学生对曾炜、郭妮、明小溪等新锐青春作家的疯狂追捧远超过对韩寒、郭敬明的喜爱，其狂热的粉丝表现完全像是对明星艺人的追逐；而中学语文课本里涉及到的经典名家如鲁迅、冰心则排名明显靠后，至于学院派所推崇的其他严肃作家则根本就不在他们的兴趣之列。这种现象一方面表明了青少年对流行文学的快速消费和消化能力，他们的阅读兴趣已迥别于前代，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传统经典作家和作品的当代落寞与无奈。笔者以为，青少年对严肃文学的极端漠视，是否会引发他们人文素养的严重缺失十分值得人们关注。

三、媒介的作用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指出：“媒介即是讯息……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4］在他看来，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讯息”并非媒介所传播的内容，而是不同时代传播工具的改变所带来的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以及由此催生的文化自身形态和整个社会生活面貌的改变。在口语媒介时代，最主要的文学形态是口耳相传的歌谣，文学创作者即为文学的直接传播者；当文字媒介出现后，独立的诗人和作家代替了原先的口头集体创作，而文学传播也突破了口语媒介时送者（作者）和接收者（读者）必须同时在场的时空限制，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随着印刷媒介的发明和改进、尤其是随着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大众传媒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渗透作用，在此情形下，文学作品必须借助于传媒力量，通过机械复制和媒介的操控运作才能有效传递到文学受众那里，实现其文学的消费价值。媒介对当代社会文化之所以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是因为它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凭借自身优势建立起了强大的话语霸权。首先，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赋予其话语霸权的可能性，它决定了哪些信息可以成为重要的、被关注的对象；其次，大众媒介信息传播表面上公开、客观、公正的特点使其在受众心目中建立起了权威形象。在媒介产业化的进程中，媒介积极介入到文学领域，凭借着对话语权的掌控，它一方面不断制造文学消费热点，迎合受众心理，吸引受众眼球，将原本正常的文学创作新闻化、事件化、娱乐化，另一方面将文学批评纳入到它的运作逻辑，左右舆论导向，引导消费潮流，推动文学消费活动。不过媒介所关注、聚焦的“热点”并非真正文学性的内容，而只是一些与文学沾边的因素，“在媒介文学事件中，在媒体上进行‘表演’的主角不再是文学作品，甚至不是文学，而是作家，作家的性别、年龄、经历、外貌、作家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等等，都成为了事件的‘主角’”。［5］于是，文学的崇高诉求被媒介所报道的“边角料”所淹没，“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6］4而受众则在媒介的爆料与运作中不知不觉地消费着各种文化符号。在这种风尚的引领下，严肃文学作家和作品风光不再、备受冷落，而言情、武侠、玄幻、都市、悬疑、恐怖、搞笑类通俗文学作品则迅速火爆市场，整个文学场域充满了浓重的商业气息。

如果说大众媒介对文学受众和文学发展的影响只是单向的、缺乏及时反馈机制的话，那么网络媒介和其它数字新媒体的崛起则是对施众与受众关系的根本颠覆。网络媒介具有瞬间传输、交互性强、海量信息、多媒体等多种特征，文学与网络的结缘不仅体现在用敲击键盘移动鼠标代替传统的执笔书写和机械印刷、把纸媒存储转换成虚拟的赛博空间上，它更体现在为所有文学大众提供了一个平等、自由、开放和包容的言说空间。在传统的文化体制里，文学是作家、编辑和评论家们的专属权利，普通文学受众只有阅读欣赏和膜拜的义务；但网络却是一个反中心化、非集权性的世界，它鄙视权威，消除等级，网络文学的出现，为草根文学族群搭建了一个倾吐心扉、张扬个性、释放情感的传播平台，使传统作家对文学言说的垄断被打破，社会精英和文化贵族的话语权力被分享，无等级的文学参与逐渐成为文化时尚。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学读者在向网络写作者转换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学素养是良莠不齐的，很多作品只是单纯地表达感性愉悦和情感宣泄，写作目的也多是为了展示自己、赢得喝彩，这些作品在追求技术的艺术化、在充分实现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艺术“展示价值”的同时，也失却了有“韵味”艺术应具有的“膜拜价值”和本体的真实性①，“尽管它很忠实地复制出现实，但也正是在这种复制中，形象将现实抽掉了，非真实化了”［7］；此外，网络写作者还喜好用诙谐搞笑的语言娱人自娱，拒绝深度，抹平厚重，淡化意义，逃避崇高，嘲弄典雅，调侃尊贵，在对诗学信念进行技术化演绎的过程中，肆意解构传统的文学经典范式和文学价值理念，大话西游、水煮三国，许多曾在人们心目中占据不朽地位的文学经典被迅速通俗化并遭到破坏性地颠覆、戏说，由原本精神上的盛宴沦落为大众即时消费、用完即弃的“文化快餐”，这样就形成了“对宏大叙事的能指飘浮和审美逻各斯的消饵”［8］，文学圭臬与经典在俗众狂欢的渎圣喧哗声中被拉下了神坛。

网络媒介和其它数字新媒体的崛起不仅带来了文学经典的祛魅，它们也对读者的阅读方式、阅读习惯、阅读心态乃至阅读思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此引发了文学受众阅读范式的结构性变化。在传统的纸媒印刷阅读中，“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6］67，它需要阅读者缜密思索文本的意义领悟和道义承载，深度发掘阅读对象的隽永寓意，正因为如此，波兹曼把印刷机流行美国的那个时代称作“阐释年代”，并认为“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6］83。而随着网络的普及和个人电脑、大屏幕手机、MP4、PDA、iPhone等新媒体的不断涌现，读者获取文本和信息的方式也更趋多元化，这些数字新媒介在给受众提供丰富、方便、快捷的阅读信息的同时，也将阅读方式带入了读屏时代。读屏的信息是以比特为基本单位存储于虚拟空间、它可以在不同数字媒介中自由复制、游移，使阅读者可以通过复制、粘贴、超链接等多种方式获取阅读的自由选择权。另外，相较于纸媒印刷阅读通过静观独处、沉思冥想获取深邃的审美内涵来说，读屏是一种能使阅读者摆脱孤独、带来愉悦和松弛的方式，但同时它也很容易使自己在浩如烟海的信息海洋里迷失方向，难以实现知识的积累与意义的建构，最终导致阅读者心态的浮躁、思想的浅薄和思维的惰性，因为在读屏的过程中，“读者不得不加快鼠标拖动的速度，用快速浏览取代阅读印刷文本时的沉潜把玩。结果，读者表面上读完了一个文本，但实际上真正的阅读活动却没有发生。因为读者只获得了某些信息，却把伴随着阅读活动那种必不可少的沉思冥想丢在一边。”

四、图像的冲击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在《可见的人———电影精神》里就预言了图像文化的光辉前景：“另一种新机器将根本改变文化的性质，视觉表达方式将再次居于首位”［10］。如今，当我们留意身边，会发现日常生活中充斥了各种类型的图像：电影、电视、广告、新闻图片、电脑游戏画面、手机视频、数码相片……图像扑面而来，令人目不暇接，“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自身在当今都已处于视觉成为现实主导形式的社会”［11］5。图像时代的来临必然引起人们对它的高度关注。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有视觉中心主义的观点，而在中世纪，基督徒破坏偶像的举措恰好映射了这些人对图像优势的惧怕心理。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摄影、电影、电视等影像技术陆续诞生并对社会生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提出了“世界图像时代”的理念：“从本质上来看，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12］，居伊•德波分析了“景观社会”的实质：“景观不是附加于现实世界的无关紧要的装饰或补充，它是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在其全部特有的形式———新闻、宣传、广告、娱乐表演中，景观成了主导性的生活模式”；［13］此外，丹尼尔•贝尔、本雅明、杰姆逊、麦克卢汉、利奥塔等都从不同角度精辟揭示出图像增殖对传统纸媒社会带来的深刻震荡，而艾尔雅维茨则在前人探究基础上，由衷感慨它给文学带来的冲击和挤压：“在后现代主义，文学迅速游移至后台，而中心舞台则被视觉文化的靓丽辉光所普照”。［11］5

图像之所以会对文学形成如此强烈的冲击，首先在于它争取受众方面的先天优势。“在文学性中，诗意的语言是最重要的，而语言所描述的对象则是无足轻重的”，［14］但“诗意的语言”往往具有模糊、抽象、不确定性的特点，有时还通过刻意追求形式上的陌生化来体现创作主体的审美诉求和对现实与世俗世界的精神超越，如此势必会对接受者的受教育程度、艺术修养和想象力设置较高的门槛，限制它的传播范围；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文学接受上的障碍随着消费文化的盛行会愈发突出，因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表征形式就是浅表化和平面感，它们构成了对传统文学内在精神结构的抗衡与解构。而图像则恰恰相反，它不强调有序排列而是呈空间并列，并以瞬间“爆炸”方式直接呈现在受众眼前，能给受众带来整体上的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眩晕力；这种形象直观、具体可感、信息量大的视觉形象一方面使受众摆脱了对艰深晦涩文字的依赖，赋予了不同阶级、阶层、文化素养甚至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受众以相同的图像阅读资格和权利，另一方面也使当代处于“物的包围”中的主体在瞬间被剥夺了进行判断、思考的时空距离，在轻松愉悦的感性体验中即可惰性地获取追逐时尚与炫耀展示的平台和途径。所以，图像在满足受众欲望消费和享乐过程中形成的视觉快感和情感体验的同时，也使他们逐渐丧失了传统上欣赏文学作品所需要的深度阅读能力、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由此推动了从语言主因到图像主因的视觉转向。

图像对文学的冲击并不仅局限于此。随着影像制作技艺的不断进步和仿真技术、虚拟现实等的出现，图像已经能给主体带来身临其境的当下感与参与感，这使很多人情愿相信事物的指代符号而不是事物本身，情愿相信复制品而不是原件，情愿相信幻象而不是真实，这种情状就是鲍德里亚所谓的“拟像”。拟像完全背弃了表象对真实与真理的追摹，它不仅可以把现实而且还能把非现实对象化、直观化；它没有本原，没有模仿的特定所指但却可以无限复制、自我指涉；它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漂浮的能指、表现为比真实更“真实”的超现实，而且这个超现实的世界“并不满足与现实界并行、并列，而是试图将现实纳入其拟像的序列，将现实本身变成超现实的一个部分”。［15］这种症候尤其体现在好莱坞风格的影视大片中，诸如《阿凡达》、《加勒比海盗》等，主人公在虚拟世界和现实存在中来回穿梭，让观众如醉如痴于宏大而“真实”的视觉奇观中不能自拔；此外，以暗示劝导为手段的情感诉求电视广告、当前火爆热播的选秀相亲栏目、沉湎于虚拟网络游戏带来的身份认同困惑……这些视觉文化现象的背后都潜藏着拟像逻辑，貌似真实的背后掩盖了现实的缺席，其能指游离于所指或是暴力性地纠缠在一起而凸显其实质性的分裂。拟像无止境的创造、复制与泛滥模糊了现实与非现实的界限，导致了艺术与现实生活距离的消失；而距离的消失，则意味着审美主体无法在心理上同实际生活世界保持适当距离、超越功利进行审美移情，这样一来，传统美学所标榜的“距离产生美”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因为“处处皆美，则无处有美，持续的兴奋导致的是麻木不仁”［16］；而审美主体对瞬间视觉快感、浅表化和碎片化形式的追求也导致了对美感净化与超越的审美精神的漠视，于是文学的诗性畅想被放逐，图像文化的视觉感知被放大，而其进一步后果就是文学价值、文学观念、文学创作乃至整个文学场域的深刻震荡和变异。

面对着图像的强势介入，文学的传统阐释与表现空间一再受到压缩而不得不进行自适性变革。这种变化至少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文学作品的影视化转换。为了争取受众，扩大知名度，越来越多的作家加入到将自己作品影视化的队伍中，一些作家如周梅森、刘恒等甚至身兼编辑、导演的身份，还有一些作家如海岩等则热衷于影视同期书的编写与传播，为自己创造名利双收的效益。二是文学文本的图像化包装。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无论是图书还是期刊，都特别讲究装帧艺术，对文本的形态、用料和制作等进行精致的设计，尤其配以新奇、精美、富有视觉震撼力的图片，以吸引受众眼球。三是文学叙事的图像化表征。受创作意图、传播方式等多方面影响，文学叙事的视觉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不少作家依据影视剧本的规范，注意场景交代，注重画面和时空转移，情节跌宕起伏，追求蒙太奇效果，并大量运用意识流、零度叙述、生活流叙事等手法以增强文本表达的视觉效果。应该看到，文学的图像化只是它面对着图像咄咄逼人态势的一种无奈之举，它在暂时为作家、作品带来声誉的同时，弱化了对作品结构艺术的探求，忽视了对复杂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和对主体精神境界的建构。为了迎合大众趣味，文本的影视化、图像化往往不惜损伤原作的个性与深度，将原作修改得面目全非。更有甚者，一些新锐作家为了赚取噱头，刻意进行身体写作，赤裸裸地显示对性和物欲的渴望，通过私密、走光、肉感的身体展示刺激着读者的窥探欲望，这或许是文学图像化过程中最不幸的表现吧。

五、余论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曾掀起过一次全民读书热的高潮，每一个文学青年都能为自己拥有心仪的文学名著而魂牵梦萦。然而从90年代后期延续至今，很少有作品能再一次真正触动到读者的心灵并引发广泛的社会反响，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过程中，消费文化的盛行、媒介的强势介入以及图像霸权深刻地改变了文学的创作精神、作品内容、文学批评、阅读方式、审美心理、运作模式、场域等，进而逐步造成了文学中心地位的旁落和边缘化。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无意于渲染文学终结论的思想，因为文学的内视性想象和对存在诗意的内在体验确实可以使人超越感性空间的束缚、获得时间的永恒性并进而获取对人本身信仰和超越现实生存的精神力量，这也是在一个符号化、碎片化、浅表化的感性时代，文学能够得以继续存在的根本原因。［17］但如果据此就罔顾文学阅读的式微和文学经典正在祛魅的事实、抱守“文学是语言艺术”的信条而不肯对文学做出与时俱进的阐释，甚至认为只有纯文学刊物上的作品才能算是真正的文学，为此不惜扮演悲壮的守望者角色，那么文学或许会真的走向衰落。文学是永存的，但文学的秩序已发生改变，消费时代、媒介时代和图像时代的来临使文学呈现出崭新的特征，如与影视的亲密结合、泛文学文本的大量产生等，这一方面说明文学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高度重视和研究文学新的内在规定性及其外在表现形式，为文学的返魅创设契机。［18］就文学阅读而言，如何协调读图时代“快、轻、浅”和工业时代“慢、重、深”之间的矛盾、“懂得快中求慢、轻中有重、由浅入深的道理”就成了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9］148借用J•希利斯•米勒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虽然从来生不逢时，虽然永远不会独领风骚，但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网之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19］